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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氏中的“鄉飲賓”
“鄉飲賓”一詞，在現代已鮮為人知。可是“鄉飲酒禮”的制度，早在春秋時已經盛行了。官府邀請地方上的年高德劭者來推行教化，每年舉行“酒禮”宴請他們。《辭源》：“鄉飲耆賓（即包括鄉飲賓）”：“清制，每歲由各州縣遴選年高有聲望的士紳，一人為賓，次為介（賓）、又次為眾賓，詳報督、撫，舉行鄉飲酒禮。”新舉賓、介、姓名籍貫，造冊報部（禮部），稱為鄉飲耆賓。倘鄉飲後，間有過犯，則詳報褫革，咨部除名，並將原舉薦者議處。”從上可知：鄉飲賓非地方官員，但他協助地方官推行教化；任命鄉飲賓的條件是州、縣境內高年而有聲望的，手續是嚴肅鄭重的，選定後要詳報總督、巡撫批准，還要把名冊送禮部備案。如其中發現有過犯的，除褫革之外，還要追究原舉薦官員的失察之責。因此，各鄉的鄉飲賓，每年都會循例參加各地學宮的“鄉飲酒禮”，幫助有司推行地方教化。有司要推行什麼，往往要徵詢他們的意見，爭取他們的支持。所以一個宗族裏的“鄉飲賓”就是這個家族社會地位的標誌。
梁溪榮氏是明初遷錫的，長期奉行“耕讀傳家”的祖訓，不求聞達，寒素自甘。享堂楹聯上所說的“四百年聲稀味淡”就是榮氏寒門素族的寫照。長期以自然經濟為主體，聚族而居的封閉模式，到清初開始逐步改變，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發展。榮氏在這種趨勢下，下榮春珊支族人，首先打破株守家園、半商半農的模式，走出家門。“遠至荊湘，經商服賈而家資億元，富甲一鄉”，被有司舉為“鄉飲賓”。這是榮氏遷錫以來劃時代的大事！榮氏活動的範圍已不限於一鄉一縣，而是擴展到全國範圍了。榮氏也不只是限於自家的致富經營，並且開始參預地方事務了。這是榮氏3000年來深厚文化底蘊的反映。榮氏的善於經營、長於管理、不斷進取、開拓的精神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後，榮氏的經濟進一步發展，這個家族先後被舉為鄉飲賓的竟有11人之多，這在榮巷周邊的各氏族中是罕見的。除榮汝寧（1733--1821）外，還有他的曾孫榮廷鋼（1804--1872）、玄孫榮文耀（1830--1890）皆邑舉“鄉飲耆賓”。
下榮春珊支鋼鐵商人榮勝源（1799--1877），不僅邑舉“鄉飲介賓”，給有“賓筵碩望”匾額。
在近代的商業中心上海的發展過程中，無錫人作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花、鐵兩業”，錫幫執其牛耳。而榮氏在上海開埠的初期，已有人涉足棉花業、鋼鐵業、顏料業了。在棉花業中當時全國“四大花號”之一的“廣大花號”，業主是榮氏。這家花號創設于清同治初年。業主（榮曜亮、榮劍舟）去世後，花號業務由業主之一榮劍舟次子榮維恒（1834--1902）主掌。他把棉花經營由“內向型”發展為“外向型”，大力推行收購國棉，供應海外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機器紡織工業的需要，並在日本設立了出莊（出口辦事處）。他由經營棉業出口而發家進而成為巨富，當地稱他為“十萬紅”。除棉業外，他還創辦或參加辦了好多企業。為了保障其經濟利益，他出資捐了“光祿寺署正”的四品空銜，邑舉“鄉飲耆賓”。他致富後，不忘鄉情，對地方公益事業作出了很多貢獻。
榮維恒的四弟榮惟均，字季平（1838--1908），曾襄助乃兄主持“廣大花號”（他的兒子榮瑞馨是榮氏中首位在外國洋行當買辦的人物，是吸收和引進外國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先行者）。後來榮季平捐了個“二品頂戴”，邑舉“鄉飲賓”。
榮維恒堂弟榮維誥（1837--1903）是榮廣大花號的經理，邑舉“鄉飲介賓”。他活動能力強，據說，當年榮熙泰所在粵厘金局總辦朱仲甫的弟弟朱季新因事赴粵去兄處，榮德生在通順錢莊將滿師，想通過朱季新在朱仲甫面前為他吹噓，使托榮維誥出面宴請朱季新。結果，果如榮德生所願。
榮氏還有春沂支的義錫、春養泗支的榮漢瑜、榮汝，春益支的榮順林均邑舉“鄉飲賓”。
這些被舉為“鄉飲賓”的，基本上都是近代名人，其中有的雖非富豪，但出於他們是榮氏的族長身份，因而受到推崇；有的是一個家庭（或近房）先後或同時被推舉，標誌著榮氏中一些家族人才鼎盛。迨至19世紀末年，榮氏中不但有“鄉飲賓”這類名譽稱號，還有擔任鄉的扇董和鄉董的，實際是參與了一鄉的政事。以後“榮家兄弟”興辦民族工業，更為世人所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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