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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與琉球的民俗關係
1992年11月，筆者有幸到日本沖繩縣參加“第四屆琉中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先後參觀了沖繩、浦添和那霸三市，沿途所見的當地民間風俗，與泉州民俗何其相似，於是萌發撰寫此文，以探討琉球與泉州民間風俗的關係，謬誤之處，望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一、泉州與琉球的歷史關係密切
宋元時代的泉州，是一個“四海舶商，諸番琛貢，皆於是乎集”[01]的國際性商埠，經元末長達十年的“亦思巴奚”兵亂，元氣大損。加之明初海禁，明太祖一反前代鼓勵海外貿易的國策，建立了“朝貢制度”的對外政策，明成化以前指定“泉州通琉球”，[02]使泉州由面對世界的東方大港變成專與琉球進行定向活動的港口。這對泉州港來說，是個歷史性的大變化，但從與琉球的關係史來說，泉州與琉球的關係更加密切了。
中琉歷史關係，淵源久遠。
“沖繩館”官修《琉球大事年表》載明“中琉關係始於西元六○五年（中國隋朝大業元年），隋煬帝派朱寬等至流球”[03]。《隋書》卷八十一亦有《琉求傳》。[04]
唐時，泉州東石已“造海船航行於渤泥，琉球、三佛齊、占城等地”。[05]
明洪武二年（1372年）中山王察度入貢，與中國建立外交、貿易往來關係。當時的琉球還是個只能“縛竹為筏，不駕舟楫”[06]的地方，航海能力薄弱，更談不上造船技術，為了確保朝貢和貿易進行，琉球國乞賜商船和明統治者賜給海船，這在文獻裏常有記載。據安裏延《日本南方發展史》的統計，早在永樂時，賜琉球的海舟已達三十多艘。[07]泉州地區是主要造船基地，又是與琉球的唯一對渡港口，所賜海船自然有泉州造的，而且從泉州出海。據《崇武所城志》、《戰船》載：永樂年間，賜永甯衛崇武經百戶的官船給中山王。宣德六年間，拔給永甯衛金門千戶所“順利號”船[08]等等。明王朝宣佈的17個“不征之國”中，琉球同中國的關係最為密切，自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至清同治五年(1866年)應琉球國之請，派冊封使前往冊封新君達24次之多；遇有重要的詔諭、賞賜，則另派專使。而琉球國朝貢不絕，在明代計
315次，清代計104次，最多一年達6-7次；另有賀登基、請冊、謝恩、報喪，賀新年等重大事件，亦多派遣專使，名目繁多，人數頗眾。同時，並派遣大批留學生來華讀書，其中明代以前琉球中山國已有“王之長子”至中國入國子監讀書。[09]
民間的交往，要比政府間的交往早的多。明代有賜閩人36姓給琉球，其中有泉州籍宋狀元、宰相梁克家之後[10]。有出生在泉州府南安縣的宋端明殿學士蔡襄的後代蔡崇。[11]成化間（1466—1471年），李贄的四世，五世祖林易蓭、林琛因為通事官，引琉球人貢[12]。南安人蔡璟亦充當琉球貢使。據沖繩譜牒記載，蔡璟及其弟都逝世于琉球，亦傳後於琉球[13]。
明朝以前，福建一帶也有一定數量的琉球居民。[14]明朝於永樂三年（1405年），在泉州聚寶街車橋頭就設立“來遠驛”招待琉球使者和客商等。
由此可見，泉州與琉球的交往歷史悠久，關係極其密切。
二、泉州民俗傳播琉球
閩人三十六姓到琉球，帶去許多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其中泉州的文化，如方言、戲曲、民俗等也為琉球所吸收。
一方面是通過明朝賜琉球的三十六姓傳播。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帝曾賜閩南三十六姓二百餘人到琉球。三十六姓包括海員、翻譯、文書、醫生及船工等各種人到琉球去。這些人及其後代在琉球定居，與琉球人民普遍接觸往來，即傳播中國文化，又達到“改變番俗，文教同風”的教化。36姓子孫，對琉球人的習俗、禮儀、教化都有相當影響。據多和田真助《門中風士記》所列，久米村土族的三十六姓均為福建人，其中蔡姓就明確注明是泉州人。
另一方面是通過琉球留學生傳去。琉球派來留學生，此時大多從泉州登陸。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春。使來貢，令山南生肄國學者歸省，其冬複來。中山亦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魯妹二人先後來肄業，其慕華風如此。”[15]泉州士人和琉球學生交誼甚篤。萬曆八年（1580年），琉球留學生三人就和泉州士人唱和；泉州人黃克晦撰《吾野詩集》卷三，有《送琉球生返國》一詩：“聖教無天外，華風自海中。三臣辭卉服，五載入槐宮。返國君恩重，談經漢語通。片帆看漸少，萬里去何窮。……”史載中“慕華風”及詩中所謂“華風”，“漢語”都包含學習中國的風氣和習俗，留學生在與泉州士人交往中把泉州民俗傳往琉球。
三、泉州與琉球習俗比較
本節以泉州的祭禮、喪葬、建築、歲時及其他方面的習俗與琉球的習俗進行比較，足以證明，泉州習俗對琉球習俗的影響是很深的。
一）祭祀
1、泉州祭孔儀式十分隆重。宋時已建有孔廟，每年春秋兩祭。琉球祭孔儀典也十分隆重，並有中國禮樂祭祀方法。據冊使汪楫所記，在中山世曾孫尚敬王(第二尚氏王統十三世，1713－1752年）時期，祭孔儀仗為：鳴金四人，鼓吹三人，隊八人，方棍六人，紅隔路二人，旗十六人，鐵義二人，曲錀二人，留客住四人，牙狼鉤二人，長鉤四人，長杆槍三十二人，月牙四人，雞毛帚二人，馬尾帚二人，衣箱二人，橋前紅杆槍四人，紅鞘長腰刀四人，裏腰刀二人，長砍刀四人，大掌扇一人，紅絡金爐二人，金葫蘆二人，珠兜扇二人，小鵝毛扇二人，蠅拂二人，黃帽對馬三十人，紫帽對馬十二人，綠地五花織金帽對馬二人。從琉球祭孔規儀之大，可知中國禮儀對其影響之深。[16]
2、泉人敬奉天妃海神。福建泉州通琉球的海船，船中將台下，神堂必供奉天妃諸水神。船到琉球後，必有迎天妃祀海神的活動，規模也十分盛大。以後就在琉球建天妃宮，如“那霸上天妃宮，久米村有下天妃宮等。並從福建求來當地的神像供放”。[17]宮中並有中國歷次冊封使的匾額。如明萬曆三十四年正副冊封使夏子陽、汪士輯所題的“靈應普濟神祠”。崇禎六年冊封使杜三策，楊掄“慈航普濟”。清順治六年招撫司謝必振的“普濟生靈”匾。康熙二年冊封使張學禮、王垓的“普濟群生”匾等等。“媽祖在久米村人的心目中仍佔有主要地位。為在今天的久米村人家中，還擺設有媽祖的塑像。……據白鳥先生的調查，不僅久米村，連那霸、首裏人們家中神龕的擺設幾乎都是一樣的。由於這種擺設是一般福建人家庭神桌上的形式，所以在琉球有留下許多滲透了中國文化和民間信仰的傳說及實物的證據”。[18]
3、泉州信仰關帝神、龍神、土地神、天公、灶神及石敢當、影壁等民俗神。琉球也一樣有上述諸神的信仰，而這些信仰和祭祀活動是日本所沒有的。關帝神、龍神，源於中國無可異議。70年代日本學者窪德忠通對沖繩民俗深入考察研究後，在其《關於沖繩縣下的墓中符》論文中，就提出沖繩土地神、灶神、石敢當、影壁等均為中國信仰和習俗的論點。沖繩縣石垣島上祭拜天公(即玉皇上帝)，土地公祭則是由華僑帶入，並借用當地的禦獄作為祭拜場所而傳下的民俗信仰。[19]
4、家神及飲食供奉。除芋、甘蔗外，最突出者是豬肉，還有肉圓子。沖繩農戶，大多有養豬。臨過春節，臘月二十七左右，開始殺豬。其豬頭、蹄膀、肉髒均食用，這個習慣與日本本土差別極大，而與泉州的習慣頗一致。在祭供品中，有芋、肉圓子、肉。在談穀村等地，正月初七，供豬臉肉。二十在靈牌前，燒香、敬豬腿肉，其他時日則供擺熟豬肉。這種飲食供奉習俗：“幾乎是中國南方的做法的移植”。[20]此外，沖繩的祭祀，在家裏也供設神位，神位下均有香爐，五香爐插著點燃的香就不成祭祀，這點日本早已有人指出，其源於中國。香已有變異，沖繩香，黑色無根，短而成排，較泉州為寬。供案上的一對筊及其擲筊的方法和稱謂，與泉州一樣。[21]供奉的最後一項程式是燒金紙，放鞭炮，這也和泉州風俗一樣。
5、琉球的以村信仰為中心的村祭，如孟蘭盆，豐收祭、收穫祭及神遊舞蹈活動，也大多受泉州民俗活動的影響，只是有的因時間和環境條件的限制而變異，如沖繩
8月祭鬼神的盂蘭盆，就類似泉州7—8月間祭鬼神的“普度”習俗……。
二）喪葬
1、風水觀念。琉球有興風水的觀念，並使用風水一詞。日本本地只有“風土”，而無“風水”的辭彙。琉球的風水是從福建傳過去的。其中有運用風水書的；也有琉球王府中任職的人曾到福建學習風水。他們大多是久米村人，如周國俊、蔡溫、毛文哲等。他們看地脈、龍脈，重山形水流，干支、星宿、八卦，並使用羅盤牽庚定位，這些習俗和泉州習俗一樣。
2、泉州喪葬出殯儀式吹吹打打，海邊村落也有吹海螺的，琉球也有吹海螺，出殯隊伍一樣舉幡到墳墓。泉州人辦喪事、殯葬後逢初一，十五要辦些飯菜祭奠，一直到四十九天為止。又逢死者“對年”、“三年”要做兩次較大場面的祭奠活動，滿三年後才除喪服換吉服。又每年逢死者的“生日”、“死日”要做兩次祭祀，一直做到幾代後忘記了才終止。沖繩人死後，每逢星期日要祭祀，做到第七個星期（亦是49天）為止；“三年”、“五年”要做兩場較大規模的祭祀活動；平常“忌辰”要一直做到33年，以為靈魂已完全升天了，才不再做祭祀。這種出殯，祭祀風俗均為日本本土所無，或與本土形態不同，而與閩南、泉州卻十分相似。
3、龜甲墓。即“龜的甲墓”。龜甲墓型似“公交椅”，象徵母體，即由人死後入墓意味回歸母體的觀念所形成。龜甲墓在泉州很多，琉球原是風葬，龜甲墓是十六世紀始由福建、浙江傳到琉球，十八世紀被琉球農村普遍採用，成為琉球的墓制。建墓時，同泉州一樣，要請風水師確定坐向方位，死後先屍葬，三年後再殮骨甕藏，稱“洗骨葬”。一個龜甲墓，可放入一或多個骨甕（“紅金”）的墓葬風俗，琉球與泉州一樣。
三）建築
1、泉州有古老的孔廟，坐北朝南，大殿叫大成殿。孔廟旁有明倫堂，門外有下馬碑二方；而琉球亦有孔廟，坐北朝南，大殿亦叫大成殿，廟旁也有明倫堂。“1527年琉球王室家廟崇元寺，即仿照我國孔廟，於寺前放置下馬碑，經過之行人不分老幼男女，必須下馬徒步至門前敬禮”。[22]
2、沖繩的房屋與日本本土的房屋，不僅大小，室內格局、出居、座數、神壇安排都很不相同。“院內，沖繩多有影壁、屋頂有屋根獅子、本土則無”。[23]泉州古民居，大多有影壁牆，屋頂的屋脊有變形的獅頭、龍頭或魚等，個別的也有獅子。
3、泉州與琉球建造新房子時，均特別重視升梁儀式。沖繩的建築用瓦也同泉州一樣，“沖繩的瓦原是黑灰色，十八世紀傳入新技術，才從黑灰色瓦根據酸性的作用，變成紅色瓦。其顏色、材質、製造方法都酷似閩南地方的作法”。[24]
4、沖繩有許多石獅子，除在屋頂上怒視周圍外，蹲座在左右門柱上的兩頭張閉嘴的獅子也時常能看到。這種守衛家屋的雙獅，和泉州傳統大厝的雙獅是一模一樣的，“獅子由西方傳至中國，又東傳琉球，更使得兩地都產生了相同的辟邪獅信仰，但由於不同的地方風土，也產生了地域特色……，說明了兩者異同之處”。[25]而這些石獅，即“古琉球沖繩縣的宋元明石雕也是源於泉州”。[26]
5、石敢當，被放在丁字路和三叉路位置的人家入口處相反，其目的也與泉州人一樣，是為了丁字路和交叉處的房基地不受惡魔和災害的侵入。只不過泉州有的把獅子頭加八卦一起使用，以增加法力；沖繩是複加以梵字和九字文等，以增機能。日本學者窪德忠在《中國文化對琉球文化的影響》中認為：琉球的“小石獅、在前額曾刻有個(王)字，這大概是受福建省泉州方面習俗的影響”。日本學者下野敏見通過對石敢當大量比較研究後，得出了沖繩的石敢當多存在於由福建省歸化人多的地區，所以是從中國傳播來的這一說是沒有疑義的，”和“中國石敢當是從中世紀被我國所接受”的結論。
沖繩的影壁、石獅子、石敢當大量存在。“日本鹿兒島是僅次於沖繩石敢當較多的地區。這是1609年琉球的薩摩武士家族侵寇日本島津時也把石敢當的習俗帶到那裏去的”[27]。
四）歲時
1、日本本土明治以後多取西曆，沖繩仍用舊曆，祝壽取十二干支。“琉球當年所用日曆本，都由明清王朝統一頒發，琉球遵照執行。但北京太遠，頒發日曆有的不能及時，正統元年（1436年）改由福建布政司給予，……琉球每年都派人來福建頒取新日曆……福建的歲時風俗也會隨之影響琉球”。[28]
2、琉球的節日活動，和泉州相同的有：一月初一拜天，供奉好物。十五遊燈。三月清明，琉球作艾草糯米年糕，泉州作‘麥餒果”。五月初五端午節一樣“爬龍船”、“裹粽子”。七月祭鬼、（琉球稱祭“好兄弟”）燒紙錢。七月十五祭祖宗，從夏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送灶君上天，正月初四接神回來等等均一致。
五）其他
沖繩民俗與泉州民俗相同的還很多：
1、語言。中國話，被琉球定為“官話”。[29]琉球的許多話與泉州一樣，為泉州人用三個指頭猜拳時，叫做“土地、白蟻、雞”，沖繩亦一樣。又泉州人稱祖母為“阿媽”，沖繩人亦叫“阿媽”。琉球南端西表島錦芳氏本家代代相傳的文書《唐琉球由緒聞書》記載了“往昔福建省的年輕人相續而死，唐朝時遣來男人結為夫婦，因而男的叫（唐波人），女的叫（諸娘人）。”[30]這與泉州方言中男的叫“乾甫人”（音唐波）、女的叫“諸娘人”的稱呼一樣。
2、修譜。泉州民間親屬制度，修族譜時往往把家族比作“樹”，親屬的規模擴大，勢必分枝出“房”，屬“兩叉分枝型結構”。琉球也將“門中”比喻成樹，也是“老家”分枝出“分家”，構成“樹大分枝”的理念，其不同的是泉州的各“房”關係平等。而琉球是“長子優先”的“單軸分枝型”。
3、白鹽避邪。在沖繩、那霸等地的一些較古式的商店、飲食堂門口，都放著一小碗白色的鹽。據瞭解，此為避邪物。這和泉州道教“驅鬼”時摔“鹽米”的習俗相似，也和泉州人娶新娘時，帶路媒婆在燃燒著的炭火中摔鹽米驅邪的民間習俗如出一轍。“古代沖繩人取堿，是用草木灰浸水濾出來的……我們這裏過去也是這樣做的”。[31]
4、泉州有“死貓掛樹頭，死狗放水流”的習俗。據1984年10月28日日本沖繩“文化交流友好訪中團”從泉州往德化參觀古瓷及瓷廠時，沿途見到公路邊樹上常吊有死貓，他們說：沖繩亦有“死貓掛樹頭”的習俗。[32]
5、在文娛體育方面，沖繩的舞獅、擊大鼓、拔河也和泉州的民間遊藝活動一樣，而這些項目都是日本本土所少見的。“中國的樂器三弦，經由琉球而傳到日本大阪府等，成為如今日本樂器三味線”。[33]三味線最初“張蛇皮”的製作方法，更與泉州的三弦無異。泉州南音另一種樂器洞筲，十目九節，長度與唐代洞筲一樣，古稱尺八，今日本、琉球亦稱其為“尺八”。琉球三味線的“工工四”樂譜，是泉州南音“工尺譜”的脫變，琉球《四乙四•石、根、道節》樂曲[34]極象閩南古老民樂“十音”的樂調。無疑地，“琉球音樂文化從樂器、樂譜、音階，典目四方面接受中國音樂文化的影響”。[35]
6、佛教寺廟中的放生池設置，廟宇旁的燒金爐又起“惜字爐”的作用；“新娘出嫁頭簾頭巾，由媒婆牽著走”[36]進夫家要跨火爐；兒童替牙時，處理方法也和泉州一樣，即如脫下牙，扔到屋頂；脫上牙放在床下。死喪過程，孕婦不能臨場；死者裝束，衣服件數要求奇數，即
1、3、4、5、7件等等。
通過上述世俗民風的大略比較，可以明顯地看出，古代的琉球與泉州有頻繁的交往，歷史文化互相影響甚深。同時反映了這樣的事實：沖繩縣的風俗大有別於日本本土，而與泉州的民俗相似。其倫理道德、衣冠、飲食、墳墓、房屋皆參考中國風彩，文化宗教、血統淵源尤為深遠。[37]當然，其中也不乏變異的地方，但它可以增加對事物發展過程中因時間、環境條件不同而改變的複雜性的認識，即“任何習俗傳播到他地，也不會是一成不變、原封不動的。習俗間的吸收與習俗的同化是同時存在的。……這種同化，或交融將帶來某些變化”。[38]通過比較研究，從而得出比較符合事實的結論。但總的趨勢是：沖繩的民俗民風中，具有中國南方民俗文化的影響，其中許多事項與泉州非常密切。
[01] 元，莊彌邵《羅城外壕記》。
[02]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市舶條。
[03]
張希哲：《加強中琉歷史關係的研究》，見臺灣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出版《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一頁。
[04]
《隋書》“流球傳”因記載地理方位不夠明確，而中國東南大島中，今日的臺灣和琉球與該傳記載都有近似處，又缺可佐證的直接史料，引起史學界有主張“臺灣”或“琉球”的爭議，至今任何一說尚難完全為各方所接受。
[05] 蔡永蒹：《西山雜誌》。
[06]
《使琉球錄三種諸家》，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八七種。
[07]
安裏延：《日本南方發展史》(日本版)三省堂，昭和十六年版。
[08]
《歷代寶案第一集抄》，《那霸市史•資料編》第一卷四、第102頁。
[09] 清•張學禮：《中山紀略》。
[10]
日•沖繩《吳江梁氏家譜》雲：明初奉旨三十六姓中“乃閩吳航江田人也，系南渡相臣梁可家之後。”從《泉州仕曹裏梁氏世譜》等梁氏宗譜記載，可知梁氏子孫遷播福建、廣東、臺灣、南洋及琉球各地。
[11]
據沖繩《蔡氏家譜•記錄》雲：其“元祖諱崇，號升亭，行二，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乃宋朝鼎甲端明殿大學士忠惠公諱襄字君謨六世孫也。”
[12] 《清源林李宗譜》。
[13]
沖繩《那霸市史》及《沖繩大百科事典》均有詳細記載。
[14]
劉惠孫教授根據“福建仙遊發現了琉球古文字‘論斷’明代以前福建一帶有一定數量的琉球居民”。《中國與琉球交往的開始遠在明代以前》發表在1987年第1期《福建師範大學學報》（浙江社會科學版）。
[15]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琉球列傳》。又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十對洪武年間琉球女姑魯妹到南京讀書一書評議說：“本朝外國如朝鮮，號知詩畫者，間游國學、或至登弟、然未聞婦人亦來中國誦讀。向慕華風如此，真史策未見”。另吳靄華《明清時代琉人姓名所受華人姓名的影響》中認為：琉球發音kuruml(久路目)被音譯為“姑魯妹”因此史書誤為女性名字。（見日本《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第370頁）。
[16]
張紫晨：《日本沖繩與中國南方若干習俗的比較》，載1991.4《民間文學論壇》。
[17]
李獻章：《媽祖信仰研究》(日文版)，泰山文物版第三章。
[18]
李獻章：《媽祖信仰研究》(日文版)，泰山文物版第三章。
[19] 簡瑞宏：《從石垣島華僑社會看中琉文化交流》。
[20]
張紫晨：《日本沖繩與中國南方若干習俗的比較》，載1991.4《民間文學論壇》。
[21]
琉球石垣島供桌上的筊，以竹片或木頭做成兩片半月形的筊，呈弧形的一面為平面，平坦的一面為裏面。當擲出的是儀錶一裏，稱為“聖筊”（“聖”泉州方言是准了的意思）；兩面皆是表，稱為“蓋筊”（“筊”泉州方言是“砍”，故稱“砍筊”，又稱“陰筊”）；兩面皆裏，稱為“笑筊”。如果出現“笑筊”則不計次重擲。從“筊”的取材、製作、形狀、擲的方式及稱謂，琉球石垣島的習俗與泉州一模一樣。
[22]
沈龍光：《中國古典藝術設計畫典》二、第五十一頁。
[23]
張紫晨：《日本沖繩與中國南方若干習俗的比較》，載1991.4《民間文學論壇》。
[24]
山田水域，陸秉傑：《東支那海同緯度圈ぐおける家籍落の空間構成に開する比較研究》（日文）第200頁。
[25]
莊伯和：《中國風獅爺研究——兼論中琉獅子之比較》。
[26]
林金川：《泉州與日本的歷史文化因緣》記：“日本東京經濟大學秀睿教授到泉州訪古，他相信沖繩石雕已經在泉州找到了源頭”，載《泉州學刊》，1987.1.第33頁。
[27]
下野敏見：《中國石敢當與日本琉球石敢當比較研究》，載1991.1《福建學刊》。
[28] 陳泗東：《福建的民俗與琉球》。
[29]
張希哲：《程順則對中琉文化交流的貢獻》，見《中琉歷史關係論文集》第5頁。
[30]
裏井洋一：《〈唐琉球由諸文書〉一書中的中國概況》，見《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第305頁。
[31]
劉志成：《文化的交流友好的座談》，載1984年第4期，《社聯通訊》。
[32] 同上。
[33] 李振瀾：《外國風俗事典》，第588頁。
[34]
琉球《海上の道》（日本版）第101頁，插圖212頁。
[35]
王耀華：《中國音樂文化對日本沖繩(古琉球)音樂文化的影響及其特點》，載《福建師大學報》，1986年第1期。
[36]
琉球《海上の道》（日本版）第140頁，插圖166頁。
[37]
梁喜彬：《明清兩代福州那霸間風帆去程研究》，第350頁。
[38]
張紫晨：《日本沖繩與中國南方若干習俗的比較》，載1991.4《民間文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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