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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人移居臺灣探源
第一節 明朝及以前各時期
惠安的地形大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西北以丘陵山地為主，東南面則是狹長相間的海濱小平原。全縣耕地面積只有40多萬畝，其中旱地26萬畝。山地卻占
146萬畝。可耕之田不到山地的八分之一。其次，惠安介於湄洲灣與泉州灣之間。從與仙遊交界處的仙遊溪出海口到洛陽江出海口的直線距離，只有47公里，但海岸線卻長達
192公里，這說明了海岸線之曲折。其中有許多伸向海中的半島以及島嶼，也有侵入內地的港灣。因此惠安地理條件的第二個特點，就是東南面向大海，有不少優良的港灣和島嶼，如肖厝港這樣被孫中山先生譽為“全國少有，世界不多”的天然良港。而且全縣的16個鄉、鎮及場，就有11個處在海岸地帶上。
自然條件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由於缺少可耕之田，人們便充分利用浩瀚大海的有利條件。它既賜給人們豐富的物質資源，又為人們提供了海外交通之便。據《惠安縣誌》及有關文獻資料記載，惠安人民在很早以前就從事捕魚、曬鹽和海外交通了。可以說，“以海為田”、“資食於海”，是當地人們賴以生存的重要生活手段和主要的社會經濟特點①。如宋代惠安進士謝履曾在《泉南歌》一詩中寫道：“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洪昆輯著的《獺江新考》曾記載獺江（即獺窟島，又稱浮山）“東則汪洋無際，可通臺灣、澎湖暨日本、琉球諸番，蓋中國東南隅邊地也。”該書又載，“考古唐、宋、元間，（該島）居民稠密，人皆事於通洋，遂為舟車輸運津頭，稱富盛焉。”清雍正版《惠安縣誌》也記載：“惠，海國也。海濱人業船。或近而內外海捕魚，或遠而蘇、台，甚且通于外洋夷國。能識颶預驗，測洋面往來，可以無虞。”這些文獻記載，都揭示了這一事實。同時也說明，惠安與臺灣的關係，是源遠流長的。
臺灣環島周長1139公里，海峽寬處不及 200公里，近處僅
130公里。西部為上升海岸，單調平直，海灘綿長。臺灣海峽由於水流北南，風多南北，而船行東西。因此南風須斜北走，北風須偏南駛。海峽中有一條黑水溝，即“臺灣深溝”。水流湍急，色黑如墨，深不見底，像大海鰻般地蜿蜒其中，時而激蕩起泛白的泡沫，不知吞噬了多少生靈。
據鬱永河所撰之《稗海記遊》所載：“臺灣海道，性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為黑……廣約百里，湍流迅速，時覺腥穢襲人。”《臺灣志略》也載：“舟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波濤衝擊，易致針路差失……”故有“十個移，六死，三留，一回頭”之說法。船隊同日啟航，同樣航程，竟有遇順風逆風之不同遭遇，不能同日到達。經常兩舟並行，一變而此順彼逆。這些情況說明橫渡臺灣海峽之困難，但這只是古代以木帆船通航，故需待潮候風，如以現代化之機帆船、汽艇、船艦，則不受此限制。只要在船上安裝一定馬力的機器，則可乘風破浪，自由驅馳。
惠安渡台船隻之航線，如果從福州啟航，可駛至淡水或基隆；由廈門啟航，可駛至布袋澳或台南安平港；由崇武啟航，可駛至台中梧棲港。如因海途遇風，則可避入澎湖列島之西嶼與馬公等處，然後轉航布袋澳②。早晨從獺窟開帆，至半夜即可抵達臺灣南部之梧棲或鹿港，返回也需同樣時間，按羅盤幹庚針字說，有句順口溜稱獺窟與臺灣的航線為“乙申見台道，辰戌見獺窟”，又謂“乙申辰戌，一片帆到獺窟”。至今獺窟人還流傳著一句諺語說：“吃臺灣米，燃福州柴，走臺灣好像到自己的灶腳③。”說明當時來往臺灣的方便與頻繁。
在惠安各港口中，以崇武與臺灣為最近。據地方誌記載：“崇武澳為商船渡台捷徑”、“廈船來鹿（即鹿港）必至崇武、獺窟放洋”。又稱“雞籠打狗，自家門口”。民諺稱：“欲與臺灣通，大岞好舵工。舵牙把得正，不怕當頭風。暮下三嶼嶴（崇武大岞角），梧棲（台中）太陽紅。”凡此種種，都說明崇武為距離台中最近的港口，北上基隆，南下高雄都很便捷。
惠安地處海隅，與臺灣僅一水之隔。兩地人民的往來，物資的交流，按照志書的記載，已有五百多年之久。如果從古代居住在惠安大地上的古百越族與臺灣高山族的歷史淵源探索，則可追溯到更加遙遠的年代。
惠安建縣于宋太平興國六年（
981），而本縣較早建村的張阪鎮後邊村（古稱黃田）始建于唐垂拱二年（
686），雖比建縣時間早了
295年，但如與崇武大岞山龍喉岩和東園音樓山兩處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相比較，則又遲了兩千多年之久。那麼，在那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居住、生息在惠安大地上的先民是些什麼人，屬何民族？根據史料的記載和民間的傳說，這一民族，應是古百越族之一支。由於在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之時，被強行移居江淮內地，部分輾轉前往臺灣，成為高山族的祖先，餘下少數則融合於幅廣的華夏人之中。早先居住在惠安大地上的這一民族，也就銷聲匿跡了。
誠如《閩台關係族譜資料選編》編者莊為璣、王連茂先生指出的：“福建人民移居臺灣的時間，究竟始於何時，文獻上確難找到具體依據。然而可信，由於地理位置的接近，閩人之往台，當較他省為早。惠安人的往台時間問題，除如上述情況外，還有另一令人棘手的問題是，在一些文獻的記載中，往往以泉州府名包括所轄五縣名。如此一來，無論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任何一縣人，都可稱為泉州人，要分辨籍貫，便很困難。因此一般認為，惠安人最早往台的足跡，有傳說可據的，應遠溯到明朝天啟元年（1621）的顏思齊、鄭芝龍時期。而有文獻可考的，則須退至明鄭時期④。”約於1661～1680年之間。
其實，惠安地處丘陵，土地貧瘠，素以“臭頭山”、“地瓜縣”聞名。因生齒日繁，加上天災人禍，人們為了家小的溫飽和自身的出路，略有一技之長的五匠便紛紛外出做工。沿海群眾則憑藉舟楫之便，漂洋過海，前往臺灣、南洋群島等地謀生。宋代謝履的《泉南歌》，便是很好的佐證。迨至元代，由於元政府在澎湖設立巡檢司，統轄臺灣，隸屬于泉州路晉江縣，惠台關係更加密切。明初一度實行海禁，但仍然有人冒險赴台謀生、定居。據有關史料記載，惠安縣城南門外甲場頭村王氏鄉親，在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移居臺灣台東縣，他們把開發的村名也叫甲場頭，以示不忘祖籍。張阪鎮後邊村黃氏《錦田大宗族譜》記載：“一德公，曹公次子，徙居浦口。數傳有裔孫曰一龍者，明隆慶二年（1568）進士，官至大理寺評事，居臺灣府城（即台南）。”東園人莊詩，生於嘉靖壬寅年（1542），因“少遭兵變，與兄赴台謀生⑤”。到了明天啟四年（1624），福建大饑荒，鄭芝龍招納福建饑民數萬人到臺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參加臺灣的開發⑥。其中海澄的陳哀紀、惠安的李魁奇等人在台活動，對臺灣的開發起了促進作用⑦。翰三先生根據臺灣有關文獻有明確記載而寫成的《留跡臺灣的惠安前輩》一文中，介紹了十五位惠安前輩，其中兩位系明朝人，他們是：江美鼇，前型人，明永曆十八年（1644）為鄭成功武職人員，官拜龍驤將軍，名震一時，至永曆三十八年（1684）尚在鄭軍；王忠孝，沙格人，明崇禎元年（1628）進士，永曆十八年（1664）偕盧若騰篤入台，1667年卒於台。
如以黃一龍及莊詩兄弟往台時間計算，距今已有四百三十多年。惠人往台，可謂源遠流長矣！
第二節 清代
清代是惠安人往台的全盛時期，在這一時期中，惠人往台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清初隨靖海侯施琅收復臺灣的惠安將士；第二階段是此後陸續移居臺灣墾殖的惠安人。
在翰三先生撰寫的《留跡臺灣的惠安前輩》一文中，除了明朝遺老江美鼇、王忠孝兩人外，還有下面幾位，他們是：
黃瑞，獺窟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從施琅攻擊臺灣，居台有年。
曾春，崇武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隨施琅攻台，以功加左都督，居台有年，後升廣西河池參府，四川蔸州協副將，以目疾乞歸臺灣。
江日升，前型人，江美鼇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渡台，撰《東平紀要》、《臺灣外記》二書。
張士橢，登崇禎癸西科（1633）副榜，因耿精忠之變，二十八年（1689）隨跡入台，居東安坊，後遁入空門，為臺灣最早和尚，活九十九歲。
曾起鳳，崇武人，幼居臺灣，稍長隨父軍旅，轉戰南北。父死襲職為四川蔸州副將，七十余歲返寓臺灣。
王璋，沙格人，王忠孝侄孫，康熙二十二年（1683）舉於鄉，為清統一祖國後臺灣府第一個舉人，三十四年（1695）應巡道高拱乾之聘，與王弼、張銓等十四人編纂《臺灣郡志》。
陳勝，乾隆十八年（1753）升任臺灣水師右營守備。
陳鳳，少時往台，居府城（台南）西定坊。
張勇，崇武人，乾隆十七年（1752）升任鎮守臺灣副總兵。
陳輯熙，初居淡水中港街，旋遷廳治，同治九年（1870）卒。
何清霖，幼隨家渡台，同治六年（1867）次隸屬淡水廳名義中舉孝廉，卒時年已八十餘。
陳大器，少時隨父入台，居竹塹，光緒十四年（1888）為竹塹三十名孝友之一。
張大江，早歲移居臺灣，光緒十七年（1891）中舉人。
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更有大量譜牒記載了惠安各地群眾移居臺灣的情況。如下垵《江氏族譜》、獺窟頂莊村《錦繡桃源青陽傳派族譜》、埔塘村《玉塘孫氏家譜》、《玉塘孫氏官房刊譜》、《惠邑玉塘分派刺園三房家譜》以及《崇武文獻黃氏家譜》、《崇武佛耳詹氏四房家譜》、《福全分派豐山蔣氏家譜》、《曲江張氏族譜》等等。其中螺陽山兜《白崎賀氏族譜．白崎分蓮山家譜》寫道：“七世（賀）是親，生嘉慶壬戌（1802），卒光緒丁醜（1877）。……繼妣朱氏，諱寶娘，臺灣人，生嘉慶甲戌（1814），卒光緒己醜（1889），壽七十六。長房九世常要，生道光戊子（1828），卒同治年，壽二十九，身故臺灣。九世炳，生庚闕，九月十六日忌辰，身故在臺灣。”
《西坑陳氏族譜》也記道：“清十世順叔公，名順九，世忠盛公之長子，往金門謀食，生卒失考。”（按：據查該譜，順九約生於道光至光緒年間）
據載，艋胛的開發者主要是惠安、晉江和南安三縣移民。在清代墾殖臺灣的惠安籍移民中，著名者有郭奕榮，雍正九年（1731）開墾新竹的上山腳、下山腳、山邊等地。范善成，開墾成竹圍仔的田園。楊夢樵，雍正十年（1732）開墾新竹的頂樹林。以上諸人列傳，均載于連橫《臺灣通史》之卷三十一。此外，尚有崇武張惟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入台，後開“張德寶商號”，稱臺北首富，收谷租年萬石以上。臺北諺語雲：“第一好張德寶，第二好黃祿嫂，第三好馬悄哥。”
第三節 民國時期
民國時期，是惠人往台的第二個高潮。惠安海岸線曲折，小岞、崇武、獺窟等突出部分，距臺灣只有一百多公里，一夜之間，便可抵達臺灣梧棲、鹿港等地。
惠安漁民在臺灣海峽各個漁場捕魚，他們隨著季節的變換和魚群的聚散，不斷轉移。有時為了追逐魚群，經常抵達臺灣近海，連島上的雞啼狗吠，也聽得一清二楚。自從鄭成功屯兵崇武，收復臺灣，崇武、獺窟、白崎等地部分青壯年隨軍往台之後，惠安漁民趁捕魚之便，經常往台探親。隨著海峽兩岸漁民的往來，大批商人也往返于惠台之間，為兩地人民的物資交流作出了貢獻。民國時期，惠安漁船每到春夏之交，便往台運鹽到大陸散賣。獺窟、崇武、秀塗、洛陽等地，已成為當時惠安對台貿易的主要港口，其中不少商人，便在台定居。據1982年統計，獺窟島移居臺灣的有一千多人，他們集中居住臺北市基隆仁愛街，並在當地建立先祖陵園。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臺灣回歸祖國，惠台人民的往來更加密切，兩岸同胞彼來此往，探親訪友，歡聚一堂，共敘骨肉情誼。抗戰勝利後的最初幾年，崇武絕大部分大船改航臺灣，有些船隻後來就被阻隔在台。現在臺灣當漁船船長的惠安人中，
70%是崇武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國民黨政權見大勢已去，於是率領餘部遷往台澎金馬。此次遷往臺灣的惠安籍國民黨軍政人員連同其他原因往台的達五千多人。而留居惠安的臺灣省籍同胞，也有一百多人，僅崇武一地，就有近五十人。
注：
①莊景輝：《惠安歷史的發展與海外交通》
②蔡永哲：《從地方誌的角度略談惠安崇武與臺灣的關係》
③⑤張炳南、莊澄甫：《獺窟島的漁業和海運商業》
④轉引自莊為璣、王連茂：《閩台關係族譜資料選編》
⑥黃宗義：《賜姓始末》，轉引自《八閩縱橫》第二集56頁
⑦《八閩縱橫》第二集第56～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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