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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朱熹簡歷（一一三○～一二○○年）
朱熹與同安——任同安縣主簿兼領學事。重整學風。“牧愛堂”匾、“大同”岩刻。建經史閣、教思堂、蘇頌祠。“靈源”、“太華岩”題刻。“安樂村”。“郭岩隱安樂窩”神道碑。銅魚石“中流砥柱”題刻。“文公堤”。“文公尖”。小盈嶺“同民安”坊。侯代“畏壘庵”。
朱熹與泉州——深遠影響。“小山叢竹”石刻與講學“不二祠”。“正氣”匾。蔡襄祠《謁祠文》。“鳳山”詩。海印寺“天風海濤”匾、“極高明”匾。田庵刻版。
朱熹與九日山——“九日山”石刻。首遊九日山。九日山書院。重遊九日山。
朱熹與晉江——芝山題刻。
朱熹與安海——青少年時代隨父居安海。數臨安海講學。手書“普現殿”匾額。
朱熹與南安——《南安道中》詩。題湖尾渡。造訪蔡和。詩山“歐陽古地”碑刻。“鵬峰勝地”岩刻。雪峰寺門聯。楊子山楊林書院。
朱熹與安溪——《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詩。《過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絕類建劍間山水佳處因吟》詩。《題鳳山庵》詩。品題“清溪八景”與“鳳麓春陰”碑。“仙苑”碑。“佛國”碑。“中流砥柱”碑。
朱熹與永春——《宿大劇鋪》詩碑。遊歷陳岩山。環翠亭論詩講學。鼎仙山留題。岱山岩。
朱熹與金門——牧馬侯廟詩。鴻漸山。
朱熹與廈門——《裨正書序》。金榜山。
朱熹泉籍門人與仕泉門人——泉籍門人。仕泉門人。
經界——紹興間全國施行經界。詔罷泉、漳、汀三州經界。朱熹極力為在泉、漳推行經界奔走呼號。
經製錢、總製錢——經、總製錢。憤責督辦虧欠。防止官吏贓私。從“愛民以仁”到“治民以法”。策問。
南外宗正司為民病苦
朱熹簡歷
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別稱紫陽，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縣）。父朱松在北宋．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任福建尤溪縣尉。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年）七月，朱熹生於尤溪官舍。後遷居建陽。朱熹居崇安時，榜廳事曰紫陽書堂，故稱紫陽。又創草堂于建陽之雲穀，榜曰晦庵，故又稱晦翁。晚卜築于建陽。
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年）年登進士第，歷任泉州府同安縣主簿、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知漳州、潭州，遷煥章閣侍讀侍講，終寶文閣侍制。
朱熹為官九年，在朝僅四十六天。主張修明政事，行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設社倉，主“經界”，抑制豪強，愛民養力，戍兵抗金，反對媾和，因而屢遭貶謫。
朱熹畢生精力用於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先後創建崇安紫陽書院、建陽考亭書院，重修江西白鹿洞書院，擴建湖南嶽麓書院。
朱熹著述宏富，有《論語集注》、《孟子集注》、《資治通鑒綱目》、《論孟精義》、《程氏外書》、《朱子語類》等。他以孔、孟儒學思想為主體，繼承程頤、程顥理氣關係學說，批判繼承各家之長，兼采佛、道之說，構成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為宋代集理學之大成的哲學家，風靡全國。
慶元六年（一二○○年）病逝。
朱熹居留和訪遊泉州共有四次：
一是朱熹之父朱松于紹興（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初調任泉州晉江石井鎮監。朱熹曾隨父至任所，少年時代在泉州度過。
二是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秋七月，朱熹任同安縣主簿兼領學事。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同安秩滿，奉檄走旁郡漳州；八月在泉州府候批書；八月中旬與傅自得遊九日山；八月二十二日作《家藏石刻序》，閏十月作《一經堂記》、《芸齋記》、《至樂齋記》；年底載老幼北歸。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春初到家，三月隻身重返同安侯代；冬十月代者到來，朱熹以四考秩滿罷歸，但他卻又寓居於泉州萬如居士李縝宅中，與名士禪僧盤桓唱和；十二月五日為溫陵陳養正作《恕齋記》；直至十二月中旬才離開泉州歸家。
三是朱熹五十四歲時重遊泉州。
四是朱熹六十一歲時知漳州任上，亦曾蒞泉。
朱熹與同安
宋代，同安縣隸屬泉州府管轄。
任同安縣主簿兼領學事
朱熹在同安生活了近五年時間：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秋七月，朱熹到任任同安縣主簿兼領學事；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同安秩滿，奉檄走旁郡漳州，八月在泉州府候批書，年底載老幼北歸；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春初到家，三月隻身重返同安乃歸五夫裏，冬十月代者到來，才離開同安到泉州。
朱熹在同安任上，關心民瘼，蒞職勤勉，力主經界和蠲減賦稅，禁婦女為僧道。《泉州府志》稱其“革弊興利，緩急有序。事無大小，必親裁決。賦稅簿籍，逐日點對，以防吏弊。利於民者，雖勞不憚。”“五載秋滿，士思其教，民思其惠。”
他自己也說：“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為身”；“王事賢勞祗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苟利於民，雖勞無憚。”（《朱文公文集．別集．卷七．卷二》，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朱熹或因公務，往來於泉州郡治，或因行役按事、訪友論學，到過晉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地。他好研堪輿，經常走訪民情，踏堪風水，又因；又因“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裨正書序》，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走遍同安的山山水水，以及金門、廈門兩島。
僅同安一縣，據方志記載，其題榜就有近四十處。
重整學風
民國《同安縣誌．卷二十五．藝文》載，朱熹兼領學事，有感於“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宮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決心重整學風。
先是倡建經史閣，作教思堂，訪求當地德才兼備的人士，如“守道怡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為務”的柯國材，“留意講學，議論純正”的徐應中，“天姿樸茂，操履堅愨”的王賓，從事教學。
繼而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人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在《補試榜諭》中奉勸邑之父兄，為其子弟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
教思堂規矩甚嚴，加上朱熹在同安、安海、泉郡等地往來講授，一時從學者眾。
後來朱熹門人陳淳、蔡和等人又講學授徒，以義理之學詔世，條理明備，議論平實，泉南諸生如鄭思忱、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雋、黃一翼、江與權、黃必昌等，皆從之遊。由是濂、洛、考亭之書，家誦人習，泉中正學之盛，稱為紫陽別宗。（民國《南安縣誌．卷四十．雜誌》）
“牧愛堂”匾、“大同”岩刻
朱熹甫蒞任，即將同安縣署中的“祐賢堂”改為“牧愛堂”。陳允敦《泉州名匾錄》稱：“因朱子字美，而堂名亦切，閩、浙、戇多縣之大堂皆拓制豎之”（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同時，在堂前懸掛“視民如傷”（語出《左傳》）匾額。
還在縣城藩障的同山書刻“大同”二字。
建經史閣、教思堂、蘇頌祠
《同安縣誌》載：“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主簿朱熹建經史閣於大成殿后，建教思堂於明倫堂，築蘇丞相正簡（蘇頌）祠堂。”
蘇頌祠位於同安孔廟右側，是朱熹為紀念蘇頌而建的。同安是蘇頌故里，邑人喜談曾公亮、蔡確、呂惠卿而不知蘇頌，朱熹頗感詫異，為此建蘇頌祠附於孔廟。
朱熹撰《蘇丞相祠記》，著力張揚蘇頌的氣節操守，曰：“王丞相（王安石）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知公始終大節……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四部叢刊初編縮本）。這就是朱熹“氣節論”的最初發端。
後來朱子學派所到之處，宣導建祠，也是從朱熹建蘇頌祠首開風氣的。
“靈源”、“太華岩”題刻
朱熹曾登上海拔八百多米的蓮花山，留下“靈源”、“太華岩”題刻。
“安樂村”
朱熹曾沿著橄欖格來到沃裏一帶，見該村四面環山，中間一片平川，水源充足，土壤肥沃，但卻有“大亂半憂、大旱半收”之諺，遂題贈“安樂村”三字。
後村民在村口建一石塔，於第四層嵌置朱熹所題“安樂村”石刻。
“郭岩隱安樂窩”神道碑
在郭山村崧公下，朱熹為官場退隱的郭岩隱蔔葬，並書“郭岩隱安樂窩”神道碑，以北宋·邵雍隱居洛陽安貧樂道相比附。
銅魚石“中流砥柱”題刻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八．山川》載：“同安夾縣東西兩溪之水會合於銅魚橋……兩溪會合處有銅魚金車兩石，為水口雄鎮……（銅魚石）石形如魚色如銅，故名。古讖曰：‘銅魚水深，朱紫成林。’又曰：‘銅魚石上排金車，此是公侯宰相家。’……朱子為題字刻石曰‘中流砥柱’……朱奇珍記：‘石以魚名，何肖形也；魚以銅名，何肖色也。名之者誰？紫陽夫子也。夫子俯察地理，引城濠之流以注焉。泉流活活，三魚潛躍，圓珠前吐。’”
“文公堤”
民國《同安縣誌．卷八．名勝．岩潭》載：“文公堤距城北裏許，有大石倚山麓刻‘應城山’三字，明．劉存德題其旁雲：‘朱子為同安簿，築堤以補龍脈。’”
“文公尖”
朱熹在縣治對面的山上造峰聳勢，後人謂之“文公尖”。
小盈嶺“同民安”坊
小盈嶺位於同安、南安交界處，是同安通往泉州的古道驛站。這裏山脈延綿，上接三魁山，下連鴻漸山，是同安東北的自然屏障。但由於小盈嶺地勢偏低，成為東北風進入同安的風口。因此，巷東一帶自古有“沙溪七裏口，無風沙自走”的民諺。
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曾到小盈嶺巡察，便在小盈嶺建造一座石坊“以補嶺缺”，並親筆題名為“同民安”坊，意為“安斯民於無既”。同時，還在坊後栽種三株榕樹，冀抵禦風沙。
清．雍正間（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石坊塌圮。乾隆間（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馬巷廳秀才林應龍、黃河清等人倡捐，在原址建造關隘，把朱熹題寫的“同民安”石匾嵌於關隘牆壁上。現朱熹栽種的榕樹、石砌關隘及隘上朱熹題寫的“同民安”石匾、清．同安知縣吳鏞所立的《改建同民安坊為關記》石碑仍存。
侯代“畏壘庵”
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三月，朱熹隻身重返同安侯代時，主簿廨舍已摧壓傾壞，他只好借縣醫陳良傑館舍暫住。陳良傑館舍自縣西北行數百步而至，垣屋低矮，人跡稀少。朱熹取莊子“畏壘亢桑”之說，名之為“畏壘庵”。
在畏壘庵期間，朱熹除接待賓友，與士子論學，則誦書史，狂讀儒家經典，精讀《論語》、《孟子》二書。其門人有的在畏壘庵與之相陪伴。
這一時期的生活，朱熹《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諸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詩中有生動描述：
“端居托窮巷，廩食守微官。事少心慮怡，吏休庭宇寬。
晨興吟誦餘，體物隨所安。杜門不復出，悠然得真歡。
良朋夙所敦，精義時一殫。壺餐隨牢落，此亦非所難。”
冬十月，代者到來，朱熹以四考秩滿罷歸。
朱熹與泉州
深遠影響
朱熹極口讚譽泉郡人文鼎盛，曾稱頌說：“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
他廣交父輩好友如南安傅自得（故相趙挺之外孫）、永春理學家陳知柔等，與泉州縉紳留正、梁克家、李縝等也有不同一般的交往，並與當時一些青年輩如傅伯成、傅伯壽、許行、王力行、呂大奎或交遊論文，或延招講學。
朱熹好遊山水，公暇相偕遍遊泉州名山勝景，所到之處，都留下墨蹟題詠。
由於朱熹經常到泉州各地講學，創建書院，一時文風大盛。泉州歷來被認為是“紫陽過化之區，薪傳不絕”，他在泉州有著深遠的影響。今泉州開元寺保存一從傾圮的朱子祠移入的豎式石碑，上面所鐫楹聯是“接伊洛之淵源，開海濱之鄒魯”，對朱熹在泉州乃至福建理學史上的地位確認無疑。
“小山叢竹”石刻與講學“不二祠”
小山叢竹書院位於泉州北門模範巷今泉州市第三醫院院址，不二祠旁，與泉山書院、石井書院、歐陽書院並稱“四大書院”。原為民間書院，始建於北宋。
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七月，朱熹任同安縣主簿兼領學事，此後經常到泉州各地講學，他景仰歐陽詹，常蒞不二祠。明．李光縉《募修歐陽四門祠疏》雲：“朱文公為同安主簿，每抵郡城，必登小山，稱其山川之美，為郡治龍首之脈。徘徊數日而後去，自書曰小山叢竹”。
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朱熹同安秩滿，八月起在泉州府候批書，直至年底北歸，其間得暇常至“不二祠”和資壽寺講學。清．乾隆《晉江縣誌．卷四．學校志》載：“小山叢竹書院在府城隍廟旁，地處高埠，其氣獨溫，溫陵之名實肇於此。朱文公種竹建亭，講學其中，匾（“小山叢竹”匾額）為朱子手書，鐫于石。”書院因而取名“小山叢竹書院”。
不二祠是唐代裏人歐陽詹讀書處。歐陽詹于唐．貞元八年高中甲科進士第二名，與韓愈為同科進士，人稱“龍虎榜”，授國子監四門助教。後人在小山建歐陽家廟不二祠，始建無考，祀歐陽詹。
朱熹在不二祠講學時，親題對聯：“事業經邦，閩海賢才開氣運；文章華國，溫陵甲第破天荒”，掛於堂前楹柱間。
因程、朱理學被欽定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這五尺高崗，遂因朱熹而名揚天下，經歷宋、元、明、清四個朝代，莫不備受文人騷客的尊敬和景仰。泉州理學四大名著《四書蒙引》、《四書存疑》、《四書淺說》、《四書達指》，皆孕育於此。
明．嘉靖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陳堯典重建、擴建小山叢竹書院時，“小山叢竹”石碣已失，陳堯典乃集朱熹壯年手跡而重鐫之，又記其事於碑陰，改建為“小山叢竹”石牌坊。並于不二祠東北高臺上另建“過化亭”，立黑版岩石碑，刻朱子像及像贊（該碑現存泉州開元寺內），以感朱子過化之功。陳棨仁《閩中金石略．卷十二》也載，朱熹題刻“小山叢竹”的原石已凐沒，現存石刻“乃明人集遺跡刻之者”。
泉州府通判徐之霖於清．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起至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年）重建小山叢竹書院，歷時八年。重建時，“小山叢竹”石額又失，乃窮詰石額所往，得歸還故物，循舊址而楹豎之；像則碎而為三，委置五賢祠壁隙，複移夫子石刻像，召匠補綴，祀於亭中。（徐之霖《重興朱夫子小山叢竹亭記》）
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小山叢竹書院修葺時，任官泉州的雁門人任承恩為書院提供其家“累世寶藏”的朱熹手跡《豳風．七月》鐫石嵌壁。該石刻除刻錄《豳風．七月》外，在經文後仍錄朱熹“小序”並題署：“《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後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八章，章十一句。慶元丁已元日晦翁。”又刻錄任承恩的“附識”，記述獻朱熹手跡勒石的經過。（陳棨仁《閩中金石略．卷十二》）
一九二五年，小山叢竹辟為溫陵養老院，曾修繕過化亭。一九三五年弘一法師兩次蒞院短住，並補題過化亭匾額。該匾額右半部橫書小篆“過化亭”三個大字，左半部豎排行書小字記曰：“泉郡素稱海濱鄒魯，朱文公曾于東北高阜建亭種竹講學其中……餘昔在俗，潛心理學，獨尊程、朱，今來溫陵，補題‘過化’，何莫非勝緣耶？”弘一法師該題跋石刻今存泉州開元寺。
歷盡變遷，現僅保存“小山叢竹”牌坊，為抬匾式，寬三．七五米，高三．七米，兩側花崗岩立柱，嵌輝綠岩坊額，正面刻朱熹墨蹟“小山叢竹”、“晦翁書”，字行楷，背面字跡漫漶不清。
“正氣”匾
陳允敦《泉州名匾錄》（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五．十二）載：
“‘正氣’二字系鬥楷，黑匾金字橫排，上款‘朱晦翁’，有二印章。觀其點劃波磔，嚴守法度，確是方正儒家手筆。”
“查此‘正氣匾’原系朱熹聞悉抗金前線獲得大捷……遂書此二字以張正氣，署以己名。當他及其子聞二十八日捷訊，喜而作詩，父子二人當夜共成十一首……詩中曾有‘明朝滅盡天驕子，南北東西盡好音’之句。故‘正氣’二字正是寫於此時，用以祝捷者。後該二字被製成匾豎于關嶽廟，即武廟。”
“明、清七城門附近各建關帝廟一座，因關是武將，遂皆掛此‘正氣匾’。塗門之關帝廟，明初在後城舍人宮旁（直至文革前仍供關羽），也長期掛‘正氣匾’。”
“通淮街關帝廟乃明朝成立後始建……清末適值後城楊家棟任廟董，遂將舍人宮邊之豎式‘正氣匾’改成橫式匾。左署‘朱熹書’，右署‘楊家棟立’。現該匾尚存文管會。”
蔡襄祠《謁祠文》
蔡襄祠（蔡忠惠公祠）位於洛陽橋橋南，是為紀念蔡襄在修建洛陽橋時所作貢獻而建（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蔡襄》、《泉州橋樑．洛陽橋》、《泉州祠堂．蔡忠惠公祠》）。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十四．學校志．附名宦專祠之祭》載，朱熹任同安縣主簿之初，過洛陽萬安橋謁蔡忠惠公祠，留下一篇《謁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筮仕之初，嘗屈茲郡。歲時雖久，稱思未忘。厥有遺祠，英靈如在。某雖不敏，實仰高風。臨事之初，敬修禮謁謹告。”
“鳳山”詩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四．山川志》：“鳳山，北接大旗，由北山（清源山）逶迤而來，勢如飛鳳故名……[宋．朱子（朱熹）詩]‘門前寒水青銅闕，林外晴峰紫帽孤。記得南坨通柳浪，依稀全是輞川圖。’”
海印寺“天風海濤”匾、“極高明”匾
海印寺位於泉州東海法石村寶覺山上，始建于宋代。
海印寺西廊有寶覺院，為朱熹講學處。東廂有朱子祠，為後人奉祀之所。山之高處，有“天風海濤”樓，朱子所題匾額尚在；還有“極高明”一匾，亦為朱子墨蹟，廢于文革。
田庵刻版
田庵村原在泉州郡城外東南近郊（今泉秀路景都大酒店西側一帶）。
周海宇《泉州風物傳說》稱，南宋時，田庵洪氏一世祖洪榮山，祖籍與朱熹同為徽州婺源。因朱熹少年時回婺源掃墓，倆人自小友好，洪榮山即隨朱熹學習金石鐫刻手藝。後來朱熹官宦泉南，就將洪榮山帶出來，定居田庵村。（泉州海交研究會編）
吳堃《泉州的木版鐫刻與書坊》載：“田庵這村落，為洪姓聚族而居。據其故老所述，他們的祖先自宋代即從安徽省（？）遷來，他們全族從事於刻版技術，認為與朱熹來泉講學有關。我們訪問過田庵幾位老藝人，俱說他們的一世祖洪榮山，從朱熹學習金石鐫刻，初以鐫刻私章，逐漸發展到木刻乃至書版。隨著文化事業的發達，操這技藝的日見普遍。到了元朝，該村前此一部分從事經商的也全部棄商就藝，後更傳開到鄰鄉的淮口、後阪兩村。考朱熹於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年）登進士，二十一年（應為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任同安簿，其來泉州講學當開始于任同安簿，如果靖康間開元寺《大藏經》的確系出於泉州的刻工，則早在二十五年前，泉州已有刻版工人了。但田庵洪氏向朱熹學刻金石成為專業刻版，根據田庵舊俗，每當舊曆二月十五日（釋迦佛涅槃的日子），家家戶戶必須張辦筵席，奉其上刻‘祖師朱文公’木牌，輪流祭祀。這一禮節足證他們刻版藝術是出於朱熹的傳授。”（泉州文史資料，第七輯）
考其原因，朱熹在南宋後已成為文化教育的化身，朱熹注本成為天下舉子業必備書，供奉朱文公，實際上是為了祈求雕版業興旺。
朱熹與九日山
九日山位於泉州城西約五公里，在南安市豐州金溪，有東、西、北三峰。
“九日山”石刻
九日山西峰東坡巨岩峭壁間，有全山最大的石刻“九日山”三字，是清．乾隆間福建提督馬負書所題。上有附記雲：“郡乘山川志，朱文公兩游於此，有書九日山三字。餘遊歷憩息，考之山僧，謂世遠凐沒無存，良可慨惜。因重勒三字，以承先哲表彰勝地之至意雲。”
首遊九日山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一一五六年）七月朱熹同安秩滿，八月在泉州府候批書之際，朱熹與忘年好友傅自得登遊泉州府南安縣九日山，這次憩遊歷時九天。
在薑相峰西側半山處，有座建於北宋的廓然亭（此亭廢於元代），亭邊也有古松，是詩人詞客雅集吟詠的勝地。朱熹曾詠《題廊然亭》以記遊：
“逗留訪隱古祠旁，眼底樛松老更蒼。
山得吾儕應改觀，坐無惡客自生涼。”
朱熹還寫下《題九日山》詩：
“昨遊九日下，散發岩上石。仰看天宇曠，俯歎塵境窄。
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碧。聞公結茅地，恍複憶疇昔。
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廊然處，都不從外得。
遙憐植杖翁，鶴骨雙眼碧。詠嘯明月中，秋風桂花白。”
此外，還題有《題九日山亂峰軒》詩兩首：
一“因依古佛居，結屋寒林杪。
當戶碧峰稠，雲煙自昏曉。”
二“岩中老釋子，白髮對青山。
不作看天想，秋雲時複還。”
《題九日山石佛岩》：
“臥草埋雲不記秋，忽然成殿坐岩幽。
紛紛香火來求福，不悟前生是石頭。”
八月十一日，朱熹與傅自得月夜泛舟九日山下金溪。傅自得撰《金溪泛舟記》（民國《南安縣誌．卷四十六．藝文志》）：
“紹興丙子八月十一日，攜酒襆被，謁朱元晦於九日山。向晚，幅巾黎杖，相與彷徉于金溪渡頭，喚舟共載，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無纖雲，兩岸古木森然，微風搖動，龍蛇布地，溪光山色，隨月照耀；遠近上下，更相輝映，殆非塵世境界。朱子曰：‘樂哉，斯遊乎！’舉杯引滿，擊楫而歌《楚辭．九章》，聲調壯大，潛魚為之驚躍，棲鳥起而飛鳴。余亦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以和之。每至會心處，輒遞起相獻酬……少焉，斗轉參橫，風作浪湧，餘曰：‘樂不可極，將安之耶？’鼓棹而還，會宿於東峰道場。明日，朱子賦詩以紀一時之勝。次韻為謝，殊恨筆力衰退，無傑句以稱清遊也。”
文中“朱子賦詩以紀一時之勝”所雲朱熹詩為《知郡傅丈載酒襆過某於九日山，夜冷小舟弄月劇飲》，詩曰：
“扁舟轉空闊，煙水浩將平。月色中流滿，秋聲兩岸生。
杯深同醉極，嘯罷獨魂驚。歸去空山黑，西南河漢傾。”
傅自得所雲“次韻為謝”之詩為《九日同朱子泛游金溪》，詩曰：
“秋月天然白，溪流鏡樣平。喚船同勝賞，把盞話平生。
擊楫魚頻躍，忘機鳥尚驚。茲遊還可繼，家釀為君傾。”
四十年後，“慶元黨禁”，晚年的朱熹以注解《楚辭》寄寓鬱憤情緒。他回憶金溪泛舟舊遊，賦《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
只今擁鼻寒窗底，爛卻沙頭月一船。”
九日山書院
南宋．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朱熹與傅自得登遊九日山時，與傅自得創設“九日山書院”，並親自講學、制訂“教條”引導學子信守：
“一為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二為學之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三為修身三要：言忠信、行篤數、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四為處事之要：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五為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重遊九日山
南宋．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年），五十五歲的朱熹重到永春拜訪年已古稀的陳知柔，嗣而相攜遊覽南安天開八石的蓮花峰，吟詠於九日山，尋蹤覓跡王延彬手建的“雲台別墅”。
朱熹在蓮花峰與陳知柔賦詩唱和。
陳知柔 《題蓮花峰》詩曰：
“一蓮峰上幾人攀，千年清風起儒頑。
指點乾坤千里目，世途隘甚此中寬。”
朱熹《次韻陳休齋（陳知柔）蓮花峰之作》詩曰：
“八石天開勢絕攀，算來未似此心頑。
已吞繚白縈青外，依舊個中雲夢寬。”
另，朱熹《蓮花峰次數夫韻》：
“月曉風清墜白蓮，世間無物敢爭妍。
如何今夜峰頭雪，撩得新詩續舊篇。”
《題蓮花不老峰》兩首：
一“群峰相接連，斷處秋雲起。
雲起山更深，咫尺愁千里。”
二“流雲繞空山，絕壁上蒼翠。
應有采芝人，相期煙雨外。”
朱熹重遊九日山時，依然與禪僧交遊唱和，如《奉酬九日東峰道人滹公見贈之作》：
“幾年回首夢雲關，次日重來兩鬢斑。
點檢梁間新歲月，招呼臺上舊溪山。
三生漫說終無據，萬法由來本自閑。
一笑支郎又相惱，新詩不落語言間。”
朱熹與晉江
芝山題刻
芝山在晉江祥芝（今屬石獅市）高蓋山以北瀕海處。
相傳，南宋．道士趙永嘉曾在同安主簿朱熹手下做事，後來則去修煉道術。石獅市金鞍山（俗稱小辜山）上有永嘉室，室長二丈余，為趙永嘉隱居處。他學到馴虎守室的本領，住處有虎鎮守，他則四處遊覽。當時晉江出海口的小山上生長一種芝草，凡鄉人送給趙永嘉食物，趙則贈與一束芝草。有鄉人用芝草飼牛，牛酣睡數日不醒。鄉人擔心牛死掉，又找趙永嘉，趙予草藥使牛醒。趙永嘉采草之山名芝山，出海口稱祥芝澳。
朱熹曾應趙永嘉邀請，往游于永寧、祥芝一帶，見其地背靠五虎山，面向深滬灣，為兵家必爭之地。故朱熹曾預言：“此地二百年後，當為車馬之區”（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十二．古跡》）。
芝山上有石刻“小山叢竹”四大字，系朱熹所題。據傳，宋代抗金名將劉錡裔孫文聚卜居芝山南麓，曾禮聘同安邱葵來此執教。邱葵為朱熹得意門生，師生感情深厚，故朱熹曾來芝山遨遊，留下此題刻。
朱熹與安海
安海古稱“灣海”，又稱安平港，隸泉州府晉江縣（今晉江市），扼晉江、南安兩縣的水陸要衝，是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和避風良港。北宋．元佑二年（一○八七年），泉州開港設市舶司，安海逐漸成為對外貿易港口，始稱安海市。
青少年時代隨父居安海
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年），安海設置“石井鎮”。大概在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夏至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年）秋，朱熹之父、吏部郎朱松首任鎮監。小名沋郎的朱熹曾隨父及全家至任所，青少年時代在泉州度過。
朱熹在安海的幼童生活，從朱松的《中秋賞月》詩（四庫全書：《韋齋集．卷三》）可見一斑：
“今年中秋月，並海窺濤瀾。坐看郁藍天，突湧白玉盤……
亦複取樽酒，承顏有餘歡。天涯等牢落，世路方艱難。
且遵秉燭語，毋為泣河漢。停杯玩飛轍，河漢靜不湍。
癡兒亦不眠，苦覓蛙兔看。”
數臨安海講學
朱熹任同安主簿時，常往來于相距百餘裏的泉、同之間，必經安海，數訪朱松遺跡舊事，“見其老幼義理詳悉，遂與論說”，士因益勤於學（《安海志．卷六．學校》）。
《安海志》載，朱熹“數臨安海講學，啟迪文風，誨掖士子，因而人才蔚起。”古稱安海為“二朱過化”之地。
朱熹逝後，安海建有朱文公祠（石井書院），清．康熙間重建，之後一再修葺，今尚存大成殿及兩廡。
手書“普現殿”匾額
普現殿即龍山寺的古稱，位於晉江市安海型厝村北的龍山之麓，建于隋·大業四年（六○八年），是泉南著名的千年古刹。
朱熹曾手書“普現殿”匾額，今存。
朱熹與南安
《南安道中》詩
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仲秋，朱熹因事從同安赴泉州，途徑南安，賦《南安道中》五律一首（《八閩通志．卷八十三．詞翰》）：
“曉澗淙流急，秋山寒氣侵。高蟬多遠韻，茂樹有餘陰。
煙火居民少，荒蹊草露深。悠悠秋稼晚，寥落風寒心。”
當時同安至泉州，必經南安縣太平、唐興等鄉里（今南安市官橋、水頭、石井三鎮以及同安縣蓮河等地），這些地方雖處於泉州至廣州的重要官道上，但遠離邑治（當時南安縣治在豐州），開發不久，人煙稀少，草密林深。加之大盈嶺（今官橋境內）至小盈嶺（今南、同邊界）之間三十餘裏山地，是有名的“虎窟”，時有猛虎傷人，成為畏途。
也有論者認為這是朱熹出任同安縣主簿，赴任途經南安所題的第一首五律詩。當時，自福州往漳州驛道由永春經澳頭渡（今南安碼頭宮下）入南安，經洪瀨、官橋、九溪、小盈嶺抵同安縣。
題湖尾渡
朱熹赴任同安縣主簿，從永春入南安，途經洪瀨湖尾渡，見景而作：
“路沒溪邊樹，蟬鳴竹處枝。”
造訪蔡和
朱熹在赴任同安縣主簿行程經南安三十五都的石鄉時，造訪蔡和（字易居），共感“相見恨晚”，讀易論道至微，留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傳說。
詩山“歐陽古地”碑刻
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年）冬，朱熹重遊泉州，應永春陳之柔之邀，漫遊詩山（高蓋山），瞻仰歐陽詹勝跡。民國《南安縣誌．卷二．輿地志．高蓋山》載：“宋．朱子（朱熹）嘗與陳之柔道經詩村，訪其（歐陽詹）故址，書‘歐陽古地’石碑，以志不忘。乾隆間，碑為鄉人埋去。今宜清出，俾百世後興‘高山仰止’之思雲。”
“鵬峰勝地”岩刻
南宋．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年）冬，朱熹還應永春陳之柔之邀登上五臺山，為陳之柔之兄陳南壽指點墓穴。民國《南安縣誌．卷一．輿地》載，詩山東北隅的鵬峰“由五台蜿蜒而來，曆仙洞寨聳起一峰，勢如禽鳥飛舞，宋贈太常卿陳南壽墓在焉……世傳陳之柔與朱文公到此，為其兄南壽指點穴處。文公書此四大字（“鵬峰勝地”）于石。”古人把此地呼為“石墓頭”，沿用至今。
雪峰寺門聯
雪峰寺位於南安市康美鎮楊梅山麓，建于唐代。
朱熹與陳知柔相偕從金溪泛舟溯上，遊覽雪峰寺，見景作聯：
“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
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這副聯對鐫刻在雪峰寺大門楹柱上，原為木刻豎匾，年久失落，近年重修該寺時鐫刻于石。
楊子山楊林書院
楊林書院位於南安市石井鎮西北隅的楊子山上，位與同安縣毗鄰。原為五代．楊樵（楊肅）讀書處，北宋．嘉祐三年
（一○五八年)宋皇敕建。
楊樵，五代人，隨王潮兄弟入閩，居石井歌髻山，精研醫術，一日采藥于高田山，得異人指點，返家竟過三年。醫術超群，為唐昭宗太后治癒頑疾。唐皇賜楊樵“進士出身”，封“太乙真人”，封歌髻山為“楊子山”。楊樵無意為官，奏請返鄉為鄉民治病。請修建“九溪十八壩”灌溉萬頃良田。唐皇派御林軍五千員前來修造“九溪十八壩”，號稱萬人川，又稱
“仙公壩”。
朱熹任同安縣主簿時，常到楊林書院講學授徒，引得四方賢豪來訪求教。如官橋楊景陸得朱子指點，卒成名儒。
朱熹景仰楊樵，“宋．朱子贈楊樵聯雲：‘仙子友英賢，一局曾消千日瞬；天王旌國手，三軍為導萬人川’”（民國《南安縣誌．卷三．輿地志．萬人川》）。
楊子山上留有朱熹題的“極高明”石刻，立在性願舍利塔頂偏東南高處，每字徑三十釐米乘二十五釐米，左下方落款“晦翁”。還有“琴眠”、“紫陽”題刻。相傳楊子山狀似尤溪縣的“紫陽山”，朱熹把此山作為第二家山，故書曰“紫陽”為志。
後人在朱熹講學處舉建朱祠，曾再三遷建。楊子山現存三方與後人紀念朱熹有關的碑刻：
①《清水岩重建朱文公祠碑記》，鑲嵌在楊林書院遺址大廳正牆上，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重建清水岩時立的，詳細記述遷址重建始末和規制。
②《清水岩重建朱文公祠碑記（五文昌祠附）》，位於清水岩右下側大榕樹下。
③《兆元閣朱子祠碑記》，清．道光年間在青雲梯上方新建兆元閣遺址時立。
朱熹與安溪
朱熹一生曾多次遊覽泉州府安溪縣名山勝景，留下不少詩作和石刻。
《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詩
他任同安主簿五年，為查察有關案件，來到安溪，寫有《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五言古詩一首：
“縣郭四依山，清流下如駛。居民煙火少，市列無行次。
嵐陰常在午，陽景猶氛翳。向夕悲風多，遊子不遑寐。
我來亦何事，吏桀古所記。棒檄正淹留，何當語歸計？”
《過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絕類建劍間山水佳處因吟》詩
朱熹過安溪道中，寫有《過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絕類建劍間山水佳處因吟》五言詩一首：
“驅車陟連岡，振轡出林莽。霧氣曉方除，日照川如掌。
行行遵曲岸，水石窮遊賞。地偏寒筱多，澗激淙流響。
袛役未忘倦，精神漸蕭爽。感茲懷故山，何日脫征鞅？”
《題鳳山庵》詩
朱熹常在遊覽中乘興在庵壁題句。他登上安溪縣城西北鳳髻山時，在鳳山庵寫下《題鳳山庵》詩一首：
“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通玄峰頂，不是人間。”
品題“清溪八景”與“鳳麓春陰”碑
朱熹遊覽安溪山水，品題“清溪八景”曰：鳳麓春陰、龍津夜月、東皋漁舍、南市酒家、蘆瀨行舟、葛磬坐釣、閬岩夕照、薛阪曉霞。
安溪縣文廟保存一方“鳳麓春陰”碑刻，旁署“晦翁題”。
“仙苑”碑
位於安溪縣城廂鎮仙苑村後山頂，廿世紀八十年代發現。
碑高一．四八米、寬○．七四米、厚○．一米。碑面陰鐫“仙苑”二字，字徑五十八乘六十釐米。筆法蒼勁，署款“晦翁書”；碑背陰楷：“此碑原在薛阪，相傳沒潭中，每夜有光，漁人以為怪，采得之乃出，置磬石上。其渡遂以仙苑名。丙申（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書院（考亭書院）成，徙此。”後署“邑令曾之傳記”。曾之傳於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五年任安溪令。
清．乾隆《安溪縣誌．古跡》載：“石碣一通，高四尺許，上刻‘仙苑’二字，大如鬥，古勁可愛……國朝康熙丙申（一七一六年），邑令曾之傳置考亭書院。”
民國間考亭書院廢，碑乃歸原地。
閬苑岩
安溪縣城廂鄉同美村新岩山頂閬苑岩，有朱熹題門柱聯陰鐫：“白茶特產推無價，石筍孤峰別有天”。
“閬苑夕照”四字，即朱熹所題。他的題聯“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至今還萬人吟誦。
“佛國”碑
蓬萊鎮彭格村公路旁“佛國”碑，花崗岩質地，高一．五米、寬○．七米、厚○．一米。陰鐫行楷，書法剛健，無款識，相傳亦為朱熹所書。
“中流砥柱”碑
官橋鎮益林犀山下苦籠溪邊一巨石上刻有“中流砥柱”四字，據廖氏族譜記載為朱熹所題。
朱熹與永春
朱熹數次到過永春，在永春與之交遊的有向他傳授政治經驗的知縣黃瑀、曾從科舉考卷中發現朱熹的伯樂、縉紳蔡茲、棄官歸隱的陳知柔、同年陳光、蘇升等。
蔡茲，永春人。朱熹十八歲舉建州鄉貢時，蔡茲任考官，稱朱熹“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宿大劇鋪》詩碑
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朱熹同安秩滿，八月在泉州府候批書之際，遊歷泉州府永春縣，到永春岱山岩、大劇鋪等地訪問同年陳光、蘇升。
大劇鋪位於永春縣吾峰鎮吾中村，宋代即在此設立驛鋪，為古代永春通往德化的重要中轉站。朱熹夜宿大劇鋪，留題《宿大劇鋪》詩：
“王事賢勞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
如何獨宿荒山夜，更擁寒衾聽子規。”
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永春知州（永春于清．雍正十二年由縣升為直隸州）鄭一崧來到劇頭鋪，追思先賢，書朱熹《宿大劇鋪》詩于石上，命工匠鐫刻，並建亭遮護。亭額名“穀音”，取朱泗《穀音亭記》“皎皎白駒，在彼空穀”和“跫然之音，與松濤竹韻悠悠長世”之意。亭左右柱懸鎦金木牌對聯：“此地空留幾行字，斯人一去七百年。”
這方詩碑現收存於永春縣文廟，高一．五二米，寬○．五九米，厚○．一米，額題篆體“先賢遺跡”四個大字，前題“朱子宿大劇鋪舊題”，落款“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庚伏”、“桃源（永春古稱“桃源”）牧鄭一崧敬書勒石”。
遊歷陳岩山
陳岩山又稱仙洞山，是永春縣蓬壺鎮境內蓬山的右峰，上有道觀真寶殿。
陳知柔居住的村子在陳岩山附近，相傳陳岩為其別業，陳知柔在此講學授徒。朱熹探訪陳知柔時，曾到陳岩遊歷，與陳知柔談經論詩，並留下“蓬山皆美，陳岩尤勝”的讚語（《重修仙洞真寶殿碑記》，今存仙洞山），又在“無極殿”石柱題刻“千尋瀑布如飛練，一簇人煙似畫圖”。
環翠亭論詩講學
又名萬壽亭，位於永春縣城北的大鵬山麓。
淳熙年間（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朱熹再遊永春，與永春陳知柔、蔡茲論詩講學於環翠亭。
有一次，朱熹應邀到環翠亭為諸生講學，當場與陳知柔觴詠和詩，在亭內留下《環翠亭》一詩：
“閑將歲月老湮汀，更遣詩情到杳冥。
遊子故應悲舊國，壯懷那肯泣新亭。
一官避世今頭白，萬卷收功久汗青。
但見潮生與潮落，不知沉醉又還醒。”
後來，陳知柔曾作一首《環翠亭》詩回憶道：“當年把臂入龍山，猶記相逢醉夢間……茅簷負日真成算，竹榻論詩整破顏。”（《永春州志．卷十四．環翠亭》）
在朱、陳的影響下，永春理學人才輩出，著名學者先後有黃維之、黃以翼、莊夏、陳易、卓琮等。
鼎仙山留題
鼎仙山位於永春縣東部湖洋鎮仙溪，原名岩屏山，是戴雲山東南餘脈。
朱熹多次到永春拜訪蔡茲、陳知柔、陳光時，曾履跡岩屏山，留題“溪山第一”；又在一座東面西巨石上再題“仙苑”二字，署名“晦翁”。臨下山，環顧山川勝概，曰：“興此岩也，必聚眾仙。山有仙則名，此山必仙眾而鼎甲，宜易名鼎仙山。”由於朱熹的題贊，仙溪民眾即在山上建起鼎仙岩。
岱山岩
岱山岩位於永春縣離縣城近二百裏的一都岱山。
南宋．紹興十八年（一一四九年），永春民蘇裏（今一都鎮）陳光與朱熹同年中進士，曾在渭北權知新州，因對朝庭不滿，棄官回鄉隱居岱山岩潛心治學。
《永春州志．卷十四》載，朱熹任同安縣主簿時，到永春城講學，並至一都岱山岩訪陳光，在文昌閣下塌，批註《四書》，與陳光吟詩唱和。
朱子研究專家束景南《朱子大傳》中，以陳光和朱熹“去年渭北望卿頻，今日深山屐齒新……”一詩，判斷“似朱熹到岱山及贈詩非止一次”。
寺外有兩塊緊靠著的石頭，形如大鐘、大鼓。大鼓週邊刻有朱熹墨蹟“寒竹風松”，筆勢剛勁，結構嚴謹。朱熹在岱山岩還留下“月蓬第一峰”等珍貴手跡。他將岱山改為“鐵峰山”，故岱山岩又名“鐵峰岩”。
朱熹有《贈陳光》詩曰：
“一錢一劍出新州，五柳憑誰添酒籌。
岱壑不嫌松共老，碧波偏向桂招遊。”
陳光在《和朱子詠岱山岩》中曾盛讚岱山岩景色：
“去年渭北望卿頻，今日深山屐齒新。
珠樹香沾千澗雨，蓮峰翠滴四時春。
漁人有意休相問，樵子無心不與親。
石榻盤施忘歲月，瓶罍差罄故人貧。”
朱熹與金門
金門縣古稱浯洲、仙洲，自古是泉州轄地。宋代，金門隸屬泉州府同安縣管轄。
朱熹任同安縣主簿時，曾到金門島，題詠、評論金門山川風物。清．道光《金門志．士習》載，朱熹“采風島上，以禮導民。”
牧馬侯廟詩
明．守禦金門的解智《孚濟廟志》（孚濟廟在南宋時稱牧馬王祠，牧馬王系陳淵）載：“朱文公簿邑時，有次牧馬侯廟詩曰：‘此日觀風海上馳，殷勤父老遠追隨。野饒稻黍輸王賦，地接扶桑擁帝基。雲樹蔥籠神女室，崗巒連抱聖侯祠。黃昏更上豐山望，四際天光蘸碧漪。’”（《滄海紀遺．詞翰之紀》）
鴻漸山
金門最早的方志《滄海紀遺》曰：“文公嘗至鴻漸，歎曰：‘鴻漸勝已渡江矣。’又曰：‘鴻漸反背皆是同，乃向浯也。’”（轉引自董金裕《朱子與金門的教化》，朱子學新論，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一年）
朱熹與廈門
宋代，廈門島稱嘉禾嶼，隸屬泉州府同安縣管轄。
《裨正書序》
朱熹曾渡海頓嘉禾嶼，尋訪唐代文士陳黯遺跡，從金榜山薛嶺陳氏後人處得到《裨正書》四十九篇。朱熹親自校訂，並作《裨正書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裨正書序》，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金榜山
金榜山，又稱場老山，是陳黯隱居讀書處。山上有朱熹手書“談玄石”和“迎仙”等題刻。（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八．山川》）
朱熹六十一歲知漳州時，再次往遊嘉禾嶼，還根據他仕泉時收集到的陳黯墓表，撰寫了《金榜山記》與《金榜山》詩。（清．道光《廈門志．卷九．藝文》）
《金榜山記》有雲：“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嶺曰薛嶺。嶺之南，唐文士陳黯公居焉；嶺之北，薛令之孫徙居於此，時號南陳北薛……”
《金榜山》詩雲：
“陳場老子讀書處，金榜山前石室中。
人去石存猶昨日，鶯啼花落幾春風。
藏修洞口雲空集，舒嘯岩幽草自茸。
應喜斯文今不泯，紫陽秉筆紀前功。”
朱熹泉籍門人與仕泉門人
朱熹泉州門人的事蹟，散見於方志和《朱文公文集》中。劉樹勳教授主編的《閩學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所附名錄中，有泉州十四人。
據林振禮《朱熹與泉州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不完全收集，朱熹的泉州籍門人有二十一人、仕宦講學於泉州的門人有五人。
泉籍門人（二十一人）
泉州：傅伯成、傅伯壽；
同安縣：許升、王力行、許子春、陳齊仲、戴邁、呂亻先、楊宋卿；
晉江縣：楊志、楊履正、高禾、林巒；
南安縣：黃謙、蔡和、李亢宗、楊景陸、諸葛廷材；
惠安縣：劉鏡、張巽；
永春縣：陳易。
仕泉門人（五人）
閩北崇安人詹體仁、漳州龍溪人陳淳、閩北浦城人真德秀、閩北光澤人李方子、莆田人陳宓。
經界
紹興間全國施行經界
宋室南渡後，高宗趙構的政權極為脆弱。當趙構從揚州巡幸回杭州時，即遇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立他剛一歲多的兒子為帝。韓世忠勤王，趙構才得以復辟。而驚魂未定，又被金兵追逐得浮海逃命。直到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年）建太廟于臨安，才算立都。而南方各地叛兵作亂，農民起義頻仍，勘亂及求和攮擾達十餘年（《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因此，著名史學家黃仁宇認為，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紹興間，土地的集中和貧富分化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大將張浚家，每年收租六十萬斛；楊沂中家，僅在楚州就有田產三萬九千餘畝；金州石泉縣楊廣家，積谷可支三十年（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土地集中造成稅賦不均，強宗豪右隱田逃稅，貧弱細民產去稅存。有田無稅，有稅無田，成為全國普遍現象，直接造成朝廷財政危機。
南宋．紹興十二年至十九年（一一四二～一一四九年），在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主持下，全國施行經界，以後部分地區仍繼續進行，一直到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年）才全部結束。
詔罷泉、漳、汀三州經界
在全國施行經界的過程中，惟獨泉州、漳州、汀州三州中途停了下來。
起因于提刑孫汝翼的上狀：“泉、漳、汀三州，近經草寇，民多逃移，乞將三州諸縣不以已未打量均稅，一切權行住罷，俟寇賊寧息日，申取朝旨施行”（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一》，中華書局）。
趙構聽信孫汝翼顛倒黑白的上狀，於紹興二十年（一一五○年）七月詔罷泉、漳、汀三州經界，致使“富者日益兼併，貧者日益困弱”。
朱熹極力為在泉、漳推行經界奔走呼號
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朱熹任同安縣主簿，正面臨這一難題。當他發現泉、漳、汀三州經界不行，稅賦苛重不均，貧弱之民不堪忍受時，極力為推行經界、蠲減經總制而奔走呼號。
朱熹特地拜訪惠安縣丞鄭昭叔，聽取他在仙游任上推行經界的辦法，記錄下來，準備在同安推廣。
朱熹還數次到永春縣，向永春知縣黃瑀（德藻）請教經驗。他記錄曰：“及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余，田菜多荒，民力凋瘁。公（黃瑀）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厘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民無得倖免，而民弱以蘇。”（《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在向鄭昭叔、黃瑀兩位泉屬資深官員做深入調查研究上，朱熹不顧上司停罷經界的禁令，自行在同安於清查版籍田稅上作了一番論證籌畫，請縣令陳元滂施行，得到一些收穫。
這件事，後來朱熹在漳州任上還曾提到：“熹紹興二十三、四年（一一五三、一一五四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為詞，官司便謂不可追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為富家巨室先已併吞，或為鄰至宗親後來佔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源未正，弊隨目生，終不能有以為久遠之利。”（《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朱熹力圖把正經界作為自己在同安推行仁政的實際行動，但孫汝翼所謂“俟盜賊甯息日，申取朝旨施行”只不過是幌子。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後，甚至連全國各路推行經界也因大地主官僚的反對作梗而“往往中輟”。
漳、汀、泉三州重新恢復經界之事，三十年以後即紹熙元年（一一九○年）朱熹守漳時再次重提。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一．田賦》以沉重的筆調紀其事：
“承平既久，荒墾互易，而偽慝俵寄，蠹弊叢生。朱文會主薄同安，深知其弊。後守漳州上言：經界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中已推行處，公私兩便，獨泉、漳、汀三州未行。民困枵敗，官失常賦……請推擇官吏，委任責成打量畝步，攢造圖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而貴家豪右侵漁貧弱者，醑為異論撓之，前詔遂格。終宋之世，田土高下，變眩莫據。”
經製錢、總製錢
經、總製錢
經製錢，本是北宋·經制使陳亨伯以鎮壓方臘起義為名增收的臨時稅。
總製錢，屬朝代草創時的籌款辦法。
正經界與整頓賦稅是密切相關的，經界版籍越是混亂，賦稅就越苛重不均。南宋．紹興間，賦稅激增，秦檜“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各種無名苛稅層出不窮，尤以經、總製錢最為擾民。兩稅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每千文增二十三文，後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徵收官方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並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定期提供“每月樁發”。
憤責督辦虧欠
朱熹到同安不久，便逢戶部急如星火催逼州縣地方督辦積年虧欠的經總制，一場不顧百姓死活的情景令人觸目驚心：
“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經總製錢）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系治撻擊，以必得為效。而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奸，何所不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同時遭受督責之苦的朱熹，憤而寫信給先父故舊、戶部侍郎鐘世民，指出經總制是“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痛斥“公卿以下，共事◇（左“女”右上“合”下“廾”）阿”（《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四部叢刊初編縮本）。但鐘世民對其上書不置可否。
防止官吏贓私
對於防止官吏贓私，朱熹也煞費苦心。
他利用“檄書按事涉其境”之便，向永春縣令黃瑀取經。黃瑀對付百姓輸賦過期、吏人為奸作弊採取的辦法是：“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於市，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間不一歲，流庸盡複，賦入再倍。”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朱熹仿效變通，且有所創新：“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篇貼雲：本廳取幾日點追稅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個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朱子語類．外任．卷一○六》，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從“愛民以仁”到“治民以法”
然而，正如朱熹所憂慮：“輸盡王租生意微”（《朱文公文集．別集．卷七》，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官方“賦入再倍”，竭澤而漁，致使百姓不能按期如數納稅，走投無路，鋌而走險進行反抗。
同安瀕海，由於鹽法弊壞，鹽販流民起義不斷，經常攻城作亂。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夏，有一股義軍進攻縣城，朱熹與監鹽稅曹德廣同守縣城西北，兩人盡心協力登城指揮，擊退義軍。
事後，世將習兵的曹德廣以“仰高臨下則弓矢”為固城之計，在城角辟圃習射。朱熹為作《射圃記》（《朱文公文集．別集．卷七十七》，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敘述守城和練兵的“治績”。朱熹作為主簿，在城“不能守，吾屬死無處所”之際，只好以“治民以法”代替“愛民以仁”，走向反面。其內心的矛盾與痛苦，從“拙勤終不補，誰使漫勞心”、“仕身諒無補，憔悴欲歸休”等吟詠可見一般（《朱文公文集．別集．卷一》，四庫叢刊初編縮本）。
策問
由於掌管簿書賦稅，使朱熹從同安一縣及泉州一郡透視了整個南宋社會的腐敗糜爛和財政弊端。他給諸生出過一道策問，憂患的背後隱伏著對秦檜把持朝政時期巧立名目、明征暗增、搜刮刻剝無所不用其極的仇視：
“問：泉之為州舊矣，其粟米布縷力役之征，歲入於公者，蓋有定計。祿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為出，不聞其不足也；有不足，則不為州久失。而比年以來，困竭殊甚，帑藏蕭然，無旬月之積。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車，而惟此之問。然文符益繁，縣益急，民益貧，財富益屈。此其故何耶？”（《朱文公文集．別集．卷七十四》，四庫叢刊初編縮本）
秦檜死後，趙構“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等等，以示惠民。但積弊既深，更張軟弱無力，不能解民於倒懸。儘管朱熹認為推行經界、蠲減賦稅對於挽救南宋衰世，比起從文化思想深層結構改變人心道德，只是治標未能治本，但事關生民休戚，因此，自同安任上及其後三四十年間，他一直不失時機地為之執著抗爭。
南外宗正司為民病苦
南外宗正司為避戰亂，於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遷泉州。
初始時期，朝廷應瞻之數多，本州出備少。後來朝廷應瞻數量減少，泉州地方還要負擔南外官署和學校的開支，則所謂“官子之養廉，宗學之養士”（《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五》，萬有文庫本）。這樣，南渡以來國運衰落和統治階級的奢靡腐敗所造成的財政危機，迭經層層轉嫁，最後全落在老百姓身上。
朱熹對南宋．皇族宗室對泉州造成的財政負擔有諸多考察。
周密《齊東野語．宗子請給》載，南渡後，宗室按實際人數“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為己子，而利其請給”。（周密《齊東野語．卷八》，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朱熹曰：“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為貧窮全無生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朱子語類．卷一一一》，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朱熹又曰：“宗室請受浩翰，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眾分之多也。”（《朱子語類．卷一一一》，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同時，朱熹還關注南外宗官寄治泉州，抉勢為暴，“奪胡浮海巨艦”，“占役禁兵以百數”，“盜煮海之利，亂產鹽法，為民病苦”等等。（《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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