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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地方掌故》第六輯 宗教風俗寫意
宗教獨特，樁樁積澱著民間的奧妙和活力，震撼我們心靈的是鼎盛的女神崇拜，是神奇的“活佛”事蹟，是曲折的教眾磨合……風俗淳厚，款款舞動著歲月的古樸和生機，滋潤我們目光的是和睦的宗族文化，是壯觀的漁業風貌，是蔥蘢的丘後宋荔……
泉港的媽祖崇拜 林明輝
媽祖俗名林默娘，祖籍莆田忠門湄洲，為閩林晉安二十三世、唐九牧六房林蘊派下六世孫女，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年），卒于宋雍熙四年（九八七年）。時航海人廣泛傳說林默娘常常顯靈，身穿紅衣飛翔於海，救助落難生靈。因此，海船上就競相供奉默娘神像，奉為海上女神。宋元明清，歷朝帝王屢屢加以褒封，直至“天后”、“天上聖母”，世稱“媽祖”，林姓則稱之為“姑媽”。歷代皇帝的褒封，春秋祀祭，又擴大了媽祖的影響。媽祖崇拜，自沿海擴散至內陸，自本土彌漫向台、港、澳及海外，幾乎有華人聚居的地方都有敬奉媽祖的廟宇。
自媽祖仙逝至南宋鹹淳六年（一二七○年）近三百年間，全國共建有媽祖廟宇二十四座，沙格靈慈宮（建於鹹淳六年）就是其中一座。可見，由於地緣的親近，與莆田習俗的相近相通，媽祖信仰早就進入了泉港地區。媽祖在當時就已成為當地人心目中最為崇敬的神祗。
泉港區域特別是沿海漁村，漁民們對媽祖崇拜已達到極度迷信的程度。早先沒有天氣預報，漁民們出海與否，甚至遇事拿不定主意的時候，都要問卜于媽祖，由媽祖靈前的箬杯作出決定。漁船入澳，或是事成後，便要牲禮菜甌，隆重地叩謝媽祖，幾乎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例規。
現在，大大小小媽祖廟宇幾乎遍及全區各個村落，規模較大的有沙格、柯厝、肖厝、郭厝、峰尾、奎壁、荷池等地的媽祖廟，甚至許多家庭內也設有媽祖神位。媽祖在人們的心目中，已不僅僅是海上保護神了，而是把她當作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的神明而春秋祭祀、四時膜拜。泉港區域內林姓眾多，林姓人稱為之“姑媽”，於是“姑媽”又成了本地人對媽祖的昵稱。
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紀念日前後），泉港區的沿海村落，可以說是傾船出動，紛紛往湄洲祖廟燒香謁拜，那份虔誠簡直無與倫比。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由閩林始祖文物古跡重修董事會主持，在晉安郡王陵後山間新建了以媽祖廟為主體的數座廟宇，由湄洲祖廟分靈至祖宗福地。因此，近幾年，吸引了眾多的本地崇拜者前往頂禮膜拜。
黑面媽祖信眾多 阿婷
泉港地處濱海，民眾崇拜海神媽祖者甚多。影響最廣泛的是湄洲媽祖林默娘，俗稱大媽；其次則是“黑面媽祖”陳靖姑，俗稱三媽。泉港境內多數媽祖神廟二神同祀，如塗嶺烏石宮、沙格靈慈宮、荷池天妃宮、埭港龍見宮等，而烏石宮、郭厝蓮山宮則主祀三媽陳靖姑。在這裏，人們對她的崇拜程度並不比湄洲媽祖遜色。與林默娘一樣，陳靖姑也是因靈異事蹟而成為民間信仰的俗神。
相傳陳靖姑于五代年間出生在福州下渡，長成後嫁與古田劉杞為妻。她自幼就豪爽俠義，曾與林紗娘、李三娘同師學道，學得一身非凡法藝，行醫濟世，驅邪救民。二十四歲那年，陳靖姑為救生靈，不顧天譴施法祈雨抗旱，觸犯天條，以致身遭雷擊，顏面變黑，殞身于古田臨水。陳靖姑仙逝後，百姓感激她一生正義捨身救民，乃塑像紀念且敬若神明，號為“臨水夫人”，後陳靖姑又被封為“順天聖母”，與湄洲媽祖同受人間煙火，因顏面變黑，世稱“黑面媽祖”，屬“淨明閭山三奶派”。
因陳靖姑在世時行醫濟世，逝後，在百姓的信仰中，漸漸成為主司生育的神祗，被奉為婦幼保護神，民間又稱為“注生娘娘”。泉州人則將她視為生育神，稱“奇仕媽”（即祈嗣媽）。在泉港，信仰她的人也很多，無子嗣或求男丁的人家大多把精神願望寄託在注生娘娘身上，有的甚至從宮廟裏分香回家設神位朝叩暮拜祈求早生貴子。
泉港境內奉祀黑面媽祖最有名的宮廟是塗嶺烏石宮，該宮始建于宋嘉祐二年（一○五七年），迄今已有九百多年的歷史了。傳說蔡襄興建洛陽橋，陳靖姑曾斬除蛇妖、籌措銀錢相助。烏石宮開工典禮之際，蔡襄特地趕來朝拜，並題贈“順天聖母”、“應天開基”兩塊匾額。除了烏石古地流傳著陳靖姑救民除害的靈異事蹟外，湄洲灣、玉笏石等相關的傳說中也都留有陳靖姑的足跡，至於建有宮廟奉祀的村落，更是將其顯靈的事傳得神乎其神。每年的臨水夫人誕辰，總有許多信眾前來朝拜。現臺灣高雄縣鳳山“美泰宮”殿中的“黑面媽祖”，就是從烏石宮奉請過去的。
海國女神劉益娘 阿婷
峰尾地處濱海，民眾主要靠“討海”為生，因精神上需求寄託，兼之當時的社會政治及人文等因素，明中葉之後，這裏也誕生了一位由人發展而成的“神”，成為峰尾一帶沿海村莊祈求平安和出航的“護航神”——姑媽劉益娘。
劉益娘，原名大娘，又名乙娘，生於明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逝於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凡世二十春秋。當地劉姓是大姓，因同宗，稱之為姑媽，外地非劉姓則稱之為峰尾姑媽。
據譜牒載，劉益娘自幼聰穎過人，以“溫淑清順，懿惠中和”見稱。更讓漁民稱讚不已的是，每逢天氣驟變或狂風暴雨即將來臨時，劉益娘總是晝夜不安，通宵達旦地佇立在海邊或尾山埔細心觀察，一有危情便點燃柴火，引導漁船順利返航安全入澳。因此，峰尾一帶漁民都有口皆碑，傳頌這位賢淑少女的義舉善行。
劉益娘十八歲那年，嫁給郭厝後柳村程家為媳。翌年九月二十二日，劉益娘帶著三弟自外祖母處回夫家，路過郭厝村一處甘蔗園，幼弟不懂事，見了甘蔗口饞哭鬧要吃，劉益娘無奈，只得取二枚銅錢（足夠購買一株甘蔗）用紅頭繩串著系在一株甘蔗身上，然後折另一株甘蔗給幼弟。此時蔗主剛到，不問青紅皂白便破口大駡，並狠狠打了劉益娘一記耳光。劉益娘蒙受大辱，有口說不清，羞恨難當，當晚便懸樑自盡，以死一洗清白。
劉益娘含冤受屈而尋短見，轟動了峰尾一帶的漁家。不少漁民從打抱不平到深深懷念，發展到殷切期望劉益娘能升天成“神”，再為廣大漁民做好事。因此，在漁民的口碑中，劉益娘逐漸成了神。
之後幾十年間，先有地方士紳為劉益娘妝金身塑像，放在其故居廳堂中奉祀。群眾為求精神寄託，時常向益娘金身焚香求籤問卜，並上報朝廷，請諡劉益娘為“義烈”。後又有善信鳩資在峰城西門外山坡大石頂的瀕海處建廟供祀，因劉益娘“素明大義，秉性真烈”，故正式命名為“義烈廟”。
明嘉靖年間，滇南寇亂邊關告急，兵部尚書兼右都禦史毛伯溫奉命征討。班師回朝時，毛伯溫啟奏道：“南征之功，績著女神。”（所指女神即湄洲林默娘和峰尾劉益娘）皇上聽後，欽賜林默娘為“天上聖母”，劉益娘為“姑媽娘娘”。“義烈廟”至今猶有匾聯“系出峰城嫻內則，神偕湄島護群生。”指就是此事。皇上的加封，推動了群臣對劉益娘的宣傳與讚揚。著名書法家、內閣大學士張瑞圖特為劉益娘題寫一匾，稱她“坤德孚民”；緊接著內閣大學士史繼階也題匾“一德壽民”，內閣大學士都禦史郭必昌題“婆心濟世”。這些牌匾至今尚存在義烈廟內。經嘉靖帝的御賜和三位內閣大學士的題匾，峰尾姑媽劉益娘一躍成為遐邇聞名、顯赫無比的“護航神”、“保護神”。
此後峰尾漁運日益興旺，人們對姑媽娘娘的信仰與崇拜也與日俱增。峰尾的漁民無論走到哪里，都把姑媽劉益娘的神奇故事傳播到哪里。福建沿海各地，甚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也都相繼建立“姑媽宮”，臺灣臺北還組織“姑媽會”，尊劉益娘為“海國女神”、“海峽第二女神”。
叛逆女性成神明 黃建聰
《五禮通考》一書說：“功施於民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泉州僑鄉家庭主婦住房門口供奉的守護神——簷口媽，她的俗身是清代農民起義女領袖邱二娘，這是泉州民間信仰中的本地英雄人物。從泉州地面的六位家神看，簷口媽屬晚輩。把一位叛逆女性供奉為神，在中國歷史上是比較少見的，它反映了泉州婦女潛存著異端文化的性格。
邱二娘（一八三三～一八五五年），原名邱真，生於洛江區馬甲鎮梧峰村許阪厝。父親邱柳先，母親蘇于。邱柳先有二男二女，長子邱英，次子邱申，長女適外，邱真位居第二，人稱之邱二娘。後因饑荒，舉家遷居峰尾半島的前亭村。因家庭生活難以為繼，邱二娘被賣給峰尾村大厝劉家當童養媳。
生性剛強的邱二娘忍受不了劉家的虐待，遂逃至塗嶺東坪村親戚家。在表哥林杯（太平軍戰士）的引領下，入尼姑庵學道習武，練就一身好武藝。她自幼從誼父王掌（前亭村人）學醫，又從父親邱柳先學會了陰陽曆法，便以傳道行醫為名深入民間，發動群眾，準備回應太平天國起義。這時，林杯不幸犧牲。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年僅二十歲的邱二娘揭起“順天命邱二娘”的旗號，把神和天父的信仰合二為一，提出“雖是女人乾坤造，邱氏召集賢眾多，普天之下皆黃土，除清救民建帝都”的口號。很快就拉起一支有千餘人的隊伍，並組建女營，進行特殊訓練，名馳遠近，時有“邱厝查某無覽（弱）貨”之譽（時人誤以邱二娘是南埔鎮邱厝村人）。
此後，邱二娘率義軍轉戰晉江、惠安、仙遊等地，並與永春紅錢會林俊義軍、仙游烏白旗相互配合，給清政府在閩中、閩南的統治以沉重打擊。清軍為掩飾敗績，便宣揚邱二娘有“撒豆成兵”、“剪紙為馬”的“妖術”。
一八五四年春夏之交，攻打惠安縣城失敗後，邱二娘為保存實力，採取“化整為零”戰術，讓義軍潛伏各處，伺機東山再起。奉旨回泉州辦團練的陝西道禦史陳慶鏞和戶部侍郎莊志謙四處懸賞通緝邱二娘。由於邱二娘機智應變，官府屢屢撲空，便傳說她“妖術善變”，有“分身之法”。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夏，由於叛徒的出賣，邱二娘被捕，農曆六月十四日在泉州南校場被處以“淩遲”，遂英勇就義，時年僅二十二歲。
為斬草除根，大批清兵追到梧峰許厝阪，欲抄家滅族。村中有個叫邱王傲的教書先生急中生智，立時書寫狀文，托人在村中土樓邊搭起香案桌，塑造一尊草人，草人左手舉狀書，右手拿錢銀，以吸引官兵。狀書上寫著：“生在前亭鄉，嫁在峰尾城，造反東坪坡，豎旗半嶺宮，七月二十日攻惠城，與邱家無關。”官兵看後，即轉往它處。造反在當時是大逆不道之罪，為避殺身之禍，鄉親們不敢公開承認邱二娘是許阪厝人，情有可原。
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就義後的邱二娘的人格被神聖化。據傳，邱二娘在就義前曾告訴劊子手，千刀萬剮，我死而無怨，但萬不可割斷我的褲帶，否則我死後也饒不了你。不料，劊子手在行刑時用力太猛，竟將她的褲帶割斷。邱二娘死後不久，劊子手竟無故七竅流血而死，因此泉州百姓都認為是邱二娘顯靈報應所致。民眾感念她反清救民的壯舉，就在泉州南校場花園頭村義全宮南面，捐資建造廟宇，塑邱二娘神像奉祀，稱為“簷口媽”，或“床腳媽”、“莊腳媽”、“藏腳媽”。每年農曆六月十四日“簷口媽節”，或在普度節，善男信女們都備辦豐盛的供品，或者敬獻紙裳、弓鞋等。如結婚或生男孩，尚須加獻紙貢，以表明對邱二娘的敬仰之情。
在邱二娘戰鬥過的興化府仙遊縣，民間也建廟塑邱二娘神像奉祀，號稱“游路夫人”或“仙姑媽”。據說，凡敬奉邱二娘神祗的地方，就能保佑家宅安寧，婦孺安康。洛江區許阪厝的宗親也在她的舊居塑造神像奉祀，尊稱“邱二姑”，現每天早晚仍有專人行香敬奉，每年農曆六月十四日舉行拜祭活動時，海內外的宗親也常前往行香朝拜。
新中國成立初期，泉州市人民政府在泉州威遠樓上建立“泉州歷史人物紀念館”，其中即有邱二娘像。歷史小說《烈女哀鴻》塑造了這位反清女英雄的高大形象。
陸叔修行山頭寺 陳華髮
山頭寺地處偏僻，創建後數百年間一直是默默無聞的小佛堂。自陸叔禪師入住以後，僧藉寺傳，寺憑僧名，山頭寺聲名日盛。
陸叔于一八三三年出生於現界山鎮鳩林村南莊一陳姓貧苦農家，因其排行第六，修持法門德高望重，故民間尊稱其為“陸（六）叔”。陸叔自幼信仰佛法，愛與僧侶為朋，三餐茹素，有仙風佛骨之性。長大後亦不思成家，二十歲那年（一八五三年）農曆八月十五日，突發宏願，連夜奔投山頭寺出家。他專心誦經禮佛，勤勞生產，節衣儉食，接濟貧民，生平行善之舉稀奇罕見。
山下信眾皆稱陸叔有三“佛心”：一、待人以善心。每年將收成的番薯製成幹薯片，把番薯頭尾留下，中間的甘甜部分用以接濟揭不開鍋的窮人；每聞貧苦人去世，他都帶著一鬥白米登門弔唁，念《心經》以超度。二、待物以慈心。每逢青黃不接鳥雀哀鳴時，他都將甕中米谷撒於地喂鳥；見螞蟻在廚灶或在地上忙碌，憫其勞苦求生，即將生油或飯粒灑在蟻穴口，任其搬食。三、待己以忍心。每月初一、十五，他總要坐禪三個時辰，嚴寒酷暑從無間斷；且憑一己之力，開山墾荒數十畝，起早摸黑勞作；偶有病恙，總克己不與人言，靜坐念佛，直至病癒。
陸叔禪師一生高風亮節，不求浮名，不貪浮利，許多事蹟在民間廣為流傳。他常往塗嶺糶米，換些錢幣購置禮佛用品。糶米時他總是任人議價，決無還價。一次買主多付一元錢，陸叔回到寺中方才發覺，這時已近黃昏，但他馬上奔下山去，幾經周折，才找到買主，將一元錢交還。再返回時已是掌燈時分，結果在黑暗中不慎落下山坡，扭傷了足踝，但他毫無怨言。還有一次，陸叔發現有人偷挖山寺的番薯，他遠遠看到此人衣著襤褸，料想其必是三餐不繼，為生活逼迫所致。便連忙往房內取薯乾一袋，悄悄地送到那人身後，並留話：“如遇窘迫，當再來取無妨。”
陸叔修行期間，山頭寺殿宇狹小，僧舍簡陋，每逢佛寺節慶，香客擁擠不堪。他很想改變此種境況，便動手用木料製作一寺院立體模型，此模型高五十釐米，寬四十釐米，為三進加護厝結構，佛殿、法堂、僧舍和客廳等一應俱全，施以彩漆，紅磚青瓦、雕樑畫棟極為逼真。此物現仍珍藏於寺中。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南莊陳永興居士感陸叔修行碩德，主持在舊寺左側仿此模型建三開間佛殿一座。
一九一二年農曆三月十四日，世壽七十有八的陸叔禪師自知年限已至，自備乾柴設台於寺殿門前，口念佛號盤坐之上，引火焚身。烈烈焰火引來附近民眾，在場者無不垂淚跪拜。火燃畢，陸叔遺體仍正襟危坐，僧服絲毫未損，只有鬚眉略被燎焦。此奇事不久傳遍莆仙惠三地，世人皆說陸叔禪師苦修得正果，從此皆稱其為“活佛”。山頭寺亦被諸邑信眾視為聖地，香火盛極一時。
陸叔羽化後，信眾用白綾裹其體，上髹油漆，奉祀於新寺佛殿之上，此寺亦易名為“陸化寺”，以紀念陸叔坐化事蹟。時莆田郡書法家張琴聞知陸叔生平奇跡，特題兩對楷書楹聯：“庭前詹葡香留座，火裏蓮花淨出塵”；“千峰雷雨搖龍窟，七寶樓臺耀佛燈”。此二聯鐫于陸化寺簷下石柱之上，現字跡猶存。
文革期間山頭寺香火湮沒，寺宇也因年久失修，殘破頹敗。陸叔的遺體也在“破四舊”時被人推倒砸碎，幾位虔誠的居士將殘骸送往仙遊縣楓亭會元寺再度火化，骨灰入甕置於該寺奉供。“文革”後，山頭寺佛事復興，寺宇修葺一新，陸叔之骨灰亦被迎回寺中。
基督教傳播始況 黃建聰
鴉片戰爭後，隨著“西學東漸”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西方宗教不斷加大滲透力度。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基督教迅速在泉港各地傳播開來。
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塗嶺驛阪附近的慕柄村何烏黎旅居廈門海滄，受“西國基督教差遣到中國佈道會”（簡稱“西差會”）牧師傳道，慕基督教義，即受洗入教，成為最早信奉基督教的泉港人。入教之後，何烏黎回到慕柄村，勸家人信教，並租屋為簡易教堂以傳教。他走鄉串裏，向農民、鹽工傳授基督教義，闡揚“贖罪救靈”之道。不久，便有山腰及惠安東部的塗寨、西部的黃塘等地群眾到此受教。因聽眾日多，何烏黎等在葉厝村設點傳教。
壩頭古縣村李寶三因受村中大姓欺侮，出走至廈門謀生。一天，他偶經“西差會”禮拜堂前，被牧師邀請參加佈道會，不久便接受洗禮，皈依基督。因為他早先習過詩文，頗有文化根基，廈門“西差會”便重點培養其為傳教士。一八六九年，李寶三受遣回鄉傳道。他從廈門帶來一批用閩南方言編成的“白話字”基督教課本，把自己的書房改設為禮拜堂，掛起“耶穌教福音堂”招牌。李寶三勤勤懇懇，每一個禮拜天均要召集教徒禮拜，誦讀《聖經》、《聖詩》等，從不間斷。廈門“西差會”又派外籍牧師山雅各前來泉港協助教務，在山腰等地設堂傳教，還從惠安知縣處弄來保護教堂的告示。
古縣教堂是泉港的第一座基督教堂，也是泉港有基督教會之始。因堂址狹隘，且地處偏僻，不利於教友聚會和擴大傳教範圍，次年，古縣教堂移至交通方便、居民眾多的壩頭。自此，泉港的基督教發展迅速，教徒日眾。截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泉港先後設立的重要教堂有驛阪、古縣、壩頭、山腰、葉厝、塗嶺、梅林、圭璧、後鄭、肖厝、沙格、郭厝、前亭等地，並在山腰創辦教會學校普化小學（今山腰中心小學前身），以解決教友子女就學問題，也為教會發展培養後備人才。
兩教械鬥驚八閩 黃鳳禧
清末，西方各種宗教不斷對中國進行滲透，常有為爭奪地盤、教眾等各種利益而發生械鬥。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泉港發生了一起由基督教和天主教雙方洋傳教士操縱的大規模械鬥，轟動全省宗教界。
當時，塗嶺的基督教堂設在泗洲村，天主教堂設在後頭村，兩村相距不遠，不同教眾之間常有摩擦。一天，天主教徒謝烏英偷砍了基督教徒潘瓜的樹木。潘瓜在基督教傳道士的支持下，糾集基督教徒在塗嶺街綁架了謝烏英。塗嶺天主教傳道士楊明水聞訊，忙央請當地士紳出面斡旋，並敦請知縣唐至燮捉人。謝烏英隨即被釋放，但天主教徒有意擴大事態，故意又向基督教堂索人，雙方糾紛升級。天主教傳道士楊明水和蒙古族天主教徒出鴨只在驛阪被設伏的基督教徒捉拿，並被押至惠南洛陽拘禁。
天主教徒連忙報告西班牙籍神甫劉振鏞，同時糾集教眾四處設伏，捉拿基督教徒，焚毀基督教堂。基督徒陳秀璋也報告英籍基督教牧師山雅各。山雅各通知全縣二十四堂派出教徒共一百多人攜槍械前往塗嶺救援，並嚴令各堂傳道士親自帶隊。天主教不甘示弱，神甫劉振鏞亦率全縣天主教徒往塗嶺支援，械鬥日趨激烈，雙方均有人員傷亡，並影響至興化、泉州兩府屬縣。
知縣唐至燮忙帶兵丁前往彈壓，但一見雙方的洋教士都親自到塗嶺督戰，驚慌失措，不敢處理。
其時，鼠疫流行，加以教徒械鬥，塗嶺一片淒涼。唐至燮無能為力。雙方的洋教士都以唐知縣辦案不力，分別通過英國和西班牙駐廈門鼓浪嶼的領事，向閩浙總督提出抗議。省方忙派專員查辦，唐知縣被就地免職，基督教英國倫敦公會負責賠償天主教的人命款，械鬥之事方告結案。
房族衝突成教案 莊一平
一九○七年山腰大小房發生衝突，小房的烏耽被大房抓過並打得不省人事，後經惠安政府派五百名官兵彈壓息事。
至一九○九年初，山腰大房有人唆使兒童念“大空、大空，頂厝（大房）抓烏耽”的歌謠。烏耽聽了十分惱怒，聚集小房群眾焚毀了插居在社厝墓村的大房人家房屋，使稍息一年多的大小房衝突再次激化。
幾天後，小房基督教徒莊有才自恃有教會勢力的保護，清晨依舊挾著《聖經》到教堂做禮拜，卻在途經大房地界時被大房族人當場毆打致死。
在當時反洋教運動剛過不久的中國，傳教舉步維艱。山腰當時只有一百多戶教民。莊有才被打死後，英國駐惠安牧師陳和禮以教徒被殺、有損大英帝國尊嚴為由，上報駐廈門英國領事。英國領事立即照會清政府，清政府飭令惠安縣知事馬冠俊坐鎮山腰剿辦。“西差會”（西國基督教差遣到中國佈道會）也派牧師陳和禮和方希賢共同督辦。這樣，本為封建房族衝突的事件就變為一場教案。
由於山腰大小房衝突由來已久，各種勢力錯綜複雜，幾個月後，馬冠俊因辦案不力被革職。換了一個姓許的知事繼續剿辦。許知事先讓大房賠償人命錢三千銀元，並對小房許諾繼續追查懲凶。為討洋人歡心，又特出“示禁”石碑，作為洋人設堂傳教的永久護身符。碑文曰：
“……自此次示諭之後，如有不肖之人，擾及安分教民，或阻止本鄉外鄉教民來堂禮拜，及勒令攤出違背約章干犯王法各費情事，一經查出，或被教民指控，定即照章察明懲辦。凡爾教民，亦宣各釋前嫌，勉為善人，永敦和好。其各凜遵無違！特示。宣統新紀元年十一月□日。”
此碑原豎於山腰基督教堂前。一九五九年運往泉州“晉江專區各界自我改造展覽會”陳列，後停放在開元寺功德堂門口。
山腰莊姓今昔談 莊一平
山腰莊姓，約占泉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居住在“四錦”（即錦山、錦川、錦聯、錦塔四個村）的居民以農業為主；居住在“三工區”（即菜堂、陳莊、埭港）的則以鹽業為主。
唐光啟二年（八八六年），河南光州固始的莊銳、莊森兄弟隨王潮入閩。莊森定居在永春桃源，為泉州莊姓的開基始祖。莊森九世孫莊夏，曆仕南宋孝宗、光宗、甯宗三朝，受命賜開刺桐城，遂定居泉州（現莊府巷）。莊夏次子夢周遷居洛陽江南岸，形成琯頭村。
明建文年間（一三九九～一四○二年），夢週四世孫莊元奇，名維明，號留孫，因琯頭村地狹而人稀，以趕鴨為由，覓發展之地，遷至沃野十裏、背山面海的惠安七都安埕鋪前蔡，成為山腰莊姓的開基始祖。由於定居後他們仍以飼鴨為業，故後世昵稱之為“趕鴨公”。
定居後，莊元奇遵一江西堪輿先生指點，遷葬其父母遺骸于前塗，尊為一世祖，莊元奇即為二世祖，死後葬於天湖，故有“一世前塗，二世天湖”之說。在定一世祖墓穴位置時，堪輿先生告訴莊元奇“進前三步三宰相，退後三步萬人丁”。莊元奇認為有人方有才，就選擇了“萬人丁”。
由於“趕鴨公”及其後代的勤勞耐苦，拓展基業，子孫繁衍較快，居所逐漸向四周擴展，逐步覆蓋了安埕鋪數個村落。由於血緣的聯繫，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他們居住的地面上出現了統一的山腰村，並成為安埕鋪莊氏的總稱。據說因為山腰莊氏源于前蔡，而前蔡又位於塔山之腰，故名山腰。
經過六百多年的繁衍生息，“趕鴨公”之“萬人丁”的願望早已實現，單喬遷海外的山腰莊氏後裔就不下萬人。後裔雖未有“三宰相”，卻也應了趕鴨公“有人方有才”的先見，人才輩出。“翰林爺”莊人瑞、現代全國茶葉專家莊晚芳、僑鄉商業鉅子莊重文、政壇顯要莊日昆等，都成了“萬人丁”中的傑出代表。
由於人丁興旺，“趕鴨公”的後代充分利用依山傍水之利，由最初的飼鴨業到開荒墾田進行農耕，還逐漸利用近海灘塗資源發展貝類養殖，特別是曬鹽業的出現，更進一步促進了山腰的崛起，解放後直至改革開放，山腰一直被冠予“惠北重鎮”的稱謂。
壩頭連姓溯淵源 黃建聰
全國最大的連姓聚居地，位於前黃鎮壩頭及周邊二十多個自然村。包括鳳林、鳳山、鳳南、鳳陽、鳳安、鳳北、坑內等行政村屬下的劉上、下墩、後厝、大廳、後山、西吳、烏邊、刈林、田墩、蔡頭橋、埭中、北洋、中洋、頂下坑內、朝林、頂阪、安兜、社塘、前埔、後宅、外坑、後洋、溪墘等地及南埔鎮嶺口村（俗稱壩頭仔），人口近三萬人。而據楊緒賢《白話臺灣區姓名堂號考》，一九七八年臺灣全省連姓人口共計二萬八千三百一十八人，名列臺灣各姓人口第七十四位。就是說，單壩頭一地連姓人口就與全台連姓總人口差不多。
稽考史籍，壩頭連姓源自山西上黨。據仙游縣《鳳阿連氏阿頭族譜》和壩頭連氏族譜原本《阿頭譜》載，連姓入閩始祖連愷，字廣志，世居河南光州固始縣，以明經擢第，官至江蘇常州尉、葉州通義大夫。唐僖宗中和年間（八八二～八八五年）因避兵燹棄官奉雙親入閩，卜居福州府閩縣。延至第九世連治，于南宋孝宗隆興年間（一一六三～一一六四年）棄文從武，以功封鎮南將軍，淳熙年間（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封升吉侯，旋加封右邦丞相。因佞臣變亂朝綱，三諫不納，“恐禍延林木，遂退隱，遷入興化仙遊雲頂山北方卜宅，以姓為地號，名連阪，住斯焉，始建府地”。後連治以該地風水受傷，遷居前連村。連治生連應祖，連應祖生三子，長連鉞，次連釗，三連錫。連釗，字兆欽，于南宋甯宗嘉泰年間（一二○一～一二○四年），自仙游縣連阪遷入泉州府惠安縣，蔔居於七都曾占尾一地，為今泉港區壩頭連姓之鼻祖。連釗開基至今八百年間，其子孫不斷在壩頭及其周邊地區繁衍生息，連姓人口已近三萬人。
連姓東渡臺灣及遷向東南亞的，以漳、泉二府為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從壩頭遷去的。據臺灣中國國民黨中央主席連戰稱，其先祖“自泉州府北連姓聚居地遷名”。追根溯源，每年均有連姓後代從臺灣或南洋回壩頭連氏宗祠祭拜祖先，尋訪祖居地。
前黃黃氏枝葉茂 黃世通
前黃鎮前黃村的黃氏始祖是何人？自何處而來？由於近百年來世事滄桑，譜牒均失，答案亦眾說紛紜。近期以來發掘、搜集了一些寶貴的史料，逐步理出一個梗概。
最有力的史料，當屬三四塊當代出土的墓誌銘。上世紀六十年代出土的隴州房黃保齊的墓誌銘載：“侄孫諱媽佑，字保齊，居惠安之前黃。其一世祖諱昇，賜進士出身，宋大理寺卿，由莆遷惠，為前黃之始祖。”二○○○年，又出土一位前黃隴州房的先祖——黃明心的墓誌銘：“君諱明心，字少清，黃氏先祖昇公，宋至和年間進士，宋大理寺評事，自莆田遷居惠安前黃，曆二世祖諱理公及二十一世諱雲蒸公，先後皆進士。”前者碑文系前黃二十四世祖，時任福州府永福縣訓導黃廷賢撰寫，落款時間是清道光三十年六月。黃廷賢是前黃先賢，治學嚴謹，作此碑文定有根源。而後者主人生於明末，是當前出土的墓誌銘中年代最早的，其說法應比後來的碑文更可信。
而上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前黃解元房黃在帷的墓誌銘，其中載有：“……自始祖進士校書郎理公由莆徙惠之鼇塘（前黃清時屬六都鼇塘鋪）而宅焉。”此中提到“始祖”校書郎黃理由莆徙來，與上述黃昇為始祖，黃理為二世一說相悖。近年來，有族人為謹慎起見，到祖居地莆田黃巷查考族譜，卻有了意外收穫。證實仍黃理遷惠，開基前黃，而後接其父大理寺卿黃昇來惠，並奉為前黃始祖。可見了兩者說法皆所持有據，難怪百年來各持一詞，紛爭不止。
前黃自北宋哲宋元佑辛末（一○九一年）年開基至今，已曆九百一十多年，衍裔三十六世，轄前黃、西園、土樓三個自然村，全村總面積二千多畝，戶數一千一百七十二戶，總人口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徙居外地有：前黃鎮的古縣、芹坑；峰尾鎮的後山、下樓；後龍鎮的前厝、坑頭；南埔鎮的尞仔；塗嶺鎮的水曲、清美、後田角和惠安縣東橋鎮的西園曲等十幾個自然村；還有南安市的四黃村；福清縣郊以及福州、廈門、石獅、三明、永安、浦城等地；同時還分佈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菲律濱等地區和國家，總人口近三萬人。
前黃村南觀鯉魚（惠安輞川鯉魚島），北倚麟麒（本村後麟麒山），世稱望族。據在帷公墓銘載：“吾家文風丕振，諸伯叔冠蓋相望。”祠堂上曾有一聯：“文武聯鏢七進士，曾孫接鐘兩文魁”。春秋二祭寫對聯：“文武魁元七進士，御前侍衛五代同”。科舉年代，考中舉人十五人，其中進士及第七人，會魁、解元二人。素有“詩禮之鄉”之譽，現有中科院院士，大學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員，主任醫師以及博士、高級工程師、經濟師、農藝師等33人，人才輩出。中科院院士黃榮輝是國內外公認的著名物理學家，個人傳略列入《世界科學家名人錄》；文學家黃英傑（世忠）是浙江溫州師範學院教授，對古詩詞研究卓有成績，編印出版書籍達十幾部，他一生藏書一萬八千多冊，被譽為“浙江藏書第一人”。
前黃村黃氏以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繁衍生息，分佈之廣，人才之多，可謂詩禮傳世，枝繁葉茂。
峰尾漁業貫閩浙 劉恢寶
漁業是峰尾興島富民的基礎產業，千百年來漁帆貫連江浙，名揚遐邇。
據考證：早在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能避風的海灣或依山傍海的半島聚居，過著捕魚、撈貝和採集生活，與舟楫結下不解之緣。
迨至唐神龍、景龍年間（七○五～七一○年），峰（峰尾）沙（沙格）二澳漁業相繼發展，有連家船的記載：“其居址常在船中，或結廬海邊，隨時移徙。”
泉州漁業專輯記載：“峰尾在宋朝中期就有捕魚人家，自置漁船往福寧府一帶生產。”
元朝時期，惠北沿海地區已設“定置張課”，峰尾大街李姓在近海作鱟尾網，洪厝作豎桁網，魚梁眾多，網罟相接、魚鮮極多，農民挑糧草換水產品，市場十分熱鬧。元進士盧琦作漁樵互答一首：
樵夫初下山，漁夫才泊船。
邂逅即相問，生涯兩堪憐。
我渴魚可羹，爾歸突未煙。
爾魚莫索價，我薪不論錢。
惟將薪換魚，一笑各欣然。
這首詩雅俗成趣、情意深切，描繪了當時漁村和睦相處、集市平等的貿易情景，也說明漁業生產已有相當發展規模。
明朝初期，因屢遭倭寇侵擾，沿海漁民多數遷往別處謀生。至明中後期，峰尾漁業已發展到浙江漁場。據明史記載：“福建釣帶魚船，在浙海，閩之南海人善釣，每到八、九月聯船入釣，動徑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惠安縣誌》記載：“一三八四年沙格設河泊所徵收漁課。”說明當時漁業生產已列入規範管理了。至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惠安沿海地區發展大釣船，大批轉浙，峰尾、白崎等四處轉浙漁船有一百六十多艘。最早生產工具是帶魚延繩釣，以季節性轉浙，常年就地捕魚。
自清嘉慶十五年（一八一○年），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年間至光緒卅四年（一九○八年），共九十多年間是峰尾漁業最興盛時期，及至一九四七年，擁有大釣船八十多艘，小釣船一百多隻，漁民三千多人，漁產量七百多噸，還外聘小岞、黃崎、浙江等地漁工。春汛在家捕目魚、黃花魚；秋季往閩東浙南漁場釣月鰻，冬季往舟山群島釣冬帶，冬至前後回家“落下洋”，夏季休漁轉運輸。
《泉州水產專輯》記載，至抗日戰爭前，峰尾漁業生產仍保持穩定，一九三八年還成立惠安縣漁會峰尾分會。
肖厝碼頭連海峽 肖臻輝
肖厝碼頭位於肖厝村東北角，狀似一條潛水入海的大海豚，與洋嶼隔海相望，與莆田秀嶼港也只一衣帶水，是惠嶼島居民上岸的必經之站，也是海峽兩岸往來的紐帶。
碼頭興建於一九八五年，原先是橋式渡頭，似長龍臥波直伸向洋嶼。後來雖幾經修繕，卻依然不堪重負。一九九七年，政府撥款重建始成現今平臺式碼頭，低潮時水深十二米，可泊五千噸級貨船。如今碼頭與泉州沿海大通道相連接，形成縱橫交錯、疏密有致的陸海交通網絡。
其實早在清代，這裏就有一座簡陋的石砌碼頭，人們從這裏揚帆出海，前往臺灣的基隆、臺北、台中、高雄一帶。惠北人到臺灣謀生，臺灣同胞回鄉探親，往返不絕；本地的土產運往臺灣，臺灣的特產運回大陸，商貿往來更是頻繁。到了近代，由於戰火不斷，幾度封海，兩地往來有過幾度短暫的中斷。但只要海禁一開，兩岸便又恢復往返。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兩岸才徹底斷絕往來。
如今，隨著兩岸政治氣氛的緩和，民間往返又逐漸頻繁了。首先是海上的漁民接觸增多了，早先臺灣漁船若在海峽遇到不測，往往只能舍近就遠，向臺灣本土求救，或是返航回臺灣。而現在，台輪一有不測，便就近向大陸方向靠近，甚至在大陸加水加油。於是，肖厝便成了理想的停靠點。為了便於台輪停泊，一九九八年，政府批准肖厝碼頭為台輪停泊點。為了能給台輪提供多方位的服務，碼頭的西北面設有邊防檢查站。
海峽兩岸血緣相通，語言相同，風俗相近，肖厝碼頭很快成為臺灣漁船的聚散中心。每年約有一千五百輪次的台輪靠泊在肖厝碼頭，總噸位約有一百五十多萬噸。台輪在海上一旦遇險，便能得到大陸方面及時的施救，使遠離寶島的漁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據統計，至今救助台輪共二十多次，為臺胞挽回經濟損失三千多萬元人民幣。
台輪時常停靠，與大陸漁民頻繁接觸，進一步增進了臺灣同胞對祖國的瞭解，也加深了兩岸人民之間的感情。
肖厝漁業今昔談 肖臻輝
肖厝人一向以耕海捕魚為主業，自古以來，除了一部分受雇于大船主（解放後在集體“漁業社”的組織下，北上舟山溫州一帶遠海捕撈外），大都分人都在周邊海域圍網捕撈，或討討“小什海”，靠大海的恩賜過日子。
八十年代以來，由於近海漁業資源日趨衰竭，加上世界性海洋水產資源的戰略性調整，以捕撈業為主的傳統漁業生產受到嚴重的制約，導致沿海不少漁民棄漁經商或賦閑在家，給農村社會帶來不穩定的因素。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在廣東等一帶的海洋養殖業發展的影響下，肖厝人利用地處廣州上海中部、與臺灣僅一水之隔的有利位置，以及海洋浮游生物豐富，潮水流暢，環境污染較少，適於發展網箱養魚之特點，發展自己的近海養殖業。
一九八三年，肖厝村漁民肖美女等率先進行小片經營，既自采自捕，又收購暫養名優海小魚，獲利頗豐。一九九三年後，政府因勢利導，發動群眾多管道籌集資金，按照自願結合、互惠互利的原則，組建股份合作制的養殖聯合體，積極探索股份合作制在網箱養魚上運用的新路子，促使網箱養魚基地建設很快形成規模。尤其是在得到世界銀行一千多萬元的扶持貸款後，魚排生產得到優化升級和大規模經營。目前，網箱養魚基地已發展至八千多箱，養殖面積近三百多畝，固定資產投資已達二千萬元，從業勞力近千人。形成了以魚師魚、真鯛、鱸魚、黃花魚、石斑魚為主的幾十個魚類品種，年產量達三千多噸，產品遠銷日本及港、澳、台等地，產值約八千多萬元人民幣，年盈利近一千萬元，生產海區也不斷由洋嶼海域向惠嶼島附近深水海域發展，形成泉州市最大的海水網箱養魚生產基地。
遙望海上，成行連片的網箱魚排，輕巧別致的水上木屋，宛然是“海上田園”、“海上村莊”，成為湄洲灣灣畔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泉港的纏足舊俗 劉恢寶 林景斌
自五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千年時間內，我國長期流傳著婦女纏足陋俗，而且相當普遍，地域不同，習俗也不同，大體可分為三類足形：東北三省屬小足型，華北及江浙屬尖足型，閩南一帶屬馬蹄型，但莆仙木蘭溪東南與泉港之間，著意創新為“三寸金蓮”，形成區域性民俗。
由於社會地理環境不同，泉港各地婦女纏足比例也不同。清朝光緒年間風氣最盛，峰尾、肖厝稱為纏足村，有“肖厝娘子沙格腳，峰尾娘子金縛腳”之說。二十世紀初，塗嶺、界山地區較少，只有20％的婦女纏足，但峰尾、肖厝一帶占總人數的95％，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才逐漸結束此陋俗。目前峰尾、肖厝尚有纏足婦女二百人，她們仍保持著傳統的打扮，留下明顯的時代印跡。福建電視臺曾把泉港區婦女纏足列入古韻民俗拍攝內容。
當時婦女纏足的規矩很多，尤其是“三寸金蓮”更要十分講究。誰家一生女兒，父母就背上精神重負。要把女兒天足“Ｌ”字形纏成“Ｎ”字形，須苦苦等待三四年之久，稱之：一年裹著，二年抑腰，三年縛平，四年扶行。首先把女孩子腳趾捏攏著，用織帛牢牢捆紮，不讓骨骼及肌肉生長，稱為“裹著”；經一段時間腳掌慢慢屈到後腳跟，腳掌褶成拳狀，稱為“鬱腰”；再過一段時間腳後跟用棉織品墊著與足底平衡著地，繞足緊縛著，稱為“縛平”；最後做一雙合適小弓鞋套著、用鞋帶自下而上圈紮著，開始“扶行”。
纏足的年齡段很重要，一般五至七歲為宜，俚語雲：五歲纏足象鳥蹄，八歲纏足歪一撇，九斜十不正，十幾龍船底。就是說女孩年紀越小纏足越容易，可以纏得細巧端正，年歲漸大，效果不好，纏得像龍舟十分難看，故有“妻子腳長，丈夫逃出門”之說。
纏足穿的鞋也很講究，婦女在青春時期，縛鞋帶要用春蓮色或金黃色，鞋面要刺繡蓮花或壽春花。外掛銀腳環二套，分軟環和硬環，系銀鈴，走起路來叮噹作響。
婦女纏足以後還要經過幾番窺足，如訂親看鞋樣，花轎進門掀裙。新婚夜鬧洞房，常有兩個節目：一個是桃花搭渡，如新娘嫋嫋擺擺似風折柳就判斷為細足；一個是足踏白銀，兩疊白銀各三個，放在廳堂桌上，新娘要樂意接受站上去踩，不超出白銀範圍的為小足，如超出的判為粗足。
峰尾、肖厝地處海灣良港，南北通洋，清光緒年間，海運商業繁盛，男人長年以海為業，以船為家，婦女則成為華堂之主。因男人長期外出對妻子失去約束力，只恐春色關不住（天足婦女走出門外，都說是“雉雞滿城跑”）。纏足婦女是“竹簾內娘子”，能守在家中，男人外出比較放心。俚曰：“妻子若不在，船到碼頭也不上來”。因而，纏足之俗得以長期保持下來。
舊社會花會賭博 鄭忠慶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泉港一帶盛行一種名為“花會”的賭博。它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常害得參賭者家破人亡，也嚴重破壞了生產，擾亂了社會秩序。
花會賭博，它以三十七個鬼神的姓名作為參賭者押注的內容，還為每個鬼神編造極能誘發人們產生僥倖心理的離奇故事，誘惑人們參加。當時社會上流行一本小冊子，羅列這三十七個鬼神的姓名及其故事，嗜賭者爭相傳閱，視為賭博指南。
這種賭博，都由鄉里有勢力的大房頭人合夥設莊當會頭。他們都雇有叫做“走花會”的人，到處招人參加這種賭博。參賭者只要將錢用紙包封，外寫要押的花名、錢數以及自己的姓名即可，“走花會”的人就代其赴賭場參賭。花會賭博於每日下午五、六點鐘在約定地點開賭一次。
開賭時，花會頭當眾擺出用紅紙書寫的三十七個鬼神的花名，然後雙手捧著一隻碗，碗裏放四粒骰子，再用一隻碟子將碗蓋住，給三十七個鬼神的姓名逐個搖骰，掀開蓋碟，數點。以點數最大或“四紅”十六點為“通大”，作為當次的花名。凡押賭注於該花名的，一文母錢可贏二十八文，連母錢共二十九文。還有叫做搖出“雙頭透”的，押中者一文錢可贏八百四十文。如此高額“賭利”，是誘惑人參賭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種賭博，花會頭可穩收賭利，沒有風險。假設每次開賭，三十七個花名每名有人押賭注一文，總共三十七文，其中一名押中花名，取去二十九文，花會頭就淨賺八文，占押注總金額的21.6%。所以，從總體上說，花會頭次次都是贏家。
當時泉港一帶男女老少普遍參加了這種賭博。為了想押中次日的花名，抽籤、扶乩、卜卦以及搬來阿爺公、糞桶婆、木屐神、筷子鬼。祈求神明指點有之，三更半夜入宮廟、上孤墳祈求神鬼托夢指點者有之。見面時交談的是神說啥話、鬼托啥夢，真是如癡如醉，似癲似瘋。賭徒又往往以“簽詩”、“乩語”、“卦象”、“神話”、“鬼夢”，聯繫三十七個鬼神的故事，牽強附會，確定次日必能押中的花名，一旦認為準確無誤，便傾盡衣囊，孤注一擲。當時流傳這樣的順口溜：“一文銅錢二八贏，夫興妻也興”，“一文銅錢贏二九，婦女苧筐翻筋斗，男人田園荒廢長野草”。
白眉紅聯寄哀思 黃建聰
泉港人新春佳節、喬遷、壽慶、婚慶時，所有的門聯或廳堂聯、柱聯均留有約四至六公分白色的聯紙頭，就是門、柱髹漆，也都保留這種樣式。從泉港區遷居外地的人，也多保持這種慣例，成為中國楹聯史上一個奇特的現象（僅泉港區和莆田屬縣有此風俗）。
此俗緣於明代抗擊倭寇侵擾之時。
明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五年），海防鬆馳，倭患極為嚴重。倭寇所到之處，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東南沿海各地深受其害。泉州、興化兩府是重災區。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年）農曆十一月初，大股倭寇來犯。其中一股倭寇在攻陷莆田城後，乘勢糾集數千“真倭”和“假倭”圍攻仙遊縣城。城中眾將士、官紳和居民同仇敵愾，協力固守，雙方展開拉鋸戰，相持近二個月。至農曆十二月二十六日，倭寇再度大規模攻城。仙遊軍民拼死抵抗，但敵我力量懸殊，城險些被攻破。有些倭寇用雲梯登上城牆，逢人便殺，頓時血肉橫飛。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抗倭名將戚繼光和軍門譚綸率“戚家軍”趕到，內外夾擊，協力擊退倭寇。仙游知縣收殮守城死難者屍體，戚繼光親自主祭，痛悼為國捐軀的同胞。時已除夕，許多新寡和孤兒在號啕中過了新年，為了表示對死難者的哀悼，特意在貼過的紅聯紙上頭，加上一條白紙。
當地，南埔、界山等沿海諸村及鄰近的楓亭古鎮也遭倭寇攻襲，當地居民紛紛外出逃難。正月初二，又一股倭寇自湄洲灣登陸，血洗南埔和楓亭。正月初五，倭寇才退回海上，移往別處騷擾，南埔等地居民方才回家補過新年，叫做“補歲”。在貼紅聯對時，他們也特意在上頭加上一條白紙，以痛悼來不及逃難而慘遭殺戮的人。後來此舉相沿成俗，流傳至今。當地染坊為適應這種需要，特地制出白眉紅紙，這樣在貼春聯時，就不必在聯頭加貼白紙頭了。
南莊游燈始宋代 陳華髮
界山鎮南莊自然村元宵遊燈，對村民而言是一個隆重的節目。從正月十三至十七，由村裏的頭人擇個睛朗無風的夜晚，傍晚時沿途鳴鑼告知全村。於是，家家掛紅燈，戶戶煮鹹粥。“遊燈夜，吃鹹粥”是村裏老少皆知的俗規，當日的晚飯（即鹹粥），家家戶戶都會拌以各種各樣好吃的佐料。
按俗規，燈架要男丁（方言中“丁”與“燈”同音）來抬。夜幕降臨，等不到月兒出來，男人們就舉著由一根木板製成的燈架，到村路上集合。人們把自家燈架的前端，搭在前一家燈架的後端，再用一根木棍豎著貫起來。因木棍上橫鑽個孔，穿上大鐵釘，燈架就不會滑落下去。全村共有十三個姓（或房族），同姓或同房族組合一條“燈龍”，每條“燈龍”之後又帶著鑼鼓隊，群“龍”聚集，鑼鼓喧天，場面實為壯觀。
燈架上的彩燈式樣繁多：有水晶玻璃的，有紗布的，有紙紮的……一排排高低錯落交相輝映，匯成人間銀河。每條“燈龍”的帶頭燈都獨具匠心，設計個活靈活現的龍頭，青面紅顏，張牙舞爪，眼珠上亮著綠燈，酷似呼嘯而去的天龍。
燈龍未行，停放在馬路上時，那裏便成了小孩兒嬉鬧的天地，孩子們在燈架下盡情地追逐穿梭，推搡跑跳……大人非但不叱喝制止，還慫恿他們去穿梭，據說這樣神明會保佑“家丁（燈）旺盛”。
吉時一到，燈隊出發了。此際雲淡星稀，圓月當頭，一條條長龍高昂龍頭，蜿蜒前行。跟著護燈的人放起煙花，焰火沖天，燦然如織，遠遠看去，好似群龍戲珠，又如神龍吐火。燈隊要環繞全村一圈，途經五六個村子，往往轉到半夜方止。
南莊村正月遊燈的歷史，可遠溯至宋時。南莊古時屬毗鄰的仙遊縣楓亭鎮，明萬曆年間，同周圍的另六個自然村，被惠安人李愷買歸惠安。楓亭宋時便有上元（元宵）節遊燈的記載，南莊原是其屬村，此俗應同始于宋。據《楓亭志》載，早期的元宵遊燈，是把燈籠、火把紮在長條木板上，由各村和各姓氏的民眾各自打著自家的宮、廟號和姓氏，並抬著供奉的菩薩偶像，按規定的“游路”進行。以上內容與南莊的遊燈相近，而南莊現在是將抬著菩薩偶像遊行的過程放在正月十三的白天進行，當地人稱為“出遊”，且後來燈籠盛行，燈架上綁火把的形式自然被淘汰掉，其餘的沿繼著記載中的舊時形式。
另外，《楓亭志》也注明古時遊燈，“是從正月十五日開始到十七日挑一日，每條燈後有鑼鼓隊，到家後煮點心。”這些內容也與南莊遊燈相同。現在，楓亭鎮的元宵遊燈已發展成另一番壯觀景象，而本屬其一隅的小鄉村，卻承繼千年傳統，保存著宋時古韻。
丘後宋荔今猶在 黃建聰
據《楓亭志》載，宋南康郡王、清源軍節度使、泉漳等州觀察使陳洪進（楓亭人）有個女兒名叫陳璣，因排行第十八，故別名十八娘。這位出身高貴的姑娘同情民眾疾苦，變賣自己的金釵首飾，幫助老百姓挖掘了一條從楓亭到塗嶺驛阪溪的管道，以灌溉兩岸農田，並在長達十五華里的管道兩旁種植了荔枝。這種荔枝香味尤絕，後人十分感激陳璣，為紀念她，就將這種荔枝取名為“十八娘紅”。蘇東坡有詩贊曰：“紅綃白瘦香猶在，想見當年十八娘。”蔡襄也把“十八娘紅”譽為“絳衣仙子”載入其所著述的世界上第一部荔枝學專著《荔枝譜》中。
滄海桑田，今日泉港早已不見“十八娘紅”芳蹤了。但是塗嶺鎮驛阪丘後荔枝，以晚熟、優質而聞名，是荔枝淡季中一枝獨秀的稀有佳果。其栽培歷史悠久，據福建省果樹資源普查隊從一株單名為“蒲”、幹圍
三．九米的老荔的年輪推算，起碼有八九百年的樹齡。類似的老樹，尚存有數十株。依此看來，驛阪丘後荔枝當屬北宋所植，即在陳璣生活時代或略晚一段時間。這些晚熟良種主要有蒲荔（分大蒲、小蒲兩種，為丘後荔枝主栽的品種）、馬面、皇帝舅、打叔公、桶仔等品種。
丘後荔枝有適應性強、耐旱耐瘠，含糖量高、品質好，早產、豐產，穩定、晚熟等四大特點。其果肉色如凝脂、肥厚脆嫩，味如瓊漿，香甜適口。花穗短叢，雌花比率較高，花期比莆荔名種陳紫等品種要晚近兩個月。一般荔枝在七月上旬已採收完畢，而丘後荔枝卻遲至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才成熟。陳紫等採摘結束之際，正是丘後荔枝上市之時，這對延長荔枝供應期，滿足市場需要，具有較高的商品價值。因此，連荔枝主產區的莆田、漳州乃至浙江等地均有人來此採購荔枝。
奄西伯燒酒趣話 莊德祖
以往泉港一帶不少農家常年都自釀蕃薯酒，以便在逢年過節時飲用，稱之“燒燒酒”。燒燒酒要先把蕃薯仔洗淨蒸熟，擱在專用的地板上，趁熱用鋤頭搗成泥糊狀，再撒上酒糟混和，然後裝進陶缸，經發酵至可釀酒為宜。“燒”成酒前，要在廳口或屋裏寬敞的地方搭棚，用土坯砌個土灶放上大鍋，在一旁放上釀酒蒸汽桶。鍋裏放入酒糟後，灶裏生火加熱，至酒糟滾開之際，從桶口灌入冷水。百度的酒糟蒸汽遇冷，變成液體從小管流入事先安置好的、放在灶邊接酒的甕裏，最初流出的酒液稱之為“酒頭”，度數很高。
路口村有個人叫“奄西伯”，生活簡樸，勤於農事，但不夠謙虛，有時做錯了事也不認錯。一次，他在釀酒時，唯獨忘了把接酒的甕子排上位。結果，蒸氣液化的“酒頭”全都流在地上。有一位鄰居上門，看到這情景，高喊一聲：“奄西伯，酒流在地上啦！”奄西伯聽後，卻裝作不急，慢條斯理地答腔：“燒燒酒一人一法度……”從此，“奄西伯燒燒酒——一人一法度（辦法）”這句話便流傳開來。成為人們用來喻指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心態和行為的一句口頭禪。
編後記 張新聯
掌故一詞，語出《史記．龜策列傳》：“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後沿用發展，多指關於歷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實或傳說。蓋一國一朝的典章文物，一郡一縣之山川人文，志書不詳，逸聞莫輯，皆可收集整理為掌故，以附麗於歷史。
泉港自古名士人傑輩出，人文風俗獨特，民間文藝豐富，加上山川、著述、宗教、物產等方面亦多姿多彩，因而掌故素材廣為流傳。本卷主要從歷史事件、人物軼聞、山川勝跡、村野地名、著述碑刻、宗教民俗等方面，組織區域內民間文藝工作者廣泛搜集，進行篩選揚棄，編纂潤色。因許多故實流為民間談資，口耳相傳，其中不乏傳說的成份，但以實物或史實作為依據，應是掌故別於傳說故事的重要特點，因此，我們積極從方志、族譜、遺址、山川和碑刻中吸取成份，力求每一篇都典而有故，言之有物。
歷史長河泱泱浩蕩，社會萬象錯綜複雜。在本卷的編寫過程中，我們主張一篇掌故，只截取一人一物一事，或一個特寫一個片斷，說明一種現象，表達一個主題。因此，本卷所收入的六輯上百則掌故，大多以短取勝，長則千餘字，短則僅數百字。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我們編纂的是系列叢書，為防同一素材“撞本”，在稿件的分配上有所調控。如民俗風情與歷史人物，因各單獨成卷，故本卷多有回避，在這兩者上則略顯單薄。
《泉港地方掌故》內容自新石器時期迄於近代，觸及九流之事百家之說，使港灣新區之故實，副志乘而獨具風采。在本卷編纂期間，正值福建煉化一體化項目在泉港啟動，泉港人民正以高昂鬥志和豪邁激情，投身于建設新家園的熱潮中，一個嶄新的現代化石化港口城市正呼之欲出。古人雲知古鑒今。《泉港地方掌故》一書，不敢妄言對泉港的民俗學和社會學有所貢獻，但寄望這些辛苦採擷而來的掌故，能夠使肩負新使命的家鄉人民略有借鑒。
由於客觀存在的困難和編者經驗不足，書中難免存在疏漏，萬望專家及讀者給予賜教，以匪不逮。最後，對在本卷搜集編輯和出版工作中，予以大力支持的諸位領導、顧問和各界熱忱人士，一併表示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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