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縣情之出國
清至民國時期出國
清朝中葉，惠安郭姓在航海中逐漸遷居南洋，遍及東南亞，在檳榔嶼聚族而居。
洛陽鎮嶼頭村老歸僑楊松木的曾祖父楊貢接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與同鄉數人乘帆船往菲律賓，後在馬尼拉市怡幹洛街經營五金廢鐵店，數代相傳，留菲經商。
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以前僑居新加坡的惠安人，是從麻六甲、檳榔嶼移居過去的。據載：第一艘由廈門到新加坡的客輪是在道光元年二月起航的，自此，邑人就可以直抵新加坡。
十九世紀中葉，出國的華人不少是被當作“豬仔”賣到南洋，從事開發礦山、種植膠園等苦役。據沖繩縣《歷代寶案》載：一八五二年美國運載契約勞工的“豬仔”船“羅伯特．包恩”號，在鎮壓船上三百八十名華工起義事件中，就有九名華工是惠安人。
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境內發生邱二娘領導的反清農民起義。起義失敗後，許多貧苦農民、城市手工業者被迫遠渡重洋，到異地謀生。《新加坡惠安公會50周年特刊》(1973年)載：“惠安人於八十年前與閩南各縣同胞，因海峽殖民地政府招雇勞工，陸續抵達新加坡，從事開發新加坡、東西馬來亞等地。”新加坡惠安公會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成立，該公會在《宣言》中指出：“惠安人在七十年前已來星洲，三十年前才逐漸多起來。”
十九世紀末，全縣從比較大量出國的方式逐漸轉變為個別自由移居。
民國時期，境內土匪如毛。著匪高為國、汪連、汪柴水、杜建等勾結官府，殘害百姓，洛陽、東園、張阪等主要僑鄉深受其害。加上國民政府的苛捐雜稅，鄉村的封建械鬥以及水旱自然災害，迫使人民紛紛出國謀生。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十月“惠安暴動”失敗後，一些參加者也紛紛逃往海外謀生，山霞鄉山尾村的陳文煥和山柄村的陳競清、東嶺鄉潘厝村的張雪亭等都是如此。
抗日戰爭期間，當時政府借兵役發國難財，即使是單丁獨子的窮苦民眾，也不可避免地被抓當壯丁。抗戰結束，廣大群眾不願打內戰，大量青壯年為逃避抓丁而設法逃往南洋。洛陽石任村僑屬張秀生被抓一次丁，體檢不合格還得花錢買放，後來又雇二期壯丁花去一千美元還過不去，最後由他在菲律賓的父親張廷堪用五千美元買張往菲入境證（俗稱“大字”），於民國三十七年逃往菲律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東南亞各國限制移民入境，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及六十年代初期有僑眷獲准移民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與親人團聚；另外，在出境到香港、澳門地區定居的僑眷中，少數獲准移民到菲律賓、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定居。除個別人獲得當地入境簽證外，基本上停止移民簽證。有少數人到菲律賓、新加坡探親、旅遊。至於馬來西亞則連探親、旅遊也不得獲准。
華僑分佈與活動
馬來西亞
十九世紀末，東園白奇的郭氏族人在航海中逐漸遷居馬來亞。如今馬來西亞有惠籍華僑、華人三十萬人，主要來自張阪、東園、南埔。其中張阪的張阪村、下宮村、玉埕村的駱氏華僑大都聚居在檳榔嶼，有的至今已傳四五代；東園的白奇郭氏在檳榔嶼聚族而居；南埔的華僑大都居住于吉隆玻及其附近城市。
新加坡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有邑人入籍于新加坡的馬來人家庭。爾後又有人不斷南渡彼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新加坡的道拉示街即為東嶺張坑的張氏、輞川峰崎的何氏、山腰的莊氏等的聚居地。至今，新加坡的惠籍華僑、華人已達十三萬人。
菲律賓
據記載，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已有邑人僑居於菲律賓。至今在菲律賓的惠籍華僑、華人達15.27萬人，大都是鴉片戰爭後移居其地的。主要來自洛陽鎮、東園鎮。在洛陽嶼頭村、東園埭村，僑居菲律賓者約占全村總戶數的60%。
印尼、緬甸、泰國
印尼與新加坡素有密切的商務關係，不少邑人來往於兩地經商，後多人轉為定居於新加坡。印尼的惠籍華僑、華人達2.9萬人，以張阪玉塘村者為數居多。
緬甸的惠籍華僑、華人，主要來自東園長新、錦厝洛陽下曾。泰國、越南的惠籍華僑人數不多。
上述幾國惠籍華僑、華人約4.42萬人。
其他國家
明末，崇武黃氏便有族人落籍于日本。爾後僑居日本的惠安人是從臺灣遷移過去的。
僑居歐洲、美國、澳洲的惠安人不少是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第二、三代惠安人。他們因留學或商務關係而定居其地。近年來不少在香港定居的惠安僑眷通過各種途徑移居美國、澳洲、毛里求斯、新西蘭等地。
上述各國的惠籍華僑、華人達1.82萬人。
經濟活動
早期南渡的惠籍華僑大部分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僑居新加坡、馬來亞的華僑有的拉人力車、踏三輪車，有的在碼頭當搬運工，有的當駁船舵工、木匠、泥水匠、錫礦工、築路工和橡膠、咖啡種植工等等。僑居菲律賓的多數當店員、木工、泥水工、小商販等。少數知識份子也只能做商店記帳、教員、報館職員等。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黃塘鄉鼎模村的華僑牧師方飽參，帶領同鄉數百人南渡馬來亞到達北馬實兆遠。在獲得大片山區的開發權及初步生活費後，披荊斬棘，種植樹膠、木薯、花生。又砍樹架屋居住，使之成為有名的墾殖區。
這些從事下層勞力的華僑，後來稍有積蓄後，轉為小商販，經營雜貨店、土產業、種植園；少數成為富商巨賈者，則經營大型商業、旅館、建築業、橡膠業、進出口貿易等等。有的華僑由商業轉為經營工礦業，如早年僑居菲律賓的洛陽嶼頭村、東園埭村的華僑，先是肩挑籃擔，穿街走巷收購廢銅舊鐵，稍有積蓄即轉開廢鐵店，到六十、七十年代，有的已成為巨型汽車配件商、五金鐵業商；八十年代，他們後裔有的已經營鋼鐵廠。新一代惠籍華人，是在其父兄蔭育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接受西方教育，不少人留學于歐洲、美洲、澳洲，取得各種學位，有的已成為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他們懷著經營新型企業的知識和抱負，在父兄事業的基礎上，辦起工廠，經營進出口貿易、航運、銀行、旅館等新型企業。
早年在新加坡、馬來亞做木工、泥水工的惠安華僑，有的現在已成為當地建築業的巨頭，也有的經營其他行業。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人駱文秀，被當地人稱為“摩托大王”，吉隆玻大馬管理學院和大馬銀行公會1987年11月16日發表文告，宣佈“1985年大馬十大企業家”的名單，駱文秀為其中之一，馬來西亞最高元首還授他丹斯裏勳銜。
社會活動
惠籍華僑在居住國與當地人民血肉相連，患難與共，他們長期備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壓迫和剝削，積極參加當地人民反殖民統治的鬥爭，為當地人民謀取獨立自由作出重大犧牲和貢獻。
抗日戰爭期間，南洋各地華僑紛紛組織抗敵後援會、籌賑總會，從財力、人力上支援祖國抗戰。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在陳嘉庚為主席的“華僑抗敵總會”裏，負責人中有惠僑劉玉水。在馬來亞成立的八個抗日獨立隊伍中，均有惠僑參加。日本佔領新加坡後，惠僑殉難甚多。檳榔嶼殉難惠僑達八十四人，馬來亞麻坡惠安公會負責人何益謙及華僑三十余人於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二日被日軍拘捕，慘遭毒刑，但他們不屈不撓，於三月十二日集體從容就義。
太平洋戰爭期間，東南亞各地有不少惠安華僑參加當地抗日遊擊隊。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第一大隊長鄭顯玉、第三大隊長鄭智民、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負責人之一沈福水均為惠安華僑。
華僑抗日遊擊支隊犧牲烈士中有惠安籍的曾慶泉（洛陽石任人）、鄭克雲（洛陽白沙人）。“抗日反奸大同盟”犧牲的惠安籍烈士有鄭錦昌（洛陽白沙人）、曾輝（洛陽曾垵人）、黃志高（東園下新厝人）、林金良和黃德金（東園人）。菲律賓華僑戰地民主血幹團犧牲的惠安籍烈士有許興隆、莊閻水、鄭德水、曾國楨、許振隆。菲律賓華僑青年戰時特別工作隊犧牲的惠安籍烈士有李治廈（洛陽橋透村人）、王源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僑居海外的惠安人，有不少人在居住國已繁衍二三代的後裔。他們基本上與原住民同化。還有少數事業有成就的惠安人，為了事業上的需要，加入當地國籍。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南亞各地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各國紛紛脫離殖民統治而相繼獨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與當地原住民同樣，經申請就可成為當地公民，但也有少數的惠安華僑保留中國國籍；印尼則可以自由選擇國籍，菲律賓在70年代放寬申請入籍的限制，大量惠僑入菲籍，只有少數年老貧窮的人不申請，他們認為自己不久去世，他的妻子、兒女自然成為當地公民。
八十年代，海外的惠僑，雖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取得當地國籍，成為居住國公民。但是他們不忘先輩生息繁衍的故土，不忘自己的“搖籃血跡”，不少人帶著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回鄉探親，尋根認祖，讓下一代不忘祖先生息的地方。
隨著經濟地位的變化，不少惠人成為當地有實力的企業家、社會活動家，他們的子女均受過高等教育。華人社會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華人從政不僅在東南亞而且在美國都已不是新鮮事。華人在居住國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改變，不少惠籍華人參與當地的政治生活，成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他們中有曾任新加坡國會議員、勞工部政務部長謝嘉惠，國會議員、現任新加坡社會發展部政務部長莊日昆，馬來西亞民政運動党總書記、國會議員陳志勤，檳榔嶼著名實業家、馬華公會實力人物駱文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