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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四三公淵源
拜讀《舊譜家世源流》和赴莆田玉湖、長樂阜山考證之感想
曾為民國廿七年南斗東山祖陳氏族譜累編主任的種德叔，在民國三十二年為霞鎮抄寫家譜時，偶于二房派家譜斷篇中發現一《舊譜家世源流》，恐失之用，特騰錄諸家譜首。原文載曰：“先代系遠不盡詳敘。南宋世祖俊卿之後文龍，文武雄才國士，自命與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齊名，度宗鹹淳四年（1268）試，‘進士及第’一名，恭宗德祐元年（1275）拜‘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端宗景炎（1276）間拜‘參知政事’兼‘閩廣宣武使’，知興化軍，時元兵猖獗，主幼國危，乃自守興化。從子瓚及宗人護駕至泉州會守臣蒲壽庚，作亂，城閉不納，宗眷百餘，隨住報親寺（即今南安延福寺）。元兵進陷興化，文龍被執不屈，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文龍殉節，瓚奏別王駕，進復興化軍。我祖四三翁諱琯及子四四翁諱俞，知宋祚改，家眷流離，先在興化仙遊礦山住，尋移泉州安溪，居湖山后溪三載，會元詔捕，故宋臣裔祖四三翁四四翁及妣何氏不知所措，惟患入山不深，爰是尋僻潛蹤，喜南斗場之地，辟啟山林，卜宅於東山頭，堂構而居焉。”根據本篇末“我祖四三翁……堂構而居焉”之記載，祖四三公諱琯如不是文龍公之子也是俊卿公之後裔！正如種德叔在附誌中所說：“其源流世系紀載，不曾有如此載詳而且明。”
種德叔在附誌中又交代：“以俟後之輯宗譜者採而輯之，以便考據雲。”為遵其囑，我們特於2011年農曆12月 3日會集了南斗、山格、桃舟、霞鎮11位宗親往莆田玉湖考證，其時間、地點、人物和重大的歷史事件與我們這篇《舊譜家世源流》基本一致，但文龍的子是夢雲、夢雷……，不是琯公。如果說我祖是俊卿公的後裔，但其譜載是有四三行次的人而名諱不是琯，有琯的人而行次不是四三。文龍又是宋卿之五代孫而不是俊卿之後。再說陳瓚，而其譜載又是文龍之堂叔不是從子，如此差別不知所故？
對此，霞鎮金宗叔非常關心，他在電腦網上又發現了與莆田玉湖同宗祖的長樂阜山也有相關史料，我們馬上聯繫了阜山，從而得知在晉江東石“陳淑楨紀念館”就可看到這份資料，又是他和桃州的合春叔剛好在泉州，就委其前去考證，當日（2012年農曆 3月26日）隨身帶回一本長樂阜山老人協會主編的《陳公文龍史料摘輯》。根據本輯所載，長樂阜山陳氏現有 10000多人口均屬文龍之幼子璥公之後裔，這怎不令人感到奇怪
！玉湖家乘明明說文龍之幼子是夢昌，這裏為什麼卻說是陳璥？但長樂阜山族譜另有載道，文龍在玉湖家乘中載有二子夢雲、夢雷，是否真實值得商榷，因史傳、綱目等都未見有文龍公諸子名諱，並分析說可能是後人因文龍公有過土神岳侯請交代的事，以及後人所傳文龍公是岳侯再世之說，而模擬其子之名，所以夢雲、夢雷非其真實名字！有關文龍，在玉湖家乘載是宋卿的五代孫，沒錯！但他在 9歲時就承嗣於俊卿的四代孫士偉為子，這個人生轉折玉湖家乘根本沒有提及，所以阜山的記載文龍是俊卿之後與我們《舊譜家世源流》所載相符。至於陳瓚，在阜山之載是文龍之胞弟麟之的子，故為從子，也與我們《舊譜家世源流》的記載相符，就不象玉湖家乘所載陳瓚是陳圭的子稱從叔。為考個究其實，我們又於2012年農曆8月11日又派5位宗親到阜山，觀其譜牒，果真無錯。可見，莆田玉湖陳氏這副家乘有失實之嫌，不能以此為鑒！
有了這條線索，怎能讓人將追根尋源的決心放下，金宗與合春等宗親又於2013年元月26日，再次登上稽譜之途，抵長樂市找原《阜山陳氏族譜》主編八十七高齡的禮渭叔，將我們《舊譜家世源流》影本遞給過目，他說：“你們這個源流與我們的族譜所載完全一致，但關於陳瓚當時護駕至泉州一事，我們就沒有記載，而你們這次來到這裏機不逢時，不然還有一些老古譜可給你看，因管譜者已外出。”最後他們帶回了50多頁新版《阜山陳氏族譜》影本。最值得探究的是陳文龍被執不屈至合沙（今福州），以詩寄仲子訣別雲：
鬥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
自經溝瀆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時。
須信縲臣堪釁鼓，未聞烈士樹降旗。
一門百指淪胥北，唯有丹衷天地知。
此詩上闕是寫已被敵人所圍困，但絕不通過溝渠鑽出去以求生，體現了文龍誓死不屈的英雄氣概；下闕是寫既被抓捕，一定是以本人的鮮血來祭其鼓，已出走的兒子可能會被牽連，本人是否忠義天地皆知。
最值得推敲的是“一門百指淪胥北”這句。百指，可領會至少有10個人。淪胥，意是無罪的人也被牽連而受苦難。北，是指出走不是指北方。整句意思是已出走的兒子定會被株連。整首詩的中心也是在這句，目的是為了將本人的忠義轉告于出走的兒子，料想到此去不可能再回頭！根據阜山譜載，文龍當時有一個 2歲的幼子璥是被義婢冒死救出，才脫得虎口，可見其餘的子女已經事先出走。阜山陳文龍廿五世孫、旅美華僑陳禮秋也是這樣說：“文龍公以詩寄仲子，不提長子，說明長子早已離開。”由此而聯想到《舊譜家世源流》的一句話：“我祖四三翁諱琯及子四四翁諱俞，知宋祚改，先在興化仙遊礦山住……”，這豈不是與其互相印證嗎！我們再來看“琯”和“璥”這個兩個字，同為斜玉旁，連文龍的從子瓚字也同一個字旁，那早代包括現代的人們，不是常用同字旁或第一字相同的習慣為兒女取名？這很可能他倆是兄弟關係！從時間方面來推測，按晉江東石“陳淑楨紀念館”提供的線索，文龍20歲也就是1251年就生有大長女淑楨，接下來很有可能在1254年就生長子，如果將琯公當作是淑楨的胞弟，至文龍於1276年被捕時他已23歲，有娶何氏生四四公之常理，不是很銜接嗎？我祖琯公如生於這個時間，與其後裔的血脈能互為貫通。再進一步分析，如按文龍被捕和宋改元的時間來聯想四三公的遷徙原委，琯公應該是在1280年就入南斗。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去承認永春小岵南山陳氏十四世公蔭為祖先？在2012年農曆 4月14日往霞鎮稽其家譜時，才發現早代有一篇也是根據《舊譜家世源流》將原“南宋世祖俊卿之後文龍”改為“沿及南宋陳文龍”、將原稱四三公是“宋臣裔”改為“家臣裔”、並在四三公名下加了一名“公蔭”其餘原文照搬沒改動的《清溪南斗陳氏源流譜序》，將我們說是小岵公蔭之後裔。但不管怎樣改，畢竟還是矛盾重重，有認真研讀的人就不難看出其中有問題！先代為證明其史實，又在我們族譜的《陳姓源流誌》竟載道：“公蔭行四三，則所傳為有據矣！我祖因六二花（根據族譜則西元1284年，元至元廿一年甲申七月廿三日）之難，家眷流離，初移在興化府仙遊縣礦山居住，繼而移入居湖山后溪三載，終移至南斗，始建東山頭祖宇而安居。”其中這六二花事件的時間，永春小岵南山陳氏於2003年在編纂譜誌時改為元至正甲午（1354）七月廿三日，這與我們的譜載整整差了70年。因血脈與其不能互為貫通而引起我們的質疑，直至2012年農曆3月4日我們應約派代表抵貴地稽其古譜，果真六二花事件是發生在元至正甲午年七月廿三日，在事實面前無言以對！可見，是早代人為迎合接其支系而不尊重史實隨意修改，這明顯是移花接木，我們根本不是公蔭的後裔！
我們還是再來看一下我祖這個遷徙原委，根據以上兩個史料，遷徙路線俱從仙遊礦山經湖頭而入南斗，但其緣由卻不同，一說是因六二花事件家眷流離而從小岵初移仙遊礦山，一說是知宋祚改而從興化初移仙遊礦山。如真是因六二花事件而家眷流離，為什麼公蔭之胞弟公茂還能在小岵建業，繁衍生息，沒有遭難？且小岵南山陳氏族譜也沒有如此之載。看來，真正的家眷流離還是文龍之子孫，至今除了阜山璥公支系外，其餘還找無下落。依我們之見，還是《舊譜家世源流》所載我祖知宋祚改而從興化初移礦山的說法較切合實際，年代也較吻合，且繁衍世次而今同在廿五世左右，可能我們真的是宋臣裔！
南斗至阜山，千里之遙。試想，在交通極為不便、資訊嚴重閉塞的舊社會裏，能有一篇與長樂阜山陳氏史載相印證的《舊譜家世源流》，談何容易？絕無可能會有誰去故意捏造！至於長樂阜山的族譜，阜山曾一度與玉湖一支系為爭誰是文龍的嫡孫而告上官司，其證據有陳文龍在高中狀元及第（1268）後，請假回鄉祭祖，期間承裏人父老命，立有：“元台碑”於後山（今阜山）飛來石旁，在明教堂又寫了三字“讀書處”，並留下了《明教堂元台碑文》、《碑銘》和《明教堂贊》等文章，落款為“宋鹹淳八年壬申歲（1272）桃月穀旦、裏人狀元陳文龍書”，理由充分。這也說明其族譜不可能會造假。
正因為陳文龍在《阜山陳氏族譜》的其牒下載道：“公生於宋紹定壬辰年（1232）二月十七日，薨于景炎丁醜年（1277）四月廿五日，享年四十六歲；夫人乃裏人宋兵部尚書林采之曾孫女，生有數子，第因國亡家破，諸子各自亡命，音塵隔斷，多失其世系傳統，無從稽考。”所以，四三公即使是陳文龍之長子，也沒辦法去接其支系！
這是我們的看法，望在所賢能繼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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