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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祠堂概述
喜歡中國名勝古跡、山川美景的人士，幾乎都會對祠堂這種中國傳統社會中所留下的特殊人文景觀產生興趣。祠堂建築大都是坐落在風景秀麗、依山傍水的村野鄉間或崇山峻嶺上，其外觀就像一座庭院式的住宅。祠堂前多有二座繪有各種雕刻的門樓或牌坊，上懸“某某祠”之匾額，入內則有庭院、天井等建築。中間寬敞高大的廳堂上塑立人物雕像；兩旁的廊屋和廂房陳列碑刻、書文、字畫等各種文物。祠堂的後殿，是陳放“木主”（即祖先牌位）的地方，氣氛顯得較為神秘，與前殿的格調頗有些不同。
風格古雅、氣勢宏大，帶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祠堂建築，是中華民族歷時數千年之久的偉大創造。在獨特的祠堂建築文化形式上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古代的宗教觀念、宗族制度、倫理道德，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和審美趣味方面的許多特點與個性。
祠堂建築與祠堂文化的興盛發達，與中國傳統的祖先崇拜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祖先崇拜是從靈魂崇拜與圖騰崇拜發展而來的一種宗教信仰形式，它的成熟形態，產生於父權制和私有制之後。其作用是確立和鞏固父系血統關係，以保證權力和財產的正常繼承和分配。由於祖先崇拜意識的普遍盛行，大量的祭祖活動也隨之產生出來。這些祭祖活動大都是在特定的祭祀場所，即祠廟中進行的，這種祠廟便是祠堂的前身。早在殷商時期，祠廟祭祖的活動已經非常盛行。根據不同的祭祀規模，又可分為宗廟、祖廟、彌廟等不同類型。“宗廟”是同一氏族之人祭祖的場所，規模最為盛大；“祖廟”是同一宗族之人祭祖的場所，規模一般也較大；“彌廟”是同一家族之人祭祖的場所，規模要小於“宗廟”和“祖廟”。周朝以後，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對於祠廟祭祖制度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天子可有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侯王可有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大夫可有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士可有一廟，而庶人則不可有廟，只能祭於“寢”（家宅中的正屋）。這種嚴格的祭祀等級制度，體現了中國封建主的強大勢力和集權統治。
“祠堂”一詞地正式出現是在漢代。《漢書．張安世傳》雲：“賜塋杜東，將作穿複土，起塚祠堂”。當時的一些王公貴族和士大夫階層，大都在祖先墳墓旁邊建立廟祠，而一般的庶人則仍然只能在自己家中的廳堂上舉行祭祖活動。
“祠堂”之名雖然早在漢代時期就已經產生，但是當時的祠堂從其性質來看主要是墓祠，而並沒有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家廟”形式，也很少與家族的宅院、居室聯繫在一起。到了宋代，具有家廟性質的祠堂形式開始出現於當時的一些士大夫階層之中。南宋理學家朱熹在其所著的《家禮》一書中雲：“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這也就是說，一個家庭在建造房屋時，必須要先建祠堂。這種具有濃厚宗族血緣色彩的祠堂形制，成了維繫封建家族關係的一種重要工具。
明代中葉以後，我國的祠堂建築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明嘉靖“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於是各強族望族紛紛建祠立廟，宗祠遍佈天下。尤其是在那些宗族制度較為發達的地區，更是祠堂林立、牌樓高聳，呈現了一派充滿濃重的宗族文化色彩的景象。
祠堂建築之所以會在明中葉以後得到迅猛發展，並不是偶然的，這同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和經濟基礎分不開。我國的宗法制度，一直是支撐歷代統治者的社會支柱，特別到了明情時期，十分強調“祠堂族長的族權”，於是祠堂也就成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與具體象徵。同時，由於我國長期受儒家“三綱五常”倫理道德觀念的影響，而宋明理學又強化了這種倫理道德觀念，視“孝為百行之首”，因此祠堂更是被視為高於一切、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正像朱熹在《家禮》中所說：“或有水盜，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品，後及家財。”這說明祠堂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當然，作為一種建築和一種祭祀活動是離不開經濟力量的。朱熹在《家禮》中談到立祠堂之制的同時，還提出了“置祭田”的主張，以次作為維持祠堂、宗族活動的經濟基礎。
在中國社會中，一些大姓家族由於族群龐大、族屬紛多，因此在總祠堂之下，又往往會發展出分祠堂或支祠堂的形式。有些家族遷居某地居住數年後，由於人口興旺發達，便會從原地遷出的祠堂中分出一支譜牒，另立宗譜，另建祠堂。例如清末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死後，李氏兄弟在安徽合肥市肥東縣西北為其立一家祠，後來李氏兄弟五人皆在朝廷為官，一宗五分，又在合肥市六安、安慶等地分別建立支祠，這些支祠的規模也都十分龐大。祠堂中的日常事務一般由家族中輩分高、年歲大，有一定威望的族長負責。除此以外，家族中的房長等人也承擔著一定的祠堂管理事務。
中國祠堂的主要形制與建構，一方面體現了鮮明的祠廟特點，另一方面又有著一定的家宅風格。根據朱熹《家禮》中的描述，祠堂必須位於正寢之東，總為三間。正寢之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階各三級。兩階之下，隨地之廣狹，以屋複之，使可容眾家眾親立為度。又另立遺書、衣物、祭器及神廚等室於其東。又於具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二架為四龕，每龕之內，置神主於桌上，主皆藏於櫃中。置於桌上南向，各龕垂小簾，簾外置香桌於堂中，置香爐、香盒於其上。兩階之間，也要設置香桌。從這種建構的佈置上可以看出，中國的祠堂是一種具有鮮明的世俗宗教特點的文化形式。
祠堂中的祭祖活動，形式極其複雜，根據不同的祭祀時間和程式，又可分為常祭、專祭、大祭等類型。常祭在每月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的早晨進行；專祭在子孫遇有婚娶、生子、升遷等喜事時進行；而大祭則是在元旦、春分、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除夕等節令中進行。其中春秋兩次大祭最為隆重，屆時家族中所有成年的子孫都要進入祠堂參祭，無故不到者都要要受到處罰。但是那些不忠不孝、姦淫賭盜、職業低賤的不消子孫則沒有資格入祠堂祭祖。祭祖的主要程式，有焚香、拜揖、瞻禮、告祝等，而每月的朔望以及每歲的正、至之日，祭祀儀式則尤為隆重。祭祀前一日，要先行灑掃、齋僧之舉。到了祭祀當日，全家早早起床，家長先在祖先神龕前放置新鮮果品，擺設盥盆、帨巾等物奉于祖先像前，然後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接下來是家長詣香桌前，降神、搢笏、焚香、再拜，然後復位。在位其他人再拜、參神。接下去再由家長執注，向神位斟酒，主婦執茶，執盤事者執湯瓶隨之，上茶如前，再拜，然後復位。之後是在位其他人再拜，辭神而退……經過這樣一套繁縟複雜的祭祀程式後，祠堂祭祖的儀式才算告畢。儀式結束後，還要舉行宗族宴飲活動，這種活動在福建等南方地區被稱作“吃祖”。
祠堂也是家族中的長者向族中成員灌輸家族意識、執行家教家法的重要場所。每月朔望，“子弟肅衣冠先謁家廟，行四拜禮。”（《借月山房匯抄》七十二冊引《蔣氏家訓》）對於違反族規家法的不肖子孫實行懲處，也大都在祠堂內進行。“全族中設有以卑淩尊，下犯犯上。甚至辱駡毆鬥、持暴橫行者，須當報明族長及各房宗正，在祠堂責罰示戒。”（《鮚琦亭集》外編卷十四引，《恒溪全氏祠堂碑文》）由此可見，中國的祠堂具有鮮明的強化家族意識、延續家族血脈、維繫家族團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除了具有濃厚的封建家族血緣色彩的宗祠以外，中國的傳統祠廟中還有兩種與宗祠形式非常接近，但又並不完全等同宗祠的形式，那就是神祠和先賢祠。所謂神祠，是指以某個神仙形象為祭祀物件的祠廟形式；所謂先賢祠，則是指以某個先賢人物為祭祀物件的祠廟形式。它們像宗祠一樣，也是中國古人舉行某種宗教祭祀活動的重要場所，只不過所祭祀的物件不是祖宗，而是某些神靈或先賢人物。神祠與先賢祠的產生，與中國古人的神靈崇拜與聖賢崇拜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遠古時代，中國民眾不但對於自己的祖先有著強烈的敬畏感和崇拜感，而且對於各種神靈鬼魅和聖賢先哲也同樣有著敬畏感和崇拜感。他們以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由某些神靈來支配的，神靈的喜怒哀樂，不但會決定整個客觀世界的運行規律，而且也會主宰世間所有眾生的命運和前途。於是，各種為了向神靈表示討好、獻媚的祭祀活動便被大量創造出來了。《左傳．昭公》雲：“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於是乎縈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雲不時，於是乎縈之。”被中國古代民眾視為神靈形象的，幾乎涉及到了自然萬物與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諸如風雨雷電、山川日月、龍鳳龜蛇、花卉植物，都成了中國古代民眾所崇拜的神靈偶像。與這種十分泛化的神靈崇拜觀念相適應的，便是各種神靈祠廟的大量產生。
在綿延數千年之久的封建社會中，中國大地上不知道產生過多少幢神靈祠廟的建築，不知道出現過多少處香煙繚繞的神靈祭祀的場所。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等中國歷史上一些迷信風氣廣為盛行、鬼神思想嚴重氾濫的時期，各種神祠神廟充斥各處，數不勝數，對於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和民眾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據隋代趙翼《陔余叢考》等書記載，元朝時期，江南一帶的神祠神廟為數最多，其中又以吳興的項羽廟最為盛大。唐宋以來直至明清時代，江南地區信鬼神、好淫祀的風氣仍然勢頭不減。唐朝時浙江西觀察使李德裕在任期間，一下子就翦滅了當地淫祠1010所，可見當時的淫祀之風是何等厲害。明清時期有的地區甚至還弄得無村不設廟、無村不立祠的程度。聖賢崇拜是中國古代人們宗教信仰中又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聖賢崇拜的物件不是完全虛構出神靈，而是有一定傳說根據或者實有的人物。這些人物有的因為政績顯著、為官清廉、英勇抗戰、為國捐軀等原因而受到人們的崇拜；有的則是因為恪守忠孝、品德高尚、才華橫溢、心靈手巧等原因而受到人們的敬仰。他們去世以後，大都被人們神化為半人半仙式的聖賢人物。《禮記．祭法》雲：“夫聖王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為了能夠長期瞻仰聖賢們的光輝形象、弘揚聖賢們的崇高品德，人們選擇了一些山清水秀、風景優美的處所建立了各種形式的祭祀和紀念場所，這種場所就是所謂的先賢祠。先賢祠正中，大都立有高大威嚴的先賢塑像，祠堂的廊廡、廳殿，則陳列著表彰先賢聖哲們功德事蹟的碑文、字畫和匾聯，有的還有皇帝欽賜的手術。
例如：陝西勉縣武侯祠該祠位於陝西勉縣新城西 3公里處，祠前懸一巨形牌坊，高10米，寬 6米，八角翹起，上覆以琉璃瓦，牌坊正面金書“漢丞相諸葛武侯祠”字樣。牌坊南端是一座琴樓，樓內古榻上置石琴一張。大殿上諸葛亮的彩色塑像端居正中，羽扇綸巾，儀態安詳。上方高懸嘉慶皇帝御賜“忠貫雲霄”匾額，龕下關興、張苞侍立兩旁。祠內還存有漢晉唐宋以來各種碑石40餘通，及嶽飛手書《出師表》等石刻文物。
浙江寧波市王荊公祠該祠位於浙江寧波市開明街，正殿中央建有一尊王安石泥雕鍍金坐像，捋須握卷，上懸“勤政愛民”匾額，兩邊對聯為：“東錢湖邊仰先賢楷模在望，福泉山下看今人壯志更振。”祠內兩側陳有王安石的手跡以及歷代其他珍貴資料，還有明嘉靖年間的《遷建宋荊公安石祠記》等石碑。中國古代先賢祠的數量眾多，按照不同的性質又可分為文臣祠、武將祠、清官祠、孝女祠等等。有些影響很大的先賢人物，如武侯、包拯等，往往一人就有幾處祠堂，其中又以武侯祠的數量為最多。蜀漢丞相諸葛亮生前輔佐先主劉備和後主劉禪創立蜀漢江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受到中國歷代人民的廣泛愛戴。因此其祠廟的數量十分之多，其中在四川成都市南郊、陝西岐山縣城南五丈原、河南南陽市西郊、甘肅禮縣城東祁山、山東臨沂市白沙埠、四川瀘州市城西忠山等地，皆建有不同形式的武侯祠。當地民眾經常前往這些祠廟祭祀供奉，以表他們對先賢諸葛亮的崇仰和敬慕。
一般說來，先賢祠都是在賢達之士去世以後才建立的，但也有一些先賢祠卻是建立于賢達之士去世之前，這就是所謂的“生祠”。建立“生祠”的原因，是因為此人生前就已具有較多的業績，並在社會上和群眾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之故。例如海南安定縣城東的王弘海祠、河北大名縣城東的狄仁傑祠等，都是這種生祠性質的先賢祠形式。中國的祠堂建築大都工藝精巧、規模宏大，體現了鮮明獨特的古代傳統建築文化特點。從外形上看，祠堂很像一所富貴人家的宅院，方向多為坐北朝南，結構為 3進或 4進，順序大致是前有門樓、中有前廳、後有正殿，有的還有後院。大型祠堂門樓的旁邊，還建有石牌坊、石獅子、石欄杆等物。門樓與前廳的交界處，大都有一個較為寬敞的庭院。庭院中有廊廡、亭台、樓閣，以及各種花卉樹木等。廊廡、亭台和樓閣裏，大都陳列一些與祠堂主人生平事蹟有關的碑文、石刻、字畫、匾額、楹聯等物，有的還有奇巧精緻的雕刻和彩繪等藝術作品。規模較大的祠廟祠堂中，廳堂和正殿的數量往往不止一間，例如安徽合肥市肥東縣的李鴻章宗祠，前後共有 5幢大廳，兩側各有10多間配殿廂房，均為青磚琉璃瓦，雕樑畫棟，金碧輝煌。有些規模較大的祠廟和祠堂裏，還設有戲臺，以供祭神祀祖演戲時之用。許多先賢祠的後院，還有祠堂主人的墓葬，這是沿襲漢代以來的“墓祠”形制而形成的。這些墓葬有的是埋有屍體的真正墳墓，也有一些則是衣冠塚。
中國古代的祠堂祠廟大都建在風景秀美、依山傍水的地方，顯示了中國古人對於生態環境的重視以及天人一體、回歸自然的哲學理念。例如：福建古田縣禪林祠該祠位於福建古田縣，始建于北宋景德年間，祠周風光秀麗多姿，遠眺龍嶺、雪峰、仙山，盡收眼底。左邊山巒重疊，右邊“忠兒嶺”直插雲天，祠後峰頂有積雪洞，“獅岩積雪”景色壯觀，成了後人避暑遊覽的勝地。山西太原市晉竇大夫祠該祠位於山西太原市西北，建于唐代，人稱“寒泉”。李頻詩雲：“泉分石洞千條碧，人在玉壺六月寒。時雨欲來騰霧靄，微風初動漾波瀾。”此泉與松柏古祠相映成趣，乃山西太原地區的名勝之一。
中國古人文化心理中那種“崇高”、“崇大”的意識，在某些祠廟祠堂建築中也經常得到充分的體現。例如：陝西韓城市司馬遷祠該祠位於陝西韓城市芝川鎮南門外，建于雄偉壯麗的梁山之上，東面黃河，西枕梁山，氣勢雄偉，風景秀麗。該祠共有四層高臺，99級石階。一至三層台立有木牌坊，第一層坊書“高山仰止”；第二層坊書“龍門才子故里”；第三層坊書“河山之陽”。臺上有山門、獻殿和正殿，為較典型的宋代建築風格；第四層台為司馬遷墓，系元代所建的司馬遷衣冠塚。1958年郭沫若來此探訪，曾寫下《題司馬遷墓》詩一首：“龍門有靈秀，鐘毓人中龍。學識空前古，文章百代雄。憐才膺斧鉞，吐氣作霓虹。功業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對祠墓的景色與司馬遷的才華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祠堂建築雖然廣泛建立於中國大陸各地各處，但是從其分佈的範圍來看，卻顯得並不十分均衡。較有影響的祠堂建築大多集中在華北、華東和華南地區而西北、西南地區則比較少見。尤其是西北地方的甘肅、青海、寧夏等省區，祠廟祠堂建築的數量很少。中國祠堂分佈格局與儒家文化影響力的大小有著很大的關係。祠堂建築是中國儒家文化的產物，祠堂建築中所反映的家族觀念、等級制度，都與儒家文化所弘揚的宗旨一脈相承、息息相關。因此在那些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地方，也往往就是祠堂建築較為繁盛和發達之地。長期以來，中國的儒家文化中心，一直視在華北、中原地區，尤以西安、洛陽、北京等地的封建帝都最為集中。因此，這些地方的祠堂數量相對較多，分佈範圍相對較為集中。明清以後，中國的商業經濟迅猛發展，尤其是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東南地區商業經濟的崛起，致使祠堂建築的分佈格局產生了一種南向發展的趨勢，在那些徽商、晉商、江南商、閩商、粵商集中的地方，祠堂的數量迅速增多，其規模格局也越來越大。而在那些儒家思想影響較為薄弱的西北地方，祠堂的數量也相對要少一些。
由此可見，中國祠堂建築的形成發展，與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有著密切的關係。通過對大量的有關中國祠堂建築和祠堂文化的觀賞與瞭解，我們不但可以得到一種審美情趣上的享受，而且還可以更進一步地認識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更進一步地懂得中國民眾的心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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