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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民俗風情》第五輯社會風情
泉港人在長期共同的生產實踐和社會交往中，通過約定俗成儀規，形成豐富多彩的行業習俗和社交禮俗，構成了本區域特徵的基本要素。而在生活中廣泛長久流傳的民間藝術，對人民群眾陶冶情操、娛樂身心、抒發情感、交流思想，起到了無形紐帶的作用。
泉港各少數民族在特定的地域生活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民俗，也是整個社會一種重要的歷史文化積澱。上述種種社會風情通過演變與發展，逐步形成濃厚的地方特色，成為展示泉港魅力的一個個視窗。
一、行業風情
各行業生產是人類最為重要的物質生產方式，這其中存在著大量的民俗文化現象。境內行業習俗的傳承，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泉港人心靈手巧，各種行業紛呈異彩，人們所從事的工種不同，其習俗也就各具行業特色。行業習俗作為一種民間文化現象，其精神與行為規範的內核又具有明顯的社會倫理價值，容納了尊師敬業、利民利群、誠信守規等道德內涵，是認識泉港社會史、經濟史、民眾思想史的重要證據，對於提升現代社會行業內部認同、溝通、凝聚，加強行業自律精神，增強社會自主的調節能力等都有積極意義。
清《惠安縣誌》載：“縣西北多叢（聚集）山，有竹木果實薪炭之饒。田皆逼厄（險要的），山谷間導水于高者注之。水耕火耨（鋤草），伐山為業……農民往往依崖澗，縛茅為屋，植籬以障內外，多者僅數家，田原肥美……”可見原位於縣北的泉港一帶自古農業的自然環境條件較為理想，主要產有甘薯、水稻、大麥、花生、大豆、蠶豆和豌豆等糧油作物；盛產龍眼、荔枝、余甘、枇杷、柑橘、茶葉等名果佳茗，其中塗嶺鎮丘後村的特稀晚熟荔枝曾作為進京貢品。泉港一帶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是以農耕為主的農村，形成了生產民俗中“以農為本”的尚農特點。本書的前幾個章節敘述的民俗風情，也主要是從廣大農民的生活習俗出發，故本節只作簡單敘述。
泉港人民勤勞、樸實，素有男耕女織習慣，一般男幹重活、女幹輕活。缺少勞動力的家庭，婦女也幹重活，“鄉村婦人芒喬負擔，與男人雜作”。舊時多數婦女農事大忙時下田勞動，農閒時做針線、繡花、織布、縫紉等。1952年土地改革後，男女平等，農村婦女除下田勞動外，回家還得幹起繁重的家務。每當較大的農事完成後，農家也大多打點酒，買些肉魚，加點菜，滋養身體。
舊時境內農民每年端午節、中元節、中秋節等，總要到田頭壓金紙燒香、獻菜肴水果敬祀田頭公，其意在於祈求田間土地神護佑莊稼免受鳥獸糟蹋，保佑五穀豐登。現此俗已鮮見。穀物將熟時，農民往往于田間插稻草人，草人穿破衣戴爛帽，於頭上掛紮一串敬神祭鬼的冥幣，旨在嚇鳥驅鼠，防止莊稼受損。在稻穀成熟季節，為防範颱風暴雨的損壞，或個體農戶因勞動力缺乏而導致過熟脫粒，有親幫親、鄰幫鄰的傳統習慣，不付報酬，僅供三餐和點心，俗稱“有吃沒工錢”，或戲稱“沒錢也得腹肚圓”。
舊時在廣大農村，還存在以下三種雇工形式：
丫頭。民國以前，貧困的家庭，將八～十歲的小女孩，出具賣身契賣給富家當婢女供使喚，長大以後由買主賣出去為人妻妾，或由賣主贖回後再出嫁。丫頭過著奴隸般生活，受盡折磨，吃不飽，穿不暖，經常挨打受罵，這種非人制度隨著一九五○年土地改革而結束。
放牛仔。貧窮家庭子女多，為了減輕吃飯負擔，把孩子臨時送到富戶牧牛、羊，富家給飯吃，不付工資。放牛仔可以辭退，也可以辭職，沒有人身的依附關係。
保姆。一九四九年前，富裕人家招聘奶媽或保姆時，經達成口頭協定，由雇主提供膳宿，每月發工資，一年兩套衣服（春、秋兩季）。雇主可以辭退，保姆也可以辭職。
長期以來，智慧的泉港農民特別重視用天之道和因地之利。所謂用天之道，便是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總結出許多農諺，如：“早春好佚桃（玩耍），早夏粒米無（夏天早來，卻因涸早，晚冬收穫減少）。”“春天南，夏天北，無水通磨墨（春天刮南風，夏天刮北風，可能大旱）。”“冬節在月頭，寒在年冥兜（春節）；冬節在月中，無雪也無霜；冬節在月尾，寒在正二月。”“上半月看初三，下半月看十八。”“正月寒死豬，二月寒死牛，三月寒著播田夫（一至三月的天氣都很冷）。”“南閃（閃電）百日晴，北閃在眼前。”……這些農諺世代流傳，成為傳授生產經驗的一種特殊方式。
牛是農業耕作的主要動力。經濟好的一家養一頭，經濟差的兩家或數家合養一頭，輪流放牧、飼養，初二、十六“做牙”拜牛欄，由輪養戶辦理。在大忙季節，每晚給牛喂曬乾的甘署藤、早稻稈。要買牛，到牛墟上相牛。相中意了買下來，在兩個牛角上系一條紅布，叫做“掛紅”，以示吉利。
一九四九年以前，豬養大了出賣，要先在灶公前焚香，賣後當晚要備牲禮謝灶公。買豬仔時，豬筐要系紅布條，仔豬買回來快進門時，大人和小孩都要大聲喊：“大豬公！大豬公！”傍晚在灶前供牲禮焚香，祈求灶公庇佑豬仔日夜長大，快快養成大豬。一九四九年後，此俗逐漸消失。
漁業
泉港枕山負海，瀕海之民多以捕魚為業。水產資源極其豐富，主要有牡蠣、縊蟶、青蟹、對蝦、鮑魚、花蛤、紫菜、海帶等，如今新發展的鮑魚養殖、吊蠣養殖、淺海養殖和網箱養魚的面積和產量均居泉州首位。舊時，泉港許多漁船每年要到浙江海域捕魚六個月。每當漁船出海捕撈，須選擇吉利時辰。出海之前，有的到普陀山進香拜佛（又叫“打齋”）祈求平安。有的則辦禮品（有五果六齋）、銀紙、鞭炮，到媽祖宮奉祀，保佑漁船出海捕魚平安無恙。
出海的前一天，船老闆會大發慈悲，安排每兩個夥計一小罐子鹵豬肉，這是全汛生產期間的最大口福。平時伙食但求吃飽，不望吃好。在第二天天微亮就要起床，吃乾飯，喝鍋巴湯，漁民稱“三下二作五，未到嘴巴先到肚”。之後就抓緊掛餌撒網放鉤。喝剩的鍋巴湯帶到舢舨，作為充饑飲料。捱到午後一二點鐘才用午餐，吃的是乾飯配魚頭湯，每人只分與兩個魚頭，極少有其他下飯菜。晚餐要等到入夜八點後，吃稀粥配鹹魚頭和鹹魚尾。只有在每只舢舨日產達到八～十擔時，才能享受一餐帶魚湯。每當漁船滿載返航，也要備水果盆酒，放長串鞭炮，祭祀媽祖，或到普陀山還願。
釣船每年轉浙前要進行一次加固修補，中小業主大都要向控制漁市的“漁伢”預借資金（俗稱“提行頭”）；業主取了行頭款後，生產的魚貨就要受漁伢控制，魚價由他操縱定奪。如把魚貨賣給他人被發現，要接受很重的罰款。業主如果遇上年景不佳，還不起“行頭款”，日子就很不好過，有的甚至傾家蕩產，要賣船、賣房、賣小囡，慘不可言。因此人們又把小釣船稱為“釣子（仔）”船。
舊時漁民討海的艱苦生活，正如峰尾漁區流傳的一段歌謠所唱的：“有福居城市，無福住海邊；無園以海作為田。受盡風霜不敢言。一隻小船掛破篷，祖孫三代睡一艙。捕來魚蝦換薯乾，老婆孩子過一冬。討海真艱苦，無風要搖櫓。五人睏一肚（船艙），吃粥配菜脯。日曝無物遮，雨潑無地避。泳（浪）大船搖擺，風透（狂）歹（難）蹲站。”其中艱辛，難以言盡。
新中國成立以來，漁民生產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舊社會相比，漁業生產條件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一是生產安全係數提高了，勞動強度降低了。過去船體小，經不起大風浪，資訊交流閉塞，生產盲目，安全隱患大，而且幾乎全靠人工作業，“行船真艱苦，掛帆兼搖櫓”。現在漁船噸位高，抗風浪能力大，氣象衛星通訊資訊敏捷，生產安全有保障，而且現在全部實現機電動力化，大大地減輕了勞動負荷強度。二是船上生活環境得到改善，漁民生活得到保障。過去四五個人擠在小釣的低艙裏，被人謔稱為“賊吃、狗睏、螃蟹爬”；現在船艙上每人都有一處平坦暖和的休憩鋪位。過去由於生活所迫，漁民子女十一二歲下船當學徒做童工，到六七十歲還在“討海”駛船；現在都是青壯年業航捕魚，已沒有漁童、漁翁上崗的情況，漁民隊伍的文化素質勞作技能，比過去也有很大的提高。
漁區的生活品質也有了巨大的飛躍。衣著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到如今講究布料、款式，年青人還追求時尚、名牌。飲食由過去是麥糊配類似於小蟶的“公代”，甚至許多人經常缺米斷糧揭不開鍋；到現在基本上是一日加菜一頓，逢年過節魚肉不離。居住環境由過去幾代人、幾戶人家住在一座舊大厝裏，到現在絕大多數漁戶告別了古厝，遷入寬敞的新式樓房。
峰尾劉恢賢同志整理的《新航海謠》一文，表現了新時期泉港漁民歡快喜悅勞作生活的情景：“漁船過湄洲灣，行到平海波浪翻，再駛娘宮納鹽稅，又出許嶼門，風平浪靜才放白大洋，叩拜媽祖聖母娘，庇佑順風水航北上，無風搖櫓要力量，船行到坎門，滿天布黑雲，漁船排成群，狂風要降臨，不開就著停，夜裏巡更查船肚，風靜又開去石埔，石埔無停船，開入沈家門，糴米添水人成群，洗船燒服（金紙）忙紛紛，魚肉祈神又改善，總部（炊事員）煮菜噴黑煙，擇日駛去普陀山，漁民進香都上岸，佛寺念經做道場，拜完佛祖渡大洋，大洋渡過是舟山，漁澳選擇在嵊山，漁行夥計來招商，捕撈豐收在別鄉。漁工分紅笑哈哈，汛期已經差不多，揚帆南下購年貨，打算大年（春節）好好過，落頭（返航）水路經祖廟，叩謝媽祖要豐厚，入澳下錠進家園，全家男女老少來團圓。”
每逢過年，漁船上都要張貼春聯。春聯的內容體現了漁民們盼望“順風順水順人意，得財得利得天時”的美好意願。通用橫披（或正菱形“大春”）有：一帆風順、滿載而歸、乘風破浪等，鏡面板匾有“木龍光彩”等，船後匾有“海不揚波”等，舵杆匾有“萬軍主帥”等。通用對聯有：履巨濤如平地，擁大海作良田；九曲三灣隨舵轉，五湖四海任君航；出湄洲一帆風順，入本澳滿載而歸。等等。
泉港沿海漁民世代靠海生息，一揚帆出海就要“乘風破浪”，浪由風起，風因氣生，氣從天來；天氣變化直接影響漁航生產和生命財產安全，所以漁民特別重視觀察天氣變化，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總結出許多語言生動、簡明扼要的漁諺。如：六月北風就是台（南風季出現北風是颱風前兆）；秋風台，無人知（北風季節很難辨別是大風還是颱風，務必提防）；十月防三五（指農曆初五、十五、廿五日常出現強大風）；早時東南黑，勢必午前雨；有雨天頂亮，無雨四邊光；久雨現星光，明朝雨更狂；久雨傍晚停，一定轉天晴；久晴大霧雨，久雨大霧晴；春看山頭晴，來日便分明；冬觀海崖晴，無雨風平靜；虹出東，水流入；西出虹，雨來停；春茫風，冬茫霜，夏茫日頭公；早時西北仔，午後東南風，免得問天公（指正常天氣）；雷電起西方，定是雨和風；雨打小滿頭，魚蝦眼淚流（晴）。等等。
漁民因為他們常在海中作業，最擔心的就是翻船，由此忌“翻”字，上船時禁忌說“翻”、“覆”之話；船上的鞋帽及缸、壇、碗、罐等器具，禁忌倒翻放置；盤裏放魚禁忌斜倒放置，吃盤中魚也忌諱將魚整條掀翻。漁人忌將碗筷丟下海中，因為隨手將飯碗丟進海中，意味著看不起漁家及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漁人在海上行船或作業，遇到漂流的屍體，禁忌不予理睬，而要把屍體打撈上岸埋葬；如捕魚時撈到人或動物骨頭，禁忌丟回大海，也要拾上岸安葬。婦女不能亂上大漁船，若上船禁忌從船頭坎走過。
鹽業
泉港地處沿海，鹽業資源極其豐富。境內的山腰鹽場是個大型國營企業，年產量十萬噸以上，在職幹部職工二千八多人。在清乾隆中期之前，山腰也只是小面積產鹽。《福建鹽業志》載：“明末清初，惠安產鹽地共七館六鄉一百八十一戶，山腰四十九戶。”當時採用的是較為落後的“洗鹵煎鹽”方法，也就是把近海灘塗上含鹽量較高、呈現白色的海泥刮起，集中成堆，用海水反復沖洗出鹵水，然後把鹵水倒進鍋裏煎出鹽來，此法取鹽成本高、產量低，成鹵一百斤，只能煎鹽十五～二十斤；而且雜質多，口感苦澀。在山腰鹽埕建立前，當地人們普遍食用的便是這種苦澀的鹽。
“清乾隆六十年（一七五九年），山腰……被海水沖坍田地1875.14畝，改築鹽埕1595.77畝，山腰產鹽伊始。”（《惠安鹽志》）山腰鹽埕一帶原為田地，被海水沖坍之後，才因禍得福，引進了圍埕曬鹽的方法。這裏面還有個掌故，相傳山腰富紳莊捷軒從平潭縣海山請來一位堪輿先生勘測先人墓地，此堪輿先生甚為高明，對周圍的地理環境進行考探之後，建議其把墓地東南邊遼闊的海灘開發成鹽埕，造福子孫。莊捷軒大受啟發，遂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動工造堤圍海，並完善蓄水池、蒸發池和結晶池等制鹽工藝流程的設施設備。因山腰鹽場自那時起便在結晶池中用硋片墊底，用杉木板隔離鹽坎，保證了原鹽的品質，使山腰鹽二百多年來名揚遐邇，山腰鹽業也從此成為是本地居民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
清嘉慶年間，山腰六鄉村山腰、前蔡、前黃、普安、鐘厝、葉厝產鹽。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山腰鹽場增設厘卡。隨著鹽業的發展壯大，一九一五年，民國政府在山腰建成鹽館，成立鹽稅局，向鹽民徵收鹽稅，並派鹽兵看守，防走稅及偷私鹽。解放後，山腰鹽場先後組織互助組、公社，鹽農合一管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鹽工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進一步擴建了工區和外灘，一九五九年，山腰鹽場轉為地方國營鹽場。
由於長期生產工藝和勞動工具落後，鹽工們勞動強度大，解放初圍海時，鹽區還流行著“出門雞打胸，入門手提燈，腳底肉要補釘”俗語。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出現了先進的機器，使鹽工從純勞力中解脫出來，生產鹽既高效率，又保品質。就比如以前是採用人工氽水或車水將海水從大海氽或車到鹽田裏，現在則是用電動抽水機。鹽工的職業世代相傳，父母退休後，子女可頂替。因為收入較為穩定，一直以來，鹽工的生活品質相對周圍的農戶高，文化氛圍也比較濃。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山腰鹽場鹽工退休後領取退休金，由於從事特重體力工作，男的五十五周歲，女的四十五周歲，從事工作十年以上即可退休，現領取退休金的老鹽工有二千多名。一些退休鹽工日子過得舒心，還自發組織了秧歌隊、體操隊，演練扭秧歌、舞劍等文體活動，形成一股鹽區新風。
鹽工們的生活習俗、禮俗和幾乎與周圍的群眾一樣。在宗教信仰上略有差別的是，解放前鹽區十月初十到十七做普度，做的是鹽埕普，而十五日這天是整個鹽區做“通普”，其他七日各個村落各自做普度，風俗、儀式與農戶普度相差無幾。解放後政府宣導文明生活，鹽區“鹽埕普”之俗也就逐漸消失。由於工作環境的特殊性，鹽業生產與天氣變化關係密切，有“七分天註定，三分靠打拼”之說，鹽民對氣象變化特別關注，鹽區流行的時令和氣象諺語也別具特色，流行較為廣泛的有：“芒種夏至，鹽仔出世。”“不怕七月半鬼，就怕七月半水。”“（下雨天）東南不出西，三日又再來。”等等，成為一代代相傳生產經驗的一個重要途徑。
手工業
由於社會生活的需要，泉港的謀生職業多種多樣，一般都是用手工作業的，統稱手工業。舊時，除富豪之家外，凡農村少田者，城市無業者，除念書的外，兒童一般在七歲上下，父母都要給他選擇一種手藝，從小就讓他學手藝，以便將來長大後，有個謀生養家的本領。學藝務工的事項大約有如下幾種：
一、拜師。舊時，民間拜師學藝，要備辦“拜師禮”敬師。一般備辦“一擔盤”，每頭五盤共十盤，內盛線面、豬腳、美酒、鮮果、紅包（內封現金）等作為拜師見面禮。徒弟拜師時，要行跪拜大禮，稱為“師父”、“一日為師，終生是父”。學成之後，即能獨當一面後，要辦酒席“謝師”。
二、動工、散工。民間雇用木工、泥工、石工等手工業者興建某種工程時，總要備辦果品酒肴祭神，燃放鞭炮，表示工程開始，祈求工程順利、工匠安全。祭神後的東西煮成盤菜辦酒席，宴請雇工們，俗稱“動工”。“動工”後工程就連續不斷地進行著。工程建成結束了，主人也要備辦供品謝神，同時宴請各種工匠，俗稱“散工”。
三、牙祭。舊時，即使是現時，凡雇用手工業工匠興建工程的主人（包括工廠、作坊的主人），每逢農曆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備辦酒菜祀神，同時宴請各工匠，稱為“牙祭”，俗稱“做牙”。每年的二月初二為“頭牙”，十二月十六為“尾牙”，此兩日的“牙祭”尤為隆重。
四、拜祖師爺。舊時各種手藝的匠人都供奉各自的祖師爺。木工、泥工、石工拜魯班；陶工拜甯封子（一說範蠡）；釀酒工拜杜康；茶工拜陸羽；燒窯工拜董賓；箍桶工拜陳楠；理髮師拜羅祖。各自尊奉各自的祖師爺，祈求工藝長進，精益求精，事業順利。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手工業分離成為獨立的部門，由副業變為主業，盡可能的滿足人們各方面的需要。泉港地區傳統的手工業豐富多彩，有燒窯制陶、造船、建築（木工、泥工、石工）、做面線、紡織、制茶、採石等。現主要介紹以下四種：
制陶燒窯。在塗嶺鎮蟻山的商周文化遺址上，曾發掘出一件陶紡綸、一件陶豆及二百多件尊、鬲、罐、缽等陶器碎片，說明泉港在有文獻記載之前，閩越族已從事制陶生產勞動。唐五代，閩南地區隨著移民的入遷、人口急增和經濟開發、社會發展，制瓷窯場紛紛開闢，至宋元時達到鼎盛，窯址遍佈。泉港槐山村俗稱“瓷窯”村，唐、宋時期全村陶瓷作業極盛，相傳有99窯之多，村中主要生產同安窯系青瓷，現仍保存五六處古窯遺址。這些窯址生產的小底廣肩四系罐、梭形及餅形網墜別具一格，適合沿海居民生產生活需要，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元明之後，由於青瓷品種和品質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以及景德鎮、龍泉窯場的興盛致使青瓷生產日漸式微，窯址銳減，至清代一蹶不振。
自唐宋以來，泉港制陶燒窯業風風雨雨歷經一千多年的過程，其興盛和衰微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海外市場的供需關係密切相關，產品不僅是本地群眾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運往鄰近的日本、朝鮮、東南亞、中西亞等地。現槐山村富饒的土地，在明時仍是瀕海之澳，在村中一處叫“下支底”的地方，上世紀七十年代村民挖窯土時就挖出一塊船隻殘骸，村中現存有始建于明朝的供奉海上女神媽祖的宮廟，就是當時水手揚帆出海時祭神祈禱平安之處。泉港的磚瓦業和制陶業幾乎同時發展，制陶業低潮時大多數窯主改制磚瓦，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沿海各鄉村仍常見作坊式磚瓦窯，如今為適應建築業發展的需要，磚瓦皆為較大規模的工廠生產。
造船業。從開斧動工到豎龍骨、安桅、安龍目、釘頭鈞、下水，都要舉行祭禮。其中豎龍骨、安龍目、釘頭鈞是造船過程中三道最重要的工序，動工前必須先擇定吉日吉時，屆時要擺上供品，請來境主神坐鎮，舉行祭儀。龍骨即船脊，豎龍骨時，需在其前部釘一片棕墊，意為“頭綜”，寓意日後生產獲頭名；尾部要紮一塊紅布，意為“尾紅”，即從頭到尾紅火吉利。船頭兩側浮雕的眼睛稱龍目，安裝時，要在龍目周邊套上五色小布條，用三根特制潔淨的鐵釘一次釘成，意使龍目光彩。釘頭鈞即安裝闊頭船船頭的碇仔木，頭鈞上需套小紅布以示興旺吉利。漁船上的許多部位以“龍”命名，如龍身、龍骨、龍舌、龍目等，這顯然與漁民信仰海龍王有關。
泉港沿海先民唐時便從事漁業生產，經宋元明不斷發展壯大，造船業也隨之發展壯大，如明代峰尾黃姓族人多習造船工藝，相傳為首執斧者有九十九人之多，造船為業者分佈全境各地、惠安黃崎、淨峰、崇武及莆仙等地。黃氏造船世代相傳，馳名遐邇。據峰尾黃氏族譜記載，清康熙廿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黃氏先人在鄭成功東征臺灣時，受聘建造戰船；後又受清廷任用為道憲廈廠軍工監匠，分轄監造圭峰、沙格二澳戰船。清朝中葉，峰尾與臺灣通商頗為發達，那時大商船以及其他漁船，都是黃氏家族所建造。
清道光年間，為抵抗西洋船和海匪的侵犯騷擾，民船與官船聯合戰鬥，因為船隻多，槍炮不夠配置供給，黃氏造船工匠設計按官船槍炮架的形狀，在民船兩舷塗畫假孔（槍眼）迷惑敵船，加上軍民英勇奮戰，使西洋船和匪船懼怕，不敢囂張戀戰。後來，為紀念這段榮耀歷史，峰尾民船把船兩舷上的假孔改為方孔，造型構建既規格統一，又大方美觀。這種船型就是所謂的“黑皮五青案”，是峰尾古船型代表。而黃氏為莆仙等地沿海建造的這種船型，船舷是漆上赤色，故名“赤皮五青案”。因峰尾古船過去在海上屢與海盜作殊死抗爭，常給匪敵以致命的殲擊，海盜匪敵見到黑皮五槍孔船，不敢貿然進犯，所以，莆仙等地的赤皮五槍孔船，也多改成黑五槍孔船。此古船型隨著社會發展變化，船型隨之改造創新，舊船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逐漸退出，進入歷史博物館。
建築業。舊時起厝造宅，先要請風水先生擇測宅地，用羅盤勘定坐向，再擇吉日動工。動工之日，主人于宅地週邊立土地公神位，擺上敬祀品，然後主人手拿鐵鋤沿宅址四周挖戮一遍，稱“破土動基”。安門、上樑等是建屋程式中幾個重要環節要先擇吉日，當日主人均要設宴款待工匠，唯恐有所怠慢。
舊時築灶前，必擇吉日良辰。砌灶時在的底部放置五穀種子和古銅錢，蘊含著五穀豐登，家運昌盛之意。再切灶面。因一般人家灶面往往要安放一大鼎一中鼎或小鼎，或三鼎俱全，因此砌築煙囪時，會有兩三個煙孔集中到同一煙囪來，此時應在灶盤上面用紅磚砌起一個煙囪座，統一排煙，再於其上繼續砌築煙囪，直至屋頂為止。砌完灶後，要用紅紙書寫“灶君司命”或“東廚司命灶君”，貼在排樓式的煙囪座上或灶邊牆上，主人焚香備祭品供奉灶君，祈求保佑，少頃燒金放炮。之後宴請築灶師傅，以徵來日大發之吉兆。此後每逢節日，也須虔誠供奉灶君爺，以祈諸事平安、家運發達。
做面線。本地自古盛產面線，各鎮均有從事這項手工業的專業戶，如界山鎮的河陽、槐山，南埔鎮的西楓、文阪，前黃鎮的鳳南、鳳林，山腰鎮的錦山、錦塔，塗嶺鎮的塗嶺、松園，峰尾鎮的聯岩等等，以往都有人家製作面線。現全區仍有為數四十多戶製作經營面線的家庭作坊，有的村莊甚至好幾戶家庭都以做面線為生，如界山鎮河陽、南埔鎮西楓（現因煉化一體化項目拆遷至塗嶺）等村即有這種村民群體做面線的現象。
面線具體製作過程是：在作坊裏把用麵粉和水、鹽調好的麵團，捏成條狀，一端安置於面線架上，一端安置於手提的線架上，數十枚連成一排，邊拉扯邊甩，漸拉漸長，越長越細，細得像線，同時要儘量減少斷頭，這就需要高水準的手藝。一排拉甩好又拉甩一排，掛於架上晾乾，未待全幹即收攏裝成束（民間謂一束為一“結”），裝成後再曬乾收藏。面線寓有“福壽綿長”之意，泉港人不但居家必備，而且是常用來饋贈慶賀他人的禮品之一。
泉港行業民俗的地域性特徵相當突出，一是與地理環境有關，如上述的制陶業和造船業，只局限在幾個沿海村莊。一是與境內工匠民俗的保守性與其技藝的傳授繼承的途徑有關。我國自古以來主要是採取師徒傳承的方式，但師傅對徒弟通常總是留一手，以免“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因此學徒學藝是“師傅領進門，修行靠自身”，能得到師傅絕招真傳的，一般只能是師傅的後裔，甚至“傳子不傳女”，所以較容易形成家族同操一業的現象。新中國成立後，此民俗已逐漸淡化。
商業
樵夫初下山，漁夫才泊船。
邂逅即相問，生涯兩堪憐。
我渴魚可羹，爾歸突未煙。
爾魚莫索價，我薪不論錢。
惟將薪換魚，一笑各欣然。
這是元代進士、峰尾人盧琦所作的《漁樵問答》，此詩雅俗成趣，情意深切，描繪了當時泉港一帶交易平等、集市和睦的商業情境。在宋元時期，隨著泉港漁業的發展，峰尾街市已呈繁榮景象，時前街三十六鋪，後街三百六十戶。山村農民常挑柴糧到峰尾街換魚貨，集貿熱鬧異常。
商業是發生在流通領域的行為，流通過程主要在民間實現，反映出民眾心理。商業的行為方式，從早期氏族之間的“日中為市”開始，大都是約定俗成的，依據一定的潛形社會契約（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原則）進行。這些都形成民俗——商俗。商俗是有著濃郁氣息的民俗文化。
二十世紀之前，泉港一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都是鄉村，歷史上最早的市場是圩。古時交通不便，鄉村購買力又低，有資財者不願到鄉下開店營業，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和年節世事應用物品，除前往集鎮購買外，主要依賴於圩市。圩市是鄉民自發形成或約定俗成的，有固定地點，但非每日開放，或三日一集，或五日一集，有的甚至十天半個月才一集。鄉間貿易除圩集外，還有廟會，它是一種綜合性集市，包括祭祀神靈、看戲娛樂、探親訪友、商業交易這四大功能。
交易過程中的行為方式，主要有交換方式和議價方式等。交換方式如篇首《漁樵問答》所述的交易情景。議價方式主要有討價還價和明碼標價兩種形式。如今有的商店在明碼標價時，還特地聲明“貨真價實”、“不二價”，以取得顧客信任。
商業方式大致有坐商、行商和居間商三種民俗形態。坐商是由市場交易發展起來的固定性的經商方式的民俗。由於坐商的經營方式是積貨待需，坐等顧客上門，因此其特點以賣方的主動熱情為特徵，正如民諺所說：“和氣生財。”為了拉顧客，店主還不時搞一些所謂開業若干周年大酬賓、換季清倉大拍賣，以及購物摸獎等銷售活動。
行商是一種遊動性的商業行為。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即是行商所開闢的。當然，渡洋跨國貿易畢竟少見。行商富者上蘇杭下粵浙，舟車所至，皆可探索致富之路。如清康熙十八年泉港全境奉旨遷界，塗坑村劉氏族人在這次苦難中擴開眼界，增長見識。複界後，族人在發展農業的同時，進行商貿活動。村南的劉端弘及其子置18艘船，自海上走關東，經受著種種海上風浪和商場險惡，終成一方巨賈。時村北的坐商劉端瑜，在許厝港開設杉行也成巨富。在這兩人的帶動下，整個塗坑村經濟面貌開始復蘇。行商貧者則背負肩挑貨物，深入鄉里小巷招徠顧客。如賣餅、賣荔枝、賣柑、賣桃李、賣楊梅、賣甘蔗等，熙來攘往，聲滿街衢，朝暮不息。
居間商是一種純媒介性的商業形態，民間或稱“牙郞（人）”。他們手上並沒有可以買賣的商品，是通過介紹耕牛、豬、羊等買賣以獲取一定的報酬。居間商具有溝通市場和促進商品流通的作用。
商業標誌實際上是一種傳統的商業廣告方式。如肩挑小販沿街巷叫賣時大朵拉腔提嗓，如喊如唱，吸引顧客。有的則以吹響器或打擊器物為記，如賣蜜餞的吹嗩呐，閹禽畜的吹短笛，算命先生敲牛角等等，各具一格。現在商店大多用音響播唱流行歌曲，千篇一律，未免缺乏韻味。新店營業開張，要裝飾門面，並舉行隆重的懸掛招牌典禮，老式招牌多製成匾額，墨蹟多出自書法名家或名人之手筆，這就是商業民俗中的文字標誌。舊時商鋪門面各有光彩：藥店、茶莊、綢緞莊、鞋帽鋪、金店等，內外裝修，各有特色。不像現在大多是鋁合金門窗。
泉港民風淳樸，商俗中還很注意職業道德，把道德規範變成口頭傳承的信條，如貨真價實、公平交易、童叟無欺等等，都是約定俗成的經營守則。舊商俗產生於舊時代，有的還脫胎於封建社會晚期的經濟形態。但它是一種精神財富，就發展商業來說，起著文化杠杆的作用。
二、社交風情
人的生活需求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物質方面的基本需求，也有精神方面的深層次需求。而要滿足人們的這些需求，社會交際就起到了橋樑和協調器的作用。泉港人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交際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禮儀和禮俗。
相見迎送
封建時代，相見時的禮節講究尊卑長幼。清時下輩見長輩，男子要行跪拜禮或打千兒禮，女子行斂衽禮。平輩相見，紳商學界多作揖致意，農民、工匠見客人多垂手躬身表示敬意。
民國時期，改跪拜為鞠躬，改作揖為握手。後來，尊卑之分逐漸淡化，相見時互相點頭，清早相遇就相互問早，一般時間相遇就問聲“吃飽了未？”或“哪里去？”都要由晚輩先開口打招呼。
解放後，強調同志關係，鞠躬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少見，只在正式的公共場合和學生對老師還行鞠躬禮。文革期間，以“大老粗”為榮，禮貌禮儀多被當作“虛偽諂媚”或“舊文化”加以棄除，見面時或者故意大大咧咧，或者只謹慎地以點頭打招呼。
舊時對教師、醫生統稱“先生”；對長輩尊稱“伯伯”、“叔叔”、“伯公”、“叔公”、“阿姨”、“阿嬸”或“嬸媽”；一九五○年後，陌生人相稱“同志”；一九八○年後，機關、學校、工廠、商店等則以職務相稱；禁忌連名帶姓呼叫，如姓鄭名某某，叫阿鄭、老鄭、某某都可以；問路時，不能對年紀大的人稱“細弟”，不能對年輕的婦女稱“阿嬸”；稱呼“嗨”、“喂”被視為無禮行為。上世紀八年代以來，境內打招呼多用“你好”來代替問“吃過沒有”或“上哪里去”。
有客來訪，主人要奉茶敬煙。長輩初次來訪須先敬奉甜雞蛋湯以表敬意，親戚初次探親也用此禮。煮雞蛋一般四粒，加白糖。客人可以全部吃完，或吃兩粒，留下一雙；也可以四粒都不吃，只喝一口甜湯，表示已經領情了。外孫和親戚朋友的小孩子第一次來做客，當他們要回家時，古時習俗是用紅髻線穿住錢孔，掛在孩子的脖子上，俗稱“掛兜”，現在則直接把鈔票給孩子作為見面禮。有客人在座，不得打掃地板，以免被誤認為逐客。請客人吃便飯時筷子不得插在飯上，因為這是祭拜死人的禮節。請客吃飯時不得用筷子敲碗盤，世俗以為這是呼貓、狗就食的方式。
舊時客人告辭時主人送至大門口，然後拱手道別。客人對主人說：“請留步。”主人應再三致意，並說“行好”、“慢行”、“再來坐”等。民國以來，送客的禮節也逐漸歐化，道別不再作揖而改用招手或揮手，告別語多為“再見”、“明天見”之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請年輕人興說“拜拜”。
筵席宴會
舊式筵席宴會多使用方桌，按與宗廟昭穆相同的順序排列。神座前左邊第一桌為首席，右邊第一桌為第二席，首席之下一桌為第三席，第二席之下一桌為第四席，依次類推。也有另一種排法，即由中堂延至門外，以中堂第一排的中央為首席。每一席坐八人，席次安排有兩種方式
。
在私人宴會中，一般以母族、妻族的至親長輩為上賓，姑姨姐妹的姻親為次。一般戚屬和本家宗族按輩分論列，一般友好和鄰居按長幼為序，其他客人則根據其社會地位安排座次。結婚酒席，母舅居首位；滿月、度坐宴，外公、外婆居首位；喪事酒席，外家居首位；喜慶酒席，長輩居首位。
開席前筷子要放在碗的右邊，筷頭朝座位，忌倒過來放，也忌將一雙筷子分擺在碗的兩邊。準備菜譜，根據喜宴從豐、喪宴從簡的原則，菜肴有十二道、二十道、二十四道或三十六道的規格。菜肴的組成和上菜的次序各地有所不同，同一地方亦因時代不同而不同。舊時辦宴席第一道熱菜多為炒麵條或炒米粉，現在高檔筵席已取消這道菜。除了喪宴之外，最後一道菜都是甜湯，有的地方以甜圓子結尾，寓意圓滿甜美。現在的筵席往往另加一盤水果。總的說，過去較注重實惠；現今則講究排場，重視雕琢花樣，追求檔次。
終席前主辦者要輪流到每個餐桌前向客人敬酒至少一遍。在每一席上主人必須陪客人飲酒，在客人盛飯之前，主人不得先盛飯。舊時主人還必須給客人夾菜，現今因為講究衛生，此俗不興。舊時宴飲，主人應陪客人行酒令或劃拳助興。現在行酒令者少，猜拳鬥酒也因為粗俗不雅而在較正規的宴會中被摒棄。
赴喜宴時客人要等主人催請，赴喪宴不必催請。開席後客人自己坐到適合自己身份的位置上。赴宴者還須注意遵守筵席上的諸多忌諱：用餐時忌用筷子在盤中翻動菜肴，挑肥揀瘦；忌將食物夾住後又放回盤內；忌夾菜時讓湯汁不停地淌滴桌上；忌手持筷子目光久盯菜肴等。
交友結親
結交朋友。泉港人交友形式純樸，講究情義。人們在共同的學習、工作、生活中，通過互相瞭解和幫助，就會建立深厚的友誼。一般來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個行業都存在同行間的友誼，如參軍的有戰友，讀書的有同窗、寫文章的有文友，經商的有商業知交，農民、木匠、泥水匠、船員等有勞工朋友。朋友之間，全憑一個義字，有事相幫，有難相助。在農村有人家起厝，工友便要幫做幾天義務工；青年朋友辦婚事，眾友便來幫助備辦，接待來賓。誰個能力強、講義氣、社會聲譽高，就能夠廣交朋友。
結拜金蘭。即結拜為異姓兄弟或姐妹，俗稱“換帖”。友情成至交，便有人結拜金蘭，舊時要通過燒香盟誓的儀式確定關係，隆重的則擇定吉日到宮廟行香，敬獻牲禮，交換載有本人姓名和生辰八字的金蘭帖，然後跪拜盟誓，禮畢則用供品辦宴，按生辰稱兄道弟，呼姐喚妹。結拜後情同手足，同甘共苦，休戚與共。凡遇到重大事項，共同商議，共同解決；凡逢年過節，或者喜慶，常把金蘭請到家裏，殺雞宰鴨，當上賓和親人款待。講究禮數者遇到對方父母去逝，亦同孝男一樣戴孝。
結拜義親。即認幹爹媽、幹兒女，俗稱“契爸”、“契母”、“契子”、“契女兒”。有的是長輩之間情誼深厚，為延續到下一代而進行結拜；有的是兩人本為忘年之交，為進一步加深關係而進行結拜；有的是迷信認為其命相有所克，應認幹爹媽才會解厄發達。結拜禮俗一般是幼輩依例送豬腳、面線上門拜見長輩，由此確定關係。有的幼輩尚是嬰孩，此禮由其父母代辦。此後，長輩對幼輩要加倍關心，甚至替其父母教導撫養。而幼輩也要對長輩孝敬有加，甚至和親子女一樣侍候贍養。
俗話說“親戚有走才有親”，親友之間要經常走動和聯繫，逢年過節要互相探望並互贈禮品。親友久客返鄉，或遭不幸事故，應前去探望，並帶炮燭、線面、紅蛋等接風，稱“脫草鞋”，意思是賀其平安歸來，或祝不幸遭遇者“轉運”、否極泰來。親友跌倒或受傷，應上門探望，去時帶一束線面、一個雞蛋給受傷者“壓驚”。親友生病也應前去探望，舊時探病多帶線面和雞蛋，現在多帶水果和營養品、貴重藥品等。
得到他人幫忙，應表示酬謝。多半作法是辦一場宴席，請恩人坐尊位，當著眾賓客表示感謝。溺水得救，要請恩人吃甜蛋湯，還要設宴拜謝救命之恩。媒人幫助做成婚事，除了要送紅包和在婚宴中給予禮遇之外，還要送豬腳以補償媒人在來回奔走時消耗的“腳力”。
民間發生不愉快事件之後，由較有威信的人（俗稱“公親”）出面調解後，理虧的一方由調解人帶到被損害的一方家中賠禮道歉；情節嚴重的，則要賠償；對他們聲譽造成不良影響的，則要送紅布掛在對方大門上，俗稱“掛紅”，寓為辟邪保吉。
民間交際，還有諸多禁忌，如：
與人對話時不得單獨伸出中指，更忌諱以中指指人，此為極不禮貌的行為。
見嬰孩體胖，不可當面嘉賞其“肥”，須言“好樣”，抱時亦不可言“重”，俗謂小兒經不起稱讚，容易走向反面。
喪後穿孝服者，或穿麻衣，不可亂入人家；凡參與操辦喪事的人，禁忌參加操辦喜事。
登門作客不得穿草鞋進入他人屋內，以免被誤認為身戴重孝。
忌言死，而以“百歲”代之；忌在節日講不吉利的話。
家中飼養的貓和狗死了，忌亂埋，而要“死貓吊樹頭，死狗順水流”。
用掃帚打人，挨打者會認為受到最大的侮辱。
客人在座時掃地，被人認為是逐客，有失禮儀。
與親友進餐時，筷子不要插在飯上（因祭祀時往往在飯上插香），否則會被認為對別人不敬。
招待客人時，最忌諱擺六盤菜，因為依清朝舊例，死囚臨刑前才食六盤菜肴。
產婦之房，未滿月不可進。
兒童勿戴兩頂帽，忌長不高。
進他人屋內不得打傘或戴斗笠，俗謂這樣做是預兆該房屋會漏雨。
以上禁忌，隨著科學知識的普及和社會的發展，群眾的視野日益開闊，一些不科學的禁忌已經自行泯滅，有些禁忌至今還在沿用，但多數已不再拘泥了。
三、民間戲曲
泉港依山傍海，自古水陸通暢，又處於閩南語系與莆仙語系的過渡地域，方言和地理的特殊性，造成了其民俗藝術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成為令中外藝術家驚歎的曲窩子、戲窩子。在當地民間流傳的戲曲有薌劇、高甲戲、莆仙戲、木偶戲、南音和曠世稀有的北管。泉港人同時能夠因地制宜，靈活運用這些戲曲進行各類大、中型的表演。
南音
又名南曲、南弦，被譽為中國音樂的活化石。南音起源於泉州南部，以閩南語音為主，始於何時，民間有種種傳說，卻未見歷史文獻記載。如從南樂的音階、曲牌、樂器等分析推斷，可能起源于唐代之前。它的成因、發展、成型，與歷史上的晉代永嘉年間衣冠南渡、唐末三王入閩、南宋南外宗正司遷泉等三次中原人南遷大移民有關。
泉港南音是泉州南音的支流，傳入時間可追溯到明朝嘉靖時期，世代傳唱，成為家喻戶曉、雅俗共賞的鄉音。即使處在泉州的北大門，泉港的南音演奏活動在山腰、前黃、塗嶺、南埔、後龍一帶也非常流行，城鎮鄉村時常聞絲竹管弦之聲。十九世紀末，境內不少村莊的南音愛好者聘請南音藝人傳授奏樂和演唱技巧，僅山腰一帶就出現十多家南音弦管間，每家均有十多個青壯年為主的學藝者。
文革期間，南音停止活動。上世紀八十年代始，文藝復興，以莊神生為代表的山腰南音藝人又開始活躍起來，其獨樹一幟的演奏風格曾被美譽為“北派南音”。之後，南埔、後龍許多鄉村陸續擁有南音社（組、樂隊）。二千年泉港建區前後，又有塗嶺、山腰、前黃三個鎮成立了南音社。當年元宵節，泉港南音代表隊赴泉州市參加第六屆國際南音大會唱，山腰鎮的莊三蘭、莊小蘭榮獲演唱獎。二○○三年十二月，成立了全區性的社會團體區南音工作者協會，在區有關部門的指導下，該協會於二○○五年五月在前黃三朱小學成立南音培訓基地，促進藝術傳承，形成頗為可觀的藝術陣容。
境內一些南音團體堅持每星期舉辦一次演唱活動，經常組隊參加區、鎮文藝演出和對外交流活動，曾為港、澳、台觀光團獻演，獲得客人們的讚譽和肯定。逢年過節，南音演唱團體還在影劇院、村部廣場或校園等處演唱，積極配合宣傳計生、綜治等工作，服務全區中心工作，活躍農村文化生活。
北管
又名“小調、小曲、曲仔、北曲”，是一種流行於民間的絲竹音樂，與南音（南弦）並稱為“南弦北管”。泉港北管與臺灣的北管音樂隔岸唱和，與日本民間音樂也存在淵源關係，被專家稱為“古味古韻一枝花”。泉港北管已列入福建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正在積極申報國家級“民族民間文化非物質遺產”。北管流行於境內的山腰、後龍、峰尾等地，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當時由於江淮一帶河水常常氾濫成災，多數災民背井離鄉往南逃荒。他們以賣藝為生，常唱的曲調有《打花鼓》等，人們籠統稱她們為“風陽婆”，北管也由這些流浪藝人傳入本區域。
清代，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地的民間音樂，通過海上運輸、南下鹽兵、淮河缺堤難民等管道，傳入惠北（今泉港地區）。後經號稱“峰尾三九”的北管名藝人劉阿九、劉進九、劉扣九等努力，盛行於泉港山腰、壩頭、安兜等地。光緒八年，劉阿九受邀參加泉州“送孔子”南弦北管出遊活動，震動聽眾，泉州府台申報上憲，賜與“佾生”，送府學就學，並為其取藝名舞庭。一年一度的“送孔子”，舞庭均受邀赴會。從此，北管受到地方官吏、文人學士的欣賞推崇。為區別于“南音”，就把這種源於外地的民間樂種稱為“北管”。
北管分為曲、譜兩大類。曲即聲樂曲，演唱使用“官話”（土腔北方話），曲調揉進閩南、莆仙音樂的一些行腔特點。代表性曲目有《四大景》、《紅繡鞋》、《采桑》、《採蓮》、《採茶》、《玉美人》、《紗窗外》等。譜即器樂曲。代表性曲目有《六串》、《行板》、《平板》、《下山虎》、《拾相思》、《四板》、《大八板》、《江南大八板》等。樂器沿用江南絲竹樂器及閩南的琵琶、鎖呐，莆仙的尺胡、小三弦、雙清等，主奏樂器是提弦。樂隊由演唱組和演奏組組成，樂隊編制少則七八人，多則十五六人。演唱組一般有十三四歲的男女少年五六個，演唱時各人手執打擊樂器，邊唱邊打。演唱（奏）的曲目內容，多為記物、述事、抒情，其中有一些是古曲。
泉港區域與興化（莆田、仙遊）接壤，原有“興化曲”（莆仙音樂）流傳。北管在傳播過程中，雖然融合了“興化曲”的一些藝術方法，有閩南、莆仙的柔婉、秀麗特點，但基本上還保留了江淮一帶民歌明朗、遒勁、樸實的個性。每逢節慶，北管藝人都要參加化妝、遊行、迎神、裝閣等活動，樂隊前面打著“天子傳音”的旗號，與“御前清曲”的南音相輝映。
抗戰時期，北管在泉港區峰尾、後龍、山腰等鎮進入全盛。峰尾、後龍兩鎮有三十多個教習館，山腰有二十多個教習館。此時，北管還伴隨華僑、港澳臺同胞遠渡重洋，東南亞等地也有“廣東會館”、“福建會館”等北管樂社。文革期間，北管被視為“黑曲”，眾多北管資料被沒收焚燒，樂隊被迫解散，北管一蹶不振，瀕臨絕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北管復蘇，至今泉港區峰尾、後龍、山腰、南埔四鎮還有三十多支北管樂隊，演奏北管樂成為民間婚喪喜慶重要儀式之一。政府文化主管部門也組織音樂工作者搶救、挖掘、整理北管音樂，批准成立研究機構和社團。近年來，境內多所小學以北管音樂作為鄉土教材，泉港人學習和推廣北管音樂熱潮再度興起。北管藝人先後創作了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新節目，在國際及省、市演出獲獎；福建電視臺拍攝的北管音樂專題片《古韻民風》，先後在福建電視臺和美國中文電視臺播出，引起海內外文藝界的關注。各北管團體多次接待了英、日、臺灣及大陸音樂專家的考察，密切的對外交流與合作，使北管這朵紮根於泉港大地的藝術奇葩不斷地向更高的藝術境界昇華。
莆仙戲
莆仙戲是福建省莆田、仙游地域文化的積澱與結晶，素以“宋元南戲活化石”和“南戲遺響”著稱。劇碼古老，現有傳統的保留劇目五千多個，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古老劇碼。音樂曲牌豐富，現有曲牌一千多個，音樂歌舞“集盛唐古曲之精英、留霓裳羽衣之遺響，采宮廷教坊之薈萃，取山村田野之歌調”。音樂唱腔，風格獨特；表演藝術具有古樸典雅、絢麗多彩的特色，表演基本功科目五花八門，千姿百態，個性鮮明。表演程式揉合雜劇和民間木偶戲精華，行當腳色承襲南戲規制，其生、旦、淨、末、醜、貼、外等七個行當，尤其“靚妝”一角，其源極古。我國著名文學家、戲劇家老舍先生一九六二年曾讚譽：“可愛莆仙戲，風流世代傳。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
莆仙戲自宋代形成至今已有九百多年歷史，因泉港許多村民的先祖，於明清時期自莆田、仙遊一帶遷徙而來，披荊斬棘，繁衍成村，莆仙戲也由此引入，並生根發展。建國初期後龍鎮的塗坑村、界山鎮的潘南鹽場、山腰鎮錦聯村、錦山村、錦塔村曾辦有莆仙戲劇團。其中潘南莆仙戲劇團曾排演新編歷史劇《慧眼考官》參加福建省首屆農村職業劇團創作會演。現莆仙戲仍是界山、南埔、後龍等鎮民間歡慶的重要節目，每逢重大民俗節日，甚至老人慶壽，孩子考上大學，都請來莆仙戲劇團。最為隆重是演“文武台”，即請來兩個戲班，在村裏各搭一處戲臺同時演出。莆仙戲的引入，也帶來了與北管音樂不同特色的的莆仙音樂。
薌劇
薌江，是福建九龍江流經漳州時的簡稱。薌劇，顧名思義，是流行於漳州薌江一帶的地方劇種。其足跡遍及閩南和臺灣等地區及東南亞華僑居住地區。薌劇是福建主要地方劇種中較為年輕的一個，它的前身是臺灣歌仔戲，而歌仔戲又是由漳州一帶的錦歌、車鼓、採茶和以後傳入臺灣的四平戲、白字戲、京劇等各種民間藝術形式，經過揉合吸收後形成的一個新興劇種。因此，閩南薌劇與臺灣歌仔戲同根同源。
泉港薌劇以漳州方言為戲腔，曲牌以薌劇傳統曲牌、擊樂以京班鑼鼓經為主，基本輪廓類同臺灣歌仔戲。薌劇在解放前夕傳入前黃一帶，迅速為泉港群眾所接受，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停演，一九七八年再興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達到鼎盛，最多時全區有六七個薌劇團，其中的兩三個劇團從劇碼選擇、演出品質、舞臺設備、經營管理等方面較為優秀，隨著歲月的磨練，逐步地走向成熟，並不斷創新。
曲藝隊可以說是薌劇適應泉港民俗的獨特形式，當地人俗稱戲仔，最初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荷池村幾位薌劇演員在村中演唱簡易的薌劇片段娛樂，至一九七九年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即填新片語隊赴縣演唱，獲得嘉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不少薌劇演員自發組織戲仔隊，最簡單的形式便是以一生一旦為主演唱，有的則再配有四至六人歌舞表演，三五位樂器伴奏，邊走邊演。戲仔隊根據服務物件演唱不同曲目，如赴殯葬演唱《梁祝二十四拜》、《安安尋母》、《五子哭墓》等曲。喜慶活動另選歡樂曲。至二千年，本地共發展六支曲藝隊，成為境內歲時節俗和人生禮俗中一道獨特的風情。
高甲戲
高甲戲又稱戈甲戲、九甲戲，是福建省主要劇種之一，形成於清代中葉，主要流傳于晉江、泉州、廈門、龍溪等閩南地區、臺灣省，以及港、澳和東南亞華僑聚居地。高甲戲是由閩南化裝遊行、裝扮故事而形成的。明末清初，泉南各地農村每遇迎神賽會或喜慶節日，村民們裝扮梁山泊英雄人物，配以閩南鑼鼓和民間的“紅甲吹”、“十音”之類曲調，參加遊行隊伍遊行，間或就地表演以宋江故事為主的簡短故事和各種武打技藝，只有道白，少有唱腔。這種形式的出現，很受村民喜愛，隨著便有由兒童組成的業餘戲班出現，演出節目仍為梁山泊故事，後來逐漸為成年人扮演的專業戲班所代替，稱為“宋江戲”，藝術上有了發展提高，唱、做、念、打俱全，節目內容也較豐富。解放後，泉州高甲戲經過改革、創新，有了很大的發展。
高甲戲在上世紀初傳入境內，人們又稱為南戲，主要在山腰、前黃、塗嶺一帶流行。一九○三年普安村戲劇藝師張來成，曾在上海向梅蘭芳京劇大師學了京劇功底，回本村後組織成立普安村高甲戲劇團，山腰不少群眾很喜愛此劇種。文革期間，高甲戲一度停演，直至一九七九年，普安村在村支書張泉富的牽頭下，重新組建普安高甲戲劇團，曾聘請惠安縣文化館莊慶良、名旦李瑞媼夫婦導演，培訓一批優秀高甲青年演員，排演《邊關審子》等三十多個劇碼，在惠安、晉江、石獅、南安、鯉城等縣、區演出受到好評，成為全縣最優秀的民間職業劇團之一。其後又根據境內群眾文化生活的需要，鳳台高甲戲劇團、大眾高甲戲劇團等相繼出現。二○○一年八月，新成立泉港高甲戲劇團。
掌中木偶戲
掌中木偶戲又稱布袋戲，國內外稀有，屬於國家保護扶持劇種。在泉港屬南派掌中木偶，主要受惠安塗寨輻射而發展。近百年來境內出現了塗嶺驛阪村陳媽居、邱後村陳延生、山腰大前黃村黃烏猴等頗有名望的布袋戲班師傅。前黃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早成立木偶劇團，黃烏猴及其子孫四代人相襲排演傳統木偶劇碼三百多個，在原惠安縣各地演出深受老人和孩子們歡迎，成為著名的掌中木偶戲世家。二○○○年山腰文化站牽頭組建泉港區掌中木偶藝術團，該團一方面發掘繼承傳統技藝，一方面創新兒童戲劇，經常深入中小學演課本劇，深受師生歡迎。當年十月，該團參加第三屆中國泉州國際木偶節，取得了成功，受到同行們的肯定和贊許。
七星燈歌舞
七星燈是山腰、峰尾、前黃一帶的村莊元宵民俗中一種吉祥的燈，人家相信這種燈能夠庇佑早生貴子。它是在一根一丈多的竹竿頂掛著華麗的六角燈罩，每角系一盞紙制天地燈，俗稱魁燈，有的還在燈罩上端糊著一隻昂首的紙鶴。各村供奉七星燈的禮俗不一，如後張村是把七星燈奉在家中禮拜三日，然後把魁燈送給已婚未育人家，其餘物件焚化；壩頭一帶是新添丁人家糊七星燈，供奉十五日，以謝神靈；峰尾則把七星燈橫列於一竹竿中，掛在門前朝拜三日，然後焚化。
山腰一些村莊還會在元宵節舉行搶七星燈活動。華燈初上時，禮炮三響後，撐燈者舉著七星燈，朝廣場上眾多搶燈者舞動，搶燈者等六盞魁燈從頭上劃過時，躍起奪燈，一時互相碰撞，歡聲雷動，奪得魁燈者笑顏逐開，將其帶回家中供奉。搶七星燈的民俗活動自文革之後已逐漸匿跡，但上世紀八十年代始，一些民間藝人吸收其文化內涵，根據這種民俗活動獨特的情景，編成民間歌舞。老藝人所編的搶燈歌舞《七星燈》，選南音、北管的小吹名曲《貴子圖》作為舞曲，配上嗩呐和打擊樂，使整個舞蹈表現出喜氣洋洋的氛圍，特別是舞蹈中出現的男醜、女醜、老頭、少女和兒童等角色，以不同的舞姿展現出活潑而又緊張、風趣而又幽雅的場景。一九八六年，《七星燈》經過加工，由惠安高甲劇團排練後參加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比賽，榮獲創作、演出和編導一等獎。
如今藝人們還借助七星燈演練成七星燈踩街節目，參加市區一些大型的踩街歌舞活動。參加踩街的女生穿上紅豔的傳統服裝，手裏舉著一盞紅紗燈，頭上戴著金色的圓形道具，道具上妝飾著六盞小紙燈。這樣的踩街方隊豔麗奪目，婀娜多姿，再加上民間曲樂的伴奏，別有一番民俗情趣。
銅管樂
此民間演藝團體俗稱西樂隊。據說
一九三四年十九路軍兵敗之後，有一位十九路軍士兵不願被國民黨軍隊收編，就在山腰潛居，閒時教當地村民吹無按鍵的五音銅號。抗日時期，其又辦起管樂隊宣傳抗日思想。這一演藝形式流傳開來後，泉港出現不少西樂隊，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當地殯葬儀隊之一。當時一些學校也教習學生演奏，辦起銅管樂隊。
此外，泉港的民俗曲藝還有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以北管音樂伴奏、閩南話說白的北管戲劇，有以北管音樂為主的邊行走邊吹打唱奏的歌吹漫步，有用於群體表演的廣場歌舞，有介於“歌吹漫步”與“廣場歌舞”之間的行進踩街表演，有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隨北管音樂的鼎盛而在泉港紮根生長的京劇。在這裏，同一個民間藝人身上展現出多樂種多劇種藝術的現象，是很平常的事。泉港的民間藝人能夠靈巧地從民俗事象中提取營養，融合到各種藝術形式中，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感受。如幾位元民間文藝工作者根據本地婦女在喜慶日子身著紅衣紅褲等特色民俗，創作演練了廣場歌舞《舞紅娘》，二○○四年元宵節參加泉州市“閩南風．海絲情”文化節，其富有民俗情趣的表演獲得觀眾和專家們一致好評，該節目的創作和表演均榮獲本屆文化節嘉獎。
泉港區文化部門每年都在人流量多的城區地帶組織舉行“泉港之夏”戲劇展演活動，各種戲劇和劇碼爭先登臺，成了夏日之夜人們喜聞樂見的一處好風景。多姿多彩的民間曲藝，充實了泉港人的生活空間，薰染了泉港人的藝術氛圍，豐富了泉港人的民俗意象。
四、少數民族
和全國大部分地區一樣，漢族民俗是泉港民俗的主體，但整個社會的民俗實際上是融合了其他少數民族的習俗而形成的，如閩越族的一些習俗就被漢族所繼承。境內宗教信仰與閩越族“信鬼尚巫”的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閩越族婦女普遍參加生產勞動，這一習俗被入閩的漢族繼承下來，在泉港農村和山區，婦女參加生產相當普遍。閩越族的後裔佘族，在保留其獨特習俗的同時，也吸收了大量漢族民俗，融合發展，形成獨特的風情。境內一些地區漢族新婚夫婦有穿貼身白衣褲的現象，也極有可能是受到佘族民俗的影響。
現代社會各項事業的突飛猛進，加速了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二○○五年春節，泉港區舉行了首屆少數民族文化節，郭厝、龍山、柳亭、鐘厝、鳶峰、小壩等六個村的少數民族群眾齊聚在佘鄉鐘厝，除了舉行民族歌舞表演外，還進行打籃球、挑水、拔河、踩汽球和猜謎等文體娛樂活動，搭起了少數民族進一步融合的平臺，注入了一股文明喜慶的民族交流與溝通的時代新風。
郭姓回族
關於回族來源，近幾年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回族是以元代前後進人中國的中亞、西亞各族人為主體，匯合了唐宋時進人中國經商、傳教、求學等而定居的一部分阿拉伯、波斯人後裔、並融合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主要是漢族）成份發展而形成的一個民族。
回族是泉港地區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又比較集中的一個民族。一九八五年，原所屬的惠安縣根據黨的民族政策和當地郭氏群眾的強烈要求，派幹部下鄉進行長時間調查，“通過查族譜碑文，看志銘風俗，召開座談會，對照府志縣誌，查實確鑿證據。”於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下發惠政（八六）○一○號文批准恢復後龍鄉郭厝村（今屬峰尾鎮）和山腰鄉龍山村（今山腰街道龍山居委會）郭氏的回族成分，當時郭厝全村郭氏二千六百一十一戶九千六百五十五人，龍山村四百二十八戶二千四百四十三人，同時獲批復的還有散居泉港其他地方的八十七戶四百七十七人郭氏群眾。泉港建區後，後龍鎮劃分為後龍、峰尾兩鎮，郭厝村也拆為郭厝和柳亭兩個村，其中郭厝歸峰尾鎮管轄，柳亭歸後龍鎮管轄。
目前全區郭氏回族的人口有一夢四千多人，其中郭厝近九千人，柳亭二千多人，龍山三千多人。另有遷居各省市、台港澳和海外六千多人。散居各鎮的郭氏回族，主要在南埔鎮塘頭村、界山鎮鳩林村等地。
郭厝村是泉港最著名的回族郭氏居住地，居其北的柳亭村郭氏為其同族同宗，居其南的龍山村郭氏為其分脈。郭厝郭氏族譜載，郭氏始祖世居河南光州固始縣，唐僖宗光啟元年（西元八八五年），入閩始祖郭嵩因兵亂隨閩王王審知從弟王想入閩避難，初居福州長樂，三世祖郭恂于五代後樑時遷居仙遊大蜚山，四世祖郭質又遷居仙遊碧溪旗裏。至宋景定五年（西元一二六四年），郭質後裔郭霖到泉州荻州定居立業，成為如今郭厝、柳亭、龍山郭姓的始祖。荻州即是郭厝的古稱，因當時此地有一條河流直奔峰尾海灣，河邊小洲蘆葦叢生，先人便以荻州稱之。郭氏在此地拓荒發展，迄今已有七百多年。開基始祖郭霖時逢銓敘提拔，賜為進士出身，任建安主簿，回鄉所建府第亦沿用中原官員府邸建築風格，後因戰亂全部毀壞。今郭氏宗祠乃在當時府邸的原址上建起。
說到郭氏入閩始祖郭嵩，首先應該講一下其所姓的郭姓。郭嵩即唐代名將郭子儀之孫，而郭子儀所姓的“郭”在歷史上很有一番來歷。如果追溯到遠古，此郭姓是源于“姬”姓，而姬姓在我國遠古時期非常興盛，我國歷史早期的周朝就是姬姓建立的。郭子儀長子郭曜獨辟郭氏一大衍派。據福建長樂郭氏族譜記載：郭曜有四子：銳鋒鏈奇。銳無記載，鋒有二子：長曰岩，無記載，次曰嵩，為南遷始祖。郭嵩于唐末遷居河南固始，五代後樑開平四年（九一○）南遷福州，居於新寧縣芝山，建汾陽王廟，後改名福惠寺。所居之地稱郭坑，以示不忘郭氏之本。後世繁衍，分遷於霞浦、長樂、福清、莆田、仙游……惠安（城北門外東赤程村、郭厝）……一帶，並渡海遷台、遠播海外。”其中惠安郭厝應是現泉港區郭厝村，現郭厝宗祠中廳還保存的一對清代留存下來的石柱鐫刻對聯：“系起汾陽世代源流由固始，支分荻水故家文獻壯蓮山。”即言及此處郭氏淵源。
郭厝回族的族源與古代中原輾轉南遷的客家人相近，而觀察其現在的衣食住行習俗，與當地漢族相差無幾。如休閒時可人前穿短褲，光膀子；寡婦頭上不能戴花，身上不能穿色彩鮮豔的衣服。郭厝回族也喜愛喝茶，把茶當成“山珍”，在招待客人時，以請茶為最熱情最禮貌，茶越濃表示越熱情，俗語“茶濃得可以用筷子夾”形容主人的特別好客。在節日或者辦喜事等喜慶日子裏請貴客時，茶裏還要放冰糖，稱之為“糖茶”，以示敬意和吉祥。
解放前，郭厝結婚儀式比周圍村莊多一種“乞子”習俗，即在新婚當夜，新郎要提著兩個燈籠，跟在樂隊之後走到村中宮廟，將燈籠放在神明的供桌之上，祈求神明早生貴子。在節日習俗方面，一些具體內容與周圍漢族略有不同。譬如元宵、端午兩個節日，郭厝一般也只是煮煮菜飯改善一下生活而已，而且在元宵節不吃湯圓，不鬧花燈。雖然也把端午節作為一個節日，一樣蒸麥糕，煮豆莢，但是沒包粽子的習慣。這裏也看重清明祭祖的習俗，並有著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清明正日，全村郭氏男丁要在統一時間彙集于開基始祖墓掃墓祭拜，上年有育子或新婚人家要到墓前分發花生或九重粿給前往掃墓者，此俗一直沿續至今。
據村中老人介紹，雖然現在郭厝郭氏已全部融入漢族社會中，從生活習俗上分辨不出特別的民族特徵，但在殯葬方面，有意無意地保留著一些獨特的習俗，而這些習俗與穆斯林回族風俗有著相通之處。如解放前一些老人逝世了，後人在給他洗身、穿衣後，用麻布將屍身緊緊捆綁，再置放入棺。當地的一些祖墳和新墓還保存著“漢回混合式”墓碑，這種墓碑由多塊墓石組成，中間的主碑較高，兩側對稱立著多塊墓石，逐步呈弧形降低，整體呈塔形。而大家知道，穆斯林的墳墓正是塔式石棺墓。郭厝的一些墳墓的墓龜之上，刻有“卷雲托月”的圖案，即中間一輪圓月，兩側對稱兩朵卷起的彩雲。這些與穆斯林回族的月亮崇拜有相通之處。穆斯林回族的祖先來自阿拉伯和伊朗，其地處沙漠，白天天氣非常炎熱，於是人們盼望太陽快點下山，月亮快點出現在天空。當月光流瀉大地上，一片銀輝塗抹出一種皓潔的境界……於是便出現月亮崇拜，人們把“卷雲托月”的圖案刻在先人的墓上，祈望先人在地下能夠清靜安寧，並能像月光一樣庇蔭後人。郭厝回族每逢清明掃墓時，人們要帶兩種顏色的筆，其中紅筆為墓碑的字上色，藍筆為墓龜上的圖案上色。還有，穆斯林回族忌吃豬肉，也禁養豬。而郭厝回族也有吃豬肉“禁死不禁生”之俗，這裏的民眾吃豬肉無甚禁忌，但祭祀先人祖宗時，凡豬身上的種種，皆不可上供桌。
以上種種跡象表明，雖然從表面上看，這裏沒有其他地區穆斯林回族男子戴白帽等習慣，但其中一些風俗與穆斯林回族確有相仿。郭厝村老人協會會長郭佑文認為，郭厝郭氏的先人，乃由“海上絲綢之路”來華經商的阿拉伯穆斯林，後來就在閩地定居，繁衍生息。至明朝因朝廷“反色目”的排外政策，避難于古荻州這片沿海荒蕪之地棲身。據《泉州府志》載：明太祖朱元璋對元朝統治者蒙古族及阿拉伯人、色目人十分仇視，反元時期，一次攻入泉州就殺死阿拉伯人幾十萬。元末明初，先人面對殘酷的迫害，不得不輾轉遷徙於窮鄉僻壤。他們不敢表明自己是被追殺的少數民族，只好依附汾陽郭氏望族，以求生存的空間及仕途上的發展。而且入鄉隨俗，和當地的漢族人民一起過節日，漸漸被漢族同化。因歷史久遠，譜牒盡失，也無從稽查穆斯林先祖源至何處。
全村雖仍奉郭嵩為入閩始祖，但村中持這種“穆斯林後裔”觀點的人亦不在少數。對於這種相悖的現象，許多郭厝郭氏後人並不注重，如村中一九九一年重新修建郭氏祠堂的大門聯上赫然寫著：“鄒魯遺風中西文化鬱鬱新郭厝，固始衍派回漢民俗融融古荻州。”因各種特定歷史原因，中國境內的漢族成份與穆斯林回民融合並發展形成的回族，也是回族的一個組成部分。漢回一家，融合發展，成了泉港郭氏回族的一道別樣的風景線。
鐘姓佘族
泉港地區的佘族，皆是鐘氏，人口有六千餘人，現聚居在山腰鎮鐘厝、鳶峰兩村（原同為鐘厝村，後劃分分為兩個村）。建國初期，政府曾派員到鐘厝村宣傳黨的民族政策，擬進行民族登記。舊社會時境內“大族壓小族”的陋習極為嚴重，雖然解放了，但鐘氏群眾仍有顧忌，不敢承認自己是佘族，因此長期張冠李戴，冒充漢族。一九八五年，惠安縣政府又組織了調查組，此時社會風氣日趨開放文明，兩村幹部群眾大力協助下鄉的工作人員搜集了大量的史料，終於證實兩村的鐘姓群眾確系佘族，縣政府便於同年九月二十四日發文，批准恢復他們的佘族成分。
泉港鐘氏佘族為周朝大臣微子之後，周武王封微子于宋地，楚漢相爭時，先祖鐘離為項羽之大將軍，尊為亞父，食采鐘離，因而得姓“鐘離”，後嗣獨留鐘字為姓，祖居豫州潁川，故鐘氏燈號為“潁川”。三十一世祖鐘善、鐘聖、鐘賢兄弟三人因東晉末期草寇四出，渡江避難，居於贛州，故江南一帶鐘氏皆稱發脈於江西贛州。三十二世祖鐘會居閩地甯化，任宋廷軍職，輾轉作戰，退隱後定居福建白虎村。傳至北宋，因王安石施行新法，各方勢力互相傾軋，其祖鐘准舉進士第，任漳州府教諭，為避禍難，見漳州海澄“冠山聳秀，居焉。世久族蕃”。鐘准字道器，被泉港鐘厝佘族推為始祖。四世祖鐘伴儒遷往廈門鐘宅，西元一四二三年，六世祖鐘顏德從廈門遷至清溪（即安溪）鹽壇（後改為善壇）。鐘厝、鳶峰兩村鐘姓，便是安溪善壇的分脈。《善壇四房家譜》記載，顏德第五世裔孫鐘可仰，於明嘉靖六年（西元一五二七年）再分支于惠安海頭開基。鐘厝原屬惠安，系濱海之地，今人亦稱其開基祖墓為“海幹公祖墓”，與善壇族譜所載相符。
鐘厝，鳶峰兩村鐘姓，至今已定居四百六十多年，鐘厝祠堂中柱有一副表明他們是佘族後裔的對聯：“功建前朝，帝嚳高辛親教授；名垂後裔，皇子王孫免差徭。”這兩聯源自佘族社會中廣泛流傳的盤瓠神話傳說。大意是：上古時，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後從耳中取出一蟲，育於盤中，以瓠覆蓋，後變成龍犬，高辛帝賜名龍期，號稱盤瓠。其時犬戎興兵來犯，帝下詔求賢，提出能斬番王頭者以三公主嫁他為妻。龍犬揭榜後即往敵國，乘番王酒醉，咬斷其頭，回國獻給高辛帝。高辛帝因他是犬而想悔婚。盤瓠作人語說：“將我放在金鐘內，七晝夜可變成人。”盤瓠入鐘六天，公主怕他餓死，打開金鐘。見他身已成人形，但頭依舊。盤瓠與公主結婚後生三子一女，到高辛帝處求姓，帝見長子以盤裝，便賜姓盤，見次子穿藍裝，便賜姓藍，看三子時，正好天上巨雷滾過，便賜姓雷，其女兒成人後嫁給鐘智深，其後裔便姓鐘。因盤瓠斬番王有功，高辛帝還降旨免除其子孫千秋萬代之差徭。
盤瓠是佘族圖騰崇拜的物件。佘族先民以擬人化的手法，把盤瓠描塑成神奇，機智、勇敢的民族英雄，尊崇為佘族的始祖。長篇敘事史詩《高皇歌》（又稱《盤瓠王歌》）以樸素而深沉的民族感情追述了佘族的起源和歷史，以及盤瓠不平凡的經歷，它被尊為佘族的祖歌、史歌。泉港區鐘厝、鳶峰二村一樣流傳《高皇歌》。因口頭流傳，加上年代久遠，僅有《出征歌》和《成親歌》二節：
出征歌
祖公名字叫龍期，原是當初一朝臣；龍期年青本事好，行雲過海會化身。
當朝坐位高辛王，天下太平谷滿倉；感謝高辛管理好，百姓耕田笑朗朗。
蕃王賊子起噁心，帶兵過來打高辛；高辛皇上心慌亂，文武百官不安寧。
龍期膽大是當年，不怕賊子打過山；上朝奏本告皇上，自願帶兵打蕃王。
龍麒帶兵打過洋，一直打到蕃王鄉；蕃王不知兵馬到，高樓吃酒醉醺醺。
割落王頭過海洋，雲霧彌來暗茫茫；一直霧散渡過海，王頭奉上高辛王。
王頭奉上高辛王，高辛酌酒笑朗朗；高辛看見心歡喜，願招龍麒做婿郎。
成親歌
高辛皇上養三女，三個公主一個樣；第三公主巧伶俐，嫁給龍麒做妻房。
龍麒三子女一名，帶上王朝去求姓；大子盤裝便姓盤，二子清秀便姓藍。
第三世子正一歲，王朝殿裏討姓來；湊看雷公剛打響，朱筆落紙便姓雷。
龍麒做官在朝中，親養三子女一宮；親女招來鐘姓子，女婿養子是姓鐘。
龍麒三子婿一人，當初原是帶過兵；三子一婿本領高，文武朝臣生嫉心。
佘族許多禮儀、習俗和生活方式都基於“盤瓠傳說”這個圖騰崇拜。如佘族子孫相認時要示暗號，鐘氏後裔之暗號便是寫一個“汝”字，或見面時出示三個半指頭，或道：一根竹劈成三條半篾。這都是盤瓠育三男一女的象徵，如三點水意為三男，合一“女”部便成“汝”字，其他兩則按此類推。一九五六年，安溪縣善壇村族人鐘銘兩往雲宵縣修築公路，丟失錢包，被寨仔村鐘氏一孩子拾到，見內有證件，知失主是鐘氏，返家告其母，主動送還，並邀鐘銘兩至村中，設宴款待。後鐘銘兩因對不上暗號，而被冷漠罷宴，其莫名其妙，回鄉後請教鄉老，方知其中奧妙。翌年鐘銘兩同老鄉再度至雲宵寨仔村對上暗號，村人甚悅，置酒菜盡其親誼。
泉港鐘氏佘族的祭祖活動主要有家祭、墓祭、祠祭三種。家祭受漢文化的影響，禮儀大致相同；墓祭多在清明節舉行，屆時，家家戶戶攜帶香、酒、紙錢、糕點、菜肴等，上墳祭掃，禮儀亦與漢族差不多。
祠祭一般是每年春、秋二祭，時間分別是清明和冬至。舊時祠祭的儀式相當隆重，主要有以下數項內容：
一、祭祀人：主祭官由族長或本族中德高望重者擔任，另推薦引祭官一人，東邊通唱官一人，西邊贊唱官一人，讀祭文生一人，香案前東西執事各一人；大廳宴桌左右兩邊執事者各一人。東西兩邊觀祭禮者若干人；東邊大樂、西邊小樂各配一套，通用執事二人。主祭者、通官、贊官、引官、讀祝生須著統一的藍長衫。
二、祭品：大廳口設香案一席，上列香、花、果、燭、珠玉、金銀錠、柴木、毛血。桌下一盆土栽一束茅草，旁放一瓶酒。廳內的神主案設一席，陳列三牲酒禮各一，飯三碗，麵粉一碗，菜饌十二碗，湯一碗。天井左邊備臉盆面巾各一。
三、祭祖程式：首先行迎神禮，其次行盥洗禮，三行參神禮，四行省饌禮，五行堊獻禮，六行焚柴禮。
祭祖日半夜子時，鳴放銃炮一響，全族人起床漱洗，做好祭祖準備。丑時（一～三時）鳴放銃炮二響，主祭和配祭進入祠堂，家家戶戶成年男子，也捧著香燭祭品進入祠堂。進入祠堂大門時，要半跪蹲行進，以示尊敬。黎明時分，鳴銃炮三聲，祭典正式開始。法師設壇請神安位，鼓樂鞭炮齊鳴，合族祭拜祖先，讀《祭祖文》。鐘厝《祭祖文》如下：
維
西元 ｘｘｘｘ年歲次ｘｘ年ｘ月ｘ日，致祭
鐘厝歷代祖考妣諸神位前曰：
竊聞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數腆未可或忘也，仁人享帝，孝子享親，追遠未可不慎也。
孫子之門祚昌隆，簪纓對起者，皆祖宗之積德累厚，而流澤長也。
仰維我祖，潁川衍派，鹽壇分支，仁厚傳家，鐘厝村永垂世澤，寬和處世，福山鋪獨表名區，雨露沐深恩，文魁匾立，書香蒙酷耆，泮水疊遊。
茲複學堂廣開，綿其俊業，學子發綴，暮厥蜚聲，其實報我祖之遺澤，留貽子孫之福蔭者，正未有艾也。
際此節屆清明（春祭用詞，冬祭言：一陽將複），典隆孝祀，澗藻溪毛，微物殊慚不腆，齋盟盛複，式禮敢謂莫騫，肅衣冠而拜獻，昭穆休分，鼓琴瑟而陳牲，少長鹹集，禮維尊夫昭告，心實貯於孝思，既平既戒，來格來嘗。
尚饗！
以上禮儀，自明、清、民國都是如此，至建國初，族人也將一些祭祀活動視為封建迷信，將其摒棄。文革後祭祀活動逐漸興起，但大失原禮儀之民族特色，與漢族相去無幾。佘族人舊時把“盤瓠傳說”當作圖騰崇拜，將故事情節繪成約
四十幅左右連環式的畫卷，稱“祖圖”，懸掛在祠堂中，每年定期舉行隆重的祭祖儀式。但由於封建社會中泉港鐘氏佘族怕受大房大族之壓迫，長期隱而不宣，於是自然漢化，“祖圖”也已不見傳。
佘族之“佘”的意思是在山搭棚居住的人，古時候佘族的群眾大多住於山中，故他們常自稱“山哈”。佘民為古代百越之一支，為當地土著，隨著中原民士的大舉遷入，經常發生摩擦，加上封建時期村落房族械鬥不止，作為少數民族和小房小族的佘民便保持著群聚立寨的習性，並在寨內訓練武藝，以禦外敵。鐘厝村便有一處古寨遺址，殘留有寨基。並在村中查出寨規十條，分別為：清蠹、除奸、去惡、嚴核、服訓、守禦、備防、定賞、明罰和同寨。
解放前，雖然泉港鐘氏隱其族屬，但新人拜天地謁祖宗必須穿貼身的白衣褲的習俗，卻顯現出頑強的民族特徵。這裏新人新婚時，必須著一套白色的內衣褲拜天地，三天後方能脫下，之後不復穿，終老時用這套衣服裹體入殮。佘族後裔此舉，緣自一則特別的歷史典故：唐時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平蠻獠之亂，把男人全殺光，搶其妻子為妾，妻子出於對前夫及親人之悼念，把白衣白褲偷穿在內，為其帶孝，後被發覺，士兵欲殺其搶來的妻子，但陳政為得民心，通告允許這些女子出嫁時為其先父先夫帶孝。當時所稱的蠻獠即為百越之佘、瑤等少數民族。這風俗便沿傳至今，現在鐘厝、鳶峰二村仍有青年在結婚時沿續此俗。泉港一帶的其他民眾也有這種類似習俗，應是當地閩越先民習俗的遺留，也有可能是受佘族的影響，吸收了這種特俗。
出姓蒙古族
在泉港廣泛流傳這麼一則故事：清乾隆年間，翰林院庶起士出科聯隨乾隆皇帝下江南，一路上，君臣一邊遊歷山水，一邊詩詞互和，興致盎然，期間出科聯所作“眼觀西北三千界，勢壓東南十二州”一句氣勢非凡，頗得君心。乾隆對這位才華橫溢的隨臣的姓氏很奇怪，即予詢問，出科聯於是稟明來龍去脈，乾隆聽後不禁讚歎：“好個奇姓，果然來歷不凡。”隱匿閩南山區數百年的蒙古“出”氏源流遂一時大白於朝廷。泉港區塗嶺鎮小壩村即是出氏的發祥地，其中出氏祠堂內有聯曰：“帝廷稱奇姓，閩海振科名。”說的便是出科聯為祖爭光，乾隆帝讚歎奇姓的故事。
小壩出氏家廟大門楹聯寫著：“燕南無二族，惠北自一家。”那麼這個百家姓中找不到的“出”氏，源流是在何方呢？原來這裏的出氏民眾，都是元朝蒙古貴族的後裔。其先祖木華黎為成吉思汗的結拜兄弟，官拜太師，爵封魯王，權傾朝野，顯赫風光，其家族世代為元朝輔弼股肱之臣。現被泉港出氏尊為始祖的“不歸公”納哈出，為木華黎八世裔孫，時任元順帝時的內閣太尉，元亡後被迫降明，明太祖見他乃名臣之後裔，便讓他回蒙古。納哈出回蒙古後又聚兵屢犯遼東，被明大將馮勝擊潰再次歸降，封為福建、雲南、兩廣海西侯，後隨傅友德出征雲南死於途中。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納哈出的長子察罕因藍玉黨叛逆案被處死，次子佛家奴乃妾那氏所生，正在福州中衛街屯田禦倭，聞長兄被誅，擔心受株連禍及九族，便棄職歸田，隱居泉港荒郊野嶺，乃尊納哈出為始祖。取其名的最後一字為姓，以“燕山”為郡號，以示永世不忘先祖是驃悍威猛的蒙古族英雄。“出”氏最初隱居惠安九都梅峰鋪（今泉港區後龍鎮上西村），傳下兩代後，出氏又遷居塗嶺新厝村，再隔一代，出氏五世祖出光育又遷洪厝坑，依溪流小水壩定居下來。
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泉港一帶為惠安縣所轄，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惠安縣人民政府在塗嶺鄉小壩村洪厝坑召開了恢復出姓蒙古族民族大會，使長期隱而不宣的出氏群眾再現了蒙古族的本來族屬。泉港區域的出氏群眾這天穿著節日盛裝載歌載舞，通宵達旦歡慶這難忘的日子，而從這裏分脈出去的出氏後人，也紛紛趕來慶祝。
泉港的蒙古族“出”姓群眾主要集中在塗嶺鎮小壩、前歐和樟腳三個行政村，總人口有二千餘人。小壩村下屬洪厝坑、橫溪、甘蔗園、小壩、後頭、上新、南型、東周八個自然村，出氏主要集中在前三個自然村，其中洪厝坑是泉港出氏的發祥地。這裏的出氏大多具有蒜頭鼻、寬低前額、顴骨突出、臉色烏紅的蒙古人特徵，且性情爽直，與北部蒙古人極其相似。如小壩村剛逝世不久的蒙古族長出仲法便是這種典型的蒙古人相貌，一九八五年二月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館長和《呼和浩特晚報》新聞部主任王德明來泉，乍一見到出仲法，一致認為他就是如假包換的蒙古族人。
由於出氏初期在泉港避禍，自然對自己的身份隱而不宣，後來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為避免受大房族的欺負，也不再宣揚自身的少數民族身份，因而生活習俗大多已被漢化，僅保留少許特別的風俗。
大年除夕他們沒有與漢族群眾一樣，舉行跨火盆的民俗活動。原來當時元朝統治者把民族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三等漢人（契丹，女真，黨項及北方漢人），四等南人（南方漢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對漢人和南人實行民族壓迫政策，下令三家要養一元兵，他們定期給元兵稱重，如果瘦了便要重罰，並規定合用一把由元人掌管的菜刀。到元末，隨明朝義軍節節勝利，當地人民也奮起反抗元軍，一個大年除夕，村民們利用慶祝佳節的機會，相約以點火盆為號，殺死所寄養的元兵，當火盆相繼點亮時，元兵便全被殺死。這便是民間流傳著的“三家養一元，一夜殺完完”的故事。
出氏族人在元宵節也沒有進行遊燈等慶祝活動。因為“元宵”與“元消”諧音，含有元朝滅亡之意。而佛家奴為元朝重臣後裔，避入窮鄉僻壤之後，自會盡力避免做出於元朝不敬的舉動，於是便作為習俗流傳下來。
出氏族人信奉的神佛屈指可數，只有觀音、仙公（即何氏九仙）、土地公，境主公張巡、許遠，以及出氏家廟所供奉的祖先出大人（即出科聯）和出大人的恩師金大人。每年正月也和周圍的漢族一樣舉行“遊朝拜”民俗活動，即於農曆正月十六，在出大人和金大人神像前卜杯（信杯）確定出遊的日子，然後在這個日子將張巡、許遠、出大人和金大人的神像抬出巡遊。
出氏族人豪飲，並能自家釀造白酒和紅酒，如洪厝坑的出姓幾乎每戶都自釀白酒，備於家中，不但每逢佳節暢飲，就是閒時也常常喝上一兩杯。要是有客前來，他們更是熱情備至，認為清冽甘醇的水酒剛好表達賓主的情誼，宴席上必迫不及待地取出家中佳釀，非得敬客人幾杯不可。這種好客豪邁的性情，應是蒙古人的固有天性。
在出氏族人中，除了上述“乾隆贊奇姓”的故事外，還有《出光育定居洪厝坑》和《出科聯中解元》兩個故事，也為人津津樂道。
關於出光育定居洪厝坑的原由，傳說其在塗嶺新厝村因單家獨姓受鄉鄰欺侮，便打算移居塗嶺深山。這日，他一頭傢俱，一頭孩子，挑著擔子往山林深處走去。半路上，繩子突然斷了，鍋摔破了，孩子也跌到山溝裏。出光育扶起孩子，心裏極其彷徨，坐在石頭上痛哭。這時忽然狂風大作，昏暗中有個聲音在說：“若要富，洪厝豬槽兜；若要貴，興化涵江口。”他一驚一乍之後，猛地醒悟過來：這是仙公指點啊！經過思索，他覺得先富再貴基礎才穩。於是重新收拾擔子直奔洪厝坑。到了那裏，全家先住在一間豬舍裏。有一天夜裏，一陣暴風雨把豬舍吹倒，出光育第二天重蓋豬舍時，竟在豬槽底下翻出三缸白銀。從此，出光育成為一方富戶。他暗暗感謝仙公指點，便出資重修了進山小路。至今，人們在塗嶺泗洲水庫沿的一塊山岩上，還可看到當時所勒的“土嶺出光育喜拾石梯路壬午冬十月”的字樣。
《出科聯中解元》的故事，說的是出科聯在赴鄉試之前，仙公曾托夢給他，他在夢裏走進一座梅園，梅園的牆上寫著一句詩：“梅花深處深又深，二八佳人報佳音。”鄉試預考放榜時，出科聯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他心灰意冷，不知不覺來到一個花園的後門。花園後門的匾額上寫著“梅花深處”四個字。他心裏一驚，就推門進去，看見花園裏梅花全都盛開。走到園子深處，看到一位少女正在賞花。這個情景竟和夢中完全一樣。驚奇之際，卻被四個家丁抓去見主人。原來這裏是布政使的私家花園。出科聯向布政使辨明自己是前來參加鄉試的秀才，布政使經過測試，發現他才華出眾，便按規定保送其參加鄉試。出科聯不孚所望，高中解元。後來布政使又將年方二八的女兒，也正是那賞花之女許配給他。
以上傳說自然大有虛構成分，但出氏群眾確實存在仙公（即何氏九仙）信仰，認為是仙公保佑著出氏在這深山之內繁衍發展，便建燕山宮供奉九仙香火。燕山宮所在的山名為煙倒山，現不少出氏也以“燕山”稱之，以示不忘祖籍。
長期以來，出氏蒙古族人民與當地漢族和睦相處，並崇尚文明，重視教化，歷代培養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如前面所提到的清乾隆年間出科聯，十八歲中秀才，後鄉試為解元，第二年中進士，是當時頗有名望的書法家。出科聯之弟出夢鯉，雍正朝中舉，任過德化縣教喻，後遷南部知縣。其他如“忠節”、“文魁”者，亦代有人出。
出氏繁衍至今，除聚居在泉港深山的村落之外，還有部分散居在仙遊、泉州、廈門及臺灣、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出氏宗族在泉港山區的繁衍發展，也是蒙漢兩族融合發展的別具意義的歷史演繹，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今天的塗嶺鎮小壩等村的出氏蒙古族，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大力發展山鄉經濟，日子過得和美歡愉，各種現代化的設施逐漸引入山鄉，加之道路暢通，各項社會事業都有長足的進步，出氏族人正和全區群眾一起建設著全面小康的家園。
編後記 張新聯
“民俗”、“社會風情”、“民間文學”這些辭彙，以前人們看似熟悉卻未必經心，現在由於民俗文化學的建立，不僅被親切地談論著，而且還給予熱切地關注。一種民間文化的建設與社會現代化進程相協調的學術導向，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湧現，逐漸形成了人們重視民俗文化的觀念。
我們的家鄉泉港，處於閩南沿海地區之一隅，傳統的民俗源自中原地區，不過，受空間阻隔、地理環境、歷史淵源的影響，社會民俗風情已別有風味，獨具特色。境內絕大部份民俗活動，含有祥和、善良、和諧、樸實的風貌。不可否認，也存在著一些陋風惡俗的累贅。近代以來，由於受西風東漸和時代變遷，以及新區開發建設後社會進步的影響，傳統的民間習俗急速變化與流失。這時，如何把傳統民俗去蕪存精，促進和諧社會的全面形成，更為生動地展現泉港魅力，成為擺在我們眼前的一大課題。
民俗文化生存於特定區域和特定民族自身的土壤，這是它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地方。當然，世間連泥帶土的萬事萬物不一定都能開花結果，好像童話中的灰姑娘，要給她一雙水晶鞋，她才能從一個美麗貧賤的弱女子變成萬人爭看的尊貴王后。民俗文化首先要進行收集和整理，辨別與梳理，然後才談得上改莠為良、移風易俗、繼承和發揚。這也正是我們決定編撰這一本書的初衷。本書即以泉港風俗事象為載體，從歷史性、地方性、傳承性和變異性角度，按歲時節俗、人生禮俗、生活習俗、信仰崇敬、社會風情等部分彙集成篇，將這項在泉港地區世代相傳的文化現象進行詳實記錄。
本書是《泉港人文叢書》中的一冊，由陳華髮同志負責創作，在短短的半年中，他充分利用業餘時間進行收集整理民俗資料。在撰稿過程中，他兢兢業業，常常為一個史實、一個細節的核定，多方查核資料，鑽研古籍；或者騎車跋涉，不辭酷暑進行實地核對；或者拜訪前輩求教，借鑒有關區域內的民俗資料，力求翔實、準確地反映歷史真實面貌。
《泉港人文叢書》的編纂自始至終得到泉港區委、區政府的重視和關懷，得到省、市專家的熱情指導。區作家協會吳玉杯、張彥彬、林鳳文、劉宗訓、林鳳鵬等同志積極參與了本書的校稿。值此《泉港民俗風情》成書之日，對支援我們工作的領導和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謝。由於編者和作者的編寫水準有限，加上資料、人員、時間等客觀條件限制，本書疏漏訛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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