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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斗東山祖陳氏宗親聯誼會 有關我們的源流問題作了重要決議
我們的源流自2001年《永春小岵南山陳氏譜誌》討論稿印發後就知道有問題。根據原譜載，我祖因家奴六二花之難（西元1284，元至元廿一年甲申七月廿三日），家眷流離。而其“討論稿”的六二花事件則是元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七月廿三日，給予推遲了整整70年，致我們的源流與其不能銜接！是年的冬至日小岵冬祭，我們馬上爭執，及至2003年小岵南山陳出版的《永春小岵南山陳氏譜誌》，六二花事件仍然是元至正甲午年七月廿三日。
究其實，我們譜載的源流在歷史上曾有爭議。因舊譜遭兵火，所以在十二世才再修譜，山格于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開先河為後之始修，將我們的源流通過溫陵郡紀史官顧邦垣而載曰：“我祖陳氏始自河南光州固始縣人，從王審知入閩，後周顯德三年移入永春小姑，祖校尉公卜居於桃源南山，世科傳十四世而及于祖諱琯、字公蔭、號四三公，初移興化府仙遊縣礦山，住未幾，尋移泉州府安溪居湖山后溪三載，複移金田鄉還集裏南斗場東山頭居住，至宋朝開慶五年（元年），遂分派今之林兜，始祖陳五四公（智公）是也”。但十二世霞鎮面堂翁在他的《手書分派情由》中則考辯道：“考之山格譜，謂五四公移居林兜，在宋開慶元年（1259），世數如此久遠，正宜分別！據理而論想，分居山格者，當在元末明初時代，若四三公辟居南斗場則似當在開慶矣”。甚至連南斗文場萬選翁在清乾隆十六年（1751）奎星堂第四次修譜時也在其所撰的《又題序》中作了徹底論斷：“吾族幾半天下，其居閩者，相傳唐時自河南光州固始縣從王審知而來，初居興化，後移永春小岵而聚族焉，然世系如此，而譜系不之及者，以代遠年湮無可考也，家乘之纂，將以紀實則斷。自四三公始，公吾宗之藝祖也”。可見，霞鎮、南斗就不承認山格這個源流說法！按推想，萬曆44年，山格譜董應該是到莆田找無我祖的名諱，然後才找溫陵（泉州）郡紀史官顧邦垣幫助，結果將小岵十四世一個沒後嗣的公蔭說是我祖四三公，不然山格第一次的譜序就不可能有溫陵郡紀史官的署名。據莆田玉湖在2015年 9月23日紀念陳仁公誕辰1000周年發放的資料，在1277年整個玉湖境內除了少數廟宇外，全部毀于戰火，宗親全部外遷，至明中期才陸續從外地遷回，清乾隆間才再修譜，所以山格在明代到玉湖哪有譜可看，更不知文龍是俊卿的承嗣元孫，成長于長樂後山，當時要如何查起？
即使孫梁先生（朝棟）於民國廿七年主持合修南斗山格大族譜時所撰的《古譜陳姓派系源流考》和《東山頭祖祠聚星堂記》，一說：“我南斗始祖公蔭公，在宋孝宗、光宗間（1163--1194）由永春姑峰兄弟八人遭五陳之亂，分散各省縣，我祖經仙遊礦山，曆安溪湖山后溪，三徒而來肇基於南斗東山祖”。一說：“粵稽吾始祖四三公，于宋甯宗間（1195--1200）來鬥鄉……”。雖還說我祖是公蔭，但遷徙原委竟另提因“五陳之亂”，拋開六二花事件，就是年代他也說是宋，而公蔭是生於中葉。可見，孫梁先生對我們的源流也是沒有真正的定論。
南斗、霞鎮對我們的源流記載既持不同的看法，又為什麼會再認永春小岵十四世公蔭為祖呢？據霞鎮保存的一篇系南斗道美派發榮翁于清嘉慶三年（1798）所撰的《敘明》，就是偏信于西向（今仙夾）一業竹工者的話，什麼“彼譜載，七房子四三入安南斗住居東山頭，雖未嘗到處驗譜，而住屋地名已知”。今永春人庠生殿選抄錄宗譜，什麼“亦載七房祖公蔭公即四三公”。才下一個結論：“則其傳即其實也”。究竟如此嗎？根據2012年3月4日（此時間包括以下均為農曆）永春小岵南山陳氏宗親理事會向我們出示的舊譜載“祖諱君澤公，字汝霖，號貞毅，真祐公次子，于元至正甲午年七月廿三日，被家奴六二花誘賊所害”；至於公蔭，在其牒下是書：“公蔭公，汝霖公之長子，娶郭氏，移居興化”；在另一副古譜的其牒下是書：“公蔭公，一郎，汝霖公長子，未詳”。根本沒有我祖諱琯，行四三，娶何氏，生子四四等載，要怎樣說“則其傳即其實”？就是當時所抄錄的宗譜，什麼“十三世，祖君澤，於元至元廿一年甲申（1284）七月廿三日被家奴六二花誘賊所害；”“十四世，祖公蔭，生於元英宗、泰定年間（1321--1327）。”試想，天下豈有為父者死了40多年才生兒子之理，這不是為了自圓其說而鬧出歷史笑話嗎？
因六二花事件這70年之差，致我們的血脈與小岵南山君澤公不能互為貫通，自2001年開始，曾多次與其譜誌編委會、宗親聯誼會進行了爭議，都無濟於事。2011年5月3日小岵遷君澤公墓，紀念碑仍然還是刻“公於元至正甲午年六二花事件被害”。自此，深知應重啟尋源之程。
我們於2011年 9月30日就趕往曾有傳說我祖是來自漳平官坑，又於2012年4月5日趕往曾在1982年南斗山格還籌資參加建祠，並連續三年參加祭祖的永春一都南山，經過稽考，均無我祖之記載。
幸是，霞鎮金宗正好在2011年葭月朔日前來參加東山祖冬祭，看到一份落款陳敦厚的《我們的源流如何撰寫》資料，翌日，馬上將民國卅二年所抄的《霞鎮二房派家譜》譜首的一篇加有種德先生附識的《舊譜家世源流》用電腦傳過來（詳見影本），這副舊譜原來是其父福志老先生把它秘密地藏起來，才逃過“文革”十年浩劫，可算是霞鎮尚存唯獨的一副舊譜。按本文所載的“世祖俊卿”和“宋臣裔祖四三公”等字句分析，我祖定與俊卿和文龍有傳統關係之所在，不然哪有如此相關之稱謂？其遷徙原委和路線，首先是知宋祚將改，家眷流離，初居仙遊礦山，繼而移安溪湖山居後溪三年，最後由於文龍公被執，加上元酋對宋臣裔嚴加旨捕，恐在後溪隱不住腳，才徙入南斗東山頭之僻地而潛蹤，記載得非常清楚。就是早前支接永春小岵君澤，也是根據這個遷徙路線，無非是在琯公名下多加一名字公蔭，並將遷徒原委改為六二花事件而已。如按“會元詔捕，故宋臣裔祖四三公……不知所措”這個因果句看，四三公明顯是文龍之子。
為遵照種德先生之所囑，我們特於2011年12月 3日就趕往莆田玉湖考證，內容基本相符，但文龍之子是夢雲、夢雷……，沒有我祖名諱，文龍且是宋卿五代孫不是俊卿之後，陳瓚是文龍之從叔不是從子，在俊卿的支系中雖有一名琯和一名四三，從時間推算，與我祖的年齡有一定的差距。後來霞鎮的榮煌在電腦網上又查到長樂阜山有一萬多人口屬文龍幼子璥公的後裔，經聯繫，從而又獲悉晉江東石“陳淑楨（文龍之長女）紀念館”有相關資料，2012年 3月26日馬上派人前去取回一本《陳公文龍史料摘輯》，據其所載，文龍諸子是模擬岳侯兒子之名，非真實名字。有關文龍和陳瓚，文龍 9歲就嗣於俊卿四代孫居在長樂後山的士偉為子，故為俊卿之後；陳瓚系文龍之胞弟麟之的子，故為從子。與我們《舊譜家世源流》記載相符。為瞭解其地是否有我祖四三公的記載，特於2012年 8月11日就往阜山進行考證，結果他處專載文龍幼子支系，沒有四三公史料，其老協負責人陳勤功說：“你們應找長樂市陳禮渭才會清楚”。於是在2013年 1月26日又是曾往東石的合春、金宗趕往長樂市找禮渭，講明瞭來意並與其進行了座談，最後帶回50多頁的《阜山陳氏族譜》影本。經認真拜讀，不管是文龍公登第、從政以至殉節的時間、過程，還是陳瓚進復興化，均與我們《舊譜家世源流》記載完全一致。如將我們《舊譜家世源流》那句“知宋祚將改家眷流離”與文龍公被執不屈至合沙以詩寄仲子不寄長子之用意給予聯想起來，其所以不寄長子，說明其長子已事先離開，最大原因可能是其長子已有家小，讓他先出走，可傳承宗支，以不致於絕後之苦，而我祖四三公諱琯本也是宋臣裔，出走時一家三口兩代人，也正好在宋即將滅亡時期，不是湊合嗎？可謂同一人。按出生時間和年齡進行推測，其長女淑楨生於1251年，四三公應該是生於1254年，這與其七代孫尾哥1421年的出生時間相距就有 167歲，平均每代28年，上下血脈互為貫通，四三公應該是文龍之長子。從取名的字眼看，不管是我祖的琯，還是文龍公的幼兒璥、從子瓚，均是斜玉旁，有傳統之所在。從南斗跟阜山的輩份看，均在廿五世左右，可以說琯與璥有兄弟關係的存在。如此現實，欲接其支系，正如《阜山陳氏族譜》所載：“公……生有數子，第因國亡家破，諸子各自亡命，音塵隔斷，多失其世系傳統，無從稽考”，因此，只能根據我們的《舊譜家世源流》之記載，認定莆陽玉湖的俊卿公和成長于長樂後山其五代孫文龍公是我們的祖先。為瞭解長樂阜山宗親是持什麼看法，我們於2015年8月2日，又組織了19名代表，在朝旺、克復和天從等宗長的帶領下，再次抵長樂市與禮渭叔交談，並將相關譜牒進行拍攝。繼而又趕往阜山與原老協勤功叔及現任副會長等人再進行根源性的探討，已初步得到他們的認同。接下來又參觀了文龍公紀念館和大祖祠，奇怪的是，倒下龕台滿是塵埃的一尊文龍公神主，為什麼會等到今天才讓我們給予扶起來？大家深感祖上在天之靈！最後，留下了資料，讓其為我祖再進行認真研究。
為慎重起見，我們特於2015年 8月21日，在東山頭大宗祠裏召開了所屬南斗東山祖陳氏各村的主幹和宗親代表大會，除本鄉六個村外，還有霞鎮、桃舟、半華、福前等外鄉鎮代表參加，會議期間，將《舊譜家世源流》和《阜山陳氏族譜》影本分發給大家進行認真比對，與會者都認為再找無更吻合的了，應承認文龍公是我們的祖先！又深深地體會到，霞鎮能留有一篇與阜山陳氏族譜相印證的《舊譜家世源流》，絕無可能為人所捏造，因舊時代的交通和資訊遠遠比不上現在！更有與會者認為，我們監宮其所以供奉三位聖王（趙昺、文天祥、陸秀夫），與宋臣裔吾祖四三公不無有一定的關係。
最後，以舉手的形式，一致通過了“文龍公就是我們的祖先”這一重要決議。並決定以人口集資（每人10元）和發動捐獻（凡捐資 300元以上者，日後定將其名字刻上石榜）進行籌款，以備日後認祖歸宗之資用。
南斗東山祖陳氏宗親聯誼會
二○一五年夏曆八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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