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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民系

作者:佚名  來源:互聯網  更新時間:2011年10月01日

泉州民系

一. 史前,泉州即有古人類活動。

二. 春秋至秦漢,泉州生活著百越民族。

三. 中原漢民批量地遷入泉州平原,大致始于晉室南渡之後。

四. 隋唐時期,中原漢民遷入閩南地區的數量不斷增多。

五. 唐末五代,也是北方漢民入遷泉州的一個關鍵時期。

六. 宋代,泉州民系的發展相當繁盛。

七. 宋、元,泉州海賈留居海外。

八. 海絲之路的包容——蕃商“住唐”(回回蒲姓)。

九. 元末明初——泉州多民族的形成

   (回族。燕支蘇氏。滿族粘氏入泉。明初的排外運動。蒙古族出姓。佘民入泉)。

十. 明代中後期,泉州人移居東南亞的人數日益增多

   (人口移動特點、明.初、中期、明.晚期)。

十一.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為民間謀生的一種習慣(遷居臺灣、移居海外)。

 

一.史前,泉州即有古人類活動。

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袁寶印,2002年05月在晉江深滬海邊金嶼村發現13塊古人類生產石片後遺棄的石核——脈石英,其中部分已經過加工,呈刮削器形狀的片石。脈石英為石英的一種,質地較脆,邊沿鋒利,古人類就利用硬物敲碎脈石英,從中挑選碎片,略為加工,作為切割動物肌肉、野獸皮的工具。

2002年08月份,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黃慰文研究員,應邀到晉江深滬鎮,進行現場考察。他發現這些奇特“石塊”所處的地層保存完好,未受破壞;認為晉江深滬出土文物的地層,與廣西百色舊石器遺址時代相當,其地質年齡也應距今80萬年左右,但是由於晉江地處沿海,也許時代會偏年輕一些,從而確認地層的年代約為80萬-50萬年前,從而把原來認為的“距今一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在今泉州土地上就有人類聚居生息”的考古發現向前大大推進。

黃慰文指出:“這是第一次在我國東部海岸的海邊地層裏發現舊石器,是早期人類活動留下的證據,這表明當時人類活動範圍已拓展到海邊。這對我們開拓古人類研究思路很有幫助,我們應該把視野從內陸,從河谷地帶,從山洞逐漸轉向海岸。”

2002年12月09日,由袁寶印、黃慰文、施建生組成的小組對深滬鎮海岸開展進一步調查,在圍頭至石圳一帶,又陸續發現了六處地層中埋藏有人工石製品的地點,採集標本36塊。

2003年01月29日在北京舉行的評審會上,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在晉江發現的這批石製品是經過人工加工的石製品,據此可以推斷晉江海岸地帶是古人類活動比較頻繁的場所,而且極有可能是東南沿海舊石器遺址。

2003年03月13日,他在該地考察時又從紅土層中找到了第14塊古人類生產石片後遺棄的石核——脈石英。該塊脈石英呈不規則多邊形,直徑15cm,重達10多公斤。

距今3-1萬多年前,是地球冰川時期。當時臺灣與亞洲大陸直接相連,古人類活動不受臺灣海峽限制。泉州市考古工作者劉志成從1998年開始,在豐澤區東海鎮石壁村洛陽江西岸、南安豐州廟下村、石獅石湖塔南面山坡上等沿海地區的紅土層,陸續發現了100多件距今1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晚期的燧石質刮削器。此發現,將泉州的人類開發史大約向前推進6000年。袁寶印研究員指出,這些一萬多年前舊石器,與2002年在晉江深滬灣出土的80-50萬年前的舊石器,發現地點都在泉州沿海村莊的紅土層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延續關係,都對研究舊石器時代東南沿海古人類活動有很大幫助。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叢書.泉州》載,泉州開拓較早,新石器時期,泉州先民(閩越族)已使用石器工具,掌握了種植水稻、紡織、陶器製作等技術。南安豐州鎮的獅子山和葵山上,曾發現有他們生產的工具和生活的屋基。

 

二.春秋至秦漢,泉州生活著百越民族。

《周禮.夏官職方氏》雲:“周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七閩包括福建全境和浙江舊時溫州、台州兩府。

春秋末期至戰國初期,今福建全省包括泉州均屬越國地,其土著居民統稱百越族。

戰國時期,越族入泉。《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周赧王九年(西元前 306年)前後,越與楚作戰,越王戰敗被殺,國亡于楚。今泉州屬楚地。“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大約就在這個時期,越王族航海入閩,並與閩族土著發生融合,形成百越中的獨立一支——閩越族。

閩越族善於駕舟和水上船行,歷史上以舟楫文化發達聞名,所謂“以舟為車,以楫為馬,”“水行而山處,”過著漁獵農耕的生活。《漢書.嚴助傳》曰:“(閩)越方外之地,斷發文身之民也,以處溪穀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鬥,便於用舟。”

閩越人生活居住以船為家,這種房屋可稱之為船屋。《太平寰宇記.泉州風俗》有載:“泉郎,即此州之夷戶,亦日遊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種類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結廬海畔,隨時隨徙,船式頭尾尖高,當中平闊,衝破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烏船。”

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後,設置閩中郡,泉州為閩中郡地,中原漢人開始進入泉州。

秦始皇二十五年(西元前 222年),秦王朝派大將王翦統大軍“南平百越”。二十九年(西元前 226年),越叛,秦始皇派屠睢率50萬大軍進平嶺南。秦王朝為鞏固南越地盤,還派軍徙吏隨帶家眷奴婢遷往嶺南。秦徙中原漢人于百越,其中的一支在福建地區“與越雜處”,既鞏固了漢文化,又起了同化百越居民的作用。

秦開始的漢人遷入,在漢至三國得到延續,此時雖主要開闢福建北部地方,但也有一部分流入閩南。南安縣的前身東安縣即設置于三國.吳.永安三年( 260年),可知在此之前已有中原漢民陸續遷入。

漢‧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年),統治閩越的餘善反漢,漢武帝派朱買臣兵出四路入閩,滅了閩越,並採用秦代遷徙六國豪強的策略,把閩越官僚貴族及大批閩越人遷移于江淮一帶。漢武帝徙閩越民于江淮一事,為漢民入泉提供了空間,而漢武帝派兵入閩平閩越人叛亂,這本身又是漢代一次較集中的中原人移民來閩入泉的活動。

1984年01月,豐州九日山廟下村發現西晉初塚墓,墓磚有大(太)康五年( 284年)立字樣。太康中,今泉州城內建白雲觀(即玄妙觀,參見《泉州寺廟.玄妙觀》),九日山下建延福寺(參見《泉州寺廟.延福寺》)。這些都說明西晉‧太康(280—289年)時,中原漢人來泉比較多了。

泉州在秦漢時代及以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會成為中原士民的徙居地,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

首先,社會環境相對安定。從西漢設冶縣到東漢末年,歷時 300多年,泉州長期安靖,與外界少有戰事紛爭,沒有遭遇過中原那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黃巾之亂和隨後的軍閥混戰及三國紛爭的破壞。

其次,從地理環境看,泉州位於福建東南沿海,依山傍水,北有戴雲山橫貫東西,為北面屏障,南面為浩翰的大海,東為莆仙平原,西則丘陵起伏,中有晉江流域,造成近 400平方公里的泉州平原,為勞動生息的理想地盤。

第三,閩越土著勢力不斷被削弱,中央政府大規模的遷徙政策,加上通過設置行政機構強化控制,使泉州一帶的閩越土著遭到沉重打擊,數量大大減少,已無法形成強大的力量,對南來的中州士民構不成嚴重的威脅。

這些因素的資互作用,不僅使秦漢時已入居泉州的漢人得到相對獨立的發展,而且也繼續吸引著中原和北方地區的漢人不斷地進入泉州。

中原人不斷南遷泉州的過程,也是泉州土著文明逐漸衰亡,中原文明在泉州逐漸擴展的過程。在泉州土著被消滅,被遷徙和流竄山間的同時,由中原地區不斷遷徙定居於泉州的外來居民,自然而然地成為泉州的新主人。

 

三.中原漢民批量地遷入泉州平原,大致始于晉室南渡。

西晉末年,泉州仍較為安定,而北方中原卻爆發了大動亂。

晉‧惠帝永平元年( 291年)至永興三年( 306年),發生前後混戰16年的“八王之亂”。這次動亂招致永嘉時期(307—313年)的民族鬥爭。匈奴和羯族首領劉曜、石勒率部南侵,屠殺漢人,晉朝官民大量南逃,史稱“永嘉之亂”。

《晉書.王導傳》雲:“洛陽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為逃避戰禍,中原一部分士族、大地主攜眷南逃,隨同的有他們的宗族、部曲(私人武裝)、賓客等,同鄉裏的大批勞動人民也往往隨大戶南逃。南渡人口大多按宗族、鄉里僑置聚居於同一州縣。

安定的福建,是南遷漢人的主要地區之一,由此發生第一次大規模漢人入閩事件。

陳雲程《閩中摭聞》載:“晉.永嘉(307—312年)時,中州板蕩,衣冠入閩者八族:林、陳、黃、鄭、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無複北向,故六朝間仕宦名績,鮮有聞者。”

乾隆《福州通志.卷75.外紀》引路振《九國志》亦雲:“永嘉二年( 308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黃、陳、鄭、詹、邱、何、胡是也。”

南遷漢人的其中一部分,進入泉州。《泉州府志》雲:“晉江在縣南一裏許,以晉南渡時,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這個時期,北方漢民入遷之初,主要分佈在晉江下游的南安、晉江縣一帶。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屢屢發現南安及晉江流域的東晉墓葬,可以想像魏晉南北朝之時,晉江流域的漢人聚居點已初具規模。

泉州民間的不少族譜,記載著其家族祖先就是在這個時期從中原南渡入泉的。

黃姓:明.黃鳳翥《金墩黃氏族譜序》言:“晉永嘉中,中州板蕩,衣冠入閩,而我黃遷自光州之固始,居於侯官(今福州)”。《參山二房黃氏族譜》載:今安溪參內鄉黃氏入閩始祖為黃元方,晉代入閩為晉安太守,其後裔由侯官(今福州)入泉州在紫雲寺一帶發展,又稱“紫雲衍派”,其四支在“四安”(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發展,稱“四安黃”。泉州《紫雲黃氏族譜.序》載:黃元方的後裔至唐初有黃岸、黃崖兄弟,分傳二支,黃岸居莆田,黃崖遷泉州。崖子黃守恭于唐·垂拱二年(686年)放棄自宅捐建泉州名刹開元寺,寺成,據傳常常見紫雲蓋頂的靈異,後代便以“紫雲”作為該族的堂號。守恭生子四,長黃經分居南安,次黃綸分居惠安,三黃綱分居安溪,四黃紀分居同安(參見《泉州人名錄.黃守恭》)。可互相印證。

鄭姓:唐.歐陽詹為晉江縣鄭氏季實撰寫墓誌銘時雲:“公諱晚,字季實,其先宅滎陽。永嘉之遷,遠祖自江上更徙於閩,今為清源晉江人”(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卷一四.歐陽詹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今永春仙夾鄉夾滌村鄭氏,為鄭樵之後裔,並以鄭樵之號“夾漈”而為地名。為晉.永嘉之亂時由河南滎陽入閩的中原八大姓之一,初居侯官(今福州),後又分居莆田、泉州等地(《三修永春夾滌村鄭氏族譜》)。

楊姓:泉州《楊氏族譜》稱“其先弘農人,永嘉過江,遷於閩越。祖某漳州長史,父某泉州南安縣丞”(轉引自《臺灣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梁姓:《梁氏族譜》稱其祖先于“晉室亂離,梁芳以族隨晉渡江,大衍於錢塘、合浦間,孫遐仕安帝,恒玄篡,逃閩。……因家南安”(轉引自《臺灣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陳姓:今南安碼頭鎮新湯、康安兩村陳氏,系永嘉元年( 307年)由固始入閩,始祖為陳潤。其後裔陳振元于明初由漳州而戀湯泉石鼓之勝,遂寓居於湯濱。(《湯濱鄉康松陳譜》)

南朝‧梁.武帝太清元年( 547年)之後的“候景之亂”,三吳淪為戰場,長江中下游一帶兵禍連結,建康、江陵、廣陵等繁華的城市都變成荒涼之地,大批難民又從長江中下游輾轉入閩。因此後來才有天嘉六年( 566年)之詔。《陳書.世祖本記》載:“天嘉六年三月乙未詔:候景以來,遭亂移至建安、晉安、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實際上,相當部分人卻留了下來,生息繁衍。

 

四.隋唐時期,中原漢民遷入,閩南地區的數量不斷增多。

唐初.高宗總章二年( 699年),在閩、粵之交的區域發生“獠蠻嘯聚”,時任玉州衛左郎將的光州固始人陳政受朝廷之命,以嶺南行軍總管的身份,率府兵3600人、副將 123人入閩平叛。陳政所部一度曾陷入困境,陳政二兄陳敏、陳敷率58姓軍校前來增援。在征戰途中,陳敏、陳敷病死,陳政之子陳元光率軍南下與父會合。陳政病逝後,陳元光代父職任嶺南行軍總管,平叛後並任新設的漳州刺史,他與大部軍校落籍閩南,建設和開發漳江與九龍江流域,被譽為“開漳聖王”。(參見《泉州人名錄.陳政、陳元光》)

陳政、陳元光父子率58姓軍校入閩,是中原漢人南遷的第二次移民高潮。一些閩南著名的姓氏,大多是在這時入遷的。

陳姓:“太始祖諱政公,原系汝寧府光州固始縣籍也,股肱唐室,固建弘猷,固賜姓曰唐將軍,是朝總章二年( 669年)奉敕駐閩,迨厥子元光、珦公,累襲祖職,複進駐於漳城,其豐功偉烈,卓越今古,嘖嘖載人口碑焉。”(《浯陽陳氏族譜.序》)

許姓:《漳州府志》有閩台許氏奉為始祖的許天正傳記:“許天正,河南光州固始人,陳元光首將也,從元光入閩,元光有所申請,必討論而後行。”許天正的後裔不少是客家人,並散居於閩、粵、台各省。如許士彬《高陽許氏族譜考》雲:“天正……統領嶺南泉軍、平泉湖等州……(其)子孫散處於漳、泉、福、興、永、德、延、邵、汀者,不可勝記。而廣、潮、蘇、浙、京師、海外,遠近名省,亦多有焉。”

餘姓:“陳元光開漳,已有固始餘氏,隨之入閩”(《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據《漳州府志》)。

戴姓:“唐初有陳元光將佐戴君胄父子,隨之入閩開漳,似為戴姓入閩之始”(《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據《漳州府志》)。

潘姓:今永春達埔、蓬萊一帶的潘氏,其先祖于唐初隨陳元光由河南光州入閩,定居於漳州,元時潘銀湖由漳州遷居永春,為入永始祖(《桃源潘氏族譜》)。

鄭姓:“唐.垂拱間(685—688年),陳將軍趨閩,鄭姓遂星布閩、粵。”(《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馬巷《鄭氏族譜序》)。

施姓:“唐之中葉,始由河南光州遷徙入閩,有秘書郎承公者,宅居於泉州錢江鄉……嗣是而子姓蕃衍,支分派別”(楊緒賢:《臺灣區姓氏堂參考.施姓》)。

張姓:除了唐初隨陳元光入閩的將領張伯紀外,泉州的鑒湖張氏,在唐代後期已經成為這一帶的大族了。據《資治通鑒》等書的記載,唐末王潮率部入閩時,泉州鑒湖張氏張延魯曾帶領地方耆老前往迎接,“泉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五六》)。如今泉州一帶的張姓,大多為張延魯的後裔。

其他如泉州的李姓、吳姓、章姓、曾姓、傅姓、唐姓、莊姓、呂姓、歐姓、潘姓、董姓等,據族譜的記載,也都是在唐代時陸續遷入晉江流域的。

 

五.唐末五代,也是北方漢民入遷泉州的一個關鍵時期。

唐末五代發生第三次大規模的北方漢人遷閩。唐末,北方地區再度出現戰亂,人口遷移的幅度極大,一些人為了逃避強權混戰引起的動亂,紛紛遷移福建;而另一些在北方地區的邊緣性勢力,也來到福建開闢他們的生存空間。

張姓:泉州張阪張氏的“始祖張天覺,河南光州人,唐.僖宗乾符五年( 878年),以參謀削王仙芝之亂,授南劍刺史。及朱溫纂唐,便棄官避亂入閩。”(《張氏族譜》)

林姓:“先世固始人,祖有林一郎者仕客,于(唐)光啟乙已( 885年)遷福建永春桃源大杉林保。”(《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臺北縣虎丘林氏族譜》)

在此期間,引來北方移民高潮的是五代十國時期的閩國(909—945年)。

唐朝末年,中原地區河南光州固始縣的王潮、王審邽、王審知兄弟乘唐末大亂,率兵5000人自光、壽兩州南下,浩浩蕩蕩,轉戰安徽、浙江、江西、廣東、福建,于唐.光啟元年( 885年)從汀州進入閩南,受到泉州百姓的歡迎,次年八月,王氏取得泉州,隨後佔領福州,閩中各地紛紛降服。唐.昭宗李曄只得于文德元年( 888年)任命王潮為泉州刺史,隨後又任命他為福建觀察使,盡有閩中五州之地。王潮死後,其弟審知繼位。西元 907年唐亡,王審知被後樑.太祖封為閩王。審知死後,其子延鈞正式稱帝,改國號為閩。(參見《泉州人名錄.王潮、王審知、王審邽》)

王潮離開泉州後,其弟王審邽于乾甯元年( 894年)繼任泉州刺史,曆12年。天祐元年( 905年),子王延彬再繼,在職26年(參見《泉州人名錄.王延彬》)。

王氏兄弟帶領大批中原士民入泉,創建閩國時,泉州地區的地方社會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的高度。且王氏兄弟父子相繼主政泉州前後達40多年,當中原動亂戰火蔓延,僻遠的泉州獨能偏安,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加之王氏折節下士,熱情延攬,設招賢院,對士大夫南來者禮遇有加,泉州成了落難士子和文人的最好避難所。大量中原士族大姓紛紛湧入泉州,有名者計十一姓,使泉州出現一個望族聚居的局面,一時人才濟濟,為八閩之冠,對泉州地區的開發、社會經濟發展和家庭文化形成,發生了巨大影響。

王姓:《晉江鳳頭王氏族譜》(乾隆始修本)載:今晉江城東鎮鳳嶼村王氏以唐末王審知為入閩始祖,明.洪武十年(1377年),第二十二世王賓和始遷居鳳裏。《金甌王氏五柱敦項公派家譜》載:今晉江東石鎮金甌(山前)王氏,出於五代泉州刺史王延彬之後,推武肅王王審知為入閩始祖。《嶢陽開閩王氏族譜》載:今安溪西坪鎮西部的嶢陽,為當地大姓,其先祖上溯唐末入閩的王潮、王審知。入居安溪的始祖王佛生,原居福建府長樂縣,為防倭事於明.永樂元年(1403年)與弟王興祖遷居安溪崇信裏屯種,“四傳”後王毅庵遷居嶢陽。《臺灣通志.氏族篇》收錄的臺北縣板橋鎮《王氏族譜》雲:“三十四世曄為光州定城令,因家於固始。嘩曾孫曰恁,三子曰審潮、審邽、審知,兄弟有檢,王緒辟為軍正,以副前鋒提兵人汀、漳,遂有閩、泉之地,而審邽之曾孫早曄,又分居泉之西南隅船方巷。”

張姓:“世居光州固始,唐未有張延喬等兄弟三人,隨王潮入閩,居泉州之惠安、安溪等地,支派甚盛。”(《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臺北縣《張氏族譜》)

莊姓:臺灣《青陽莊氏族譜》載:“唐.光啟間,始祖森公,王潮之甥也,偕入閩,擇居於永春桃園裏美政鄉,地名蓬萊。”《桃源莊氏族譜》亦載:今惠安縣山腰莊氏,其始祖莊森自光州固始入閩,居永春縣桃源裏蓬萊山,其後裔遍佈晉江、惠安、同安、莆田、安溪等地。

 陳姓:“尋經安祿山之變,中原板蕩,留居河南之陳姓,隨王潮入閩者,為數似亦不少。”(《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黃姓:今晉江東石鎮黃氏,與湖頭(玉湖)、永坑合稱為“東石三鄉黃”,共奉黃龍為基祖。據載,黃龍祖父黃岸先人系于唐末由光州固始避亂居閩(《東石各氏族譜》)

李姓:“先光州固始人,唐末隨王潮入閩”(《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臺北縣李氏族譜》)。“其先居住河南光州固始,五季隨王潮入閩”(兌山李氏)。今晉江金井鎮石圳(圳山)李氏先祖李晦翁,初居碭山,後因中原變故,而僑居光州固始,唐末偕子李樂泉避兵福建,其後裔于元末從福州徙泉州,擇圳山而卜居(《晉邑圳山李氏族譜》)。今南安梅山鎮芙蓉李氏,先祖為光州固始人,于五代從王潮入閩,其子孫因家于武榮(南安)芙蓉鄉(《芙蓉李氏族譜》)。今南安金淘鎮李氏遠祖系固始人,隨王潮入閩,其後裔肇居梅山芙蓉,傳至李仰宗時遷居嶺兜(《嶺兜李氏族譜》)。

鄭姓:今永春城關東門桃東村鄭氏,俗稱“東門鄭”,出自河南滎陽,入閩始祖鄭可遠因中原戰亂,于唐末隨王潮入閩,統戍桃林場(今永春縣),後肇居薑蓮龜山坪上,傳至四世鄭懋為宋.真宗潮陽軍都巡檢使,告老後卜居今縣城東門一帶,因地在大鵬山之陽,又取原祖居“坪上”之諧音,故稱鵬翔鄭氏(《永春鵬翔鄭氏族譜》)。

許姓:“始祖許受仕唐,隨王潮入閩,鎮漳州之詔安,改而入泉,喬居晉江十七八都間石龜,後枝派分棲”,稱為“石龜許氏”(《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今安溪湖頭鎮郭埔(虞都)許氏先祖許侍禦為光州固始人,唐末奉旨入閩,鎮守漳州詔安,後又遷晉江石龜村。傳至許景玉,遷至南安詩山鎮錢塘,景玉次子許振奴移居虞都(《湖頭虞都許氏家譜》)。

曾姓:曾姓為曾參的後代,素有“天下一曾無二曾”的說法。“唐.僖宗光啟間,王潮由光州固始入閩,中原士民避難者皆徙以從,曾姓亦隨遷於漳、泉、福、興之間。晉江之曾,始祖延世,為光州刺史也”(《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晉江《曾氏族譜》錄《清源曾氏族譜.序》)。今德化潯中鎮曾姓,以“武城”為郡望,唐末從王潮入閩(《武城曾氏重修族譜》)。“唐.僖宗光啟間,王潮由光州固始趨閩、漳之間,子孫因居焉”(《武城曾氏宗譜》收錄韓琦《清源曾氏宗譜.序》)。

周姓:今永春桃城鎮桃溪村周氏,先祖唐末隨王潮、王審知由河南光州入閩,始居莆田。九世孫遜由莆田遷永春蓋福,明初由蓋福遷前溪之象山(《桃源前溪周氏族譜》)。今德化(銘山)赤水鎮銘愛村周氏先祖周梅林,于唐.中和三年( 883年)自固始從王潮入閩,居於仙溪(仙遊)之東鄉,後遷居延平郡之周田(今大田)。南宋時,周少九由大田移居赤水埔之銘山(《銘山周氏族譜》)。

蘇姓:今德化縣春美鄉、大銘鄉等地分佈的蘇氏,先祖蘇益以都統職隨王潮入閩,宋初蘇奉禮肇居於德化石城(《雙翰蘇氏族譜》)。“許國公三子六世孫益,為隰州刺史,隨王潮入閩,居泉州同安”(《仙源蘇氏源流考》)。“晚生益,唐衰民亂……隨王潮入閩”(《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蘇氏族譜.蘇益自序》)。“至威為隋朝納言尚書,因數諫煬帝不從,被貶為光州刺史,後即旋回河南固始縣林德鄉,生五子……續傳數世,凡三百餘年。至唐末世亂,益公以嫡子孫繼承武職,同王潮入閩”(基隆市《蘇周連氏同宗起源略錄》)。蘇廿七郎,先祖蘇益,世居固始縣三百年,于唐末隨王潮、王審知入閩,後居泉州府同安縣葫蘆山下。為規避賦役,蘇廿七郎逃避到泉州府安溪卓源鄉新康裏溪東宅竹園腳,改為周姓,遂有“武功周”(黃師樵《周氏世系及周百萬傳記》)。

尤姓、沈姓:今永春達埔鎮蓬萊村尤氏,源出自沈氏。沈思禮為河南光州固始人,隨王審知入閩,升為駙馬都尉,因避王審知之“審”、“沈”之諱,改姓尤,定居于武榮(南安)金田,宋初由武榮入永春,明初尤瓊由永春的逢壺魁源而居達埔蓬萊(《蓬萊尤氏族譜》)。

顏姓:陳元光入閩之後,已有顏氏從之入閩(《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據《漳州府志》)。今永春達埔鎮中村的“蓬萊顏氏”,先祖顏洎于唐時由固始入閩,居德化顧傑泗濱,又徙居今永春達埔(《顏氏續修族譜》)。今永春東平鎮東村一帶顏氏,其先祖顏芳,號教先,由河南入閩,居德化泗濱,傳至顏潾,遷居永春清白裏(《桃源東山顏氏族譜》)。

蔡姓、辛姓:“(蔡姓)本周.姬姓之後……唐時移遷河南光州固始縣……唐末避黃巢之亂,遷于福建閩南”(《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今晉江青陽鎮普照村蔡氏,為蔡襄(參見《泉州人名錄.蔡襄》)之後,其先世于唐末由河南入閩,初居興化莆田,宋末居晉江青陽冷井水,後又居普照(《蔡氏族譜》)。劉大治《濟陽淵源》考略在談及柯、蔡、辛聯宗事,也提到柯、蔡先祖自固始入閩,初居福州下大蹈風陳張鄞鄉。其兄弟三人:長兄姓辛,號青陽堂,住惠安、漳州等地;次為柯姓,號瑞鵲堂,住晉江、永春等地;三為蔡姓,號濟陽堂,分枝莆田、漳、泉等地。

廖姓:“唐.昭宗時,官國子祭酒,朱全中篡唐,避亂入泉,隱于小溪場(安溪),後嗣蕃衍,居閩南者甚眾”《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高姓:“唐.僖宗中和元年,其入閩始祖鋼,避黃巢之亂,挈眷由淮南西路光州固始入閩,占籍于福州懷安縣風岡……其後遂遷安平(晉江安海),子孫蕃衍,瓜分散處,或居晉江永樂,或遷南安埕邊,或贅同安高浦”《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孫姓:“本省孫姓,未修譜牌。相傳,其先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末五季之亂,南遷入閩,居泉州東門,後遷銀邑(同安)之嘉禾。”(《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傅姓:“王審知為泉州刺史,中原戰亂,鄉人多來依之,如楊承休、鄭璘、韓偓、傅懿……等,賴以免禍。”(《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固始縣誌》)

侯姓:南安侯氏始祖侯阼昌,為王潮、王審知的部將,後被委任為節度判官,而卜居泉州。(《侯安侯氏族譜》)

劉姓:今晉江英林鎮的塘濱劉氏,為彭城派,先祖劉存及侄劉昌,于唐末自光州率部入閩,開基福州鳳崗一帶,後又分居長樂、福清,其裔孫于宋末元初由福清徙居晉江塔頭,歷經十世後又分居塘濱(《塘濱劉氏九耀公派斯譜》)。今南安羅溪(古稱蘆溪)劉氏先祖為唐.尚書劉文靜,于唐末入閩,徙居武榮(南安),其後裔劉恒于宋代為侯林鄉開基祖,傳至侯(劉)二郎為蘆川派之祖(《泉南蘆川劉氏族譜》)。今南安碼頭鎮劉林劉氏之祖亦為唐代尚書劉文靜,遭讒而子孫逃入光州固始,後易姓為侯,于唐末入閩,後再徙居武榮(南安),宋代劉恒開基劉林,為劉林侯姓之祖,至民國方易侯為劉氏(《劉林劉氏族譜》)。《宋太學生致政劉公妣太孺人合葬壙志》載:其先祖劉顯齋為河南汝寧光州固始人,後樑時為威武軍節度使,後受劉隱器重,遊宦至閩(《劉氏大宗世譜》載:唐.天佑、(後樑)開平間(904—910年)……避地入閩,居建安,又居莆陽),分二子劉崇安、劉建安居閩,劉建安之後為劉極(《劉氏大宗世譜》載:劉極生於宋.崇寧二年),劉極子為劉錆,其後遷居泉州。

吳姓:今石獅寶蓋鎮坑東村吳氏,先祖由光州固始入閩後,蔔居於興化平海衛。宋元時,吳十七遷居坑東村(《古東吳氏通族譜》)。今南安詩山古宅嶺兜吳氏先祖,唐.僖宗時隨王審知由光州固始入閩,宋代吳定居今泉州鯉城浮橋鎮一帶(古武榮黃龍江),稱“黃龍吳氏”。明初吳大冶遷居南安古宅,遂稱“古宅吳氏”(《詩山古宅吳氏族譜》)。吳氏“世居渤海,散處中州,其後隨王潮入閩,由閩而人於粵之潮、嘉等處”(《崇正同人系譜.卷2》)。“其祖有吳祭者,固始縣青雲鄉鐵井兜人,唐.僖宗中和四年,兄弟一行二十余人,住福州侯官縣,王審知據八閩之地,仍避地福、泉之間,遂為閩人”(《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本省《吳氏族譜.祭公家傳》)。

謝姓:今永春坑仔口鎮魁鬥謝氏先祖,唐末隨王潮入閩,始居莆仙,其後謝十五遷安溪,南宋時居永春,由留安居魁鬥(《魁鬥謝氏族譜》)。“祖為光州固始人,從王審知入閩,始遷泉州之安溪縣永安東皋居焉”(《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清溪永安謝氏族譜》)。

施姓:今石獅永寧鎮前埔村施氏之祖施柄,由河南光州固始播遷福清高樓,其後施菊逸遷居晉江南潯(今衙口村),清初分居各處(《潯海承德堂施氏家譜》)。今晉江龍湖鎮石廈村施氏,俗稱“前港施”,始祖施典于唐末避亂入閩,屢經周折後擇吉錢江而居,故以“錢江”為堂號,數世傳至施寬惠開基石廈(《錢江長房派石廈厝後分施氏家譜》)。今南安施氏,其先祖在唐末自光州固始入閩,先居潯海(今晉江龍湖衙口),後遷居永南(《永南施氏宗譜》)。

餘姓:今南安詩山鎮前山村餘氏,其先祖余黃敦本居光州固始,唐末五代時遷居南安新安,後擇武榮(南安)之北而家焉,其地號稱餘山,元時其後裔居詩山(《詩山前山餘氏族譜》)。

呂姓:今永春蓬壺鎮傑山呂氏,先祖于唐末隨王潮入閩,先後遷居泉州、南安、永春等地(《傑山呂氏族譜》)。臺灣的呂譜中也證明閩台呂氏始祖為呂占,唐.肅宗宰相呂堙之後,世居光州固始,唐末徙居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相公巷,後改居曾埭之草垵。

龔姓:今石獅永甯鎮沙堤村龔氏因王潮自固始入閩,遂卜居於龔山(《沙堤蓬萊龔氏家譜》)。今石獅永寧鎮西偏村龔氏始祖龔十三,自光州固始首居晉江之龔山,以後分居沙堤、南塘、西偏等村(《西偏西房龔氏家乘》)。

柯姓:今安溪蓬萊鎮蓬溪村柯氏先祖,唐末由光州固始入閩,世居泉州元妙觀西水溝巷,元代時柯萬山移居蚯城,尊其父柯守順為始祖(《蚯城柯氏族譜》)。今晉江英林鎮埭邊村柯氏先祖柯延,于唐末由河南光州固始縣從王審知入閩而居南塘,以後又移居柯倉、鼇岱等地(《鼇岱柯氏族譜》)。

彭姓:今泉州市洛江區虹山鄉彭氏,又稱“山頂彭”,先祖于唐.僖宗廣明元年( 880年)由河南光州固始縣遷閩之泉州,複遷城西之南安,宋初移居虹山,虹山開基祖為彭棖(《虹山彭氏族譜》)。

宋姓:今永春五裏街宋氏,為唐.右宰相宋璟的後裔。宋璟之孫宋易,宋易之孫宋駢為福建觀察判官,宋易隨其孫自河南光州固始入閩,居莆田,為入閩始祖。元時宋瑄由莆田遷永春(《儒林宋氏族譜》)。

康姓:今永春玉鬥鎮桃源鳳山康氏,其先祖于唐末由河南光州固始人閩,先定居興化,後遷安溪感德里。明中期康孟聰遷居永春,為入永始祖(《桃源鳳山康氏族譜》)。

塗姓:今德化縣蓋德鄉上坑村塗氏,先祖塗建昌隨王審知入閩,其一支僑居於潯西上流。開基相卿祖為塗榮禮,明.洪武時正式入住(《相卿塗氏族譜》)。

賴姓:今德化縣上湧鄉賴氏之始祖賴開國,光州固始人,唐.僖宗中和三年( 882年)隨王審知入閩,拜為福州節度使轉琅琊王、居侯官(今福州)孝悌鄉感化裏。宋末賴十一入居德化縣下湧錢塘,其地名為“賴厝國”,其長子賴五一得侯卿之地,遂為侯卿之祖(《侯卿賴氏族譜》)。

董姓:今石獅市永甯鎮沙堤村董氏始祖董思安,于唐末隨王潮兄弟入閩,籍晉江。至十四世董倚鹿徙居沙堤,遂成大族(《開閩董氏沙堤分派宗譜》)。

洪姓:據今晉江縣英林鎮所見八部洪氏族譜看,英林洪開始祖洪朝奉,河南光州固始人,于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先後在晉江的洪厝、厝跡、英林等地發展,遂成晉江望族。

戴姓:今南安碼頭鎮大庭村一帶,地處高蓋山麓,此山又稱詩山。戴氏始祖于唐.僖宗光啟元年( 885年)隨王審知入閩,擇詩山之錦阪(今大庭村)而居,遂有“詩山戴氏”(《詩山戴氏族譜》)。

泉州的地理位置比較重要,交通比較方便,故在唐代,入遷的漢民很快就進入了西北部山區,如永春、安溪等縣,雖然山多林深,但因有晉江上游的兩大支流貫穿其中,故有不少漢民姓氏從北方遷來之後,深入這裏以求發展,如現今在閩南以及臺灣很有影響的大姓顏、莊等,便是從北方遷入永春,再從永春分源于閩南各地。而現今閩南的謝、廖、張諸姓,有一部分則是從安溪繁盛而流布于閩南各地的。

經過唐、五代時期北方漢民的不斷入遷泉州,除了惠安縣的行政建縣較遲之外(惠安縣于北宋.太平興國四年, 981年建縣),其餘各縣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晉江,均在宋以前皆已設立了行政縣制。行政縣制的設立,是與當地的戶口增長緊密相關的,由此可見在唐、五代之時,泉州各屬已經遍佈了漢民的聚居點。

 

六.宋代,泉州民系的發展相當繁盛。

到了宋代,隨著社會的穩定與農業生產的發展,泉州的地位迅速提高,由晚開發的邊疆地區一舉躍進天下的望郡行列。

北宋.天聖十年(1032年)中央政府頒佈天下七府二十一州的望郡:京兆、大名、真定、鳳翔、漢中、江寧、江陵七府;兗、鄆、青、陳、許、亳、襄、鄧、孟、潞、延、秦、陝、潭、杭、越、蘇、揚、洪、泉、福二十一州,“知州府,並與三司判官、轉運使、副使一等差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這就是說,這時的泉州、福州,其地位與大名(宋代稱為北京)、江甯(今南京)、蘇、杭等相等。

安姓:《安平志.卷7.名宦政績名臣傳》載:安連濟,其祖安金藏。安連濟入宋為禦幹,北宋.開寶(968—975年)中徙居安海,繁衍後代。安金藏《新唐書》有傳,但其先世族屬史乘失載。1981年04月,在河南洛陽龍門發掘安金藏之父安菩(字薩)夫婦墓,出土《唐故陸胡州大首領安君墓誌》等物。從墓誌銘得知安菩“其先安國大首領。破匈奴,衙賬百姓歸中國”;唐.貞觀二十年( 646年),薛延陀內亂,安菩“時逢北狄南下,奉敕遄征,一以當千,獨掃蜂飛之眾。領衙賬部落,獻馘西京”,説明唐朝平定內亂。安金藏唐.景雲中(710—711年)任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後授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同族”(《隋書.西域傳》),在今烏茲別克共和國之布布哈拉, 678年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後置安息州。可知安海安姓為安息國人後裔。

王姓:今晉江金井鎮西坡王氏,始祖王一齊兄弟在宋.治平年間(1064—1067年)自光州固始南來,暫寓福海庵。(《晉邑金安王氏二房三派西考分族派譜》)

陳姓:今石獅永寧村(鼇城)開基祖陳成庵源出河南光州固始縣潁川派下。陳成庵為宋代禮部侍郎,受命鎮守永甯衛,遂攜眷在此定居,已達二十餘世(《鼇城陳氏大宗族譜》)。今晉江金井鎮溜江,俗稱溜澳,其陳氏始祖上溯河南光州固始,其名諱莫能稽考。宋初金紫光祿大夫陳仲夏,為政失落,為興化軍(今莆田)州事。元時陳愷自莆田遷晉江,遂有溜江陳氏(《溜江陳氏族譜》)。今德化縣潯中鎮陳氏均來自河南固始,宋代有侍郎陳三郎居家晉江圍頭陳卿村,其後裔陳朴庵于元代晉江遷居同安,明.正統甲子(1440年)陳朴庵之孫陳質來、陳順德由同安衍居德化,自此陳氏在高陽、樂陶播遷發展(《高陽、樂陶陳氏族譜》)。今晉江東石鎮平坑村陳氏始祖陳九郎,光州固始人,為宋代宣教郎,元.至元年間(1217-1294年)遷居安溜門頭,門頭(文頭)陳氏後分居平坑,遂有平坑陳氏(《太平康陳氏公譜》)。

中州士民徙泉的最後一次高潮是在南宋。

北宋.靖康之難(1126年)後,建炎(1127—1130年)初,宋.高宗趙構從南京(今河南商丘)南逃至揚州,繼而至鎮江、杭州、越州、明州、定海,最後乘船逃入大海,差一點被金兵追上。後來回到臨安(杭州)建立南宋小朝廷,偏安東南。在高宗南逃的同時,一大批宗室臣僚亦跟著一路南逃。

長江以北往往成為戰場,而相鄰浙江的福建尤為顯得重要。自然環境優越的泉州一帶,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的發展尤為迅速,加上宋宗室貴族和中原地主官僚,以及不甘受異族壓迫的中原人民大批南移流入泉州,使泉州民系的發展相當繁盛。

因難舍泉州舶稅之膏腴,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先將宗室 349人遷徙泉州,管理皇族宗室事務的“南外宗正司”隨遷。“建炎置可之初,宗子僅 349人,其後日益蕃衍,至慶元(1195~1200年)中則在院1300餘人,外居者 440餘人,至於今日(紹定年間,1228~1233年),則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

南宋末.恭帝德裕二年(1276年),元軍陷臨安,俘帝及太后。益王在福州即位,是為端宗,改元景炎。又有一大批宗室臣僚及北方忠義保駕之士(史稱軍兵70萬、民兵30萬)湧入福州、泉州一帶。其中雖不少死于戰事,倖存者則散處於閩、粵的泉州、潮州、惠州一帶。

 

七.宋、元,泉州海賈留居海外。

泉州人最顯著的人文特點是具有比較濃郁的海洋文化色彩,比較注重財富的追求,勇於冒險。自唐宋以來,泉州人以其面臨大海的自然優勢,甘冒風濤之險,向海洋發展,進行國際貿易。泉州以其優良的港灣,成為聞名世界的國際貿易港口,當時的記載稱“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輿地記勝.卷一三〇.風俗形勝》)。雖然政府對於沿海居民出海貿易有諸多限制和壓迫,“泉人賈海外者……海道回遠,竊還家者過半,歲抵罪者眾”。(《文獻通考.卷六二.職官考十六》)。但仍然阻擋不了泉州人追求財富的決心。

宋.莆田人劉克莊在《泉州南郭吟》中,把泉州一帶的這種社會現象和民眾心理說的最為明白:“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為原憲暮陶朱。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似聞近日雞林相,不博黃金不博詩”(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泉州南廓》)。

有充分證據說明,早在宋代,就已經有泉州人向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地遷徙。而元代征爪哇時,自泉州出航,作戰失敗,軍中病卒數百人均留在當地,成為華僑。當時,在東南亞從商的泉州人,有的也在“蕃國”成家立業,開店貿易。

近年,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oifang Franke)利用所搜集的東南亞古代漢文碑刻資料論述泉州海外交流的盛況。據他所述的資料,元時東南亞早有中國人的墓碑、廟碑、亭碑等碑刻,充分證明當時在東南亞留居的泉州人已經不少。[傅吾康(Woifang Franke):中文碑銘所反映的1254——1800年中國與東南亞的海外交往《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明朝以前泉州海外貿易的黃金時期,泉州人僑居海外有其時代的特點:

首先,這個時期僑居海外的泉州人,大多是臨時性的,而且除了特別的原因(如元兵因失敗、重病而無法回來)以外,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尋求發展。

其次,當時的朝廷並不禁止海外移民,也允許商人自由活動,所以他們從海外重返故里的可能性較大。

 

八.海絲之路的包容——蕃商“住唐”

蕃商“住唐”泉州城,為時甚早。中唐詩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詩:“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全唐詩.卷 208》)。“十”對“百”泛言其多,但必然包含已有一批第一代外僑長住泉州的歷史真實性。

唐.武德年間(618~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門徒三賢、四賢來泉州傳教,病逝葬於東郊靈山(參見《泉州古墓.聖墓》)。當時泉州應該僑居著不少的伊斯蘭教徒,這些就是泉州回族的起源。

宋代以降,刺桐港“航海皆異國之商”(鄭俠《西塘集.卷6.上泉守蔣大夫》),海外貿易趨發達,蕃商來華勢必日眾,“夷夏雜處”(鄭俠《西塘集.卷8.代謝僕射相公》)、“民夷雜居”(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吳潔知泉州》)、“蕃商雜處民間”(樓鑰《攻媿集.卷88.汪公(大猷)行狀》),不可避免。

歷史事實表明,至晚自兩宋之交時起,泉州城鎮南門左近即逐漸形成蕃商聚居街區,迨南宋季年,“諸蕃有黑白二種,皆居泉州號藩人巷”(祝穆《方輿勝覽.卷12.泉州事要》)。顯而易見,“蕃人巷”習慣語或專有名詞的廣為流傳,自是經過年深月久時間的沉澱而成。這片聚居街區隨著蕃商“住唐”人數的遞增,溢出鎮南門,向東迤邐於近郊的法石港。沿江上下,十裏繁華。

北宋.徽宗大觀、政和(1107-1117)年中,“土生蕃客”漸多,宋廷允許設立“番學”(蔡《鐵圍山叢談》),以便其入學就讀。

在“蕃人巷”內外,伊斯蘭教、婆羅門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等到廟宇林立,蕃商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旦病歿,則又可以其本國習尚舉行葬禮,建築墳墓。高宗紹興末年,蕃商又捐資在城外東郊興建公墓。

當然,“蕃人巷”在北宋.宣和(1119—1125年)年中即已擁有五十萬人口的泉州城內,只是一個小聚居區。從宏觀鳥瞰,依然是“夷夏雜處”,整個泉州城“廛肆雜四方之俗”,歲月流逝,互相融合的趨勢日益顯著。

回回蒲姓

泉州蒲姓之祖是蒲開宗。

蒲氏先世系阿拉伯(色目)穆斯林商人,因進行海上貿易,曾寓居占城(今越面中南部),家中富有,人稱“占城貴人”。宋代來華,移居廣州,任職蕃長,“總諸蕃互市”,“富甲一時”。

南宋中後期,泉州港日益繁盛,逐漸超逾廣州港。而蒲氏因“家資益落”,蒲開宗即舉家自廣州徙居泉州,定居臨近泉州後渚港的法石鄉雲麓村,繼續從事以運販大宗香料為主的海外貿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蒲開宗任安溪縣主簿;紹定六年(1233年),為鼓勵蒲氏的中外貿易活動,南宋政府賜蒲開宗“承節郎”官銜。

蒲開宗之子,即宋末“導元傾宋、叛宋仕元”、在當時炙手可熱的蒲壽庚(參見泉州人名錄.蒲壽庚)。

 

九.元末明初——泉州多民族的形成

回族

元代中國一個新的民族成份——回族,以部分來自不同國家、地區或部落的蕃商為主體,基本上了有雛型。

宋、元時,回族先民一部分由“海上絲綢之路”,從阿拉伯、波斯等地經印度洋,過麻六甲海峽到泉州;別一部分由金吉帶領西域軍隊,經邵武入福州、泉州等地。

晉江陳埭丁氏回族始祖賽典赤.贍思丁(參見《泉州人名錄.賽典赤.贍思丁》),又名埃米爾.昔格山。賽典赤.贍思丁原是阿拉伯人,于元.至元年間(1264~1294年)在朝居官。元末戰亂,賽典赤.瞻思丁由蘇州來泉經商,初定居泉州文山裏,易朝時留一丁字為姓,漢名丁節齋。至三世丁碩德,徙居晉江市陳埭。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黃鳳翔撰《重建陳埭丁氏宗祠碑記》雲:“丁氏之先,自洛入閩,曰節齋公者,居郡城文山裏。三傳至碩德公,徙居陳江……”(參見《泉州祠堂.陳埭丁氏宗祠》)。岸兜是丁氏遷居陳埭的肇基之地,目前丁氏回族集中分佈于晉江陳埭鎮的江頭、岸兜、溪邊、四境、花廳口、坪頭、西阪七個行政村,有回民一萬七千人,至今仍保留回族習俗。其他分支除散佈南安官橋、惠安城關、崇武、晉江東石、安海外,還遍佈海內外。

泉州回族郭氏的始祖是郭德廣、郭德昭兄弟。郭氏先人,乃由來華經商的阿拉伯穆斯林,定居于杭州富陽郭家村。至混血後裔的伊本·庫斯·德廣貢,因罹於元朝“反色目”的排外風波,遂附胄于汾陽郭氏望族,改名郭德廣。郭德廣于“元季宣差微祿,奉命督糈來泉供應,於是時干戈擾攘,弗克還朝,即納室于泉,卜居行春門外,後改遷法石,依例占籍”(《百崎郭氏族譜序》)。

明.洪武九年(1376年),郭德廣的次孫郭仲遠(參見《泉州人名錄.郭仲遠》)攜妻兒由法石遷徙惠安,“擇于惠邑海濱百崎山下築室居焉”(《百崎郭氏族譜序》),成為百崎郭氏開基祖。 600多年來,百崎郭氏現有 13000多人,遍佈于白奇、裏春、田吟、斗門頭、後塘、後海、加坑、山兜、埭上、大山、嶴厝、下埭、克圃等十三自然村,素稱“九鄉郭”。尚有二萬多百崎回民裔胄,遍佈海內外(參見《泉州祠堂.百崎回族郭氏家廟》)。惠安郭姓回民還分佈在黃塘、塗寨下郭、東園長申厝、山腰龍山、後龍郭厝及其他散居戶,有 16000人。

郭德昭則分派於府城東街新府口、公界巷、菜巷、忠義巷、西街頭附近,以及城東杏宅、大坪等處,現有3500人。明代遷往南安蓬島、山城的,也繁衍至8000多人。明.萬曆及以後由蓬島外遷浙江、海外等地的,也發展至數萬人。

泉州回族金氏的始祖是金吉。金吉祖系入元的西域親軍,居上都。元末,金吉被派為泉州守將,鎮守西門,配合陳弦、龔名安平息那兀納之亂(參見《亦思巴奚兵變》)。《金氏族譜》載其死後埋葬“悉依夷風”。金吉長子金阿哩,也“敦尚回教”並捐資修繕清淨寺。現金吉後裔只有數十人,散居鯉城大寺後、五堡、小菜巷及惠安東園古埭頭。

另有一支回族金姓,是明代由廣東雷州遷入的。現有十余戶居法石美山村,數百人居太豐村。

燕支蘇氏

泉州燕支蘇氏始祖是蘇頌第十世孫蘇唐舍。蘇唐舍於元.至大四年(1311年)由同安遷居泉南燕支裏,自後累世至明、清都與阿拉伯人通婚。

由於通婚的結果,在宗教信仰方面自然也受到影響。十二世蘇纘轍在修訂族譜時注明,蘇唐舍“自銀同遷居燕支裏,學西域淨教,爰名阿合抹。康熙丁未年,余于塗門真教寺詢南京教師楊姓者,雲,是名即世所稱長老也。”其子蘇布伯,亦系伊斯蘭教主管。燕支蘇氏宗祠的祭祀儀式和墓葬形式也是一種混合型的,有著濃厚的伊斯蘭教色彩。(參見《泉州民居.祖閭蘇古民居》)

滿族粘氏入泉

元末,元朝大將、滿族人完顏.粘博溫察爾為避北方農民起義鋒芒,舉家南遷流寓泉州。時泉州反元烽火正熾,完顏.粘博溫察爾的後裔為避忌諱,不姓完顏而姓粘,一直沿襲至今,粘姓遂為泉州滿族大姓。現在,滿族粘氏主要居住在鯉城區、晉江市龍湖鎮和石獅市永寧鎮。

明初的排外運動

元朝蒙古人和色目人聯合對南方漢人(南人)的統治,促進了泉州對外交流的發展,也促進了當地文化多元狀態的發展,但從更廣泛的地域看,同時也造成了漢人與非漢人之間深刻的民族緊張情緒。明朝建立後,明初統治者利用這種民族情緒,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排外運動。

泉州《清源金氏族譜》載,明兵入泉時,“凡西域人盡殲之,胡發高鼻有誤殺者,閉門行誅三日。凡蒲屍皆裸體,面西方……悉具五刑而誅之,棄其肉於豬槽中,報在宋行殺逆也。”在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及其混血的後代,或被殺滅,或被迫逃亡,其宗教崇拜場所、居住區、墓園也廣遭破壞。

在國家壓力的迫使下,阿拉伯、波斯商人及其後裔,不得已逃離泉州城區,向山區和海邊的荒僻鄉村移民,甚至離開泉州,逃往其他州縣。

泉州蒲氏在元代顯赫一時,入明之後,為朱元璋所不赦,其後裔或被充軍邊遠,或四處逃散。蒲壽庚的八世孫蒲本初匿居晉江東石榕樹村,明、清時卻也發展為數百之眾,然清末民初遭匪患、瘟疫,逃亡或死失而廢村,今東石尚有30餘人。蒲氏流散各地,今永春達埔、德化潯中、雙翰尚有 100餘人,鯉城、惠安、金門也有少數。其他則分散於海內外各地。

蒙古族出姓

明初,泉州出現一個蒙古族出姓。

泉州出姓,乃蒙古族貴族後裔,其先祖是助元太祖統一天下的宿將、成吉思汗的義弟——官拜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爵封魯國公、權傾朝野的重臣木華黎。至八世孫納哈出,官至太尉,恰值元亡,迫於無奈降明。明太祖以名臣後,待之厚,知其不忘元,資譴北歸。納哈出又聚兵金山,屢犯遼東,明太祖譴使招撫,終不服,為葉旺所敗,馮勝等大軍掩至,乃再降,封海西侯,從傅友德征雲南,卒於途中。

納哈出長子察罕因坐藍玉黨被誅。次子佛家奴系納哈出妾那氏所生,至福州中衛屯田役邊倭,怕被誅連夷滅,去納哈,以出為姓,尊納哈出為“不歸公”,意即“出家人”(卒於途中),不歸是也,又不忘本族宗祖納哈出。佛家奴旋去職歸田,隱居惠安九都象獅(今後龍土西),複由象獅遷居塗嶺新厝鄉,再從新厝遷居洪厝坑。從此出氏在此繁衍,清代還出了一個進士、翰林院檢討出科聯(參見《泉州人名錄.出科聯》)。

現在,出姓分佈于惠安塗嶺鄉小壩村及仙遊縣楓亭鄉所屬的小壩、洪厝坑、塗嶺新村、橫溪、上衍、九社、甘蔗園、前歐、後頭、西坑、東周、南型等方圓12公里多的13個自然村裏,有79戶2700多人。

佘民入泉

明代,佘族自湖南遷移泉州,散居各地。佘族自稱“山族”,古稱“五溪蠻”。明.正德七年(1512年)盜起,原住惠安的佘民星散四方,其中一支卜居在雙髻山、豐山下村落,繁衍生息,洛江區河市、馬甲鎮因之成為佘民聚居最多的地方;另一支散居南安市碼頭鎮,安溪縣官橋、白瀨、劍鬥、湖上等鄉鎮,永春縣達埔、東平鄉和德化縣霞碧、葛坑鄉等地。

 

十.明代中後期,泉州人移居東南亞的人數日益增多。

人口移動特點

從明至清,由於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時期那種人口海外自由活動的環境不復存在,泉州民間的第一種反映是成規模的海上私商與海盜的興起(參見《海絲之路.私商與海盜》),第二種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區人口移動歷程的第二次重大變動。

泉州地區人口移動的第一次重大變動,是起于晉室南渡止於五代的多次北方漢民入閩運動組合。這一次重大變動,引發了泉州發展週期的第一階段。而明、清時期的第二次人口移動重大事件,不但不是社會經濟的開發性動力,相反則是泉州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週期步入式微階段的社會反彈。

在中國移民史上,大規模的向外(一般意義上的居住地之外)移民,大多是因為生存壓力太大引起的。五代之前大量北方人口遷入泉州這個邊陲之地,就是因為當時中原戰爭動亂、自然災害、土地矛盾、人口壓力等頻繁發生,迫使民眾向未開發之地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發展機會。明、清時期泉州之所以出現海外移民潮流,也是因為到了這個時期,泉州已經不再是一個能夠提供良好生活環境和發展機會的地方了。在這個時期,泉州充滿了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導致的矛盾。因而,向中華帝國的外部遷移,成為許多人尋找生存空間的基本手段。

臺灣的開發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日益增長,是與閩南人勇於冒險進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雖然從整體上說泉州人具有冒險進取的精神,但是由於晉江上游多是比較封閉的山區,因此在民風習尚方面,山區與沿海各地還是存在一些差別。

大體言之,比較靠近大海的,冒險進取的性格比較明顯,而交通不便的山區居民,社會風尚就相對敦樸保守一些。如泉州府沿海的晉江、同安等縣,“濱海為島夷之販,安平鎮其最著矣”,“濱於海,探珠而從海賈遊者,經鯨波蜃浪之險,而心無畏懾。”而內地如永春縣的一些鄉村,“民樹藝外百勿能解,商賈百工藝業鹹遠人擅之……條本薄末,有幽鳳焉”。

明.初、中期

泉州人冒險進取的傳統,在明代得到進一步的發揚。明代私人海上貿易的興起,一開始就帶有違法走私的性質,亦商亦盜的特點十分明顯,再加上當時沿海人多地少,農耕不足以養家糊口的困窘,許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攜子移居臺灣以及海外,謀求開拓發展。

早在明初,泉州人便已較多出國定居。永樂癸巳(1413年)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載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廣東、漳、泉人”,舊港國的“國人多是廣東、漳、泉人移居在此”。鄭和下西洋時,閩南人有不少人隨其出國而居留不回。

明.長樂人謝肇制在《五雜俎》中說漳、泉之人,“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旅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為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為奇貨”。(謝肇制《五雜俎.卷四.地部二》)。

明.初、中期,不僅實行海禁,還禁止海外移民。因此,這個時期的移民與海上私商和海盜勢力的發展關係最為密切,而且與國內政治壓力下出洋尋求發展機會的目的息息相關。移民的目的地主要包括菲律賓和日本,與前兩者為主。

在16世紀後期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群島以前,中國商人早已有僑居菲律賓的。這些商僑主要來自泉州、漳州和江浙一帶,散居菲律賓島嶼之間,主要從事商業貿易。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群島後,隨著私人海上貿易的發展,閩南人移居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的人數大增,既有商人,也有工商業者和漁民。

當時的泉州僑民已經在馬尼拉等地成立了自己的社區。這一方面是為了在海外貿易中保護僑商的利益,另方面也為了在僑民中維護正統秩序。這是因為泉州人冒險犯禁、勇於進取的作風,不僅要受到官府的壓制,而且在不同地區、不同鄉族之間,生存發展的競爭也相當激烈,這樣造成閩南人囂悍多心機的性格,所謂“事雜易淆,物多覬,襄隙構戾,職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產,轉盼逢辰,容致巨萬,顧微遭傾覆,破產隨之,亦迴圈之數也。”“競勝於訟,競利啟棼,鼠輩因憑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視音劣為奇貨。……以夷為市,子母即贏,因而機械百變,此漳與四方之所異也。”沒有一個自治權威,是不利於共同生存發展的。

到16世紀70年代以後,華僑的勢力在菲律賓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於引起西班牙殖民當局的恐慌。為了控制華僑,他們利用傳教向華僑灌輸殖民主義文化,同時禁止華人經營零售商業。

當時的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還必須同時面對以閩南人為主體的中國沿海商盜的挑戰。嘉靖(1522—1566年)以後,儘管明政府加強了海防控制,這些商盜集團在勢力上還是得到了很大的擴張,一些集團甚至在東南亞各地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為了壓制中國商盜的海外擴張力,歐洲殖民主義勢力處處設防,勾結明政府對他們加以圍剿。

在同一時期,泉州向日本的移民也很重要。向日本遷移的泉州人,大都是經過南洋諸國周轉而去的,即謝肇制《五雜俎》所謂“又久之,遂至日本矣”。當時,明政府因為倭患問題(參見《泉州典故.倭患》),嚴格禁止商民與日本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因此,泉州人經常以去南洋為藉口,獲得官府許可出境,然後輾轉到日本。在日本,許多泉州商民與當地人成婚,也有許多人在當地定居並發展家業。他們利用與居住在泉州各地的家屬和家族親緣關係,與內地形成相對穩定的貿易關係。

明.晚期

明末,鄭芝龍為首的海商軍事霸權集團逐步形成(參見《泉州人名錄.鄭芝龍》),控制著東方海上貿易的主動權。

鄭氏集團早期已經利用海上勢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遷。明.天啟年間(1621—1627年),鄭芝龍佔據臺灣北港。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的招撫,正值閩南大旱,饑民甚眾,遂在福建巡撫熊文燦支持下,招納漳、泉災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運到臺灣墾荒定居,使泉州出現第一次移民臺灣的高潮。去台的泉州移民有的攜帶家眷,有的返回原籍而留家眷于台,有的單身前往在台長住。

這一時期,泉州商民移居東南亞的人數也日益增多。史載,明.萬曆間(1573-1620年),漳、泉民販呂宋(今菲律賓),或折閱破產及犯壓冬禁不得歸,流寓土夷,築廬舍,操擁賈雜為生。《明史.卷 323》雲,在菲律賓,“閩、粵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至者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

僅從西班牙殖民者在呂宋對華僑的幾次大屠殺,可知泉州華僑之眾。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在呂宋對華僑進行第一次大屠殺,有 2.5萬人被殺害,泉州府籍死者甚眾,致使晉江安海等處“訃至家,哭相聞,婦人女子不知幾人稱寡”。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當局對呂宋華僑進行第二次大屠殺,有 1.2萬名華僑被害,死者大多是福建漳、泉人。此後至清朝期間,西班牙殖民者共進行五次大屠殺,數萬名福建華僑被害,其中有不少泉州人。

 

十一.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為民間謀生的一種習慣。

遷居臺灣

清初,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參見《泉州人名錄.鄭成功》)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04月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此時,清政府在北起遼東,南至廣東,對沿海居民實行野蠻的“遷界”政策(參見《海絲之路.遷界》),把各省沿海30裏居民一律遷居內地,並禁止船隻出海,在沿海地區發兵戍守,使泉州沿海居民受到一次空前浩劫,父子兄弟妻女流離失所者眾多。

鄭成功在臺灣一方面實行軍屯,另方面從福建沿海招集“遷界”後流離失所的流民,給予經濟上的鼓勵政策,到臺灣參加開墾,使泉州出現了遷台的第二次高潮。

在同一時期,向呂宋等東南亞各國的移民,在泉州也得到持續,數量不在少數,只不過這個時期的移民大多是深受“遷界”之害的民眾,與海上商盜關係不大。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鄭成功海上政權敗局已定,清廷開始在沿海地區複界,重新從內地把人民遷到沿海居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蘇松江、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四口岸開放對外貿易港口,並對海外商船減少關稅。然而,這些政策只維持30多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之後,即重新對海上貿易加以嚴厲打擊,也對海外移民實行嚴厲限制。在康熙、雍正年間,三次嚴申禁令,企圖杜絕沿海人民“偷渡”去台。但是,實際上根本無法阻止泉州的去台移民運動。清政府不得已開放泉、台通航對渡(參見《泉州史跡.蚶江海防官署碑記》)。在控制放鬆的情況下,泉州向臺灣的移民出現了第三次高潮。這次移民高潮的出現,使臺灣得到開發。(陳孔立:《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如清.嘉慶六年(1801年)安溪新康裏(今虎邱鎮)卓源周氏部分精壯族眾移居臺灣淡水大加蚋堡東門外三板橋,開墾原野,從事農耕,逐漸蕃衍,成為臺北望族。

與此同時,隨著漢人移民入台,清政府把海疆的概念延伸到臺灣,確立“以台治台”的政策,把鄭成功遺留勢力遷回大陸,派福建班兵駐台防守,對臺灣人事制度實行特殊政策,將其列于福建屬下,對人員進行頻繁調動,在民政方面廣泛實行保甲、裏社制,海防方面大力建設軍事防線。(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這一時期,移民有的單身前往,有的舉家入台,而移民社會身份背景也從流民轉變為包括士紳階層。隨著臺灣地方政府的設立和士紳階層的入台,清代正統制度和文化也逐步移植到臺灣。臺灣科舉制度的實施,吸引了大批城鄉居民追求功名,促使以“四書五經”為象徵的國家正統觀念體系成為滲透性極強的文化。

至於現在臺灣的漢民,原籍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約占臺灣人口的70%以上。

移居海外

在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為民間謀生的一種習慣。“閩漳、泉人避地往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者尤多。”清.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城製造“紅溪慘案”,屠殺華僑萬余人,其中不少是晉江人。

直到光緒年間,在呂宋的華僑人數還很多。《清史稿.卷 119.職官志》雲:“日斯巴尼亞,一名西班牙,即大呂宋也。明.嘉靖初,據南洋之蠻裏剌(馬尼拉),是為小呂宋……光緒六年(1880年),小呂宋華民請設領事,不果。光緒十三年(1887年),置小呂宋總領事。”

據本世紀的一些統計數位記載,有些閩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過了留居在本國的族人人數。如永春東平鄉東山村顏姓在國外人口有八百多戶六千多人,而國內僅有二千多人;城郊鄉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譜時登記海外人口四千多人,比國內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東門後村鄭姓在國外人口達三萬餘人,而國內人口只有一萬多人;城效鄉張埔村李姓1937年調查國內人口不足三百人,而國外人口則達六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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