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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歷史文化概述
我國在歷史上有三個泉州：一個在河北通縣，《漢書．地理志》說漢代置雍奴、泉州二縣。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年）並泉州入雍奴，這個北方的泉州就被歷史遺忘了。一個是今福建福州，《隋書》載：“陳置閩州，仍廢，後又置豐州。平陳，改曰泉州。”及後改名福州。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故鄉泉州。《福建通志》說，“唐景雲二年（七一一年）以武榮州為泉州，州治今泉州也。”從此今泉州地域就在閩南確定下來。但當時武榮州的州治設在今南安縣豐州鎮，唐開元六年（七一八年）才移到清源紫帽之間、晉江北岸的今泉州的位址，所以泉州古城已有一千二百六十六年的歷史。
隨著唐代以後閩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海外貿易的繁榮，泉州的轄區屢有變化。唐代北起莆田，南至龍溪，幾乎包括閩中和閩南。不久和漳州分治，北宋初又與興化分治，據《島夷志略》載，澎湖“地隸泉州晉江，至元間立巡檢司”，所以宋元以後臺灣又屬於泉州轄區，泉州管了晉、南、惠、同、安、永、德七縣。清康熙間升臺灣為府，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劃出永春、德化置永春州，所轄只餘五縣，而同安縣還包括今廈門市和金門縣。辛亥革命後廈門從同安分治，地位上升，但歷史上仍和泉州關係很大。我今天所講的泉州，並不僅指今泉州市境，而是指古泉州，也即是約等於今晉江地區（按：一九八五年晉江地區改為泉州市）的轄地的古泉州。
從千年來泉州的遷治和城市建設來看，州治呈現出由西而東，由北而南，向海發展的特點。北宋謝履有詩：“州南有海浩無窮”，海是泉州的生命線。從物產來看，泉州雖山海並論，但有個主次，主是海。歷史上泉州曾是國際上最大的商港之一，今天依然是我國重要僑鄉，離開海就談不上這些特點了。
為敘述方便，我試解釋幾個泉州的別名來說明泉州的自然概況與歷史沿革。
溫陵，這是一個形象概括泉州地形氣候的地名：《晉江縣誌》說：“地處高阜，其氣獨溫。”《南安縣誌》說：“泉州氣候燠多寒少，故古有溫陵之稱。”唐詩人韓翭稱泉州氣候，“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泉州府志》說：“郡有山川，非特供登臨覽眺已也，其磅礴鬱壘之氣，可以興霖雨而降一方。”一些有名的古泉州人，常以溫陵自稱，如北宋泉州開元寺高僧戒環，稱溫陵禪師；明代進步思想家李贄，自稱溫陵居士，均載之史籍。亞熱帶丘陵地帶的泉州，我們可以發揚這方面的山海優勢，提供發展農業、交通、旅遊等多方面的有利條件。溫陵之名，始于唐代，林蘊于長慶元年（八二一年）所撰《泉山銘》已出現這個名稱。
因為是丘陵，五代時這裏已“耕破雲山千萬重”，“青山幾處茗旗香”（詹敦仁詩）。而“銅鐵瓷器，遠販番國”的情況早已“每歲造舟通異域”了。礦產的銅鐵瓷土，經濟作物的桑茶糖果，海產的漁鹽之類，都成為我們的生活之源。
因為是亞熱帶氣候，所以四季常青。泉州的自然景觀可以“青山、綠海、紅壤、白石”八字概括之。襟山帶海，景象壯麗，很有旅遊價值。
“刺桐”，這是由泉州海交史發達而成的一個別名。史稱泉州五代環城植刺桐，故名刺桐城，簡稱桐城。其實唐代早有種植。刺桐在春末夏初開花，紅色燦爛，唐代詩人陳陶稱泉州為“海曲春深滿郡霞”、“紅樹南看見海涯”。當外國商船于夏初隨南風開進泉州時，外商首先看到這樣一個紅彤彤的城市，印象極深，於是叫泉州為“刺桐”。宋元時代的外國人遊記，如馬可．波羅、伊本巴都他等，都稱泉州為刺桐；此名早已馳譽世界了。南宋溫州狀元王十朋知泉州，以“刺桐為城石為筍，萬壑西來流不盡”之句，描述泉州山川城郭的特色。刺桐，歷史上是舉世公認的泉州的市樹。
“鯉城”，這是代表泉州歷代城市建設演變情況的別名。泉州在唐開元年間已有城牆，曆唐末、五代，其城為方形，有四個城門，即現在所稱的東西南北四個鼓樓遺址。北宋初向東西拓城，城形似葫蘆，故稱“葫蘆城”。宋、元、明又多次拓城及修城，泉州形成為一個有七個城門的城池，其中南面拓得最大，南門數次遷移。現在俗稱東、西、南、北、新、土、水等七個城門，即是當年古城的規模。
《泉州府志》載：“府治中有衙城，外有子城，又外有羅城，有翼城。……又以形似，名鯉城。”這就是鯉城名稱之由來。從時間來說，數次拓城，到明初才形成鯉城的局面，鯉魚城是明初才出現的名稱。從建築材料來說，唐、五代是土城，宋代是磚城，元代是磚石互間，到明代中期才全部易石，泉州便成為一座屹立于東南濱海的宏偉石城了。
此外，泉州還有“清源”、“泉南”等別名，就不一一細說。
泉州是個千年古城，文化之源遠流長，實非一言所能盡。解放前泉州人自稱“富、漂、通”三字，實是一句形象語言。老一輩的泉州人說：“第一富、李五公；第一漂、陳三郎；第一通、陳紫峰。”泉州經濟富裕，代表人物是明初獨資增高洛陽橋三尺的李五；李五即李俊育，是個大海商。泉州人物漂亮，代表人物是南宋時相傳與潮州黃五娘談戀愛的陳三；陳三名麟，字伯卿，行三，其兄陳梓，官廣南運使，是管經濟的大官。泉州的文章通順，代表人物是明代理學家陳紫峰；紫峰名琛，字思獻，明正德間進士，官江西提學僉事，是死後從祀孔子廟堂的理學家蔡清的高徒。
以“富、漂、通”來概括泉州特點，似乎不大科學，但頗能傳神。我們說，作為國務院公佈的我國第一批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泉州，它有四大特點：
一、泉州是我國東南沿海的文化發達、人才輩出的古城
清初理學家、宰相李光地說：“泉在前代，文章科名為天下蔚，學者談說，至今豔之。……夫泉僻處濱海，為九州之裔末，然虛齋（蔡清）以經解，錦泉（傅夏器）、晉江（李廷機）以制舉業、李贄之橫議，天下皆靡然宗之。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諸泉而可知歟”（《榕村全集》卷十四《重修泉州府學記》）。李光地這句話，可以和南宋朱熹稱泉州“滿街都是聖人”互相印證，說明泉州千百年來，文化興盛。
清初南安雪峰寺高僧釋如幻說：“閩南多勝刹，唐宋以來皆國王大臣為木雲護，宅舍捐產，動以億萬計”（《瘦松集》卷四《送清公長老住夕陽真寂寺序》）。如幻的這句話又與朱熹“此地古稱佛國”互相印證，說明泉州有宗教聖地的“泉南佛國”之名，其來久矣。
明代泉州人李光縉在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曾把閩粵兩省的風土民情作對比說：“（閩）民足智好訟，君子尚儒，小人務耕，習詩書而嫻於禮，有鄒魯風。……冠帶衣履，粵士一之，閩士十之”（《景璧集》卷一《賀方伯慕雲管公奏最敘》）。認為福建當時的文風超過廣東，智力資源很豐富。李這番話是以泉州為代表而言的。
泉州文化從唐代開始發展。當大曆元年（七六六年）之時，經濟是富庶的，人們卻不注意文化，以致“猶未以文進學者，滿門終安豪富，寂寞吾裏（泉州），曾無聞人”（林蘊《泉山銘》）。經過歐陽詹、林藻等發奮學習，結志攻關，“不四五年繼踵登第，天下改觀，大光州閭，美名馨香，鼓動群產。三十年內，文星在閩，東堂桂枝，折無虛歲。”就此文化昌榮。歐陽詹首倡學術的功勞甚大，難怪泉州人至今猶有追思。他的經驗我們必須學習。
試從歐陽詹中進士的唐貞元八年（七九二年），到清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年）的近一千年間作統計，單晉江一縣的文武進士（宋朝加特奏名，資格和進士相同）的人數就為一七八八人；平均唐代九科中一人，北宋每科就中八人，南宋十五人，明代四人，清代三點五人。其中紹興六年（一一三六年）一科中了三十人，造中國歷史上一個縣一科中進士人數之多的最高紀錄。我們並不認為中了進士才算有學問，那只是人才資格的一種標誌，由此可推其他舉人、秀才以及讀書人的人數之多了。沒有考上資格的讀書人，迫于生計不得不從事勞動，這一大批有文化的勞動者，就是泉州歷史文化藝術創造者的主力了。在上述進士中有狀元六人，榜眼十七人，探花三人，這是尖端分子。從各個朝代平均每科中進士的人數來看，說明泉州文風最盛在南宋，而南宋同時是泉州經濟最盛之時，經濟高潮與文化高潮的一致性，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
泉州人在二十五史入傳者有三百一十九人，文學家歐陽詹，科學家蘇頌、曾公亮，政治家李光地，軍事家俞大猷，民族英雄鄭成功，思想家李贄、蔡清等是其中最著名的。
僅在宋代泉州人的各種著作，見諸《泉州府志》的即有二百一十八部之多，其中如曾公亮的《武經總要》，記錄了世界上第一個火藥配方，對科技的貢獻巨大。
現存的文物是古代歷史的見證，是歷史文化的寶庫。泉州歷史文物眾多，僅泉州市轄區統計，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二個（開元寺、清淨寺），省級六個（洛陽橋、聖墓、老君岩、石筍、瑞象岩、彌陀岩），市級四十個，樹立保護標誌的六十八個。新發現有重要價值的文物如府文廟是南宋的木構建築，天后宮是明代的木構建築，碧霄岩是元代的石雕等，都有待提高其保護級別。如此眾多的現存文物，證明泉州歷史文化的豐富多彩。（林少川按：誠如陳泗東先生之先見之明，至本書出版之際，泉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增加至：國家級十四個，省級四十三個，市、縣級五百八十一個〔加上文物保護點達到六百五十個〕）。
泉州的科學技術如造船、橋樑、建築、醫藥、鑄冶、種植、造瓷，在我國及國際科學史上都有其一定的地位。
泉州的藝術，異彩紛呈。梨園劇種是現存宋元南戲的活文物。南音溯源晉唐，是我國中原的古樂遺響。提線木偶則被舉世公認為藝術精湛的表現。民間花燈、剪紙、彩紮等等更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而泉州石雕技術之高，藝術之妙，在國內罕得其匹。泉州的土木建築有其獨特地方風格。
古代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方言，則是唐代中原古音的“河洛語”，是研究古漢語的活資料。有文治者必有武功，泉州是南少林拳術的發源地，近據閩、粵、贛、桂、湘等七省的調查，都稱他們的南拳源自泉州。泉州的弄龍舞獅，是文藝和武術的揉合，大有宋代雜耍遺緒，試把現存於西塔塔座的南宋舞獅舞龍的石刻，和現時的舞法作比較，不難看出其淵源所自了。董必武同志于一九六○年十月來遊泉州，嘗題一詩說：“東西雙古塔，南北一長街。夢現桑蓮境，醒存水月懷。清泉隨地湧，曲巷有花齋。蓬勃新生氣，何妨且住佳！”很能概括文化古城泉州之風貌。
二、泉州是宋元時期世界最大的海外交通貿易港之一
早在南朝梁太清二年（五四八年），有一個印度和尚叫拘那羅陀，由南海到都城建康（今南京），陳永定二年（五五八年）到泉州，住九日山翻譯《金剛經》。天嘉六年（五六五年）在泉州乘船回國。這是史書上記載泉州海外交通的開始。唐代泉州已是我國對外貿易主要口岸之一，和廣州、揚州等並稱為我國南方的大港。唐天寶間（七四二～七五六年）進士江蘇人包何稱泉州“市井十洲人”；會昌六年（八四六年）進士山西人薛能稱泉州“船到城添外國人”，都是描寫當時泉州海交情況的可信史料。
五代時王審知於九○七年在福州稱“閩王”，採取“保境安民”政策，獎勵海外貿易。西元九四五年閩國滅亡，泉州先後為刺史留從效、陳洪進割據，仍然繼續發展海外交通。北宋元佑二年（一○八七年），宋朝正式在泉設立市舶司，促進海外貿易的發展。至了南宋，泉州的貿易與廣州並駕齊驅，宋末元代更淩駕于廣州之上，成為我國最大的商港。
南宋時，皇帝又在泉州設立南外宗正司，趙氏皇族相當一部分人住居泉州，泉州無形中居於陪都的地位，政治、經濟都顯赫得很。
唐、五代、宋、元之時，泉州的主要通商貿易夥伴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來華經商或進行宗教活動的伊斯蘭教徒甚多，據傳穆罕默德的門徒三賢、四賢，于唐代武德間來泉，死後葬在東郊靈山，世稱聖墓；其墓尚存。
宋元時期以泉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四通八達。主要有六條。
經西沙群島至占城（今越南）；
占城轉三佛齊、門婆、勃泥（印尼、馬來亞、汶萊）；
三佛齊越麻六甲海峽至故臨（印度南端）；
經故臨至波斯灣、沿阿拉伯海岸南行，至亞丁灣及東非海岸；
由泉州通麻逸、三嶼（均今菲律賓）；
北上經明州（寧波）至高麗、日本。
古代的帆船趁季風航行，南線在冬季靠北風出海，第二年夏季靠南風送歸。現在九日山上的祈風石刻，即記載了這些史實。據有關史書記載，宋代和泉州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有四十六個之多，不僅包括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甚至遠達東非和埃及。元代又有擴大，較南宋增加近四十個地方。在上述地區中，以大食、占城、三佛齊、門婆等國與泉州貿易往來最為密切，泉州形成“漲海聲中萬國商”的局面。從泉州出口的瓷器、絲織品、銅鐵、茶葉等行銷海外，而從泉州進口的香料、珠寶、胡椒等商品達三百三十多種。宋元的政府從泉州抽收大量的稅收，作為國庫的重要收入之一，泉州當時地方財政十分富裕。
泉州在宋元時期是通往南洋的主港，是和阿拉伯友人友好往來的要地。很多古代旅遊家如義大利人馬可．波羅，阿拉伯人伊本巴都他等都從泉州進出口。明代我國的偉大航海家鄭和也曾到過泉州。今天，泉州文物古跡中最重要的是有關海外交通的文物，是通過海外交通而進行中西文化及藝術交流的文物，是外國宗教在泉州傳播留下的文物。
因此，泉州就成為一個多宗教並存的地區和宗教的聖地。儒、道、釋、伊斯蘭教、古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猶太教等都在泉州傳播過，其中對泉州特別有影響的是佛教和伊斯蘭教。
由於歷史形勢的變化，如明清政府採取禁海的政策，倭寇的騷擾和西方殖民者的東來，泉州港地理的變化等原因，明代以後，泉州海外交通貿易衰落了。海港地位先被漳州的月港，後被廈門港所取代了。但是，泉州海外的生命線並無斷絕，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仍然在發生作用。
明末之時，在海禁之下，泉州海交事業已走下坡，但民間的海外商業活動，仍然十分活躍。如“安平市（安海鎮）獨矜賈，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門市。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廢箸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沖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過邑不入門，以異域為家”（李光縉《景壁集》卷四）泉州人民這種向海行商要求致富的力量是很強的。甚至連當時正統士大夫如李光縉，也公開發表重商議論，他認為泉州地區要富，非進行海上貿易不可，他說：“他人諱言貧，餘不諱言貧，亦恥言賈，餘不恥言賈。以為儒不厭貧，而廣求田問舍者，非君子之道，人世起家，自讀書下，用貧求富而仁義附，誠莫如賈。”“以故士君子不居朝廷，必遊市肆”（《景璧集》卷六、卷八）當時的重商的傾向，是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的歷史影響和現實出路，難加人為抑止的。顧炎武說：“海，閩人之田也”。海是泉州人民的主要衣食之源，開海則活，禁海則衰，這是一條歷史規律。
三、泉州是我國主要的僑鄉
由於古代海交事業的發展，外國人來華及華人出國的現象產生了。華僑是這個現象的必然結果。泉州是古代名港，許多人通過泉州港到海外，這是華僑的濫觴。
外國人來我國，古代稱他們為“番客”。唐文宗在大和年間（八二七～八三五年）曾下過保護福建“番客”的聖旨。宋代泉州“胡賈踵至，其富者資巨萬，列居城南”（《泉州府志》卷七十五）。一直至明代以前，“番客”一詞系指來華的外國人，並不含有華僑的意思。因為當時我國經濟發展，科學先進，文化發達，外僑來華求利，華人不一定要離家去國到外國依人籬下。
明代以後，情況大為改變。外人（主要是阿拉伯人）由於種種原因不來泉州了，泉州人民為求生活而不得不冒海禁之法出國了。泉州話對“番客”一詞，即轉變其義，變成指華人出國的叫“番客”，現在泉州話仍然稱華僑為“番客”。
華僑問題，另有專題講座，這裏不多談。今天泉州地區華僑之多，和華僑關係之密切，是一種歷史的繼承。發揮華僑的力量建設祖國，是泉州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切莫等閒視之。君不見國家設國立華僑大學于泉州，而不設於他地，此中深意，我們必須領會。
四、泉州是臺灣同胞“祖家”之一
臺灣自古是我國的領土，在歷史上曾經是泉州行政力量所及之地。元初設澎湖巡檢司以領之，隸屬泉州晉江縣（或說屬泉州同安縣，不管屬晉江或同安，都是古泉州之地）。和泉州關係之密切，於此可見。
吳魯（泉州人，清光緒間狀元）說：“台，泉之外府也。”“臺灣之民，漳泉兩府十居七八，廣東之潮州、嘉應州十居二三。民心固結，忠勇可用”（《正氣硯齋匯稿》卷一）說明泉州人民遷居臺灣之多。他又說“即如吾泉每年所出糧食，只供五個月之資，從前皆恃臺灣接濟”（同書卷二）。說明泉州和臺灣經濟聯繫之密切。
宋末，泉州就有大量人民遷居臺灣。明代後期，鄭芝龍屯臺灣，後有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鄭氏父子都是泉州南安人，帶了大批漳泉人民到臺灣去。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複台，率兵的將領是泉州晉江人施琅。康熙帝本擬放棄臺灣之地，經施琅“力請於朝，籍為郡縣，此有功於朝廷甚大，有法於斯民甚厚”（台南天后宮《靖海將軍侯施公功德碑記》）。施琅開發臺灣，又有大批泉州人去台，因此很多臺灣人民祖籍在泉州，泉州是他們的祖家之一。
臺灣和泉州語言相同、風俗相同、血緣相同、經濟聯繫密切，這也是歷史所形成。我們必須發揮泉州這一特點，為統一祖國服務。
“溫故而知新”，瞭解泉州這一歷史文化名城的過去，是為了更好地建設名城。要發揮泉州人力、財力、物力的優勢，儘快落實政策，調整關係，發展經濟，在黨中央改革開放的正確政策指導下，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使泉州富了起來。
最後讓我引南宋著名詩人莆田人劉克莊的一首詠泉州的詩，作為這個概述的結尾，也作為我的祝願：
“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樵耕必業儒。惟有桐城南廓外，朝為原憲（人名，孔子的學生，家貧而勤奮）暮陶朱（即範蠡，春秋時的富翁）”（《後村大全集》卷十二）。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泉州解放三十五周年紀念日講稿
原載於：《幸園筆耕錄》鷺江出版社二○○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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