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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黃帝陰符經疏》的真偽考略
李筌，號達觀子，新舊《唐書》俱不載其身世，大約為唐玄宗（712～756年）至唐肅宗（756～763年）時人。按敦煌本《閫外春秋》殘卷卷首進書表，末署有“天寶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推知筌在天寶二年（
743年）尚為布衣。晚唐範攄《雲溪友議》卷上提“李筌郞中為荊南節度判官”、“後為鄧州刺史”，此說與曾慥《集仙傳》所載之筌“仕至荊南節度副史、仙州刺史”[01]略有差異。又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七謂“筌上元（按：760～761年）中自表”，故知筌在肅宗年間尚任官職。此後筌之行蹤，史載語焉不詳，如杜光庭《神仙感遇傳》謂筌“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願意，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也”[02]。李筌之身世，撲朔迷離，而其著作，亦有真偽莫辯者。
李筌著作甚豐，《新唐書．藝文志》錄其書目最詳，稱筌著有《閫外春秋》十卷、《中台志》十卷、《太白陰經》十卷、《青囊括》一卷、注《孫子》二卷、《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六壬大玉賬歌》十卷等，《宋史》則提及“李筌《陰符經疏》一卷”。坊間《正統道藏》本錄有源于宋本的《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另錄有題“少室山李筌疏”的《黃帝陰符經疏》，為今存《陰符經疏》的最早版本。因上述書目皆有錄李筌注過《陰符經》，故未有人質疑《黃帝陰符經集注》中的“李筌注”為偽。雖然《四庫提要》及阮元《揅經室文集》皆認為《黃帝陰符經疏》是李筌之作，但因該疏與《黃帝陰符經集解》（題“朝散郞行潭州長沙縣主簿袁淑真集解”）文字大體相同，由此引發了該疏是袁疏還是李疏的爭議。民國劉師培先生乃辨疑之始作俑者。今人任繼愈先生主編之《道藏提要》及朱越利先生之《道藏分類解題》亦認同此說。雖質疑者遠較認同者稀，但不能因此不理會如是質疑。《黃帝陰符經疏》為李筌思想的精華所在，若該書真偽，則李筌在道教史之思想地位當重新確定方是。故冒無知之譏，略作考辨[03]。
《道藏》本《黃帝陰符經疏》前有序文一篇，該疏分為三卷，即上卷“神仙抱一演進章”，中卷“富國演法章”，下卷“強兵戰勝演術章”，每章皆先注後疏，章末略述章旨及贊一首。三章共注疏三百字經文，另書末有經文“七十言理盡不疏也”[04]。而《黃帝陰符經集解》則注、疏混一，前冠以“淑真曰”三字，章末亦無贊。劉師培先生根據袁淑真《黃帝陰符經集解序》有“洎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釋，亦不立章疏”之句，推測《黃帝陰符經疏》之疏文非李筌所作，亦不可能有分章體例。由於袁氏集解序文也提到分三章的事，故他斷定《黃帝陰符經疏》“乃後人取袁疏附李注，因以疏文為李作，強加改竄，致失袁疏舊名”[05]。今《道藏提要》作者，亦謂“以此書（按：《黃帝陰符經疏》）與袁本相較，文字基本相同，體例亦合于袁氏序文之言，惟將袁本每注前之‘淑真曰’三字刪之而成。是此書非李筌之作，實宋人采李筌《序》與袁疏合併而成”[06]。《道藏分類解題》作者亦稱“按此本與所謂《黃帝陰符經集解》同，皆為宋袁淑真所撰。注疏分列，較〈黃帝陰符經集解〉清晰”[07]云云。上述說法似是而非，宜先從《黃帝陰符經疏》及《黃帝陰符經集解》的二篇序文入手剖析。
《黃帝陰符經疏序》載：“（筌）至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雲：‘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略抄寄，雖頌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乃坐樹下說《陰符》玄義，言竟誡筌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為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08]晚唐五代人杜光庭著《神仙感遇傳》，亦述李筌遇驪山老母事，較該序文簡略，故很可能抄自該序[09]。另者，《驪山老母傳陰符玄義》卷下（《新唐書》）亦有“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之記載[10]。托古或托聖撰書或注書，是戰國以來中國人作書的一種流行體裁，書中的所託名者，也只有“角色”作用而已。若不明作者欲擒故縱的心法，一律將這種表達稱作“偽造”，並不妥當[11]。約與李筌同時代的張果，就相當清楚這是李筌耍弄的手法：“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為注述，徒參人事殊紊，至源不慚。”[12]“注述”者，可能包括注與疏，不能只妄斷為簡略的注。《黃帝陰符經疏》每章皆先注後疏，此“注疏”何嘗不是種“注述”？該序文雖無作者姓名，但就行文語氣而言，當屬李筌自述，主張《黃帝陰符經疏》非李筌著的學者們亦不否認。該序文稱“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恰透露一個不爭的事實：李筌注《陰符經》實有其事[13]，至少《黃帝陰符經疏》內之“注”文是“李注”。如此說來，劉師培等持異議的學者的話是各說對了一半的：注是李注（劉師培），或序是李序（《道藏提要》作者、朱越利先生）。但疏是否李疏呢？“外證”資料少，我們擬藉“內證”入手略作剖析。
袁氏《黃帝陰符經集解序》曰：“此經文少而義博，詞近而理深。先儒數賢並精注解，義終省略，使中士或存或亡。洎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釋，亦不立章疏，何以光暢玄文？驪山母雲：‘《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又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母發明三體，此乃三章。顯然儒流因循，然無分析。今則敘三章之要義，以為上、中、下三卷，各述其本。因義亦有等威，光（按：應為“先”）注各舉其綱宗，後疏冀陳其周細。非廁前賢之廣達，聊申後學之寡文耳。”[14]按：袁氏序文既雲李筌“亦不立章疏”，偏又引用了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序》有關演三章要義的驪山母辭，此等於承認李筌說釋是立章疏的，袁氏說辭似乎前後矛盾。如何解釋袁序文的前後矛盾？從校讎學角度分析，不排除《道藏》本的袁氏序文有“訛”、“倒”、“衍”、“脫”等而誤者。如序文中之“光”字乃字型相近而訛，當為“先”字。劉師培先生所關注的“洎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釋，亦不立章疏，何以光暢玄文？”則可能是句“倒文”。試將“洎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釋”移置於“今則敘三章之要義”（“今”字亦可能是衍字）之前，則袁序文的理路大抵就較清楚了：序文前半部引用《陰符經疏序》，批判“儒流”因循，不曉得各章所述之根本。後半部則是說“道流”李筌敘三章要義。況是“尤加說釋”，則不僅僅是“舉其綱要”，更是要“陳其周細”的。況且袁氏採納的是“集解”體例，序文既然提到李序文，“集解”文中未引李筌注疏，那才是不正常。袁氏所做的，更近於整理的而非原創性的文字工作，集解本當集采眾家之長的。更可能的情況是袁氏將李筌的注、疏混合了。當然這也還是種“大膽的假設”。朱先生稱《黃帝陰符經疏》比《黃帝陰符經集解》清晰，並非偶然的。
另考張果之《黃帝陰符經注》，極力貶抑李筌之注釋。張果所針砭的李筌注釋，大多見之于《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但亦有見之于《黃帝陰符經疏》。試舉一二：
（１）釋經文“五賊在乎心，施行於天”，《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生。”[15]《黃帝陰符經疏》所釋與《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同：“此者（按五賊）……在食為五味。”[16]張果批曰：“李筌等以五賊為五味，順之則可以神仙不死，誣道之甚也。”[17]
（２）釋經文“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與《黃帝陰符經疏》所釋大同小異。《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二以積潤，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炁，自有不為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18]《黃帝陰符經疏》：“日月者陰陽之精炁也，六合之內為至道也。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鹹有定分，運轉不差。故雲‘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者，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之神，日月至明。”[19]張果批曰：“筌以度數為日月，以餘分為大小，以神炁能生聖功神明，錯謬之甚也。”[20]
（３）釋經文“至樂性餘，至靜性廉”，“愚人以天地文理聖”，《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與《黃帝陰符經疏》所釋亦基本一致（引文過長，不引），張果分別判曰：“筌以奢為樂性，以廉為靜，殊乖至道之意。”[21]“筌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22]
（４）值得注意的是，在釋《陰符經》“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時，張果曾批判李筌是“不知師是眾，以為兵師，誤也”[23]。但《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並未直接將“師”釋為“兵”：“筌曰：人之耳目皆分於心而竟於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薫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曆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24]《黃帝陰符經疏》卻明確地說：“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兇器，戰者危事……將此耳目精思引以用師為喻，切令修煉保護其身，非真用師也。”[25]此可佐證張果亦將批判矛頭指向了《黃帝陰符經疏》。據此，《黃帝陰符經疏》應是李筌所著，並非宋袁淑真之疏文。
從《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同《黃帝陰符經疏》思想基本一致看，再參照張果注的批判，可以斷定《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和《黃帝陰符經疏》應都是李筌作品。另《黃帝陰符經疏》內之注、疏義理亦無二致，將《黃帝陰符經疏》附之注、疏斷為二人著，似不合情理。比較而言，《黃帝陰符經疏》比《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內涵更為豐富，代表著李筌較為成熟的思想。至於為何張果多引《黃帝陰符經集注．李筌注》文，這可能跟他作注的體例有關，疏文乃陳其周細，而非舉其綱宗。
注釋：
[01]《太平廣記》卷63引《集仙傳》。唐置荊南節度使系在唐肅宗至德（756～758年）年後，肅宗乾元元年（
758年）曾複改南陽郡為鄧州。
[02]《雲笈七簽》卷112，《道藏要籍選刊》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762頁。
[03]卿希泰先生曾對李筌的生平及著作考證甚詳，本文妄加修裁，添一二自臆之新證罷了。參照《中國道教思想史綱－隋唐五代北宋時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633－640頁。
[04]《道藏》第2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747頁。
[05]《讀道藏記》，《劉申叔先生遺集》卷63。
[06]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6頁。
[07]朱越利：《道教分類解題》，華夏出版社，1996年，30頁。
[08]《道藏》第2冊，736頁。
[09]《雲笈七簽》卷112，《道藏要籍選刊》第1冊，762頁。
[10]《新唐書》，第5冊，中華書局，1995年，1521頁。
[11]參見李零：《中國方術考》，東方出版社，2000年，30頁。
[12]《道藏》第2冊，755頁。另《舊唐書》有張果傳，謂之曾著《陰符經玄解》，張果為唐人當無誤。
[13]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朱熹《陰符經考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皆誤認《陰符經》乃李筌假託之作。余嘉錫已詳考諸說之非，見氏著：《四庫提要辨證》卷19，中華書局，1980年，1177-1180頁。另王明已考證《陰符經》約成書於南北朝時期，見氏著：《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46頁。
[14]《道藏》第2冊，845頁。
[15]《道藏》第2冊，717頁。
[16]《道藏》第2冊，737頁。
[17]《道藏》第2冊，756頁。
[18]《道藏》第2冊。718頁。
[19]《道藏》第2冊，741頁。
[20]《道藏》第2冊，757頁。
[21]《道藏》第2冊，757頁。
[22]《道藏》第2冊，758頁。
[23]《道藏》第2冊，757頁。
[24]《道藏》第2冊，719頁。
[25]《道藏》第2冊，7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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