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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仔樓與中式祠堂
2017-04-12
華僑是穿上洋裝的中國人，番仔樓則是南洋門樓遮蔽下的傳統大厝。表面上，華僑是一個思想先進、作風洋派的群體；骨子裏，他們比任何人都因循守舊、執著於傳統……
石獅市後杆柄村的楊家大院是當地有名華僑建築，清末民初泉州的海外華僑發達了以後，首先要在家鄉修建樓房，以此光宗耀祖。
泉州位於東南沿海，宋元時期為東方世界第一大港，明清時期就形成了移民海外的“過番”傳統，近代以來更有百萬人口僑居東南亞，是中國接受異域文明的前沿地帶。閩南人還是最重視宗族的族群之一。甘滿堂先生在《福建宗祠知多少》一文說，根據2015年8月的普查，福建省宗祠總數13272座，平均每萬人擁有3.59座，排名均為全國第一。按地區排名，每萬人的宗祠擁有量龍岩地區8.6座，漳州地區4.9
座，泉州地區3.6
座；如果按縣級單位排名，冠亞軍分別為南靖縣552座、安溪縣511座……這說明客家人與閩南人，祭拜祖宗的狂熱在全國數一數二，遠高於內地省份的族群。
閩南人稱外國為“番”，外國人就是“番仔”，外國建築就是“番仔樓”。閩南地區的傳統民居別具一格，紅磚、紅瓦、翹簷，是一種當地稱之為“皇宮起”的院落式大厝；歸僑們所建的番仔樓，多為外廊式、有樓層、正立面簷口加山花，是一種流行於東南亞地區的殖民地建築。
20世紀上半葉，歸僑們挾其強大財力，把東南亞地區的建築樣式帶回閩南。一時間，番仔樓如雨後春筍，在城鄉各地拔地而起；商住兩用的騎樓，縱橫成街，嵌入了鬧市中心；而學校、醫院、公園和體育場等嶄新的公共建築，也星羅棋佈，遍地開花。這場半個多世紀的歐風美雨，終於讓積澱千年的泉州建築景觀發生轉變，點染上濃重的南洋色彩。
每一棟建築裏面，都住著人；每一種建築形態，都體現了主人的身份和觀念。番仔樓攻城掠地的背後，象徵著華僑的社會地位扶搖直上，成為顯赫的群體。番仔樓的居民，與傳統紅磚大厝裏的居民經歷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這種中西混搭的建築奇觀，還告訴我們，僑鄉泉州在西化——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特別遠，傳統文化已經分崩離析。
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凝視僑鄉的家族建築時，卻看到一幅停滯的圖景。所有的宗祠都沿襲著傳統樣式，紅磚紅瓦，低矮的翹簷，前後二進或三進，正廳供奉歷代祖宗神主牌。最別致的陳埭回族丁氏大宗祠，也僅在內部平面結構做些變動，暗藏一個“回”字，外表上與漢式宗祠無異。事實上，泉州地區的宗祠建築新意不多，結構大同小異；家族之間，比拼的重點集中在門樓、山牆和屋頂的裝飾彩繪上面，極盡雕飾工藝之能事。看上去，一座座俗豔燦爛，仿佛頭頂插滿鮮花的村婦。幾乎所有的泉州宗祠，都是在華僑積極參與下重建的。他們或大力倡建、或親自主持、或積極捐款，複以極大的熱情年年謁祖進香，弘揚姓氏宗祠的社會影響。他們為什麼沒有利用自己的話語權，把西洋風格融入祠堂建築？泉州地區數千座宗祠，竟然沒有一座被西洋文化改變，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注意到，閩南地區不僅宗祠，還有無數宮廟，也成功地抵禦了西洋建築文化的入侵，保持古老的樣式。
建築乃社會意識的表現。我猛然發現，華僑身上具有鮮明的兩重性，除了我們熟知的革命、現代、開放之外，還有保守、傳統、落後的一面。要探究這問題，還是要從近代華僑的歷史和文化說起。
農曆六月十五，泉州百姓聚集石鼓廟上香祭奠順正王王相，相傳他曾助鄭和下西洋，因此深受經常出海人們的崇拜。
泉州是中國的重要僑鄉。根據2007年福建省僑辦的統計，閩籍海外僑胞1264萬人，其中泉州籍750萬，接近泉州市的常住人口。泉州人多地少，海洋文化發達，明清以來就不斷有居民移民海外，但明清統治者視海外僑胞為叛國的棄民、罪犯，禁止回國。
中國人移民海外的自由，是因為歐美列強需要廉價勞動力，對清政府施加了強大壓力而獲得的。根據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1868年《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華僑被允許自由出入國境，閩南地區開始出現出國潮。1893年，清政府議准駐英大臣薛福成的《請豁除海禁招徠華民疏》，正式廢除海禁政策，海外華僑首次獲得合法身份。1911年清朝滅亡，民國創立，是一個重要的分界線。此前的華僑雖然富裕，但是自卑、低調，千方百計攀附鄉紳官僚，模仿後者建造傳統官式大厝。典型的例子是南安市官橋鎮漳裏村的蔡氏古民居。從1862年到1911年，旅菲華僑蔡啟昌、蔡資深父子歷時46年，建造起一個包括16座建築的龐大群落，全部是傳統紅磚大厝，外來元素非常罕見。宏大的紅磚大厝，加上買來的一個資政大夫虛銜，蔡資深才算衣錦還鄉。
林路是新加坡華僑，從事建築行業，1908年親自設計了南安市省新鎮滿山紅村老家的房屋。當地流傳一句民諺說：有林路富，無林路厝。意思是找得到比林路更富的人，但是找不到比林路厝更好的房子。可想而知，他建造的依舊是閩南官式大厝，但是在某些局部，添加了一些西洋元素，例如書院的後進為二層閣樓，出現了二層六角形角樓的護厝。
南安華僑名氣最大的無疑是黃奕住。他出生于南安市金淘鎮，家境貧寒，從小失學，挑著剃頭擔子行走於鄉間；17歲那年，懷揣家裏變賣祖產湊來的36個銀元下南洋。起先，他在新加坡、印尼三寶瓏走街串巷，幫人理髮；有一天突然扔掉剃刀，改挑貨擔，售賣食雜。漸漸地，雜貨擔變成了地攤、固定攤位、店面、公司、跨國集團，最後他躋身印尼“四大糖王”之一。黃奕住是白手起家終成巨富的華僑英雄。泉州人說：要致富，學阿住。
我在金淘鎮用過午餐，打聽黃奕住的老家。一位正在用餐的小夥子熱情地說，黃奕住的八卦樓，很近的，過橋就是。黃家後來搬到鼓浪嶼，房子都荒廢了。
的確都荒了。路邊一道低矮的圍牆內，黃奕住的老宅正在默默腐敗，雜草叢生。裏面有兩棟風格迥異的建築：一座是1907年建造的紅磚大厝，已成危房，屋頂坍塌；一座是1912年建造的番仔樓，又稱八卦樓，保存還算完整，二層，百葉窗，透過門縫看到裏面正在養雞。
黃奕住的這兩棟房屋，讓我們感受到時代對於建築樣式的巨大影響。1907年，黃奕住的事業剛剛起步，他照例匯錢回鄉建厝，此時華僑的社會地位較低，以模仿當地鄉紳的豪宅為榮。辛亥革命中，泉州光復以華僑為主力，孫中山甚至表彰“華僑為革命之母”，所以黃家1912年再建新居，就標新立異建了一座番仔樓，以身為華僑自豪。
浦後惠澤尊王王府修建得富麗堂皇。在泉州，僑眷是求神拜佛的主力，每年花費大量財富
建廟祀神，做醮祈福，幾乎所有的廟宇、宗祠，都是在華僑與僑眷積極參與下修建的。
泉州文史專家陳泗東先生著有《幸園筆耕錄》一書，其中有一段記錄舉人陳仲瑾的議論，生動地概括了近百年來華僑與紳士地位的消長變化。陳仲瑾對作者說：“戊戌變法（1898年）之前，泉州華僑敬重紳士，巴結紳士。南安南廳村菲僑林露（疑即林路），營造巨屋，人稱‘有林露的富，無林露的厝’。對泉州當時的翰林陳蓕仁、進士黃謀烈，非常奉承，多方設法與他們結親。……其時紳士尚恥與華僑論婚嫁。戊戌變法之後至民國十六年（1917）前，泉州華僑逐漸與紳士平起平坐。我于1912年全家去印尼，路費是黃仲訓送的，途經新加坡，船上被人欺辱，陳嘉庚欲代出面交涉，我婉謝了。僑居數年的費用，全由陳烏生、蔣報企等承擔。其時華僑多與紳士論婚嫁，女兒嫁到紳士家需多陪嫁妝奩，而紳士之女兒尚不大肯嫁給華僑，如蔣報企之女嫁舉人某為媳，陪嫁房子一座。進士林罛鶴亦肯娶華僑之女為媳了。又紳士紛紛出洋旅遊，到處有同宗華僑送程儀，謂之‘打蕃客的秋風’。數月歸來，餘款一般可建一座二進三間張的中型房屋。……在這段期間，窮教員很多娶到華僑之女為妻。民國十六年以後至解放前，為紳士巴結華僑、勒索華僑的階段。”
清末民初，正是華僑與紳士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的轉折時代，泉州的番仔樓開始出現，像是華僑的獨立宣言。
黃奕住在南安老家建了兩座房屋，但他1919年回國時，在廈門投資了160多處房地產，同時把母親和妻兒都接到鼓浪嶼定居。像許多華僑一樣，他有兩個家，正室是老家南安的王時，在印尼三寶瓏還有一個名叫蔡韁娘的妾。王時原來是童養媳，成婚後帶著孩子侍候公婆，閩南人把這種留守老家的僑眷稱為“番客嬸”。移居鼓浪嶼時，黃奕住與王時的女兒黃萱只有10歲。
有意思的是，黃奕住一生大力資助現代教育，卻不讓黃萱接受大學教育，而是延請名師至家，輔導女兒接受傳統教育。日後，國學根底深厚的黃萱，作為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得力助手為學術界敬重。暴發戶黃家，兩代就完成了“貴族化”，躋身書香人家。
民國初年，閩南地區戰火頻仍，先是北軍（北洋軍閥）和粵軍（廣東革命軍）展開拉鋸戰，接著北洋直系與皖系兵戎相見，此外還有集兵匪於一身的大小“民軍”魚肉鄉里。住在鄉間的富裕僑眷，常常被土匪綁票勒索，很不安全。許多華僑像黃奕住一樣，在老家建造一幢大厝光宗耀祖，另外還在鼓浪嶼購置房產，全家移居到口岸城市廈門，生活方便，接收“僑批”——華僑寄回的書信和金錢——也比較可靠。
泉州地區的番仔樓，絕大多數為外廊式建築，效仿的並非歐美本土的西洋建築，而是南洋建築——西方殖民者吸收東南亞民居特色而發展起來的一種建築樣式，又稱殖民外廊式建築。東南亞天氣濕熱，大量通透的外廊空間，遮陽避雨通風，非常實用。隨著殖民勢力的擴張，外廊式建築散播東亞各地，並於鴉片戰爭後進入中國，風行於各地租界。但這種建築不適合溫帶的寒冬，到了19世紀末就在中國退潮，許多租界紛紛改建西洋本土樣式的建築了。
讓人意外的是，外廊式建築在租界衰微之後，閩南僑鄉卻迎來了一個外廊式建築的高潮。目前所知，泉州地區最早的外廊式民居是建於1912年的陳光純宅，在泉州市區；最晚的建於1950年代。幾乎可以說，外廊式番仔樓是與民國相始終的一種閩南特色民居。而民國年間，也正是華僑作為一股重要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崛起的時代。
清末閩南人下南洋時，東南亞地區是英、美、法、荷的殖民地，沒有形成民族國家，華僑們只想打工賺錢，養活家鄉的父母妻兒，然後榮歸故里。很多人一去不返，埋骨他鄉；很多人終生落魄，無顏歸國；一幢幢番仔樓記載的，只是少數勤勞致富、衣錦還鄉的故事。海外華僑孤立無援，既與當地社會疏離，又被滿清政府歧視，唯有鄉親和宗親聚一起抱團取暖，所以他們的眼裏沒有國，只有家鄉和宗族。他們為家鄉的公益事業踴躍輸款，鋪路造橋，修祠建廟，賑濟災民……這是他們終究要返回的家園。
為了推翻滿清政府，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組建同盟會。一盤散沙的華僑首次被一個政治目標組織起來，超越了地域和宗族。中華民國成立後，華僑的愛國情懷被激發出來，積極參與祖國的建設事務，在抗戰中出錢出力，成為一股國共兩黨都努力爭取的重要力量。
晉江市金井鎮石圳村，一個尋常的海濱村落，到處是新舊番仔樓。石圳是遠近聞名的僑村，全村人口2500多人，卻有近萬人在菲律賓、澳門等地謀生。村裏的李氏宗祠小而古雅，青石紅瓦，畫梁雕柱，脊簷飛翹，看上去富麗堂皇。一幅門聯曰：古地圳山天空海闊，宗祠重建子孝孫賢。祠堂下麵的廣場有座名為“峻山閱書報社”的二層外廊式建築，是旅菲華僑李連朝等人于1919年興建的福建第一個村級書報社，曾設有圖書閱覽室、乒乓球室、小醫室、調解公所（兼平民夜校室）等，深受村民歡迎。但眼下，建築的外牆披掛著十來條慶賀學子考上華僑大學、中央音樂學院的紅布條，邊上放著一塊“危房靠近危險”的警示木牌。
石圳村的華僑中學是由“成美小學”擴建的，每一座樓房、場館，甚至每張石椅，都鐫刻著捐贈華僑的姓名。早期的“成美小學”紅磚厝正在維修，是一座閩南紅瓦屋頂與外廊式門樓混合的平房，優雅而寂寞。“成美”是菲律賓華僑李昭以、李清泉父子所辦的木業公司的名字，他們於1913年創辦了這所小學，李清泉專門致函本村族長，要求辦成新型學校，設置算術、語文、地理、歷史、英語、圖畫、手工等學科。
教育歷來是華僑捐助家鄉的重點。1935年，泉州下屬五縣，由華僑創辦或參與捐助的小學共732所；晉江縣教育經費約47萬元，縣政府只撥款3萬元，其餘皆來自華僑捐贈。新加坡華僑李光前是陳嘉庚先生的女婿，效仿岳父，在家鄉南安市梅山鎮芙蓉村建立起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醫院和影劇院的現代文教衛生體系，稱為“芙蓉學村”，後改名“光前學村”。海外華僑回饋家鄉，成為僑鄉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他們創辦工商企業，引進國外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理念；他們推動泉州市政改革，修建新式馬路、騎樓和運動場館；他們大力資助教育、衛生和慈善事業，替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他們在公路、船運、電力、電燈、電話等方面廣泛投資，奠定了僑鄉的現代化基礎。
出海的僑民祈求神靈保佑平安，所以至今當地人仍然崇拜神靈風氣濃厚，石獅黃金海岸度假村的海灘臨近當年華僑出海的梅林碼頭，現在這裏建起一座觀音巨像。
1920年，菲律賓中華商會會長李清泉邀請閩僑代表在鼓浪嶼開會，共商“救鄉”事宜。次年，“福建自治會”在菲律賓成立，提出“驅逐軍閥李厚基，聯絡各自治團體，整肅民軍民團”三項主張。接著，閩僑救鄉運動在東南亞各地展開。
閩僑救鄉運動目標龐大，持續了十餘年，實際上是華僑為主導的一個僑鄉現代化計畫，涉及社會秩序、基礎建設、發展生產、培養人格等內容。當時的福建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兵連禍結，註定難以實現。例如李清泉、黃奕住等人耗盡心血籌辦的漳龍（漳州至龍岩）鐵路，直到民國終結，也沒有動工。
上世紀30年代以後，華僑已經取代鄉紳，成為推動閩南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番仔樓成為僑鄉最流行的建築樣式，彰顯著海外成功人士的財富、地位和現代意識。
泉州的番仔樓，絕大多數並非純粹的南洋建築，比較準確的描述是“中骨西皮”。華僑大學的學者楊思聲、關瑞明曾對隨機取得的33個泉州近代洋樓樣本進行分析，得出幾個結論：平均建築年代為1937年至1946年；其中60%以上為菲律賓華僑所建；所有洋樓在門面或邊角都有外廊，其中25幢內部保留天井式的佈局特點。事實上，多數番仔樓只在門樓、外廊和樓層等外觀方面洋化，其平面佈局，依然遵循中軸對稱、院落、主廳堂等傳統禮制空間秩序。
華僑是穿上洋裝的中國人，番仔樓則是南洋門樓遮蔽下的傳統大厝。表面上，華僑是一個思想先進、作風洋派的群體；骨子裏，他們比任何人都因循守舊、執著于傳統。1925年，魯迅應聘于廈門大學，作過一個《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的演講，便讓尊孔的校長林文慶很不愉快。陳嘉庚對學生罷課也是有看法的。魯迅沒有想到，這些事業有成的新加坡華僑，思想並沒有現代化，還是滿腦子的孔孟之道。
仔細想想就明白了。當“五四”知識份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號，徹底清算傳統，擁抱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之時，海外華僑避開了這場風暴，因此與國內的社會文化思潮脫節。儘管許多華僑在生活方式上已經西化，但在思想觀念上，依舊恪守“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舊道德。“五四”精神弘揚個體價值、人本主義，但華僑念茲在茲的，還是祖德流芳、神靈保佑。
閩南民間素有宗族械鬥的惡習，海外宗親推波助瀾，甚至購買美式機關槍回鄉助戰。械鬥出現傷亡，總是由華僑買單。晉江縣金井鎮圍頭村與塘東村爭奪渡頭，械鬥二十餘年，塘東村的旅菲華僑蔡本油就提供了15000元撫恤金。1924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因為風水問題，晉江縣安海鎮金墩村黃姓與西垵村、型厝村顏姓發生械鬥，張林村張姓因為與型厝村顏姓聯宗，也派人助鬥。泉州駐軍孔昭同派兵前往鎮壓，居然被剽悍的張林村人擊斃27名官兵。李清泉等僑領擔心官軍血腥報復，拉當地紳士名流一起調解，最後由菲僑救鄉會協助出鉅資撫恤，並向黃、顏、張等姓華僑勸募資助，才了結此案。旅菲華僑黃秀烺纏綿病榻數月，聞之震驚，說“茲事關於吾族生死也”，臨終之際捐出了3000元。
晉江梧林村的跑步活動前，村裏的小孩在五層大樓前準備進行舞蹈表演。梧林村現存近百棟
華僑建築，多是在上世紀初至抗戰爆發前建成，蔡德鑨修建的五層大樓是其中傑出代表。
閩南民間信仰發達，媽祖、保生大帝、王爺、廣澤尊王、清水祖師、青山公、大眾爺、田頭媽等等，大小神靈數以百計。僑眷是求神拜佛的主力，每年花費大量財富建廟祀神，做醮祈福，有識之士視之為迷信、落後和愚昧。1948年10月22日的泉州《晨曦報》嘲諷地寫道：迎神賽會，是半新不舊的僑區中的拿手好戲，那些曾經受過西洋洗禮的僑客們，“幾十年的新教育究竟不曾教好了他們，多少的封建觀念迷信永遠奠立在他們的心裏，神權的時代不曾過去”。
因為缺席了新文化運動，僑鄉的思想現代化遠遠落後於生活方式的現代化。家族與神靈，是閩南人十分珍視和從未放棄的傳統價值，也是驅使他們背井離鄉並葉落歸根的終極原因。許多地區已經把祠堂當成尋常建築了，設計師大展才智，推陳出新；但在閩南人眼裏，祠堂是關乎家族盛衰的神聖建築，應該謹守古制，不得妄自增改。綱常萬古，舉頭三尺有神明。矗立在僑鄉大地上的一座座傳統祠堂和宮廟，反映的仍然是這樣一種古老觀念吧。
黃秀烺是出生于晉江市深滬鎮、旅菲致富的鉅賈，清末捐了個“一品忠憲大夫”官銜，回到鼓浪嶼定居。民國元年，他耗資25萬銀元，在晉江市東石鎮檗谷村黃氏祖祠邊購地建古檗山莊。表面看，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墓園，其概念卻遠溯上古三代。黃秀烺在《古檗山莊塋記》中說：“先世墓所多不可複識，祭掃之禮往往缺焉，猷炳（秀烺）惄然傷之，思仿古人族葬之法。”族葬是儒家仰慕的周禮，秦漢以來2000多年都難以實行，黃秀烺逆歷史潮流而動，居然要恢復周孔時代的禮制，讓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慨。他的做法引起了清季遺老的共鳴，康有為、陳寶琛、鄭孝胥、張謇、吳昌碩、梁孝熊、許秉璋等名士顯宦，紛紛附和題贈。康有為表彰黃秀烺移風易俗，稱“全國可以觀法”。
我去看古檗山莊，發現墓塚不過10座，有幾座黃氏祖墳是從各地遷來，按昭穆順序安葬的，前排中央坐落著黃秀烺及正房夫人之墓。事實上，黃秀烺的子孫星散海外，並沒有歸葬此地，連看管墓園的也非黃秀烺後人，而是檗谷村的黃氏族人。
黃秀烺寫道：“異日百歲之後，歸骨於此，吾子孫祭於斯，厝於斯，奠幽宮於斯，綿綿延延，守而不失……”多麼感人的中國情懷！在中華民族失去自信心的時代，幾乎只有海外華僑對傳統文化如此依戀。古檗山莊就是一位愛國華僑單槍匹馬復興中華文化的英勇努力。如同唐吉坷德，他失敗了，但讓我滿懷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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