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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溪岸陳氏家族研究
湖裏陳氏家族
廈門溪岸陳氏家族是近代廈門的一個比較典型的家族聚落。自清代以降，這個家族出現過陳邦寶（清乾隆年間慈善家，道光《廈門志》有傳）、陳勝元（近代著名抗英將領）、陳宗凱（清同光時期臺灣艋舺營參將）、陳宗超（廈門近代知名文士，民國《廈門市志》有傳）、陳石子（過繼到臺灣“板橋林家”後改稱林爾嘉，字叔臧，閩台近現代著名人物）等人物，在閩台兩地均有相當的影響。尤其是陳勝元在中英鴉片戰爭期間的英勇事蹟，已成為廈門市愛國主義教育的鄉土教材之一。因此，廈門市在舊城改造時，特地撥地重建“陳勝元故居”，讓後人瞻仰。
溪岸陳氏後人為紀念先芬，也多方努力編成《廈門溪岸陳氏家譜》，使閩台兩地的族裔知所式憑，尋根有緒。但忸於資料有限，且歷年久遠，《家譜》仍有某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本文根據相關史料文獻和文物提出一些管見，以就正有道。
一、溪岸陳氏家族溯源
眾所周知，潁川陳氏是閩南地區最重要的宗族之一，其源遠流長，譜系浩繁，子孫興旺。該宗族在廈門開發、繁衍的過程，當今學術界依然眾說紛紜。事實上，從現存的譜牒文獻考察，明清時期廈門的移民現象逐漸形成氣候，一直到近代都呈遞升趨向。因為港口的原因，清代廈門人口比較集中在該島西南部，溪岸屬於泉州府同安縣“嘉禾裏二十三都吳豪保”，因為廈門島上的“帶溪”從那兒經過而入海，故稱“溪岸尾”，這一帶儘是農田，當是移民入居首選之地。閩南的陳氏何時到“溪岸”定居發展？有兩個文物、文獻提供了一些這方面的資訊：
（01）1993年從陳氏祖墓出土的《皇清例授朝議大夫布政使司理問加四級享六十有五壽三代大父崑園陳府君墓誌銘（殘）》（下簡稱《陳崑園墓誌銘》）；
（02）清咸豐年間私刻本《陳勝元行述》。
《陳崑園墓誌銘》原有四方，今僅存篆蓋以下的前兩方，故墓主生卒時間闕如。該墓誌銘系“愚兄天寵”撰文，宜陽縣令“侄廖飛鵬”篆蓋，“世侄李世瑄”書丹。《廈門志》卷十三有廖飛鵬的傳，記廖飛鵬“龍溪籍，住廈霞溪。乾隆十五年（1750年）庚午舉人，明年成進士。知河南汲縣，尋改宜陽。”《海澄縣誌》卷九有陳天寵的傳，記其乃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進士。則《陳崑園墓誌銘》當作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後一兩年為宜。墓誌銘說：“崑園大弟，其先與餘同出漳南。延及祖父貤贈朝議大夫啟宸公，始遷銀同帶溪岸北。”即溪岸陳氏原先居於“漳南”，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墓主陳崑園的祖父“啟宸公”才遷到“銀同帶溪岸北”即今之溪岸定居，但尚有陳天寵等族人仍居“漳南”。“啟宸公”傳“元輝公”，“元
輝公”傳“敬園、崑園”兄弟。清光緒年間郭柏蔭所撰的《陳勝元行姓氏家族述》則記載：陳氏“先世居福建泉州同安縣廈門殿前鄉。國初，質誠公始移居溪岸。”這就是說，同在“國初”，還有另一支世居廈門島內殿前村的潁川陳氏後人“質誠公”，也遷移到“溪岸”定居發展。從《行述》所舉者來排比，陳勝元這一支派的遠祖並無隻字提到“啟宸公”，僅從“質誠公”開始傳“恂旭”，“恂旭”傳“希昊”，“希昊”傳“文山”，“文山”傳“勝元”而已。由此可以初步認為，溪岸陳氏應該由“啟宸公”和“質誠公”這兩個支派組成。
但據《潁川陳氏族譜集成》的記載，以及溪岸陳氏歷年祭祖習俗來看，這兩個支派又認同潁川陳氏第十世祖陳肇為共同的祖先，數百年來融洽地共同生活在一個地點，而且後代子孫的墳墓又多數葬在同一地方（如“啟宸公”、“崑園公”、“質誠公”、陳宗凱、陳宗超等人的墓葬原都在廈門湖裏區的後院東一帶）。這種認同共同祖先而聚居發展的現象，在移民的初期是很自然的。廈門原來的鄉村基本上以大姓聚居為主，如“殿前陳姓”、“文灶黃姓”、“蓮阪葉姓”、“鐘宅鐘姓”、“泥金孫姓”等等，它們也都有其他支派以後才來認祖聚居的先例。
但溪岸陳氏的這兩個支派到底哪個先遷入“帶溪岸北”或“溪岸”呢？我們先從“啟宸公”這支說起，假設“崑園公”的卒年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後一兩年，據《陳崑園墓誌》，其享壽65歲，則應生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前後。如果按一般古人一代相差25年推算（白壽彝教授定為24年），“啟宸公”的生年大抵在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左右。而據《行述》，陳勝元生於嘉慶二年（1797年），其上溯五代的祖上“質誠公”當生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左右，比“啟宸公”遲了大約
57 年，因此說“啟宸公”先從“漳南”到“銀同帶溪岸
北”來定居發展，應無疑義。鄭成功據金、廈兩島抗清時期，是有不少漳、泉兩府的人民前來依之。“啟宸公”是否其中一人？因缺乏根據不敢妄斷。但他在施琅平定臺灣，金、廈兩島恢復生機之際率族眾來到廈門，既符合歷史背景，也符合常理。
二、關於清乾隆年間溪岸陳邦寶問題
道光《廈門志》的“義行”有陳邦寶的傳，傳雲：“陳邦寶，字璞卿，溪岸人。少躬耕養親，門內藹如。旋客甬東，值歲荒，民艱衣食，邦寶制綿衣分給；複於通衢煮粥賑饑。當事令邦寶倡捐兼董賑事，邦寶既首捐重資作倡，凡捐輸者，書其名於公所壁，注明捐數若干，人竟感勸樂輸，全活者甚眾。後乾隆間甬複大歉，時邦寶已歸裏矣。甯台紹道範某訪其遺法，踵行之，民困以蘇。郵贈匾額旌之。其居鄉建玉屏書院，置育嬰堂，皆遺澤也。”民國《同安縣誌》所記略同，唯多“乾隆庚午（1750年）甬複大饑”、經陳邦寶施賑後，寧台紹道範某“郵贈匾‘積厚流光’旌之”，並說他“居鄉施予無吝，族親戚多藉周恤”。
廈門溪岸的義民陳邦寶在甬東（屬今寧波）施賑救災，清道光之前僅見一例，事蹟感人，故方志編纂者將其放在“義行”的首篇。可惜新近整理印行的《廈門溪岸陳氏家譜》卻把陳邦寶置之譜外。一般比較嚴謹的修譜工作者凡遇到這種同時代、同地點又同姓的人物都不會輕易放過的。清代雍乾時期的溪岸陳邦寶到底是誰？幸好近年出土的《陳崑園墓誌銘》這方文物解了這個謎。
《陳崑園墓誌銘》雖然殘缺，但內容卻提到：“崑園讀書不事章句，慨然有經營四方之志，……門庭之中藹如也。迨敬園數奇不售，家計日繁，伯仲相勖謂‘人生處世非名則利，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敬園乃往來吳越間，以懋遷起家。而崑園亦自是而游甬江矣。崑園雖幼輟業，然于大義所在甚明，凡有作為，名卿碩彥鹹為心折。其感人最深者莫如甬江賑荒一事。當甬江之大饑也，疫氣盛行，老幼顛連載道。斯時也，坐視則有不忍，賑濟則恐弗周，措置亦極難矣。崑園愷惻動念，經緯有方，制衣散錢，給予維均，其轉危亡而置安全者，名傾一時。提軍吳公、觀察同公以及郡守、州牧鹹嘉崑園殊才，延請董司賑恤，募捐作倡。（下殘）”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閩海關正口設在廈門，從那時起到鴉片戰爭前夕，廈門港的對外貿易以及對台航運一直很興旺。民間的“南北郊”貿易極北至天津、營口等處，南至東南亞一帶，陳敬園、陳崑園兄弟從事廈門港至寧波港的生意，也很正常。從《陳崑園墓誌銘》的內容看，主要是哥哥陳敬園務商，弟弟陳崑園只是跟隨者。而方志所記的陳邦寶也僅是“旋客甬東”，沒說他在那裏從商。從《陳崑園墓誌銘》和方志所載的內容分析，陳崑園和陳邦寶是同時代人（乾隆庚午年（1750年）陳崑園差不多60歲左右），又同出廈門溪岸，在甬江施賑形式（制衣散錢）也基本一致，且都得到當地官員的贈匾，並且都通過捐授得到同樣的官銜（《陳崑園墓誌銘》為“例授布政使司理問”，《同安縣誌》稱陳邦寶為“捐職布政使司理問”）。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確信陳崑園和陳邦寶是同一個人。否則，方志必然會為陳崑園在“義行”再立一個傳。
古人重名諱，書寫、鐫刻墓碑和墓誌都不以“官諱”（本名）體現，而都書刻其名號，一般死者的本名會另外在墓誌的行文表現。《陳崑園墓誌銘》也不例外。可惜標明陳崑園本名的那部分已殘缺。再者，古人命名、取字型大小，都講究辭意和含義的統一。陳邦寶，字璞卿。璞是美玉，漢代崑山是出美玉的地方。因此陳邦寶取的號為“崑園”，也極符合古人命名取號的規矩。陳邦寶即陳崑園，當毋庸置疑。
綜上所述，廈門溪岸陳氏表面看來是一個宗族，其實分為同屬潁川陳氏的“啟宸公”和“質誠公”這兩個支派。“啟宸公”于康熙初年從“漳南”遷徙到“銀同帶溪岸北”繁衍生息，若干年以後“質誠公”也由殿前遷移到“溪岸”（但據《潁川殿前陳氏族譜》載，殿前陳氏分族到廈門只有“尾頭”、“美頭”，並沒有直接分族到“溪岸”，具體情況俟日後再行考證）。“啟宸公”的孫子陳邦寶，字璞卿，號崑園，清乾隆年間隨兄長到寧波經商致富，並在那裏大行善事，得到地方官員的賜匾褒獎，方志有傳。而“質誠公”這一支派在陳勝元這一代之前生計並不理想，《陳勝元行述》稱陳勝元“少貧，不能就傅，日樵蘇以佐家計”，陳勝元從軍任職後開始顯赫，為“誥授武顯將軍”、“江南福山鎮總兵官”；其三子陳宗凱為“誥授武功將軍”、“副將銜臺灣艋舺營參將”；四子陳宗超為光緒丙子科舉人；三女適臺灣近代知名人士、侍郎銜太僕寺卿林維源（林爾嘉的父親）；嫡孫陳石子還過繼給林維源為嗣（即林爾嘉），其他子弟也都得到清廷封蔭，可謂近代廈門最出名的仕宦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質誠公”這一支派得意如此，卻能恪守家風，照舊與“啟宸公”支派後裔和睦相處，在溪岸聚居的“十落大厝”有共同的祖屋，懸掛“積厚流光”匾額、供奉共同的祖先神主，逢年過節共同祭奠先人。尤其是這樣的大家族在財產管理方面也有其特色，陳勝元第四代裔孫陳國添先生保存有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原溪岸街67號的房契，其中寫道：“盡賣與本街陳府上為作崑園公公業，……右給業戶陳泰、建記收執。”據瞭解，“陳泰、建記”是“陳泰記”和“陳建記”（‘陳質誠’後裔堂號）的對外合稱。“陳質誠”後裔認同“崑園公”，視其業為“公業”，可以說在理財方面，這一大家族內部是生息相通的。這些都是閩南、閩台社會文化研究的極好素材。
雖然經過歷史變遷、舊城改造等外來因素的影響，溪岸陳氏後代子孫已星散各處，但他們之間的來往依然不斷。在臺灣的裔孫更是以“溪岸陳氏家族”為尋根謁祖的橋樑。2002年廈門市政府決定遷建鴉片戰爭中愛國將領陳勝元的故居，無疑是辦了一件好事。但陳氏族人編纂《廈門溪岸陳氏家譜》時，對這一大家族的源流支派語焉不詳，甚至將最初遷居開基的人物略去弗載，對有些比較重要的先人史跡也缺乏考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部家譜的社會意義和價值。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作者系原廈門市博物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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