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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地方掌故》第二輯 名士人傑剪影
名士人傑在那些遙遠的年代裏踏水行舟，尋找夢中的綠洲，在世俗或仕途的喧嘩中，實踐信仰，傳播福音。翻閱朱又煥、王忠孝、鄭耀星等人的生命履痕，他們在漩渦中擊楫的姿勢，在暴雨中蹣跚的步伐，在黑夜裏呐喊的身影，清晰如昨，令人感奮。
蔡母盧節賢且壽 黃建聰
許多有關洛陽橋的故事中，均有蔡襄之母盧節許願建橋的內容。在近現代戲曲中，如京劇、梆子劇、豫劇、漢劇、湘劇和徽劇等，以及福建的閩劇、莆仙、梨園和高甲四大劇種，均有《洛陽橋》的劇碼，又都有蔡狀元為母還願建橋等情節，歷史小說《情滿洛江》及電影《洛陽橋》也都講述了蔡母其人其事。蔡母盧節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盧節，字淑堅，生於北宋開寶八年（九七五年），卒于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峰尾盧厝人，長大後嫁與仙遊縣楓亭東宅蔡琇。她“姑舅老事之如其事，事長茲幼既儉且勤”（歐陽修《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傳說，一次盧節坐船過洛陽江，忽然江面上風浪大作，渡船顛簸得非常厲害，旅客驚慌失措。忽聽見空中有仙人聲音：“蔡大人在船上，諸怪不得無禮！”話音剛落，江面即風平浪靜。可是旅客中沒一個姓蔡，經查詢，只有盧節的丈夫姓蔡，而她正身懷六甲。大家都說這孩子必是“蔡大人”無疑了。盧節當即許願：孩子今後如成大器，一定要他在這裏建一座大橋，以方便過往旅客。後來，當小蔡襄五、六歲時，盧節就把他送到峰尾娘家，讓“課子孫不令稍懈”的父親盧仁教他讀書。
宋仁宗天聖八年（一○三○年），十八歲的蔡襄“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歐陽修《蔡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由於他為官清明廉正，頗得皇帝器重，官至端明殿學士。據《宋史》載：後來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繼而，他為實現母親宏願，轉任泉州太守，期間主持建造洛陽橋，由盧節之弟盧錫職其事。盧節“貧而能施”，主動捐舍田產以助建洛陽橋。
蔡襄一生為官三十七年，盧節總是教育他及其弟蔡高要為官清廉，為民請命。皇帝知道蔡襄的成就是與他母親的嚴格教育分不開的，“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盧節一生十分勤勞，一直參加生產勞動。“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引文同上）“泉州壁記：蔡襄、陳覺民、傅淇守泉日，母夫人年俱九十，邦人異之。人第知蔡母之賢且壽。”（《仙遊縣誌》）。蔡襄在《寄歐陽永叔書》中說“母氏孝行聞於鄉里，約素而嚴，諸子甘貧而自力，仕官無過，皆母氏之訓也。”因此，皇祐五年（一○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仁宗封盧節為“仁壽郡太君”，譽之“德義莊厚，壽慶融長，有子實賢，為國茂器。”還有“冠帔”之賜，後來又改封“長安郡太君”。
宋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十月，九十二歲高齡的盧節在杭州蔡襄官邸去世。次年，奉母至孝的蔡襄亦在家中病逝。
盧錫主建洛陽橋 黃建聰
中國第一座海灣大石橋洛陽橋（原名萬安橋），素有“海內第一橋”之譽，是古代著名跨海梁式石構橋，在中國橋樑史上與趙州橋齊名，有“南洛陽，北趙州”之稱，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稱之為“中國古代橋樑的狀元”。世界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也對它做了很高的評價。千百年來，一提起洛陽橋備受讚頌的是北宋一代名臣蔡襄，其實建造洛陽橋的實際主持人卻是盧錫。
盧錫，生卒年不詳，峰尾盧厝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一○○八～一○一六年），盧錫在塗嶺虎岩寺受教于其父盧仁，與他一起讀書的還有他的外甥蔡襄。史志載盧錫“以處士終，生平好義，濟人利物”。他一生最大的貢獻是主持建造洛陽橋。
古萬安渡，在泉州城北的惠安、晉江交界處的洛陽江，是官紳商旅南來北上的必經之處。因洛陽江波濤洶湧，江流湍急，時人形容此江為“水闊五裏，深不可址”（《泊宅篇》），並說“用四兩紗線，系石下墜，沉入江中，尚未能測其深淺”。自晚唐始，泉州已成為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北宋時泉州灣港口帆檣林立，百舸爭流，中外商賈雲集於此。萬安渡給福建經濟、文化的交流造成極大障礙，建橋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北宋皇祐五年（一○五三年）四月，盧錫等人帶頭籌建，到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末（一○六○年一月十六日）完工，前後花費六年多時間，耗資一千四百萬錢，這些錢都是由盧錫等人募捐集資而來，沒動國庫分文。更為重要的是，蔡襄、盧錫等人集思廣益，科學地解決橋樑建築及固基問題。他們先在江底沿著橋樑中線拋下大量的大石塊，形成一條橫跨江底的矮石堤，作為橋墩的基址，然後用一排橫、一排直的條石築橋墩，橋墩雙頭尖，中間大，有如船形，它可經受上游的江流和下游的海潮的交互衝擊。最上排的交接處，刻有凹形的榫，上置生鐵以連結排石。墩兩端中部稍向外彎，最上面的兩層條石則向左右挑出，使墩面加寬，以減少石樑板的跨度。這種石基的開創，是建橋史上的重大突破，現代稱之為筏型基礎。其植蠣、減緩水流以助固基等科技創新方法也為人們讚歎，閩南一帶宋代所造的石橋，大多仿造這種做法。
洛陽橋建成後，“渡實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向來行人視為危途之洛陽江，自是一橋飛架，南北暢通。行人淩波而過，如履康莊。它對福建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極大推動作用。橋建成時，身為泉州知府的蔡襄為之“合樂宴飲而落之”，在蔡襄撰寫的名傳中外的《萬安橋記》中，赫然記載職其事者第一人即是盧錫。後人感念盧錫等造橋功臣之德，曾樹大理石碑于洛陽橋南蔡襄祠中，上鐫盧錫等人芳名。
盧錫不入仕途，卻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造福地方，澤被後代，堪可流芳千古。
謝履重視修水利 黃建聰
北宋著名詩人謝履（一○一七～一○九六年），塗嶺鎮謝莊嶺人，其一生“宦海有政績，詩書留清名”。任職期間，尤重水利建設。
宋神宗熙寧年間（一○六八～一○七七年），謝履從安溪縣令任上擢升都水監，遷都水丞，專門掌管水利事宜。時值山東曹州一帶黃河故道河堤決口，謝履奉命治黃。傳統做法凡遇決堤便採用堵——水來土堵的辦法。謝履欲採用疏導的辦法，但得不到上司的支持，他只得帶領民工堵塞河岸決口，好不容易平定了水患。
謝履曾兩知興化軍。元豐二年至五年（一○七九～一○八二年）底，謝履以秘書丞知興化軍，元祐五年（一○九○年）十月，以左朝議郎再知興化軍。第一次知興化軍，時值莆田縣正在修建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的木蘭陂，他給予極大的幫助。
從宋英宗治平元年（一○六四年）起，長樂縣女財主錢四娘和林從世傾全部家資，十年間先後兩次建造木蘭陂，均告失敗。到了熙寧八年（一○七五年），宋神宗複用王安石為相，積極推行農田水利法。此時興化軍楓亭東宅人蔡京（蔡襄族弟，官至宰相）任開封府知府，奏請神宗頒發了《莆陽協修水利詔》，再加上自己的親筆信，邀“雄於財而樂於施”的福州義士李宏主持修陂事宜。由於有了李宏的捐資，歷時八年的木蘭陵于元豐六年（一○八三年）建成。
謝履盡力協助李宏修建木蘭陂。無論從徵用土地、招募民工，還是發放糧食，謝履都給予最大的支援。陂成後，謝履把詳情奏報朝廷。宋神宗在閱讀謝履的奏章後，特下詔《賜木蘭陂不科圭田》，予以獎賞。
九百多年來，木蘭陂一直發揮著引流、蓄水、灌溉、排洪、擋潮的綜合功能，造福莆陽人民，這裏面有謝履的一份功勞。
盧瞻結廬登科山 林明輝
盧瞻（一○三○～一○八五年），峰尾人，宋代名臣蔡襄的表弟。盧瞻自小立志成就功名光宗耀祖。他辭別家人，在縣城西的登高山上，結一草廬，日夜苦讀。為表明自己的志向遠大，他還把登高山易名為高士峰。
當時同安名士劉逵赴省參加鄉試，因久慕盧瞻詩名，特地繞道登上高士峰求見盧瞻，並以自己的詩作求教于盧瞻，盧瞻亦以自己的詩作應和。二人在高士峰上切磋詩文制藝，從此成為文字知交。盧瞻後以“八行”舉進士。
劉逵官至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劉逵奉調晉京時，把盧瞻的一應詩文也攜至京師，並經常向同僚推介。於是，盧瞻的詩文便在京師迅速傳播開來。盧詩傳至宮中，宋神宗讀後大為讚賞，便召盧瞻進京，詢以治國之策，盧瞻以須即行之“六事”，須革弊之“四事”答對。神宗對盧瞻詩文制藝之外的治國才能尤為器重，遂把盧瞻的名字書寫於御座之上，即行選拔。可惜的是，當神宗皇帝將要委以重任的時候，盧瞻因病逝世。
因盧瞻于高士峰結廬苦讀而終登進士，邑人便把高士峰改名為“登科山”，後世簡稱“科山”。科山上的“盧子讀書處”和盧瞻後裔、元代名臣盧琦的題詩石刻：“盧子讀書處，山高草木深。如何螺水裏，永夜作龍吟。”至今猶存，成為科山上的一處人文景觀。
劉鏡致力傳理學 黃建聰
惠安縣城曾辟建朱子祠（又名高深堂、春風堂、文公祠），祀宋代大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朱熹。祠中配祀朱熹高弟劉鏡和張巽，每年春、秋仲月丁日享祭。
泉州為朱熹“過化”之地。據明代刻本《紫陽朱氏建安譜·朱子門人》載，朱熹的泉籍門生較出色的有十二人。據朱子理學研究專家林振禮先生考證和統計，朱熹的泉籍門生二十人，峰尾劉鏡是其中佼佼者。
劉鏡，字叔光，生卒年不詳。其一向厭惡科舉之學，“主於涵養體察踐履”。南宋淳熙年間（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劉鏡與晉江楊至和楊履正、永春陳易等一同遊學于朱熹之門，頗得朱子理學之真傳。劉鏡學成後，傳播朱子理學不遺餘力。其友張巽曾從學于張栻，杜門玩養，卻與劉鏡過從甚密，經常向他請教朱熹的學說至理。張巽懇求劉鏡引薦，兩人遂赴武夷山謁見朱熹，頗得中和之旨，久益明淨。他們“尊聞行知性命之傳籍”，以傳播朱子理學為要務。紹熙年間（一一九○～一一九四年），兩人在惠安縣城西之山中“龍津之原”，講習、研討朱子理學，吸引了不少士子，使朱子理學在今惠安、泉港一帶廣泛傳播。
峰尾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次，朱熹因掛懷許久未晤面的得意門生劉鏡，又久慕峰尾風土人情，便來峰尾一遊。劉鏡在自家正廳中擺上竹編圓篩，篩中放著兩碗清水、兩碟豆豉、生薑，另有一盆麥飯，表示恩師光臨如同月亮從天上掉落自己的家中。師徒倆一陣寒暄之後，邊品嘗著清酒和篩中諸食物，邊研習為學之道、窮理之要、讀書之法、致精之本及中正仁義、修齊治平，通宵達旦而不知倦。朱熹在峰尾流連數日離去時，劉鏡依依難舍地送別了恩師。
因此，峰尾東嶽廟中的東側殿上敬奉著朱熹塑像，鐘德堂裏也敬奉著劉鏡的畫像。
盧琦美名滿閩粵 林明輝
盧琦（一三○六～一三六二年）在永春知縣任上，推行一系列仁政，賑災恤民，拯民於水火之中；身先士卒，恩威並舉，禦寇於治境之外；廣開教化，大力興學，使合縣吏民知書達禮；慈仁為懷，施賑于鄰縣饑民，惠政及於四鄰。他不僅使永春百姓免遭戰亂之苦，得以安居樂業，也使鄰縣百姓視永春為安居富足之地。盧琦離任後，永春百姓延請閩中名士林泉生撰寫“永春知縣盧公去思碑”，矗立郊野，以讚頌盧琦功德。“盧永春”的美名因此遠播。
據載，時有鄰縣仙遊群盜竄犯永春，恰遇盧琦於鄉間巡察民情。賊人遠遠望見盧琦，相互轉告道：“此永春大夫義，為大夫之民者，何幸之大乎！”盧琦臨賊不懼，當面曉以大義，表示給予安撫。群賊大受感動，竟縛了賊首獻與盧琦，又主動放下武器，譁然散去。
不久，盧琦由永春調任甯德知縣。時甯德境內盜賊猖獗，無視官府，肆行無憚。甯德百姓忍受不了盜賊的燒殺劫掠，紛紛棄家躲藏于深山之中。盤踞于寧德城鄉的群盜，聞聽盧永春即將前來，懾于盧琦的威名，便都惶恐散去。甯德合縣百姓始得安居。自此，盧永春的威名愈加遠播於閩粵一帶。
志書載，當時峰尾有一艘漁船北上浙江“討海”，途中為一夥海盜劫掠。海盜首領問漁人是何方人氏，漁人答說是閩省泉郡惠安峰尾人，與盧永春同鄉。盜首聞言肅然起敬，說：“嘗聞（盧琦）事父孝、為官廉，為之民不可得也，況忍暴其鄰乎！”於是對漁人恭敬有加，擺設酒席款待，並贈送銀兩，釋放漁船。
盧琦聲名稱譽於民間，威懾于盜賊，即使元未惡濁的官場，也敬畏他的威名。盧琦調寧德後，興泉地區發生戰事，福建帥府疲于應付，屢屢借重盧琦予以斡旋，盧琦不得不頻頻往返于寧德與興泉之間，戰事得以稍息。
不久，盧琦調任鹽課司郎，主管沿海鹽務。當時奸商買通吏部和省府要員，欲向外商開放福建五大鹽場，把民生國課所賴拱手讓給外人。盧琦拍案而起，疾呼：“吾腕可斷，牒不可署！”他毅然抗爭不辦，上官懾于他的威名，也無可奈何。
盧琦一生文名卓著、政績斐然，《元史》之“良吏傳”把盧琦列為元代十八良吏之一。
朱一龍不拜奸相 黃建聰
明代知名學者朱一龍（一五一五～一五九○年），字于田，號複琳，後改為昆山，著有《大一統輿圖》、《廣略剔曆餘稿》、《游海夢譚》、《詩餘類編》等。
朱一龍歷任遼東、廣東參政等職，面對明末奸臣當道，“新松不滿尺，惡竹萬竿長”的齷齪官場，他抱定“甘為灌園夫”之志，一生不攀附權貴，因此宦海浮沉，難以舒心展志。
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年），朱一龍中舉。10年後，他赴京參加會試，高中進士。時值奸相嚴嵩當權，權焰熏天，同榜登第者不得不依照多年的慣例，依序前往嚴嵩府參拜，以求提攜。嚴嵩得意之余，發現尚有泉州府新中進士朱一龍竟敢犯上不往。嚴嵩怒極，當即下令相府家奴持單帖到朱一龍住所（單帖上的“拜”字故意寫作“手”字，言下之意是朱一龍不識時務，難逃其手心），傳話讓他負荊前往謝罪。朱一龍的同科士子見狀，均認為“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力勸他前往謝罪，以防不測。可朱一龍仍執意不肯，不為淫威所屈。
朱一龍得授應天府溧陽縣令，任內治政勤廉，頗有政績。任滿吏部察核，治績位列第一，溧陽人勒石立“去思碑”，以記其功。依例他應有較大升遷，豈料奸相嚴嵩憶起當年朱一龍的忤意，心中忌恨，僅升遷其為南京刑部主事。朱一龍亦不以為意，輕裝上任。其後不久，他調任廣東按察司僉事。
朱一龍蔑視權奸，卻愛民如子。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他任廣東參政時，潮州拓林澳發生水師兵變，叛軍逼向廣州城。藩臬監司等官各司其職，分門守禦。許多難民不堪叛軍殺戮奸劫，欲沖入城裏避難，可各職官卻閉門不納。朱一龍見他們見死不救，大怒，慨然道：“賊近而啟扃以待，示強；民急而開門以納，示仁。奈何閉之，使難民無所受命乎？！”遂傳令大開城門，每天接納難民逾千，先後收容幾萬人。此次兵變，經澳門的葡萄牙軍隊協助平定。事後，朝廷聞之，亦對朱一龍勉獎有加。
朱又煥剛耿上疏 林明輝
朱又煥（一五八七～一六四四年）于明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年）中舉，次年聯捷進士後，被派往浙江任職；天啟七年奉召進京擢升戶部給事中。
明天啟年間（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閹党首領魏忠賢專擅朝政，政治極端腐敗。朱又煥進京時，閹黨正猖獗，大興黨獄，大肆殺戮。滿朝文武要麼依附閹黨，要麼醉生夢死，要麼噤若寒蟬。朝野充塞著一股朝代末的黑暗頹廢之風。
朱又煥一上京，便顯現出與時相悖的諍臣秉性。他不顧同僚和友人的勸阻，冒著掉頭滅族的危險，毅然上了一本《擊魏疏》，摘錄如下：
……（魏忠賢閹黨）以嬰孩待皇上，以奴婢待宮人；視閣臣如贅疣，視諫臣如仇寇。忠賢前恃寵作威，其罪大；今之飾非文過，其罪更大。皇上前日念其微勞，令供灑掃，其失猶小；今明知肆橫，任其盤據荼毒，其失更大。大臣言則為附和，諫臣言則為煩擾。諸臣解體，皇上乃孤立於上矣……
疏文直刺閹黨直諫皇上，其語言之犀利，令人驚歎，朝中許多大臣都為其性命前途擔憂。幸運的是，不久後明熹宗死崇禎即位，閹黨事敗被誅，朱又煥總算逃過了一劫。
魏黨伏誅後，周延儒當政。周延儒與閹黨瓜葛甚深，且偏袒不公，朝野多有怨言。朱又煥本只是戶科給事，位卑言輕，盡可以事不關己，明哲保身，可剛耿的秉性使他又一次挺身而出，上疏彈劾周延儒。朱又煥的奏疏再次震動朝野，周延儒因此而被黜。
繼而，東林黨人文震孟入閣為相。朱又煥與文震孟乃同榜進士（文震孟為該榜狀元），兩人私交尚好。誰知文震孟上臺主政後，仍脫不了明代的朋黨痼疾，只要不是自己的朋黨門生故舊親近，都大力加以排擠。朱又煥屢屢規勸不果，憤憤不已。這回，他面對的不是奸党也不是政敵，而是同榜同僚朋友。躊躇再三，以朱又煥的正直剛耿，他不能熟視無睹。於是，他又慷慨上疏，疏文的大意是：東林黨人自認為是君子，而不入東林黨的人又認為東林黨人不是君子。黨爭之中，到底誰是君子，又怎能說得清呢……
朱又煥的上疏，擊痛了文震孟的私處。文震孟惱怒異常，從此把朱又煥當作異己加以排擠。眼見自己已不見容于文震孟，朱又煥便明智地以患病為由告退返鄉。直至文震孟罷相後，才被重新起用為浙江參政，後又調任為廣東參政。
朱又煥三上疏，告罷奸黨告同門，充分顯示了他剛正不阿，無私無畏的坦蕩品格。
王忠孝廉正蒙冤 黃建聰
鄭成功的知已、高參王忠孝（一五九三～一六六六年），字長儒，號愧兩，今南埔鎮沙格村人，明末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方志載他“性介慎，不輕取與”。
明崇禎三年（一六三○年），薊州漕督致函戶部，謂以邊儲重任，需派一廉慎明決之人共同負責。當時人們口頭流傳：“薊州饒衙，主事肥缺”。許多人費巨金，找關係以求此任。可戶部尚書推重王忠孝。
王忠孝走馬上任時，太監鄧希詔坐鎮薊州節制漕運。鄧圖謀不軌，私自置兵設餉，並屢屢向王忠孝索取糧餉。但王忠孝不為利所誘，不為威所屈。鄧希詔惱羞成怒，責問：“漕中會沒耗羨嗎？”王忠孝反詰之：“升鬥皆為官物，哪來耗羨？”鄧咄咄逼人地問道：“餉司能保無額外之升鬥耶？！”言外之意，你身為主辦銀餉的官員，能沒有額外徵收，充實私囊？王忠孝聞言，理直氣壯地說：“吾戴吾頭來也，豈以頭易升鬥哉！”鄧希詔一時語塞。
鄧希詔豈肯善罷甘休，他羅織罪名，誣陷王忠孝。恰值次年正月，鄧希詔與薊督爭坐次，“忠孝引軌書折之，希詔大沮，乃劾以受吏翁九進贓萬計”，朝廷不明真相，下旨錦衣衛緹騎逮至京師嚴辦。緹帥王世盛素聞王忠孝廉名，派心腹將校前往。按時例，犯事官員必要行賄緹騎，否則必遭毒手。然而王忠孝遍索積蓄亦不足十金。該將校謂之“一泓秋水”，竟不受一錢，亦不為難施毒于王忠孝。京師相傳以為怪事。
王忠孝入獄後，雖受重刑仍抗辯無撓。都堂和薊州漕督上疏為其辯冤。鄧希詔無奈，複賄戶部胥吏，絞盡腦汁，必置王於死地而後快。眾人以為鐵甕城難攻。一奸猾胥吏獻計說，官倉均有腳價（搬運工價），依例作餉司費用，薊州儲糧三百萬，腳價即有數千兩之多。依法貪贓十兩者即可嚴治其罪，況且有千百兩。儘管他升鬥不染，但此項必為他私吞無疑。
鄧希詔上疏請予嚴鞠，王忠孝慨然駁之：“腳以無銷，然銖兩皆朝廷物，某何敢私，銀概貯密雲庫。”緹帥查後果如所言，撫幾長歎：“王公廉潔如此，吾亦何愛一官。”遂據實上報。
都察院王志道以實情上奏崇禎帝，崇禎方知王忠孝於被逮之日，不能具一餐水酒款待緹騎，遂將王忠孝改送刑部辦理。刑部初擬流放，戶部屬僚齊集都門籲請免議，密雲州兵民亦成群結隊赴京訴冤。朝野之為震動。
後鄧希詔謀反事泄，被逮論斬，王忠孝終得洗冤。
鄭耀星轉戰抗清 阿婷
明末清初，泉港出了一位配合鄭成功舉義旗的抗清英雄鄭耀星，其人其事至今仍為當地人們所傳頌。
鄭耀星（一六○二～一六八二年），字計甫，號北樞，祖籍山腰鎮荷池村，壩頭劉山村人，明崇禎年間舉人，歷任山西道監察禦史、兼內閣中書，加封監軍，他為官清廉，愛民如子，深得民眾愛戴。
明朝被李自成農民軍推翻後，明舊臣在南京建立起第一個南明小朝廷，即福王政權。清兵入關後，福王政權覆滅，為恢復明朝的統治，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六月，明殘部又分別在浙江、福建兩地擁立明藩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建立隆武小朝廷，此時鄭耀星被授以“卿進士通儀大夫太僕寺卿”，掌皇帝出入儀仗，本著忠臣不事二主之志，竭力保明朝基業。
但是，把持唐王政權實權的鄭芝龍迎降，致使清兵長驅直入。清軍一入浙、閩，就開始實行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政策，東南人民掀起了接連不斷的抗清鬥爭。據史料載，鄭耀星曾率眾萬人伏於道，阻擊清兵入侵泉州地界，並以家鄉泉港、惠安一帶為根據地，領導當地人民進行抗清鬥爭。畢竟孤軍無援，難於久守，況且清兵人多勢眾，驍勇善戰，鄭耀星只得退居廈門、金門一帶，轉戰于東南沿海各島嶼，配合鄭成功繼續抗清。
鄭成功率軍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之際，鄭耀星因病留守金門島，後病逝于金門島走馬監鞍。
黃開先武藝超人 黃建聰
清初，泉港習武成風，中武舉者頗眾，僅中武解元的就有前黃村黃開先和峰尾劉大用等人。
黃開先自小喜歡舞槍弄棒。長大成年後，身體健壯，膂力過人。其父延請名師教他研文習武。嚴師出高徒，黃開先晝練武，夜習文，幾年下來，熟讀《武經七書》，精通十八般武藝。
其母望子成龍心切，聽說練武之人只要每天吃五斤豬腳，一定能考上武舉人、武進士，還能當官光宗耀祖，便每天精心烹調五斤豬腳，強迫兒子吃下。開始時，黃開先尚能強撐著吃下去，但時間一長就受不了了，就偷偷把吃剩下的豬腳倒掉。後來，他又覺得這是暴殄天物，是極大的浪費，便找來兩個乞丐，讓他們每天夜半時把吃剩的豬腳悄悄拿走。黃開先的母親始終蒙在鼓裏，毫不知情。至今泉港民間仍然流傳著“一日五斤豬腳三人爽”的俗語，指的就是這個故事。
經過精心培育，黃開先不負父母的期望，武藝超人。一個夏夜，左鄰右舍都在屋前的大磚埕上納涼，突然一隻餓急了的老虎竄入前黃村，叼了鄰居家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便跑，眾鄉鄰一時驚呆了。只見黃開先一個箭步沖上去，揮起掌刃，對準老虎頭上連砍幾下，又施以一頓老拳，竟把老虎打死，救回小男孩。
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十月，黃開先赴省城福州參加武鄉試。在主考官（由總督、巡撫充任）和同考官、提督等人面前，黃開先三場考試，均得第一名。頭場試馬射，射氈球，縱馬發矢；二場試步箭，均滿場喝采。三場試策二問、論一篇，見解獨到。因此高中武解元。
後來，黃開先被任命為閩北山區小縣沙縣知縣。其為官廉明清正，勤政愛民，又興修水利、修築道路等造福百姓頗得民心。沙縣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開先橋”，至今猶存。
莊捷軒首建鹽埕 莊錫仲
《福建鹽法志》載：“明末清初，惠安產鹽地共七館六鄉一百八十一戶，山腰四十九戶”。當時，山腰地區的產鹽，至清乾隆後期還是採用“洗鹵煎鹽”，不是現在的日曬海鹽。“洗鹵煎鹽”的方法，是把近海灘塗上含鹽量較高的海泥（顯出白色的）刮後集中成堆，用海水反復沖洗出鹵水，然後把一定鹹度的鹵水放進鍋內煎出鹽，成鹵一百斤，可煎鹽十五至二十斤。煎鹽雜質多，口感苦澀，產量低，而且成本費用高。山腰鹽埕建立前，當地人們食用的就是這種苦澀的鹽。
清乾隆後期，莊捷軒喜慶五十大壽之際，特地請一位從海山（現在平潭縣）來的高明堪輿先生到莊憲備墓地端詳。墓穴座落于現在泉港華僑醫院鹽場分院對面街道的西側旁邊（現已遷移），堪輿先生站在該墓埕上，縱眼東南一片遼闊的海灘，遂建議，應竭盡全力把這大片的海灘開發成鹽埕，造福子孫千秋萬代。莊捷軒聽後頻頻點頭，心中敬佩堪輿先生的高見。
圍海建鹽埕是項浩大的工程，在山腰是空前的事業。莊捷軒殫精竭慮，從財力、物力、人力等方面作了充分的籌備，於乾隆五十九年春動工圍海，每天出動勞力數百人。次年夏，海堤合壟。緊接著完善制鹽工藝流程的設備：蓄水池、蒸發池、結晶池（鹽埕坎）。在整套設備中最重要一項是，結晶池用硋片墊底，鹽坎之間及其四邊都是用杉木板隔離。這一環節可以使原鹽在結晶時防止污染，產出的鹽潔白晶瑩，保證原鹽的品質。二百多年來，山腰鹽長期暢銷、名揚海內外的緣因就在於此處。
《惠安縣誌》載：“清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山腰……被海水沖坍田地一千八百七十五．一四畝，改築鹽埕一千五百九十五．七七畝，山腰產鹽伊始”。關於該記載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是在乾隆六十年海水沖坍田地，以後的年代才圍海建鹽埕；另一種認為在乾隆六十年以前發生沖坍田地的災害，於乾隆六十年“改築鹽埕”
即“山腰產鹽伊始”。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破“四舊”時，從莊祖榮家抄出《莊捷軒墓誌銘》載有“莊捷軒建鹽埕於乾隆六十年”，這與縣誌記載相符。準確地說，山腰產海鹽是清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
鹽業投產後，只要老天不下雨，日日進財。據說，一天鹽業的收入，供興建望海樓當天所有費用還有剩餘。莊捷軒不但成為山腰的首富，也成了當時惠北的首富。
邱二娘兵攻螺城 黃建聰
清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閩中、閩南農民軍女領袖邱二娘率義軍攻打惠安縣城，史稱“甲寅之役”，它是邱二娘起義興衰的分水嶺。
邱二娘揭旗舉義後，經過一年的鬥爭，隊伍迅速發展成為直接配合太平天國烈王林俊作戰的一支勁旅。清政府驚呼：“楓亭大路，棄如異域！”惠安縣令王佑慶、惠安縣團練局正副局長——致仕戶部侍郎莊志謙及舉人王忠禎等寢食難安，坐鎮泉州指揮鎮壓林俊起義的在籍禦史陳慶鏞也坐不住了，急調大批清兵從泉州向惠安西部山區清剿。
一八五四年三月，林俊率數千農民軍南下攻打泉州府城失利。據浙人沈儲（署理泉州知府馬壽祺的幕僚）所著的《舌擊篇》載，當時“逆俊（林俊）令其（邱二娘）攻擾惠安”，為減輕林俊義軍的壓力，邱二娘決定兵分兩路攻打惠安縣城。事前邱二娘與各鄉義軍約定：以烽火為號，一見山上火起，即到縣城會合。可惜當天上午大霧彌漫，各鄉義軍看不到烽火，沒有前往助戰，加上攻城前不慎走漏了消息，王佑慶等得以防備。莊志謙“督率壯勇，登城抵禦”，城廂及四鄉紳耆各帶義勇，內外夾攻。”邱二娘孤軍奮戰，用轟城土炮轟擊西門，但久攻不下。此時又傳來消息，泉州知府馬壽祺接獲義軍攻打惠安縣城的消息，立即請總兵鐘寶三率軍馳赴惠安救援，企圖聚而殲之。義軍寡不敵眾，邱二娘當機立斷，拔隊撤離，惠安之役遂告失敗。這一役，使邱二娘起義軍損失慘重，死傷達五、六百人，軍師張爐和一些將領，或犧牲或被俘，另有部分或潰散或反叛。此後，義軍的鬥爭便走向低潮直至失敗。
朝棟書法流傳廣 黃炳瑜
黃朝棟（一八七○～一九四○年）前黃鎮土樓村人，是近代享譽海內外的書法家。
黃朝棟的父親黃正元，系清朝光緒皇帝的御前侍衛官。在家庭環境的薰陶下，黃朝棟自小就嗜好書法，時常用毛筆沾水在尺磚上反復苦練，他首先攻練顏真卿筆法，十三歲便將顏體的“八大法”模仿得足可以假亂真。自少年至中年（四十歲左右）時期，黃朝棟主要模仿顏體楷書，如鐫刻在前黃“合隆”古大厝大門兩旁的楹聯：“東平王格言為善最樂，司馬學家訓積德當先”，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儘管模仿到家，尚無自己獨特風格。
大約四十二歲至六十五歲時期，黃朝棟轉而苦練柳公權、董其昌、何紹基等名家筆法，博採眾長，兼收並蓄，從而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並且日臻嫺熟完美，如“臨水登山真有時樂，養花觀書外無俗情”、“風篁類長笛，流水當鳴琴”等條幅，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六十六歲之後，黃朝棟因病腕力大失，書寫不能揮灑自如，若非自己十分滿意之作，他一般不會蓋上印章。
黃朝棟晚年退隱家居，憑藉名望，又兼才華橫溢，許多鐘鳴鼎食、翰墨詩書門第紛紛聘請他書寫對聯，很多寺廟亦向他求字，因而他的字跡得以飄洋過海，流傳甚廣，至今許多華僑、港澳臺同胞仍將他的字跡視為墨寶，爭相珍藏。他書寫在廈門鼓浪嶼的數處摩崖石刻和惠安科山寺的十幾副柱聯，鑲金描紅，令多少遊客讚賞不已。本籍書法家柳影中對黃朝棟的書法作這樣的評價：“他學泉州探花黃貽楫執筆，四指在外，拇指抵壓，字無大小筆力遒勁，有顏（真卿）之雄渾，柳（公權）之勁拔，兼有晉人風韻，字之結構和佈局頗有法度。他擅長楷書和行書，作品流傳海內外。”
鄭聘廷與孫中山 黃建聰
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會長張永福在《南洋與創建民國》一書中，專篇敘述南洋著名華僑宗教家、革命家、實業家、慈善家鄭聘廷創辦星洲書報社，宣傳革命思想，喚醒南洋僑胞，冒險掩護孫中山等革命同志的事蹟。
鄭聘廷（一八七二～一九四四年），字席珍，別號石津，泉港區前黃鎮壩頭下墩人，為南洋華僑中最早贊同民主革命的先驅者之一。一八九七年，鄭聘廷辭去廈門泰山堂會教職，南渡馬來西亞檳榔嶼，翌年轉至新加坡，主持丹戎巴葛禮拜堂，創辦基督教青年會；一九○二年，鄭聘廷租賃吉寧街三十八號為社址，創設星洲書報社，藉以“開通民智”，得到星埠名流張永福、陳楚楠等人大力支持，並吸收他們為社員。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南洋各地有志于革命的青年莫不紛紛來社聽講，閱讀《圖存篇》、《圖南日報》等革命書刊。
一九○六年二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自越南西貢到新加坡，瞭解到星洲書報社的宣傳工作，大為贊許，並囑咐鄭聘廷等人尤要加強宣傳，乘機從中物色、培養更多的華僑革命志士。鄭聘廷大受鼓舞，從此更加熱心宣傳革命，引導教育革命同志。之後鄭聘廷與張永福、陳楚楠、黃乃裳、陳嘉庚等僑領陸續加入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鄭聘廷利用在教會中的影響，大力引薦革命同志，介紹李境仁、盧禮朋等名教徒加入同盟會。當時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大多先加入星洲書報社，待條件成熟後才被吸收為同盟會會員。因此，星洲書報社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週邊組織。
清政府視孫中山等革命領袖為“洪水猛獸”，屢屢派刺客欲行刺殺。為保證安全，孫中山白天在張永福的晚晴園辦公，晚上則到鄭聘廷的居所休息。經鄭聘廷周密安排，嚴加防範，使孫中山安然度過了在新加坡的這段日子。
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田桐等人先後在星洲書報社演講種族革命和三民主義，鄭聘廷精心組織，演講會場場爆滿，盛極一時。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星洲書報社為南洋各埠書報社設立之嚆矢。孫中山從鄭聘廷創辦星洲書報社受到啟發，為使南洋革命風氣大增，指示各地組織更多的書報社，作為宣傳革命的陣地和掩護同志的場所。據文獻記載，南洋英、荷殖民地先後設立了一百三十三個書報社。其中英屬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等地有八十三個，荷屬東印度有50個。“推其原始，則星洲書報社為先鋒也。”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五日，鑒於華文教育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鄭聘廷商請孫中山先生共同發起創辦南洋中華女子學校，極得孫中山讚賞。該校後來成為南洋規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學校。
一九一二年三月初一日，孫中山回顧十多年的海外宣導革命歷程，頗為眷念鄭聘廷的特殊功勳，以臨時大總統身份，特頒給星洲書報社優等旌義狀。文曰：
“星洲書報社于中華民國開國之始，宣揚大義，不遺餘力，特頒予優等旌義狀，奕代後民，永多厥義。此旌。”
旌義狀名義上雖頒給星洲書報社，實則褒揚鄭聘廷宣傳革命之巨功。
在鄭聘廷的影響下，其長子鄭思聰也投身於辛亥革命，為孫中山所倚重。鄭思聰後任澳洲青年俱樂部主席兼國民黨支部理事，其委任狀系孫中山親筆簽名，被鄭家視為傳家寶。
南洋著名史學家陳育松在《中國近代史“人民運動”的高潮》一文中說：“海外華人革命運動，都通過了和利用了教會的煙幕，來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進行周旋。（鄭聘廷）作為一個傳教士，決然站在人民這一邊，為正義而奮鬥，是難得的……”
高參海外倡少林 黃建聰
高參上人俗姓林，原名亞鴻，綽號“飛天豹”，界山鎮嶺頭海頭村人，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生，十三歲時從師學習少林武功，十七歲到惠安清興寺剃度為僧，法號高參。後到浙江南普濟寺拜少林正宗六祖傳下的第二房之四十八傳門人慧精大師習武。慧精大師平生傳授徒弟學習少林武功的只有三人，而入室者僅高參一人。高參勤學苦練，終於成為少林第四十九代傳門人。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年），高參梯航南渡，掛錫荷屬東印度（今印尼）三寶瓏三寶洞，再返福州西禪寺。後雲遊國內名山及南洋、印度諸國。一九三六年他在印尼設帳授徒，接收釋法禪、釋成雄、林金聚、莊慶錦、莊順來等人為徒。所授弟子再傳，已逾數萬。高參終成少林四十九傳在南洋植基第一人。一九四八年在新加坡雙林寺設班傳授少林武術。此後，高參及其弟子成立了星洲少華山國術健身社、少雄山國術健身社、檳榔嶼少林國術健身社、星洲少鎮山國術體育會等，少林武術團體發展到四十個。
鑒於以“少”字頭為首的少林武術團體已在新、馬等地建立甚多，為統一南洋少林武術派系之領導及聯絡同門感情，時任雙林寺方丈的高參和尚乃于一九五八年創設“新加坡南洋少林國術總會”，會址設在雙林寺內。高參親為該會制定了三十六條會規，以弘揚中華武德，其中有十八宜、十八戒。
十八宜是：
護持正法 遵守師尊 敬重長輩 態度溫和 友愛同門 寬懷宏量
盡忠職守 誠實待人 言行有信 知過必改 勤人為善 愛惜物命
抑惡揚善 廉明知恥 慷慨仗義 樂善好施 勤謹習藝 互相切蹉
十八戒是：
背叛師尊 殘害同門 殺戮逞兇 盜劫強搶 淫蕩胡為 妄言欺騙
兩舌造謠 惡口傷人 酗酒滋事 賭錢博弈 驕傲謾人 無理取鬧
輕舉妄動 為非作惡 逞強縱欲 嫉妒賢能 懈怠放逸 恃強淩弱
在高參主持下，南洋少林國術總會成為南少林第二房四十九傳的武術中樞，雙林寺也成為“海外少林中心”。
惠安科山“高參和尚蓮座”有一聯頌其人：“禪傳無我，拳紹少林；慈心濟世，妙手活人。”
莊竹林海外造學 黃建聰
南洋現代著名教育家莊竹林（一九○○～一九七三年），山腰鎮菜堂人，畢業于福建協和大學，獲美國密希根大學市政科碩士。回國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特別教官、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襄試委員。
一九三九年，莊竹林任新加坡中正中學首任校長。南洋各埠僑胞慕名紛紛把子女送到中正中學就學。至一九四一年學生人數達六百多人，為南洋華文學校之翹楚。莊竹林宣傳抗戰，積極為祖國捐輸物資。新加坡淪陷，中正中學也因此停課。二戰結束後，莊竹林迅速恢復中正中學，學生數最高峰時竟達六千人以上。
鑒於南洋華文教育的地位，南洋僑界深感必須創辦一所華文大學，以教育南僑子弟。在陳嘉庚、胡文虎捐資辦學義舉的影響下，以南洋閩僑領袖陳六使為首，於一九五三年籌辦東南亞第一所華僑大學——南洋大學。馳譽世界的作家、翻譯家、發明家林語堂受聘任首任校長。一九六○年，莊竹林受南洋大學董事會的邀請，出任南大副校長，主持校政。他知人善任，調整教授陣容，穩定大學經濟，充實各院系，注重學術研究，奠定南大基礎，使南大從創辦時的文、理、商三個學院九個系發展到十五個系。在莊竹林的感召下，新加坡英聯軍官兵為南大辟高原，浚環淵，建成運動場、游泳池。英聯邦各大學一致承認南大為英聯邦大學會員，莊竹林應邀參加英聯邦大學校長會議和伊莉莎白女王母后盛宴。新加坡共和國也正式承認南大學位。南大有此聲望，實賴莊竹林的苦心經營。
莊竹林病逝時，其同事及學生撰書兩挽聯以悼之：“立德立言立功垂之不朽；造學造教造士正其生存”；“創中正，長南大，盡瘁鞠躬功在教；施化雨，惠春風，山頹木壞哭同聲”。
朱漢膺播撒火種 林明輝
朱漢膺（一九○八～一九八三年）是原惠北地區較早投身革命隊伍，並一直領導當地革命鬥爭的先驅者之一。難能可貴的是，越是革命處於低潮時期，他越是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頑強地播撒著革命火種。
一九二六年，土地革命運動剛在本地萌芽，朱漢膺就領命在山腰前黃一帶組織農民協會，發動農民群眾進行了一系列抗租抗捐，反對封建統治的革命活動。從這時候起，原惠北地區的農民運動，就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他和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共同建立了惠北抗捐大同盟，並組織召開了有武裝隊伍和幾千農民群眾參加的惠北抗捐誓師大會，發動和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裝抗捐鬥爭。他的家，幾乎成了當時革命鬥爭的指揮中心，他所播撒的革命火種，在原惠北地區成燎原之勢。
一九三五年後，惠安暴動失利，敵人瘋狂地“圍剿”革命據點，捕殺革命人士，各級黨組織均遭到嚴重破壞，革命一時處於低潮。這時的朱漢膺被迫離開惠北，暫時轉移到泉州鸚山小學和晉江塔頭小學任教。但他毫不退縮消沉，又把革命的火種帶到泉州晉江，在那裏發展黨組織，聯絡和培養了一大批革命志士。他和何邦基等人在塔頭村秘密成立黨支部，並建立地下交通站。當時的泉州地區党的領導人李剛、曾爐等人經常住宿于塔頭小學。他在塔頭廣泛宣傳發動群眾、關心群眾疾苦，使那裏的革命火種很快點燃了起來。
抗戰後期至解放戰爭初期，敵人對共產黨人和各級黨組織進行了瘋狂的鎮壓和破壞，當時的中共惠安工委曾一度移駐三朱村。朱漢膺的家成了地下交通站，掩護了許多過往的和遭敵人追捕的同志。形勢嚴峻，他既要領導惠北地區的革命鬥爭，又要掩護和迎送過往的同志，還要負責籌措惠安工委的活動經費，負責過往同志的生活起居，肩負的是異常沉重的擔子。然而，朱漢膺勇往直前，不僅把惠北地區的革命鬥爭搞得轟轟烈烈，還把革命火種播撒向整個惠安。
李溫平畢生築路 黃建聰
李溫平一九一二年生於前黃鎮古縣村，中學畢業後便抱著築路強國夢，考取了唐山交通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後取得美國密希根大學運輸工程博士學位。“盧溝橋事變”後，李溫平毅然回國效力，參加川滇東路、川中公路、東西公路和我國第一段瀝青路面（滇緬公路）的鋪設工程。
中途島海戰後，盟軍在太平洋戰場轉入戰略反攻，開始修築自印度列多，經緬甸密支那到中國境內的戰略公路。滇緬公路工務局也在保山成立“保密公路第一工程處”，李溫平任工程處副處長，配合美軍上校薛德樂率領的工兵團，負責打通保山至密支那公路的中國路段。
保密公路須穿越大片原始森林，那裏自然條件極其惡劣。李溫平和施工隊同仁一起，餐風宿露，白天拼命修路，寒夜中則經常無法入眠。沿途瘴氣襲人，他們時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每天都有人病死。加上築路初期，一些地段仍是日軍的控制區，無情的子彈時常在頭頂呼嘯。在古永壩，面對遍地泛著黑泡泥漿的沼澤地，築路機械根本無法施展，李溫平與施工隊技術人員苦思冥想，研究出“沉筏換土”辦法，方將這一路段修完。在國界三十七號樁，被一座懸崖峭壁擋住去路，眾人一籌莫展。李溫平心急如焚，他爬上峭壁，仔細分析石層紋理，決定實行鑽孔爆破，連續作戰三晝夜後，終於順利完成這一險段的施工任務。
一九四五年一月，保密公路勝利通車。李溫平和他的工程隊，僅用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就打通了三百公里的複雜路段，堪稱築路史上的一座豐碑。通車時有人豎起木牌，上面醒目地寫著四個大字：“直搗東京！”就是這條被人們稱作“史迪威公路”的軍事供給線，從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八月抗戰勝利的半年多時間，共承運了五萬餘噸重要戰略物資，大約有一萬餘輛次載重汽車由此駛入中國。它為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因為如此，盟軍總部當時授予李溫平獎旗以嘉獎，後經薛德樂的提議，又追授一枚美國自由勳章。這枚勳章，由於種種原因，直至一九八四年方物歸原主。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黨組織找到李溫平，要求他保護好築路機械，並希望他留在大陸，為新中國的建設再立新功。李溫平毫不遲疑地答應了。
建國伊始，百廢俱興。獲得新生的李溫平率領新中國第一支機械築路隊伍——鐵道兵第一機械總隊開赴黃河之濱的河南澠池，開始修復受戰火破壞而傷痕累累的東西交通大動脈隴海鐵路，幾個月就將火車接到了甘肅省天水市。
李溫平的一流築路經驗受到各方面的充分重視，他領導下的第一機械總隊又是全國惟一的機械隊伍。新成立的交通部屬下的中國建築總公司想方設法要調李溫平進京任要職。但是，解放軍部隊有意挽留他繼續率隊修通至新疆的鐵路，於是便扣住了北京催調的電報。直到有一天，日理萬機的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詢及此事，才得知原委，即親自發出一份緊急電報，要求部隊立即放人，讓李溫平進京任職，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此，全國許多重點工程，從抗美援朝前線的鴨綠江邊飛機場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從官廳水庫到武漢長江大橋，無不留下李溫平的心血和汗水。
莊重文與陳嘉庚 黃建聰
馳譽海內外的僑界鉅子、社會活動家莊重文（一九一二～一九九三年），山腰後樓人。曾任香港集美校友會永遠榮譽主席、香港惠安同鄉會永遠會長、美中貿易諮詢組織香港區主席、中華文學基金會顧問、香港中華廠主聯合會會長，著有被稱為“香港工業斷代史”的《香港工業之成長史》。他在陳嘉庚先生的影響下，一生致力於發展實業，熱心社會公益，成就斐然。
一九二七年，莊重文（當時名莊碧榮）由惠安縣立中學轉入陳嘉庚創辦的集美高級水產學校就讀。次年五月三日，為阻止南京國民政府北伐，侵華日軍製造了“濟南慘案”。它激發了海內外愛國同胞的義憤。陳嘉庚在新加坡組織成立了“山東慘禍籌賑會”，自任會長，第一次把華僑抗日力量團結起來，募捐援助濟南受害群眾，並在南洋華僑中開展抵制日貨的“杯葛”運動。莊重文等在廈門積極回應陳校主的愛國活動，他們放下學業，到城市、鄉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反日宣傳運動。豈料事隔一年之後，集美學校當局竟瞞著陳嘉庚，宣佈將積極參加救亡運動的學生開除學籍，或送廈門法辦，莊重文也在開除之列。陳嘉庚後來知道此事，憤怒不已。
莊重文在廈門島稍事逗留後，即乘船南渡到新加坡，在華文學校彰德學校和益勵學社教書，課餘參加新加坡福建會館，改革新加坡華校的教育工作。陳嘉庚時任福建會館主席，會館是他的社會活動基地，因此莊重文得以在陳嘉庚手下工作多年，直接參加陳嘉庚主持的編寫新加坡華校教材等工作。
正是在陳嘉庚言傳身教下，莊重文大力發展實業，增強經濟實力，同時回報社會，大力支持祖國各地的教育事業和文化事業，先後捐鉅資設立“莊重文文學獎”、“莊重文優秀校長獎”、“莊采芳獎學金”等，在泉港則捐助泉港二中和華僑醫院等，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為紀念莊重文對家鄉的貢獻，泉港區實驗小學便以莊重文命名。
李溫仁建高壓艙 黃建聰
我國高壓氧醫學創始人李溫仁（一九一四～一九九九年），原籍前黃鎮古縣村，是國際著名心胸外科專家。
李溫仁一生在醫學領域創下了許多個“第一”：是施行腎切除、前列腺切除、骨移植進行脊椎固定性手術的第一名醫生，也是全國施行腰交感神經切除術的第一人；首例成功開展全胃切除食管十二指腸直接吻合術，以橫結腸代食道手術開創了我國第一個先例……
李溫仁在醫學研究生涯中最引以為豪的是他領導建造了世界上第三台高壓艙。一九六三年，李溫仁赴京參加全國醫學科學十年規劃會議，在大會上大膽地提出要在中國建造世界上第三台高壓艙的設想，得到國家衛生部領導的大力支持。他邀集專家學者，共同擬定了高壓艙設計的方案。一九六三年九月建成了高壓艙的主體工程。在試壓時，強大的氣壓使觀察窗的有機玻璃受壓變形，氣流從視窗噴出，險些釀成傷亡事故。後來，李溫仁採用高倍顯微鏡頭代替觀察窗，經反復試裝，克服種種困難，終於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建成了我國第一座、世界第三座高氣壓手術艙。為解決首批進入高氣壓艙工作要冒生命危險的難題，他瞞著家人到海軍潛水艇高壓艙裏進行感受試驗，鍛煉在高氣壓下的適應能力。經過幾十次的動物試驗之後，同年十一月，將高氣壓手術室應用於臨床，挽救了許多生命垂危的病人，並創造了在高壓氧淺低溫下阻斷二十分十六秒的國際先進記錄，成功地進行了心室間隔缺損心內直視滌綸片修補術。此後，上海、杭州、南京、廣州和北京等地，也在李溫仁的指導下相繼建起了大型的高壓艙。
一九七八年，李溫仁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全國醫藥衛生科學大會獎。一九八三年，在李溫仁領導下福州重新建造了大型高壓氧手術艙和治療艙，並能在三個絕對大氣壓下成功地進行體外迴圈心內直視手術。一九八四年十月，李溫仁被聘為美國高壓氧醫學會的國際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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