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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應公與福全公：祖孫？父子？同一人？
2012.7.24.
惠安後徑陳氏族譜，除三房存譜外，至今沒有新的發現。存譜中的三篇序言（以下簡稱“譜序”）及清末民初重修者留下的文字（以下簡稱“清民文”）以毛筆或鋼筆手抄。其明顯訛誤衍漏的地方，使我們讀起來覺得頗為費解。如德孚序中“陳氏島焉”的“島”字，就不知該作何解釋。按一般的語言習慣，“焉”字前應為動詞如“居”字，或為形容詞如“盛”字。又如尚仁序中說到他初看到族譜的時間為“崇禎末造丁亥年”，而崇禎自戊辰（1628年）到甲申（1644年），十七年中並無丁亥年，只有乙亥（1635年）和丁醜（1637年）。那些缺漏文字，有的可以根據上下文的意思找資料補足，有的則無法補上，不知所云。還有，這些文字大都未經斷句標點，不能不影響後人對它的正確解讀，產生不同理解是很自然的事情。儘管如此，“譜序”和“清民文”應該算是迄今為止最原始的寶貴資料。生活於今天的我們，只能仔細地捕捉這些資料字裏行間所蘊含的資訊，才有可能逐步地接近歷史的真實性。
在一年多以前，我們只知道佛應公“祖在永春小岵，名未詳”；而永春的宗親也只知道“佛應，君治公三子，有道遷居惠安”。兩地宗親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總算得到初步突破，即佛應公源自永春小岵南山陳氏，乃南山陳氏始祖校尉公第十四世孫，後遷居惠安東園鳳山前嘉。“譜序”和“清民文”存在上述缺陷，造成了對文本理解的歧義，最主要的是：佛應公與福全公究竟是祖孫關係還是父子關係。永春的耀輝等宗親對此加以認真探討，先後寫出三篇文章，論證“佛應公與福全公可能是同一人”的觀點。惠安的滄河宗親也予以熱情關注，寫出文章參與討論。我認為，對於佛應公與福全公關系的不同看法，可以繼續深入地進行研討，而關鍵在於盡可能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極為有限的寶貴資料，從中找出相對較為合情合理的答案。不同看法形成過程中所展示的思路及其依據的資料，都可以幫助我們拓寬思路，受到啟發，進而理清頭緒。前人留下的資料固然寶貴，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但在使用中應認真甄別，去偽存真，採取“不可不信而又不可全信”的態度。
要回答佛應公與福全公到底是祖孫關係還是父子關係，首先要對“譜序”和“清民文”的相關文字做出斷句和標點，盡可能較準確地領會文意。為此，我在下面摘錄有關文字並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斷句標點，然後進一步說明。
（一）扣自光州移惠之嘉村舊民。至祖佛應，乏房兩秀，效祖龍之制贅其孫。福全于此餘家，徑山陳氏島焉。福與餘共鹽籍幹蠱，原定公欲複其舊，鳴其事於官。縣申鹽運司批下不許。因披荊剪棘，逮立門戶。（錄自德孚序）
（二）始祖諱福全公，其初乃本縣二十一都前嘉人也。於大元家間來贅本鄉後徑餘家，僅生子原定。其公乃佛應之孫也。考首丘前嘉墓碑見在，生故年月日時無稽。
二世祖諱清保，字原定，福全公之子也。餘家所出。……
公事蹟，遠弗可考。據舊譜志：其甫冠時，欲複前嘉；餘家以鹽籍故，鳴於官。縣申鹽運司批不許。因定籍。
祖在永春小岵。陳公生三子：諱佛乞，次佛應，三佛……分一子在鳳山。
始祖鳳山公，墓葬在鳳山。生子來後徑贅餘家。
（錄自“清民文”）
我以為，（二）是對“譜序”，尤其是對（一）的理解，即清末民初的先輩對德孚序的解讀。如果（一）中“贅其孫”後的句號去掉，福全便成了佛應之孫。而（二）之“其公乃佛應之孫也”，最重要的是對“其公”指代物件的理解。如理解為指代“福全”，則福全便是佛應之孫。也許這就是認為佛應與福全是“祖孫”關係的由來。
我為什麼在“贅其孫”後加上句號呢？因為我認為，原定公欲複其舊而鳴於官這件事，是因佛應公乏房而讓原定公回前嘉引起的。這裏的“孫”，指的是原定公；故佛應公之前冠一“祖”字。為什麼余家會“鳴於官”呢？因為“福與餘共鹽籍幹蠱”，其中“幹蠱”除了“幹事”之意外，還有個“子承父業”的意思。福全公到後徑僅生一子原定公，倘應佛應公之請讓他這個獨子回前嘉，那“福與餘”的鹽籍誰來繼承呢？“鳴于官”時，原定公二十歲（甫冠）了。聯繫（二）中的“其公乃佛應之孫也”，按上下文的聯繫和行文語氣，“其公”並非指福全公，而是指離“其公”二字最近的“原定”公。（二）末尾之“始祖鳳山公”，指的是佛應公。仔細閱讀（一）和（二），“佛應”“福全”和“原定”三個人的名諱都同時出現。至此，三個人的關係可作如下敘述：佛應公自永春至鳳山，生子福全公來後徑贅餘家，僅生子原定公。其關係業已明朗：佛應公與福全公為父子關係，佛應公與原定公才是祖孫關係。
“同一人”觀點的出現，是由佛應公之父君治公的生年，與據“清民文”載原定公卒年及享壽情況所推算的生年之間僅隔短短三十年引發的。《永春小岵南山陳氏譜志》（以下簡稱“永譜”）載，君治公生於元貞乙未（1295年），而推算出來的原定公生年為元泰定二年（1325年），其間只能有一代人產生，絕無產生兩代人的可能，故佛應公與福全公有可能為“同一人”。從世系的觀點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不過，要確定原定公生於1325年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君治公和佛應公（福全公）應在虛齡15歲結婚，次年生子；二是其子之間只能相隔一年出生。只要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條件無法得到滿足，比如結婚年齡晚於15歲，或者其兒子們出生的間隔在兩年或兩年以上，原定公生於1325年的可能性就不復存在。因此，我對原定公的生年1325年持有懷疑態度。佛應公是君治公的三子，並非長子。假設君治公於1309年虛齡15歲結婚，次年生下長子，以一年間隔，佛應公最早當生於1312年。而這一時間距原定公生年1325年僅13年；也就是說，原定公的父親必須在虛齡13歲結婚，次年生子。我以為這一可能性很小。即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性，那也只能算是“同一人”觀點的孤證。證據有不夠充足有力之嫌。當然，原定公的生年可能在1325年之後的某一年，使其同君治公的生年間隔時間拉長，並不意味著“同一人”觀點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但卻增加了佛應公與福全公不是“同一人”，而是父子關係的現實性。
紹禹公敘述其父催促他修譜時說“吾今五十餘”，而他尊父命修譜後，寫序時在“皇明正德庚午”（1510年）。假定此時其父虛齡55歲，那麼其父當生於1456年前後。紹禹公自署“六房七世”，其父乃六世。以君治公與紹禹公之父生年間隔
160年左右計，包括君治公和佛應公兩代共八世，每世的生年間隔平均達23年。這種間隔情況應該說是符合情理和實際的。依次推算，佛應公當生在1318年（元延祐五年戊午）前後，福全公當生在1341年（元至正元年辛巳）前後，而原定公當生在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前後。湊巧的是，據“永譜”載，君治公之二兄君澤公之六子公弼公生於元延祐丁巳年（1317），其子祖武公生於元至正元年辛巳（1341）。據此，“清民文”中注釋謂“原定公當在元延祐時生，而福全公來贅想在延祐皇慶間矣”，我認為不可能這麼早。
尚仁公寫序時在清“順治己醜年”（1649）他一開篇就寫道：“仁生也晚，福全公至仁已十世矣。”。假定他修譜時為25至35歲之間，則其生年當在1615年至1625年之間，同君治公的生年間隔在320年至330年之間。如此十二世中，每世生年間隔平均達29至30年，正合古代“三十年為一世”說法。
以上，我都是從世系觀點進行論證的。此外，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就是我在上文中根據所摘錄的（一）和（二）資料時，強調“佛應”“福全”和“原定”三個人的名諱，都是同時在相關的文字中出現的。既然佛應公與福全公為“同一人”，卻在這裏出現兩個人的名諱，又沒有任何注釋說明的文字。如無法對此現象作出有理有據的解釋，恐怕“同一人”的觀點是很難成立的。
總之，我的看法是：佛應公與福全應屬父子關係，不是祖孫關係，也不是“同一人”。
以上如有不當，望宗親們指正。
2012年7月12日於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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