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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通書的流行與風水術的民俗化
——以閩台洪潮和通書為例[01]
內容提要：
先秦以來，擇日（也叫選擇）與風水（也叫堪輿）一直是流行於中國民間社會的兩種重要的數術，對民間社會之“事生事死”的文化消費活動起著強勢的範導作用。無論是“奉正朔”的皇曆還是“民間所用”的通書(先秦叫日書)，都是這兩種數術的主要載體之一，但後者更堪稱是民間社會實用文化的一種權威解釋文本。本文嘗試以至今在中國東南地區以及東南亞華人社會影響最大的洪潮和通書為例，著重探討民間通書的流行對近世中國風水術的民俗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著名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曾敏銳地提出：中國文明是種“連續性的文明”，保持著“民神雜糅”的特點。本文或可稱是欲對此觀點做種粗淺的印證。從文化變遷的角度講，先秦以來以數術方技之學為主的知識傳統的長期延續，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傳統中國所謂的“國家”與“社會”一直呈現並維繫著一體化的局面，並不存在著絕對的分離或對立。從皇曆到通書之發展，深刻地反映官方與民間在文化傳統上更為強烈的連結。而官民共信的風水習俗無疑是這種文化整合過程中的重要象徵資源。
一、
先秦時期，由於同屬“究天人之際”之學，堪輿術同選擇術就有著密切的關係，堪輿、選擇也一直是“官學”的一部分，用以占卜時日吉凶和決定舉事宜忌。可以說，重視趨避宜忌的堪輿與擇日傳統一直在影響著中國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
早的儀禮典籍《周禮》曾記載了“春官宗伯”、“地官司徒”、“夏官司馬”等官員的職責，他們的活動其實都與堪輿、曆算事有一定的關聯。按《左傳．桓公十七年》記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禦”，日官、日禦即後來從事堪輿與選擇的日者。漢以來的帝國統治者以事關國是(如國祭祀及喪娶事)為由，更是特別重視堪輿、選擇活動。如《史記．日者列傳第六十七》載漢武帝聚會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問事。《漢書．數術略》曰：“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蔔之職也。”《後漢書》卷二五載東漢日官主“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唐敦煌文書亦將“陰陽人”（堪輿、選擇家）與官員職名並列。[02]宋朝設有“司天監”，將一些風水名家納入其中（如楊惟德、吳景鸞等風水名家都曾被授司天監監正），擔負相度風水、相陰陽、定方向、諏吉興工等事。元朝更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各路衙設“陰陽學”，“括天下陰陽戶口，仍立各路教官，有精於藝者，歲貢各一人”，“果有異能，則于司天臺內許令近侍”。[03]明清兩朝除繼設地方陰陽學以掌管“陰陽人”外，中央的“欽天監”各科（如清有漏刻科、時憲科和天文科）亦集中各地陰陽、選擇才雋，以逢國有內外宮室營建、師旅、冠婚擇日、郊祀候時、陵寢擇地時備用。
由於曆日安排向來被統治者視為象徵著正統的權威，乃治理大一統帝國所不可或缺（所謂的“奉正朔”，天命所授），故歷朝的司職堪輿或選擇的官員，一般都主導著曆書（皇曆、官曆）的編撰權。據黃一農先生研究，為了適應民間社會擇日的需求，唐朝政府已開始雕印官頒曆日（皇曆或黃曆），並附上行事宜忌等內容。宋元以來的政府皆曾頒佈律例，以處罰私造、盜印或販賣曆日者。但唐宋以來，民間因利私印官曆，屢禁不止。直至清乾隆十六年（1751），政府才同意民間翻刻憲書，嘉慶二十一年（1816）始奉旨廢除禁例。[04]
對於普遍百姓而言，曆日的宜忌吉凶與生產、生活息息相關。但官曆的內容畢竟較為簡略，不能兼顧各地的風俗習慣，根本無法滿足民間社會的實際需要。從出土文獻看，戰國秦漢時期，中國民間已有流行“日者”所造的《日書》，以曆法配合禁忌，供人選擇時趨吉避凶。《日書》亦多堪輿術的內容，如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有建除、土忌，乙種有門忌、月忌（室忌）、四時啻等禁忌，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有室忌、門忌、土日（土事或土功）及宇池方位的吉凶等。[05]
隨著擇日術的發展，至遲在元代，以“通書”為名的選擇術書籍已廣為印售，基本可分為“理論型”和“實用型”兩大類，前者總結和闡發堪輿、選擇的理論知識，較為高深，非一般百姓所能懂，時效性較長；後者具體說明各年度從事各事項的時日吉凶，較為淺顯，故流傳也最廣，時效一般只有一年。實用型通書的編造，一般要以理論型通書為基礎。[06]乾嘉以降，由於編纂通書不再有違法之虞，許多選擇家更是紛紛樹幟出版以己名或堂號為標誌的實用型通書。事實上，通書與皇曆並無本質性的區別，“通書”基本是“發明皇曆之隱微”，只是形式上更加的民間化和通俗化罷了，所謂“皇曆，經也；通書，傳也。傳以疏經，非任意妄作，徒新耳目也”是也。[07]當然，因時代的變遷和語境的轉換，無論是皇曆還是民間通書，在術語和用法上都跟《日書》有所差異，卻基本繼承了出土《日書》的“驅避宜忌”事項。可以說，“通書”只是先秦“日書”傳統的近世變體罷。
同古代《日書》相比較，近世以來的皇曆及民間通書都收入了更多的風水宜忌內容。清朝皇曆《欽定協紀辨方書》屬理論型的曆書，乃針對民間通書的“訛襲謬見”修訂的，就相當重視風水術的利用。如卷三十三《利用一》，就錄有“選擇要論”、“楊筠松造命歌”、“疑龍經”、“論造葬”、“論補龍”、“論扶山”、“論立向”“論相主”、“論開山立向與修山修向不同”、“論修方”、“論修方兼冊向及中宮”、“論用盤針”、“羅經圖”、“定方隅法”等條目。至於民間流行的各類實用型通書，為了適應識字不多的基層民眾需要，更是將跟選擇相關的風水知識寫得較為通俗易懂。因此，實用型通書其實是基層民眾獲取風水常識的重要平臺。由於年度實用型通書發行量甚大，且基礎內容變異不大，對於民間社會崇信風水的風氣，自然多具推波助瀾之功效。在風水術走向民俗化的歷程中，我們無疑不能忽視通書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眾所周知，秦漢以降一直有北方漢民遷徙進入閩中，北方的選擇宜忌傳統自然也跟著傳入。特別是在宋元之後，擇日作為蔚為貴盛的風水理氣派的組成部分之一，也獲得了有效發展的市場空間，明清尤盛。例如，宋元時福建建陽一直是中國的刻書中心之一，其書肆歷史之長，刻書數量之多，可謂獨冠全國。入明以後，隨著東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建陽刻書業也呈興隆之勢。建陽各書肆堂號曾刊刻了大量的選擇書籍，如
《新編曆法大旨陰陽理氣大成通書》（餘泗泉萃慶堂萬曆二十九年刻）、
《新刊理氣詳辨纂要三台便覽通書正宗》（餘象鬥雙峰堂萬曆年間刻）、
《五刻理氣纂要詳辨三台便覽通書正宗》（餘仰止崇禎十年刻）、
《新刊玉函全奇五氣朝元鬥首合節三台通書正宗》（餘仰止崇禎十年刻）、
《新鐫皇明司檯曆法立福通書》（明熊秉宸種德堂刻）、
《欽天監明傳秘指日用通書》（明葉貴山近山堂刻）、
《新鍥全補發微曆正通書大全乾集》（陳國旺積善堂崇禎年間刻）。[08]
由於地利的關係，明嘉靖年間建陽縣儒學尊經閣所藏四百多部藏書中，與選擇術相關的就有《魁本百中經》、《關煞百中經》、《萬年一覽》、《大百中經》、《台司妙纂》、《通書大全》、《曆府通書》、《克擇便覽》等，[09]足見擇日也深受當時“官學”的重視。
而入清以來，連城四堡書坊刻書業亦得到快速發展，曾刊刻了不少東南地區市場需求量較大的擇日用書。如馬屋一帶曾大量刊刻《永甯通書》、《永吉通書》、《協記通書》等，大批行銷商將這些通書銷往福建、廣東、廣西、江西、湖南、浙江、四川、山東、雲南等地。[10]這種情況亦可從清雍正元年（1723）科臣黑碩色的奏請申禁事見出端倪：“江南、浙、閩等省民間所用曆日，多系無印私曆及通書等。今薄海內外莫不遵奉正朔，豈宜令私曆公行，請將各省私曆徧行嚴禁，令布政司將用印官曆交與貿易人發賣，則民間俱有官曆看，通書、私曆自廢。”[11]《溫陵脞牘》也提到清代泉州擇日之風盛：“凡建築、婚喪、修舍、醮神、作醮、拜懺，均命克擇家擇日，初生小兒剃發亦必擇日行之。”[12]
毫不誇張地說，明清以來民間社會崇信風水之風日熾，與通書的普及不無關係。
二、
筆者嘗試以在東南地區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泉州繼成堂洪潮和通書（已有二百餘年歷史，被稱為擇日南派）為例，以期管窺通書的流傳與近世風水信仰民俗化的密切關係。
清代以降，“術數之家，更相推衍，吉凶禍福，不無矛盾。而一二克擇者流，又泥無稽之神煞，愚庸眾之聽聞，宜忌混淆，是非倒置。星學之道，愈晦而不彰矣”，故乾隆年間官方“采西洋新法，著《協紀辨方》暨《數理精蘊》諸編，集古今之大成”，[13]試圖破盡世俗術家選擇附會不經拘忌鮮當之說，使閱覽者鹹得曉然于趨吉避凶之道。雖然《欽定協紀辨方書》等皇曆一直為後世選擇堪輿家奉為圭臬，“然其書頒行雖久，或則聞之而弗及見，或則習焉而不能察，無怪乎克擇之家，互相抵牾，迄無定論也”，[14]因此，福建民間各種通書其實大行其道。洪氏的繼成堂通書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家。
關於洪潮和其人其書，同治《重纂福建通志》載：“洪潮和，字元池，精通星學，著通書，濱海數十郡及外洋無不購之。子彬海，能習父業。”[15]洪氏姻親吳煥彩《〈繼成堂趨避通書〉序》則稱：“元池洪先生，世以堪輿克擇著名。購書京師，考訂粵南，乙卯（按：乾隆六十年）下廉溫陵，與余時相考證。觀其所造通書，原原本本，一遵《協紀辨方》、《數理精蘊》，與憲書無不吻合。洵趨避之津梁，而吉凶之著鑒也。”[16]吳氏之序作于嘉慶丙辰年(1796)端午月，故洪氏很可能是在同年開始編撰《趨避通書》的，隨後在泉州發行。[17]
從現存的洪氏通書記載來看，嘉慶至道光年間，長房洪彬海（學海）和二房洪彬成、三房洪彬淮都繼承父業，主要在泉州集賢鋪海清亭開張繼成堂擇日館，選造日用通書。據筆者訪談所知，二房曾回同安祖家置業，其後裔亦有回泉城擇日為生者，但並未成氣候。泉州繼成堂基本是由長房（洪潮和——洪彬海——洪正中——洪堂麟——洪應奎——洪翥鶤、洪再疇、洪焜耀、洪鶤騰、洪翥羆、洪翥鸑、洪翥鶴）和三房（洪潮和——洪彬淮——洪正信——洪堂燕——洪鑾聲——洪永言——洪集熙）主持。民國年間，長房和三房因利益關係發生矛盾，[18]洪應奎及其數子在民國15年後就遷至泉州金魚巷開業。洪應奎之長子洪翥鶤後來又遷至廈門中山公園西路鐘樓邊嘉禾藥房內開業。在民國38年前，長房和三房皆聲稱代表洪潮和繼成堂擇日正派。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擇日業被視作“封建迷信”，泉州洪氏長房及三房後裔基本荒蕪了祖傳術業，亦很少以此謀生。今泉州城內繼承洪氏長房通書業較有名者，則是洪氏來孫洪英林所授生李豐成(寧德人)，編有《李豐成大通書》刊行於市，並已自覺地借助科技手段來推銷自己的“文化產業”(如通過電子網路)。[19]
自繼成堂擇日館開張後，其發售的通書、春牛圖在福建民間社會的影響日漸擴大，以致發行不久就有窺利盜版者。如筆者所見民國初年度三房繼成堂通書殘本，[20]就錄有一則道光七年（1827）六月晉江縣發佈的示禁文，謂“嘉慶十年十一年間，被刻匠施雕串漳州城內聚文樓等書店假冒翻刻……混造發往各處散賣，累害不休”，至道光六年（1826），又“萌故智，串謀漳州城內文林號書店翻刻通書。其書皮及每帙中線刊列刻‘繼成堂洪潮和長□□□□造’假冒字型大小，發往臺灣各處銷售”，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洪氏通書在泉州、漳州、臺灣都有較強勢的市場需求。民國04年12月，晉江縣知事應長房洪應奎之要求示諭民眾，謂洪應奎所造曆書與奉頒官曆推算相符，“流傳至今二百餘年，所有推造民間日用曆書分秒必究，未嘗絲毫坊舛錯”，而民間其他通書有關民國乙卯年月建推算有誤，要“各界各宜慎用，切勿誤會”。[21]洪應奎亦自稱：“本館歷來推算月份節氣未嘗舛錯，政府在案與保護之告示盈箱滿篋。因限於篇幅，不及備載，茲檢出乙卯年十二月告示列於卷首，俾知本館曆書是有根據之著作物也。”[22]民國15年，晉江縣知事也應三房洪鑾聲、洪永言之請出佈告，稱三房發行的通書及春牛圖推算與憲書吻合，倘有“奸徒無恥假冒翻印魚目混珠希圖漁利”，定當嚴究不貸。[23]這些足見洪氏各房通書獲得官方與民間的雙重認可，具有較大的權威性。而在洪潮和祖籍地同安，至今老百姓甚至還將洪氏通書當成是避邪去煞的聖物。如馬巷洪厝及臨近鄉村建厝舉行上樑、點梁、安屋儀式時，必備之物包括通書一本。[24]
據民國初年繼成堂三房刊發的函授招生廣告稱：該館開館後薪火相傳已有七代，“雅慕虛名來館參學，接踵而至”，[25]此並非虛言。這些早年來館參學有成者，大都被列入“參校門人”當中。[26]在宣統二年（1910）之前，由於交通及郵電業不甚發達，該館主要以面授的形式傳授選擇和堪輿知識，但每年的參學人數並不固定。有鑒於“外地諸君或因路途窎遠，或以山水迨遙，川資旅費虛耗不少，兼之伙食住宿諸多不便”等因素，繼成堂於宣統二年始設函授科。民國初年三房的廣告曰：該年度欲招收函授生20名，學制一年，學費每月捌圓。另招面授科10名，半年畢業，學費一百六十元。速成科10名，四個月畢業，學費二百元。[27]而長房洪應奎和洪翥鶤所設擇日館，更設有太乙遁甲函授科和普通擇日科，年限一年，“完全畢業後，除給予畢業證書外，加給‘國粹哲學士’此榮譽稱號”。[28]按繼成堂定例，該堂畢業生員可隨地開設日館，並將尊名逐年列在該堂年度通書頁內。繼成堂堪稱是閩南民間擇日師及堪輿師的速成培訓基地。其參校門人則是閩台民間社會風水術的實踐者和傳播者。
關於洪氏通書在東南一帶的影響程度，我們可從現存一些版本的“參校門人”列表中略知一二。如嘉慶二十一年度（1816）通書所隸參校門人62位，其中57人籍屬福建，泉州府24人，興化府24人，永春州
4人，福州府 4人，延平府 1人，浙江溫州府 4人，臺灣鹿港
1人。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房參校門人累計達
229位（嘉慶廿一年參校門人名單幾乎全部收入），浙江增為
7位元，臺灣地區增至21位元，漳州府出現
5位。[29]民國19年度三房通書的參校門人累計達
398人，其中臺灣累計列入的達
142人，浙江有14人，余為福建各地人。而長房洪應奎遷至金魚巷開業後，起初改自家通書累計門人的慣例，聲明“本館門人最多，篇幅不敷排列，故將遠代與無新式證書者，概行刪去。若要登載尊名，須向本館註冊給證，方可照例登載。即請注意為荷”。[30]如長房民國16年度通書所錄的“傳授普通門人”共30人，其中福建14人，臺灣13人，浙江紹興
2人，南洋
1人。長房民國17年度通書所錄門人新增19人（亦列入民國16年度的30人），其中臺灣新增
7人。民國27年度廈門長房來孫洪煮鶤的參校門人累計達
198人（包括民國17年度泉州長房通書中的49人），其中臺灣屬泉廈長房門下的達57人，福建各地占一半多，浙江有近20位，廣東、上海、江蘇、江西、南洋等地亦零星。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繼成堂的參校門人及其弟子在東南各省及東南亞等地自立了許多門戶，影響甚為深遠。
在福建各縣的民間書攤上，至今常能看到印有洪潮和通書字樣的小冊子，大抵屬洪氏派下的各類參校門人所作。如今分別在浙江蒼南和福建閩東福鼎設星華堂的董珍輝，自稱是“洪潮和親傳洪觀清門人白益三、趙遇卿同授”，屬“洪潮和長房派”（洪觀清系洪應奎的門人）。其所編的年度通書——《陰陽日表趨避通書》，在閩東及浙南一帶具有一定的銷售量。該通書的基礎內容，基本襲自早期的繼成堂通書。[31]乾嘉以降，大批泉州人移居臺灣，泉台交流密切，來繼成堂祖館參學的臺灣人氏自然也較多。日據時期，日本當局為了使臺灣文化“脫中國化”，曾禁止大陸的各類通書入台。然而在繼成堂祖館（包括長房和三房）及各門人分館的推動下，單是祖館通書在台發行量就相當大，據說最全盛期可達十萬冊，而祖館也一直有“專售臺灣”的版本。[32]各分館自行編著的發售量更為可觀。據黃一農考察，當今臺灣出版的通書有三分之二源自繼成堂各房派。[33]洪氏前輩也多次到臺灣傳授曆法。臺灣富有民族情感的漢人，更是將通書當作是維護傳統漢文化的利器，如鹿港詩人林朝松在民國初年寫的詠《舊日曆》詩中，就有“留與子孫知漢臘”之句。漢臘，指的主要是洪潮和通書。[34]此外，一些源于繼成堂的臺灣選擇家更是常登報作廣告以招攬門徒或授書。如《臺灣日日新報》日本曆大正十三年（1924）九月十日號載：“艋舺益慶堂之擇日，夙有聲譽。其家學淵源，則自施可斯氏遞授至其曾孫施定川氏。定川更潛心研究，又躬造泉州洪潮和派下應登之處，執弟子禮。近已返梓，在龍山寺町重整舊業。艋舺近來青年有志留學於內地漸多，故如日家亦受其刺戟，不肯以故固自步也。”[35]施定川名字就列入民國16年、17年度泉州長房通書的“傳授普通門人”名單之中。可以說，清以來閩台基層民眾通過繼成堂的門人及通書，既接受一些常識性的風水知識，亦加深了對風水觀念的理解與認同。
三、
二百年來，泉州繼成堂在面授或函授學員時，已逐漸形成較完整的教學計畫，並編寫了較完善的教材體系。如民國初年三房的函授招生廣告就曰：“本堂以孔聖天隱之宗旨普及同人，不出戶庭可及完滿之學業，一年立可成功。逐期均有講義可根據，兼載有嫁娶六十女逐女列便吉凶、總局造葬廿四山各山列便吉凶總目，學者閱之，一目了然。為人擇吉，既免紛繁之苦，複無差錯之虞。別項書冊皆免買，關係教案尤得質問自由。”而講授的內容，主要是“教科嫁娶六孔並裁衣合帳、安床冠笄，以及周書合卦各卦各爻六神六親起例、並吉凶生旺補助法，均詳明並排便在內；作灶並灶卦豎造、伐木剪料、避宅出火、動土平基、起基定磉、豎柱上樑、安門放水、安碫合脊、入宅進火等，均一一詳明在內。安葬、開生墳、添葬、修墳、合壽木、祈福設醮、齋醮功課、造橋造船、上官赴任、開光塑繪，並三儔四課七層鬥首演禽諸秘訣。”這些內容，可謂涉及民間的事生和事死活動的方方面面。
民國初期，三房洪鑾聲和洪永言已依照初級學員的進學程度，編寫出一本選擇教材——《克擇講義》共12期。[36]而長房洪應奎和洪翥鶤所編的初級教材《日學講義》12期，主要以嫁娶為主，但也涉及豎造、安葬要用廿四山總論、開生墳、入宅等內容。[37]在學完初級講義後，高級的學員還要授學洪氏祖傳的一些秘笈，如《洪氏錦囊》、《克擇南針》、《廿四山會解正宗》、《地理銓真》、《洪氏六十女命稼嫁娶大全》等。如洪應奎所授《克擇南針會集全書》，對於蓋屋泥飾、造門修門、造大廂作灶、移徙入宅、修方、造神廟寺觀等也有當深入的論述。特別是《廿四山會解正宗》，與堪輿術關係最密切。如所述“選擇指要”，系從陰陽五行理論出發，闡述了如何判斷龍氣旺盛的問題：[38]
選擇之法，將正五行推詳，取龍旺有氣，又須山向大利、歲君、貴人、祿馬、拱山拱向、從月令收之。春則東方木旺，夏則南方火旺，秋則西方金旺，冬則北方水旺，此謂龍旺。倘龍氣不旺，須接將來生氣。退所謂相也，春則火為相，夏則金為相，秋則水為相，冬則木為相。所謂將來生氣也，必合旺相方是龍旺。至於土旺，則四季十八日後即休囚。夫木則夏秋無氣，火則秋冬無氣，金則春冬無氣，水則春夏無氣。即有吉地，所乘無氣必不發，當重補龍法。如亥龍入首，用亥卯未而補龍，用水局補之，餘皆如此。古來名師皆用此法。若無氣之地，猶人無氣脈，安能興旺。
可以說，該書是擇日師及堪輿師選擇豎造及安葬課的最實用工具書，書中詳錄了各個山頭吉凶及所宜忌的年月日時，對於閩台民間社會的事生死活動頗有影響力。
《克擇講義》系參照洪氏家族的祖傳秘本，以及民間的克擇通例等編排而成的，較為通俗易懂，堪稱是繼成堂三房年度通書的理論大綱。該書雖是三房所編，但其所涉及的克擇義理，也是長房通書所認同的。無論是長房還是三房的各版通書，都納入了彼書的微言大義，向人們反復強調豎造與安葬活動與生者的利害關係，我們且以其所涉及的堪輿內容略作分析，以期更完整把握繼成堂在閩台民間社會的堪輿實踐之作用。
在各種事生活動中，豎造宅舍（包括宮室、官衙、寺觀、神廟、宗祠、倉庫、宅舍等，俗稱陽宅，即生人所居之所也。）與堪輿術有著密切的關係。繼成堂的講義專門針對豎造項目及豎造過程的選擇宜忌作了較細緻的分析。如第六期的“豎造宅舍條目”列有：動土平基、興工折卸、企廠作灶、安魯班公、架馬作梁、安分金石、起基行牆、定磉石日、豎柱扇梁、穿屏歸岫、上樑上眷、上子孫椽、蓋屋平簷、合眷收規、安梯門樓、入宅歸火、安櫥作灶、安門安砛、放水吉日、開廁池塘、造畜椆欄等。為了便於學員的記憶，講義還將各條目的內容集成短章，名曰碎金賦，對各種神煞忌例（所謂神煞者，神即神明，煞即殺，凶神，代表著一種時空中的生殺予奪的神秘力量，有表現於時間者，亦有表現於空間者。）作詳細的注解。在各條目的碎金賦中，講義反復強調了豎造宅舍所應遵循的準則，即要根據“制化之玄妙”（陰陽相生克原理），並對照坐山來龍及事主的主命，來確立豎造的日期及生氣方位，以使“宜者而趨，忌者而避”。茲擇錄“造宅碎金賦”，以觀其要略：
由來造宅要推詳，趨吉避凶作短章。此中制化兼生克，好為後人指大綱。（解：此篇諸例之條分縷晰，或宜者而趨，或忌者而避，制化玄妙，誠為後人張綱。）山頭三殺休輕用，四柱逢沖更是殃。（解：神煞雖多，惟三殺之例不可輕犯，故坐山大忌。在向者則審別之。四柱如有沖山大凶，更不可用。）陰府雖凶分死活，渾天先後辯山方。（陰府乃山頭納卦合化，受四柱之克大凶，如與庫運同者，為活則吉。山方殺例由先後六卦爻官鬼忌日大凶，吉不能制。）……修造兼分四邊看，大小月建星不良。（解：修宅之例，必分前後左右而看。擇坐修坐，擇向修向，非新造之容易也。至於月家，又加忌大小月建，犯之吉難抵制。）……時師拘執諸般殺，矛盾能無笑自相。（解：古之名師，選擇原原本本，尋源察理，無愧為後學之津梁。今之時師，竟執死訣，豈不矛盾貽誤耶。）
在這則“碎金賦”中，繼成堂講義突出了時間的宜忌對於空間秩序建構的重要影響。而透過歸避神煞所確立的時空秩序，又是個體生命秩序賴以健康維繫的物質基礎。
在民間社會的觀念中，灶是維持個體生命健康的物質供給的場所，是和諧穩定的家庭生活的象徵。講義第七期的“作灶全章”，強調了灶之風水好壞對於家庭運途的影響，並提出作灶的具體要求：
灶列五祀之中，實為一家之主，關係匪輕。所擇之日不可不慎，最要宅母主饋之神勿衝破，俱得明現為妙。
陽年（申子辰寅午戌）灶宜坐東向西，陰年（巳酉醜亥卯未）灶宜坐北向南。灶式以雙連為成格，長七尺九寸，下應九州，上應北斗；闊四尺，應四時；高三尺，應三才；灶門闊一尺二寸，應十二時；安兩釜，應日月；穴大八寸，應八風；……取土水宜天月歲德方、亭部方、極富方、二倉方、生氣方，吉。[39]
通過為灶確立流年中的適宜方位，將灶各部位尺寸擬象為宇宙的時空結構，灶就被賦予了“天人合一”的神聖而超越的意義了。宇宙秩序的和諧也意味著生命狀態的和諧。當做灶的理念轉化為建灶的實踐時，基層民眾與其說認知一種有序化的宇宙觀念，毋寧說潛在地感受到了現世生命所處之位置。
再看第八期的“安葬全章”，繼成堂非常重視理氣派中的從辰法，討論了事死活動中如何歸避（制）凶神（煞、殺）以獲吉的法門，並做成了口訣。如時間方面有“年家”、“月家”、“日家”、“時家”等神煞，空間方面有因時間不同而造成的吉凶——“山家”：
安葬年家凶神占山口訣：
欲選營葬覓生方，須知歲破死路強。三殺遠遁為謀利，假使占犯難逃亡。
羅天大退休縱礙，馬前有難助化工。陰罕克運山家例，年家吉凶滋味長。
安葬月家凶神占山口訣：
年家大利月稱情，三殺無犯喜門庭。劍鋒八座一例推，月無衝破退無靈。
陰府死活山家載，克擇例同一樣排。箭及官符宜安靜，年月清吉日時裁。
安葬日家凶神占山口訣：
年月清純日時求，三殺沖山不自由。陰府克運柱中看，橫天八座不堪留。
重日重喪並三喪，退日月破開及收。歲押的呼均避葬，白虎有帛樂山邱。
安葬時家凶神占山口訣：
時乃四柱之結果，年月日期之幫助。陰府龍運依前例，日時相沖乃自顧。
三殺退時山頭沖，回頭貢殺四柱中。經命諸空一局棋，主事得合是和融。
安葬山家凶神占山口訣：
既得年月時日清，也須山向共地靈。運若有克尋制化，殺如無犯歸可欽。
羅天大退休縱寬，沖坐沖兼別重輕。箭射雙全蕭牆至，陰府死活認庫音。
馬前災退不須惶，補助資扶是妙方。三山羅猴未為患，一派汪洋別有功。
劍鋒八座一例同，就是荊榛夾路逢。消滅須辯氣與候，犯之恰似燭當風。
星曜殺兮山方排，沖丁殺兮是禍胎。文曲金火陰陽次，日流莫臨土王開。
空亡燥火辟其謬，天罡四殺協紀裁。安葬諸例詳于此，諸君請讀不疑猜。
具體來說，安葬時也須仔細推算年月日時及葬主仙命的的五行沖克關係，來確立安葬日期，墓地坐山方位、朝向分金等，防止沖犯各神煞以獲得吉利。
第九期的講義，更詳細地論述了修添及開生墳（指人未死先找墳地）的年／月／日／時家、山凶神忌例。第10～11期，講義則以圖表的形式清楚地記錄了造葬二十四山列便吉凶。根據羅盤的佈局，有關二十四山的不同坐向、分金所應注意的時間宜忌，都有具體的規定。
大體來說，繼成堂長、三房的擇日講義之有關時空宜忌的設定，其實有其深刻的世界觀基礎，即有序的生活狀態乃有序的宇宙狀態之真實的表現，但有序的宇宙狀態又呈現于特定的時空之中。而堪輿克擇所要確定的就是這種特定時空中的和諧有序，從而保證世俗生活亦處於和諧有序的狀態中。當然，在通書有關秩序的建置中，時間無疑又是第一性的，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
嘉慶以降，洪潮和祖館年度通書年年都會收入相當固定的風水論題精華。如筆者所見的長房和三房的民國各年度通書，基本收入了《羅經理氣解》、《羅經圖經說》、以及十五層的羅經圖(圖略不附)、陽基陰地布氣妙法、克擇吉凶神煞要論（論太歲歲破、論利中不利、論鬥首、論生克制化、論五脈六氣扶助地脈、論相主、論補龍補山活法、論六吉、論六凶、論三式、論天符、論消滅必按氣候、論修方及山向，論選擇當論年月日時等）、數十幅涉及風水之水法“私斷”和“公斷”的四大局圖讖，以及洪潮和論自生自旺向、論收山出殺、論分房位之法、論格局、論水法的宏論等。不同時期流行的風水流派或觀念，也常為洪氏通書所吸納並予以通俗化。如近年來大陸東南沿海及港臺南洋一帶流行所謂的“三元玄空學”，李豐成大通書就納入這種風水理論，從而充實了原繼成堂通書的實用文化內涵。隨著洪潮和通書在閩台民間社會的廣為傳佈，這些較為專門化的風水知識部分，或多或少會為基層民眾所吸收，轉化為民間社會所認同的一些風水常識或共識。
繼成堂年度通書反復強調：豎造與安葬活動與生者運途存在著利害關係。如每年度的通書“豎造全章”皆總曰：“今夫宅者乃生人居聚之區也。人從宅而生，宅旺人興，宅廢人息。造者不可不謹，擇者不可不慎也。”“安葬全章”總曰：“蓋聞葬者藏也，是人子關終之要事，則選推之家之緊要也。葬乘旺氣之期，則丁財俱興；葬乘衰敗之期，則凶禍立至。”[40]在年度通書中，繼成堂都會推算出本年度的各個時間段（精確到“時”）豎造和安葬活動宜忌事項，並列表細說，讓人一目了然。為了適應識字不多的普通百姓的需要，繼成堂每年也要發行通書春牛圖（堪稱“迷你型通書”），簡略標明各年月日時之吉凶宜忌，價格便宜，通俗易懂，發行量遠比年度通書大。至今泉州的農村民眾，在農曆年終或年初仍然會購買一張春牛圖貼於牆壁上。部分民眾仍會先根據春牛圖，初步判斷年月日時及山向的宜忌，以決定豎造或安葬事宜。
清代以來，福建民間（特別是閩南一帶）惑於擇日家之說，總是拘泥於年月時令及山向宜忌，故停柩不葬或遷葬之風甚是盛行。如清福州梁章钜嘗稱：“吾鄉蔔葬，擇日者以山向為准，有一年利東西、一年利南北之說。漳泉合葬之日尤難，有遲至一數年始一遇者。”[41]洪潮和通書無疑是此種陋俗的催化劑。譬如年度通書或春牛圖都會注明每年的“年利”（或“大利南北，不利東西”，或“大利東西，不利南北”），安葬造墳或豎造宅舍都得參考該“年利”。如果當年是“大利南北”，那麼墓葬的朝向就得以南北方向為主軸，否則葬後不吉。若所擇的葬山走向或已擇的墓壙朝向與當年“年利”不符，要麼停柩在堂，要麼“寄山”（即在擇好的墓壙旁邊的空地暫時下葬，或在葬山先找一空地暫時安葬），等符合“年利”的年份再遷葬于原擇好的或新擇的墓壙。對於有固定葬山的鄉村來說，在“年利”不符時，都只好“寄山”了。如2001年太歲辛巳年，是“大利南北，不利東西”，《李豐成大通書》（2001年度）即針對本年度的葬山生氣方位提出建議：“洪范大利水土山，次利火山，忌用金木山，正體通天竅，利壬子、癸醜、巽巳、丙午、丁未乾山，三煞在寅卯辰山，歲破亥山，坐煞甲乙，向煞庚辛山。”由於禁革民間陋習活動的推行，民國以來停柩不殯或不葬者已較少。[42]但今泉州民間“寄山”之風尚存，惑于年利問題而改遷葬之事依然頻頻。根據時間宜忌來決定葬山葬向的觀念，根植於民眾的日常生活結構之中，並非一時便能杜絕。[43]
值得一提的是，清以降閩中關於風水的房分之爭已有愈演愈烈之勢。譬如：清漳浦理學家蔡世遠《葬論》就提及：
有鄉俗寡識，惑于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略，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即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借此使凡為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44]
民國侯官吳曾祺亦嘗稱：
自魏晉以來，士大夫之家多溺於風水之說。有親沒數十年而不克葬者，問之則曰：“吾將擇一地以利吾子孫。”有兄弟數人，則曰：“是固彼利而我不利也。”有營葬已久，以事不稱意，歸咎於地之不吉而徙去者。於是治形家者遂得乘間而鼓其說，不厭其欲。……是俗吾閩中多有之，而泉州一郡為甚。”[45]
而一些地方誌對此現象也多有批評。如《閩清縣誌》稱：
舊時邑人停柩之惡習，由惑於形家之言。以為某地吉，某地不吉；某地利某房，某地不利某房。擇地之家兄弟意見不同，致親柩不能安於壞（抔）土，殊堪浩歎。[46]
《大田縣誌》載：
停棺之習，邑多有之。蓋由於葬墳酷信風水，惑於堪輿家之邪說，以為某地吉，某地不吉；某地某房利，某房不利，以致兄弟意見不合，年復一年，迄無定所，遂有數十年不葬，甚至數世仍停者。[47]
《金門縣誌》曰：
葬地惑堪輿術，盡誠致敬，聽憑指擇；又必合乎年命，均其房分，故常寄厝多年。強者每貪吉地，恣意占葬，牙角交訟，虛詞限遷，破耗資產不恤。近山鄉鱷藉傷煞為詞，挾制阻撓，捐索賄賂，不厭不止，最當痛懲。[48]
各種版次的洪氏通書，都相當詳盡地論述陰宅風水的房分差別。特別是書中的四大局水法圖讖文（共48局，圖參見附錄１），對各類墓局水法的好壞及相應的房分吉凶福禍厘析甚詳，東家根據這些圖表，可初步判斷出自家某塊陰宅坐向及分金的房分吉凶。據泉州的擇日家說，民間對這些水法圖依然特別崇信。如針對火局生向墓流（立向艮寅，水出辛向）、木局生向墓流（立向坤申，水出乙）、木局生向墓流（立向乾亥，水向丁）、金局生向墓流（立向巽巳，水出癸），“四大局長生向法公位斷”曰：
生向龍來入旺居，天然結穴左無提，右宜官旺繞堂過，前會養生歸庫池，定主房房丁財旺。下砂長裹二房稀（此言下砂長水流子午卯酉胎位而去，故二房丁財稀），砂昆高時二房敗，長三興旺久不移，砂尾低時終見庫，二房先敗後光輝，若無養生有官旺，二子榮華丁亦微，生來不見有官旺，長二三房財亦稀，無生無旺有臨冠，三房富貴長二平（三房養富貴亦稀丁），養水有來生旺失，三房富貴盛且多兒，二子人衰財又散，長房平穩未裁夷。或來冠到向長生，駁上龍身官旺行，生水朝堂千古秀，後歸左庫竅猶真，應主長三兩子旺，二房先敗後無人，養方無水有旱流，吉位無峰來拱迎，長子平平二子絕，三房微弱苦伶仃，或然生向變絕向，左右水來當面放，外轉左邊歸庫消，龍行冠旺入墓死（死龍吉墓龍次），長三兩房永興旺，二子平平亦快暢。最宜左邊內砂低，高壓穴前不成樣，穴頂不見左庫流，先發手絕無少壯（此言先出庫後不歸龍庫）。[49]
此中玄虛語詞，我們自不必審問，但四大局水法圖對墓地房分吉凶的強調由是可見一斑了。以洪氏通書的發行量之大、傳播範圍之廣及流傳時間之長觀之，這些圖讖無疑會強化民間社會對房分差異的觀念認可，增添民間社會在喪葬活動中的社會成本付出以及親情紛爭。在風水觀念逐步滲入民間社會並轉化為習慣性的民俗信仰之過程中，不登大雅之堂的通書的推力究竟有多大，我們很難作定量的研究，但這種推力畢竟是客觀存在的。
按嘉慶十二年（1807）刊本洪氏通書的八月鋪注末尾有段讖語曰：“逐日事宜，首遵國朝憲書，較正吉凶神例；附遵《協紀》，兼究諸家五行。‘憲宜’事後注明‘通宜’，以便俗用。”[50]民國以來長、三房各版本繼成堂通書也都強調：
通書之設，以利人之趨避也。顧術數之家，更相推衍。神煞之名愈多，而選擇之用愈淆，是欲利人反以害人也。又惡乎可？清朝欽定《協紀辨方》一書較正神煞，推詳根源，邁古超今，皆諸書所未及。即如大月建一節，古從天干起例，既有不接之處，而協紀從地支起例，確有定論。不懂生今之世，當遵今之法已也。何不惜重貲購集諸書參詳考訂，著為一篇公諸同人，每日之下注明，盡書通書宜事，參與協紀，務其精詳。謹將凡例開列于左。一、凡通書不宜而憲書宜者，……俱從憲書所注。一、凡通書注宜不注忌，憲書注忌不注宜者，……俱從憲書注忌。
毫無疑問，關於豎造宅舍及安葬活動所須趨避的神煞的判斷，皇曆（憲書）和民曆（通書）是有爭議的。這牽涉到是否遵照正統的權威（奉正朔）的問題。洪潮和年度通書採取了一種巧妙的權宜辦法：凡通書與憲書判斷迥異者，一概從憲書注。此舉表面上尊重憲書的注解，實際上是婉轉地表達了通書更適於“俗用”，因為通書懂今之世，尊今之法。這種現象也透露出了民間社會對於代表正統權威的知識體系的價值認同異化趨向。此外，從上述“造宅碎金賦”、“年家凶神忌例”可知，洪氏克擇通書對於民間約定俗成的一些“神煞”及宜忌雖不認同，卻又能尊重各地差異，反映出其作為地方知識體系的權威同民間習俗有一種良性的互動格局。而基層民眾按通書所設定的宜忌行事時，也在潛移默化地形成一種文化習慣，自然會以趨吉避凶的信仰心態，來處理個人及族群之豎造宅舍、安葬等風水事宜。通書所標榜的“趨避”二字，可謂準確地抓住了基層民眾功利化的宗教信仰心態。
嘉慶二十一年（1816）度繼成堂通書有一則定時刻香廣告，文曰：
凡造葬、婚嫁等事，不拘日用、夜用，俱宜照標起點，各得真正時刻。凡讀用者，務請開明用事之年、月、日、時，則僭以便按是候之日永、日短，將香畫明日用、夜用，更宜認真確認系繼成堂館號製造，庶無差忒。[51]
有清一代，洪氏製造定時刻香，當然有其高明的商業策略，但對於使用者而言，定時刻香是同某個時間的宜忌緊密相關的。世俗的時間似乎被控制住了，信仰者在神聖時間中感受到一種人的未完成性，從而自我強化了焦慮的無秩序感，自然也更自覺地遵守某種時間的宜忌，以防誤時觸犯神煞，引來厄難。一定意義來說，通書所製造的兩種時間觀的過渡與轉換，無形中強化了對自然秩序的敬重與追求，也使得風水觀念能轉化為基層民眾的文化心理積澱，從而決定其在事生及事死活動中的行為選擇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嘉慶以來，各地洪氏派下的通書內容遵照的基本還是洪氏祖館通書的體例。但為了適應擇日市場的需要以及地方風俗，經過各地門人的損益，業已呈現出一些迥異于祖館通書的特徵。我們試舉一例：洪氏祖館通書並未附加鎮宅或鎮墓的符籙，而民間的洪氏派下通書，卻添入不少安鎮符咒的用法。如福鼎董珍輝大通書專門列有《符法雜篇》，收入做生墳所用的“陽壙靈符”（安放於男墓室）和“陰壙靈符”（安放於女墓室），以適應閩東一帶百姓的需要（圖參見附錄２）。[52]據王育成先生考證，上述兩種壓壙符在明代已基本定型，在貴州、湖南、陝西等明代墓穴中皆有發現。[53]清潭陽魏明遠編纂的《增補象吉備要通書大全》（康熙六十年版）卷二八“生墳壓壙靈符”條目，亦早將這兩種壓壙符收錄其中。[54]董先生將“壓壙符”收入年度通書中的舉動，亦佐證了通書較能靈活地適應民間社會的風水習俗。
五、
必須說明的是，洪潮和祖館通書（長、三房）及其派下通書雖然風行閩台浙等地有二百餘年之久，但由於民間通書需求量甚大，其他各門派的通書也流行。譬如：
清建陽麻沙劉爾昌、爾蕃，“先太祖在翰林修國史，傳得欽天監天機秘書”，傳至先大父劉春沂，“於星辰度數、陰陽理氣皆三其微奧”，除“考正古今通書二十餘部刊刻行世”外，尚編有《劉氏家藏闡微通書》（屬理論型通書），“廣集諸家之談，約為不易之規，訂訛辟謬，備極苦心，開卷了然，明若指掌。初但秘藏家中，後乃授梓公世，紙貴洛陽，遐邇宗其克擇書，傳海內造葬藉為指南”，以致“書坊翻刻，止知苟簡圖利，罔顧舛錯悮人”。到康熙甲子年（1684）孟秋，劉爾昌、爾蕃“爰是捐貲繕寫，不敢妄意刪增，較訂選梨，悉付良工剞劂”。[55]康乾年間汀州籍欽天監副大史“桂亭馬裕良容先生，博覽群書，尤精選擇，其術屢試屢驗”，早在乾隆丙子年（1756）就發行《催福通書》（此亦屬理論型的通書），時人曾如是評價該通書的特點：“明季暨國朝則重用西曆，但以測乎分至。問及每日所宜，而吉凶神煞不著焉。若《象吉》、《鼇頭》諸通書，無慮數十家，神煞著矣，而本源詳略不備焉。今彰其源而逆其流，分其條而晰其縷，不特精選者便於翻閱，即素不習此者，一覽此書，吉凶瞭若指掌。”[56]上述兩種通書，至今乃是福建擇日師常參考的理論通書之一。
清光緒年間閩侯人郭柏蒼也記錄福州一些擇日名家的情況：
明福州林九均，為人擇日架屋于布政司後，不避三煞。時布政使郭青螺善曆日，聞而大駭，取梯登牆觀之。問：“擇日為誰？”主人雲：“林九均以此時有紫薇星照牆，諸煞皆伏，所謂逢凶化吉也。”青螺異之。由是九圴之術大行。今稱後曹為擇日街者，以九圴得名。林龍光、林伯行皆九均子孫，發祥于祖，用世其業。明欽天監薛一白，兼精地理，擇蓮花峰葬焉。戰阪數鄉，雞犬不鳴。眾汙其墓，遂失傳。今奇門稱薛一白者，皆冒其後也。明季蕭覺寰與卜者餘光鬥，同以小事系獄。獄中有僧，罪當死，善曆日、蔔筮，乃以曆法傳覺寰，以蔔筮傳光鬥。後覺寰以曆名于時，乾隆間，猶世其業。光鬥當順治初，垂簾賣蔔，問者盈門，午後即謝客，以此致富，後無神明之者，遂不傳。[57]
另據民國《霞浦縣誌》卷三十七《方技》載：“吳可泮，號藻山，柘洋東源人，庠生，品學兼優，孚鄉望，尤精天文，以曆日酬世，所諏吉課神驗，遠近遵行，迄今傳五代，與泉州洪潮和相媲美，著有《星象地理》藏於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閩中，鄰省廣東興甯的通書一直有著較高的市場佔有率。洪潮和本人就是“購書京師，考訂粵南”後而成一家之言的。近代堪輿家所用的沿海型風水羅盤，便是以福建漳州及廣東興寧等地為代表。[58]直至今日，興甯發行的通書在閩西、閩西南的客家人及閩南人中的口碑仍舊甚佳，較出名者有宗睦堂、集福堂、九星堂、崇道堂、天寶堂、萬興堂、廣善堂等，其中又以興寧福興鎮黃畿村宗睦堂羅家推算通書(亦稱造福通書)最為著名(該通書已有三百餘年的發行史)。這些粵地通書對洪氏派下通書的市場擴張，造成了一定的衝擊。據筆者訪談所知，今閩浙洪氏派下的門人還流傳如是傳說：乾嘉年間，洪潮和擇日“應驗”甚多，自欽天監考試錄取一等之後，更被朝廷授權於閩浙贛粵一帶發行通書。他本人曾同廣東興甯羅家擇日名師就擇日術的高低擺過擂臺，結果洪氏的推算更為精確。按雙方約定，羅家通書因此必須比洪氏通書晚三天才能發行。從此，洪氏通書的發行量就蓋過了興甯羅家通書。這傳說是否屬“亮瑜情結”的反映，不得而知，但多少反映了兩派通書在南方的影響力度之大。許多民間小派的擇日館，甚至將洪、羅兩派的通書糅合在一起。如今尚在浙江蒼南立館的聚德堂《合吉通書》（該通書流行於浙南及閩東一帶），就提到：“閩洪氏、廣羅氏之通書皆盛行於世，而莫之或禁。同邑餘君鑒巧為鄉先哲余榮光夫子，再傳弟子黃開通，俾之良師益友，故歷數之學頗有心得。為便民計，謹依洪羅二氏之例編籍通書。”[59]
有意思的是，今在閩浙贛交界一帶生活的祝氏宗族，族中曾有一老者東山祝先生，作《增補萬福全書》，並請一路過西洋人赫巴作序。《祝氏族譜》記載其序文曰：
曆府之書何為而作也？蓋為間選諸家通書屢變不同而作也。近因兵燹荒沒，纂亂不周，故有悮人吉凶。嗟哉謬矣！予游中國，蒙恩覃任保章。昔嘗赴京過此，見峰石鼎插，形色奇秀，欲一登遊，乃以王命之重不敢曠延。今遣歸國，複此一宿，不可以不遊者。於是繞步而登，偶見蓬廬，額載“東山草堂”，案居皓翁有若仙丈，俯視曆書。餘因長揖而問曰：“先生孰號人耶，仙耶？”翁茫興答，詳道共曆。知為先年征仕不出，東山祝先生隱乎斯也。先生學術精微，窮經考史，無書不覽。今複敬述璿璣玉衡之法，旁及吉神凶煞、奇門纏度、趨避制宜。凡克擇家守經行權妙之術，更參二十四山向煞禁忌、五行生克、砂水相當，並陽宅收水開門諸法，從新考證，逐一參補，悉厘定之，分款定式，彙集補正。予觀之而愕然曰：“東山先生其唐虞之羲和也，東南之梓慎甘石歟！”先生答曰：“吾聞世人用事擇日不當，故此小補，以利選用。庶幾趨吉避凶，獲其福耳。雖然搜索妄談，未免有失聖訓之咎。幸今日奇逢，乞為首序，以征民從。”餘不敢違，因妄弁以不佞之語曰：“此書如探囊取物，可為濟世之奇。俾仁人孝子得以心恔，富商巨賈得以利從。上下相安，人享榮吉。此書造福之要旨也，闡悠然之福澤，啟萬代之吉慶，豈曰小補之哉！以《萬福全書》名之可也，即先生萬福之造也。予異域人，沐中國文化，不揣愚陋，於是乎序。[60]
作序者是否洋人，不得而知。若所言不虛，當歎中國傳統文化鬼斧般地化夷之功了。而祝氏築草堂非為隱也，而是欲借增補通書以尊聖訓，以通民情。這乃要讓通書“奉正朔”，以補皇曆之微。由祝氏之事亦略知，當時閩北及浙西（如浦城、江山），豎造或安葬的吉課，是何等的盛行了。姑不論赫巴是否真有其人，在祝氏族譜編撰者的潛意識裏，通書無疑是種“國粹”，學通書者亦是“國粹哲學士”，足以教化異域的夷狄了。
大體來說，清代以降閩中民間各地流行的各類實用型年度通書，基本是以《欽定協紀辨方書》為標準，以《象吉》、《憲書》、《鼇頭》、《崇正辯謬》、《選擇求真》、《催福》等坊間常見的理論型曆書為參用，再結合本地和鄰省贛粵的一些地方慣例編撰而成的。在涉及堪輿方面，各類通書的內容同洪氏通書大同小異，無非是一些豎造要論、修整要論、安葬要論、修理墳塋、入宅歸火、修作廚灶（安葬方位）等。誠如宗睦堂通書所強調的：“蓋知發福由於地脈，催福出自良期。然地理其明速，而選擇及精考尤為驗速也。”[61]各類民間通書的流行，無疑有效地推動了基層民眾對豎造、安葬活動宜忌事項的瞭解，使得風水信仰更進一步滲透入民間社會文化生活當中。
六、
總的說來，自西漢“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後，原屬“私學”的儒家被張揚成“官學”（宋明以來的官辦地方教育機構亦稱“儒學”），成為歷朝政府用以教化地方“生民”的意識形態工具。而被列入“子部”的數術方技如選擇、陰陽等，卻以相對謙和、平靜的方式，一直是“官學”（官方）與“私學”（民間）共用的文化資源。從文化變遷的角度講，先秦以來以數術方技之學為主的知識傳統的長期延續，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傳統中國所謂的“國家”與“社會”一直呈現並維繫著一體化的局面，並不存在著絕對的分離或對立。如果強說儒家文化屬於“大傳統”（正統），而數術方技屬於“小傳統”（非正統）的話，那麼這種“小傳統”卻是官民共同繼承的古老傳統。從“奉正朔”的皇曆到“民間所用”的通書之發展，毋寧說反映官方與民間在文化傳統上更為強烈的連結，官民共信的風水習俗無疑是這種文化整合過程中的重要象徵資源。
毋庸置疑，與皇曆相比，通書更代表著民間社會實用文化的一種權威解釋文本，對民間社會“事生事死”的文化消費活動有著較強勢的範導作用。這種文本反復強調了某種潛藏的、隱蔽的超自然力量，或危險力量（主要是時間神煞）對人之日常生活的禁拘與限制，其所構設的風水豎造或安葬活動，其實是種積極維護時空禁忌（通書文本所構設的時空向量關係是：時間禁忌→空間禁忌，時間選擇→空間選擇）的文化活動，從而使人能避免某種超自然力量或危險力量所帶來的災禍或苦難。而實用型年度通書的流通量，及其基礎內容的重複程度，是時空禁忌主題——隨之而來的是風水吉凶主題，獲得展示的重要數量指針之一。
大體來說，明清以來以洪潮和通書為代表的民間通書系列，將選擇術同風水術更為系統的結合起來，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風水術在民間社會的民俗化進程。在各種文化及社會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如風水符咒、與風水相關的請祭祝儀式)，風水觀念也將會不斷地深入地方文化網路之中，從而展現為民間大眾化的文化行為。此外，“以便俗用”的風水趨避之術，似乎也跟著這通俗化的通書，參與對“奉正朔”的正統權威的潛在解構(如官方對喪葬社會成本付出的憂慮)，甚至也相應帶來特定時空（如社區）中社會秩序的局部解構（如停柩、房分之爭）。
這種有些神秘的實用文化的一“通”而“俗”，是生民之小幸，抑或大不幸耶？借用《法華經》中佛陀的話頭：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注釋：
[01]本文系作者博士論文《事生事死——風水與福建社會文化變遷》（廈門大學2002年06月）第三章《神聖帷幕——走向民俗化和儀式化的風水信仰
》第1節，由於體例的原因，發表時略作改動，未加導言。
[02]伯二六七五《陰陽語殘卷》曰：“咸通二年歲次辛巳十二月廿五日，衙前通引並通事舍人範子盈、陰陽范景詢二人同記”。
[03]《新元史》卷八《選舉志》。
[04]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載《漢學研究》第14卷第
2期（1996年12月），第165頁。
[05]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所錄睡虎地、放馬灘秦簡《日書》，長沙：嶽麓書社2000年07月版。
[06]黃一農先生將通書類型分為“百科全書式通書”（綜合整理各種選擇神殺的規則與意義）和“年度通書”（近乎官頒曆日的增補本），見《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同上引，第165頁。
[07]北京圖書館藏《大清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便覽全備通書》之序。
[08]參見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第3章，福州：福建人出版社1997年06月版，第231-369頁。
[09]《建陽縣誌》卷五，影印天一閣藏書嘉靖三十二年刊本，上海古籍書店1962年版。
[10]包發生：《四堡雕版印刷業情況調查》，載《客家縱橫》1998年第1、2期合刊本，第36頁。
[11]席裕福、沈師徐輯：《皇朝政典類纂》卷四一五，《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景印光緒二十九序刊本。
[12]民國《同安縣誌》卷二二《禮俗》。
[13]吳煥彩：《繼成堂趨避通書．序》，載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上冊，福建南安縣誌編纂委員會1992年10月版，第259頁、260頁。此序在民國版三房繼成堂通書皆有附。
[14]吳煥彩：《繼成堂趨避通書．序》，同上引，第260頁。
[15]同治《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四七。
[16]吳煥彩：《繼成堂趨避通書．序》，同上引，第260頁。
[17]浙江泰順縣清吉堂專業五行地理擇日老館（屬洪潮和長房洪應奎派下）的鐘乙茗先生則提供另種洪氏通書發行說法：“洪潮和，字元池，生辰未知，大清雍正五年、即1727年7月，欽天監命其設擇日館於泉州，次年開始刊印通書，迄今大約有270年左右”。此說法與吳煥彩序言有衝突。茲存其說。
[18]黃一農的《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對洪氏三房與長房的衝突有細緻的描述。據光緒二十五年度三房通書載，三房洪堂燕、洪鑾聲父子曾傳授長房洪應奎課學，但洪應奎“其藝初成，膽敢奪我門人，滅我外信，評我原課，僥我束金”。筆者曾訪問泉州李豐成及浙江鐘乙茗二先生，他們皆認為近代洪家以洪應奎的擇日水準最高，民國時期長房通書的克擇推算比三房通書更為精確。
[19]2002年以前版稱“洪潮和來孫洪英林授生李豐成大通書”，2002年度則稱“繼承堂李豐成大通書”。
[20]民國初年度洪氏通書藏於泉州閩台關係史博物館，陳健鷹館長無私提供查尋，特此致謝。
[21]參見民國16年度長房繼成堂通書所錄告示文，李豐成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22]參見民國16年度長房繼成堂通書。
[23]參見民國19年度三房繼成堂通書，泉州閩台關係史博物館藏。
[24]參見同安馬巷洪厝《咒語簿》影印本，陳支平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25]參見民國初年度三房繼成堂通書，泉州閩台關係史博物館藏。
[26]據李豐成先生告知，他的部分參校門人也承擔各年度通書的吉課推算，然後由他匯總編排。清以來的洪氏參校門人是否也遵照此例，不得而知。
[27]參見民國初年度三房繼成堂通書。
[28]參見洪翥鶤編《日學講義》之《講述余談》，泉州聖教書局石印本，具體印刷年限不詳。此資料為浙江泰順縣鐘乙茗先生提供。
[29]嘉慶及光緒本“參校門人”數系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中所作統計。
[30]參見泉州繼成堂長房民國16年度、17年度通書，李豐成先生提供。
[31]參見董珍輝編纂：《星華堂通書》，2001年度本。
[32]民國初年、民國19年度洪潮和通書皆標明“專售臺灣”（泉州閩台關係史博物館藏）。近年來發行的李豐成大通書，所標明“專售臺灣”者，收入傳統通書固有的風水基礎知識部分，大陸版則略去這些。
[33]上引黃一農文探討了日據時期以來臺灣流行的通書與三房通書的關係。
[34]參見洪英林為《李豐成大通書》（2001年度）所作之序。在民國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泉州洪氏家族亦充滿憂患意識，特別強調祖傳的觀象擇日術屬於國粹之一。如民國14年，泉州長房繼成堂洪潮和孫應奎及來孫再疇、翥鶤等曾刊發一篇《勸學擇日保存國粹》，對當時盛行的“凡莘莘學子若冥途土適埴，夜半臨池，甚而自文其說，倒戈相向，將我十三經、二十四史及百家學說一舉而掃空之”的局面深表憂慮，認為“我國五千餘年之文化，莫不含有陰陽五行，而擇日實包括諸學……度其利益溥博，非公詔後人以趨吉避凶，直可上承先聖，豈若尋常家之言五行作片面解釋已也！……即合東西文化冶於一爐，亦當自研此陰陽五行始。願世之學者知擇日碻含哲理，知學擇日尤為吾儕踐聖之基，而勸學擇日行將見同文共軌，又豈區區保存國粹乎哉！”（文見民國16年度長房繼成堂通書。）
[35]此則資料系臺灣中正大學王見川博士提供，特此致謝。
[36]泉州閩台關係史博物館藏有民國年間的《克擇講義》，李豐成先生亦為筆者提供了翻印的民國《克擇講義》全冊。
[37]按《日學講義》曾錄有一則聲明：“此講義雖輯于吾長兒翥鶤之手，然經吾苦心鑒定，亦可稱為完本。諸君讀之而不能入門者，吾不信也。館長洪應奎啟。”
[38]李豐成先生提供了這些資料的影本。
[39]長房的《擇日講義》有關作灶的說法，與《克擇講義》相同。
[40]文見民國27年長房繼成堂通書。三房版本亦錄，文字略有異，系魯魚之誤。
[41]梁章钜：《退庵隨筆》卷十，載《筆記小說大觀》，上海進步書局民國36年印行。
[42]民國29年02月22日福建省頒佈了《福建省各縣及特種區禁革民間陋習辦法》，以“停柩不殯或不葬者”為民間陋習之一。規定：“凡人死棺殮後，最遲不得過三十六小時出殯。百日內應即下葬，久停未葬之柩，限二個月內清葬，違者依照左列規定分別辦理：甲：有主柩（有家屬或關係人員）應予強制執行。乙、無主之柩（無家屬或關係人員）由當地政府會同慈善機關團體，負責送至公墓或義塚掩埋。其有姓名籍貫可考者，並代木沐標識。”
[43]豎造活動同樣要考慮“年利”問題。如《洪氏錦囊》（泉州民間翻印本）曰：“欲用何煞利及太歲年，新基起厝則可，若修理則凶，原基起蓋亦凶。若新基者動土平基、起基定磉、豎柱，用寄梁法，勿祝彩懸八卦，暫用油紙包梁，待大利年即開梁祝彩等事；而安門亦勿推正門枋，暫用大小扇，勿推正，勿訂門鑧，勿貼紅聯，待大利年即推正等事。又水涵亦可連工開導，使水源有消納之處，惟涵中之五穀安待大利年，即擇吉日安之。又入宅用移居寄往從偏門肅靜而入，勿入紙爆為妙。”
[44]同治《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風俗．漳州府》。
[45]吳曾祺：《晉江黃氏古檗山莊記》，載《古檗山莊題詠集》，民國21年拓本，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46]民國《閩清縣誌》卷五《禮俗志》。
[47]民國《大田縣誌》卷五《禮俗》。
[48]民國《金門縣誌》卷十三《禮俗》。
[49]此文錄於各版本的洪氏通書。
[50]轉引自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同上引，第171-172頁。
[51]轉引自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同上引，第174頁。
[52]據董先生告知，閩東福安、福鼎以及浙南一帶，民間在造生墳時一直有使用這兩種壓壙符的傳統。他收入的是魏明遠《增補象吉備要通書大全》所錄的壓壙符圖。今閩東人做生墳時，常以董氏通書“壓壙符”作為參照。老百姓將壓壙符繪在當地建房用的磚頭上（長20釐米，寬15釐米）。舊時用毛筆蘸朱砂繪製，現在則用毛筆蘸紅色水彩顏料繪製。繪製的基本要求是一心不亂、一氣呵成。營造生墳時，須預先在墓中安放壓壙符，以祈求長壽吉祥。安放壓壙符時更要選擇吉日，避開山位神煞。山位是相對於星位而言的，順十二宮（星宿）為吉，逆十二宮為凶。壓壙符須安放在墓穴最裏面，然後封閉墓門。舉行安放壓壙符和封墓門儀式時，壽星（新墓的未來主人）不能參加，否則會帶來橫禍，甚至突然去世。封墓前，要在墓穴中先放一瓶清水，幾年後，再打開墓門，檢查瓶中的清水是否變濁，瓶子是否倒下等。原來的形狀若改變了，就說明此地風水不好，不能埋葬屍體或骸骨。關於壓壙符的用法，根據董先生寫給林國平教授的信文，另筆者曾掛電話給董先生，詢問相關事宜。
[53]王育成：《中國古代道教奇異符銘考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年第
2期，第49頁。
[54]《增補象吉備要通書大全》，上海校徑山房文瑞樓印行本。
[55]《劉氏家藏闡微通書》之序(劉爾昌、爾蕃題)，柯炳榮擇日老館藏板，福建民間流傳版本。北京圖書館藏刻本題名《新刻訂正原板劉氏家藏二十四山造葬全書》，扉頁題“麻沙劉春沂先生著”，內頁又題“東官劉春沂、佐沂著”、“東莞劉春沂”，據此分析，劉春沂亦可能是東莞人氏，其後裔客居麻沙。
[56]《催福通書》之序，福建長汀民間流傳版本。
[57]郭柏蒼輯：《竹間十日語》卷五，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年07月版，第96頁。
[58]劉沛林：《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12月版，第100頁。
[59]東谷山人曹慶玉編纂：《陰陽日表合吉通書》1994年度，董珍輝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60]民國4年修《須江郞峰祝氏族譜》卷十二，《文集》，福建師大圖書館藏刻本。
[61]羅志文推算：《宗睦堂羅家推算通書》1998年版，第１頁。歷年的宗睦堂羅家通書，在閩西南漳州、閩西龍岩等地的市面上都有流行。
附錄１：洪潮和派下星華堂通書四大局水法圖
 
附錄２：洪潮和派下星華堂通書“壓壙符”
附錄３：洪潮和來孫授生李豐成文化中心地理科試卷（摘選）
 
附錄４：洪潮和來孫授生李豐成所作的風水推斷個案。
本文原刊於2002年10《臺灣宗教研究通訊》第4期，臺北：蘭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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