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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城、陳伯達故居
在泉州市區和惠安縣城之間，有個不太顯眼的村子——嶺頭村。該村群山環抱，樹木蔥綠，走過橋頭，便是陳伯達（一九○四～一九八九）的故居。入口處的石碑上刻的是：陳金城故居（陳金城是陳伯達的先人，與林則徐、魏源頗有交往，參加過抗英鬥爭），另外一些文字是：惠安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二○○一年二月公佈，二○○五年五月立。
陳氏故居的門楣上寫著：“陳金城．陳伯達故居”。
故居最有特色之處，是在一個不大的堂屋的牆壁上掛著四個字板，上書“陳伯達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七○年著作目錄”，裏面有政論、詩歌甚至小說。開篇第一篇就是“兵？匪？”，時間是一九二二年四月。一九四九年寫就的幾篇文章，如“中國四大家族”（七月）、“竊國大盜袁世凱”（七月）、“人民公敵蔣介石”（八月）等，這些文章令他文名遠揚。
與周圍那些華麗的私人住居相比，陳氏故居的老屋顯得太過破舊，零落和枯寂，不太合群。既然是文物保護單位，何不花費一些錢，維修或修繕一番，以維持歷史文物的原貌？因為，陳氏畢竟是“歷史名人”（在泉州和惠安之間的國道上，有一個指示牌，就寫著“歷史名人陳金城．陳伯達故居”的字樣），是中共歷史上的理論家（故居堂屋牆壁上的生平簡介，就是這麼寫著的），當過中共的四號人物。
北京大學圖書館收錄了陳氏著作五十多種；日本東京大學圖書館收錄了陳氏著作將近四十種，如《中國四大家族》（一九五三年）、《史大林和中國革命》（一九五二年）、《近代中國地租概說》（一九五○年）等，對於一個國外的大學圖書館來說，這不是一個小的數目，這表明陳氏的著作還有研究抑或批判的價值。
陳伯達，原名聲訓，又名健相，字尚友，福建惠安人，中國共產黨政治人物。他曾是毛澤東身邊最重要的輿論發言人，後來更被視為文革前期除四人幫之外的「第五號人物」。
陳伯達早年曾就讀於上海勞動大學。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科工作。後去莫斯科工作。一九三○年他返回中國，任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秘書，並在福建軍閥張貞部當少校秘書。一九三五年參加編輯《華北烽火》。一九三七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員。同年去延安，先後擔任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馬列學院編輯部主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等職。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在北京教書，一九三七年去延安。
在毛澤東眾多秘書當中，陳伯達是擔任秘書時間最長的一個，前後共達三十一年。
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馬列學院副院長，第三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顧問，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任，《紅旗》雜誌總編輯，國家計委副主任。
陳伯達在一九五一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寫了政論文章——《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此兩篇著作奠定了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澤東思想最高傳達者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一九五八年，陳伯達開始擔任中共黨刊《紅旗》雜誌的主編，成為毛澤東的權威發言人。
一九六六年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一九六九年，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是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上，他因為設立國家主席問題和「天才論」問題上的公開輿論鼓動而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陳伯達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一年一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十八年，但他很快由於健康原因獲釋，直到病故。
《秀峰勝跡》節選：
位於山北半裏處嶺頭村的陳金城故居，建於清代（一八三五年）。陳金城（一八○二～一八五二年），字殿臣，號念庭，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舉人，曾任連城縣學訓導、古田縣教諭、刑部雲南司主事，著有《怡怡堂文集》四卷，是鴉片戰爭時期一位愛國士大夫。時人流傳其年少時應對縣試考官命題“知禮知詩知春秋，毋謂小子無知”的妙對“畏天畏命畏大人，敢稱後生可畏”。特別是鴉片戰爭爆發後，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他以滿腔熱情，密切關注時局，心憂國家大事，撰寫《平夷論》、《籌守福州議》、《籌守泉州大墮議》等文論，提出了一系列抵禦外侮的策略和措施。撰寫《申明刑賞疏》聲討賣國殃民者的罪惡行徑。而其所撰《建威將軍江南提督忠湣陳公神道碑文》，則歌頌了民族英雄陳化成英勇抗敵，為國捐軀的壯烈功績。
一八五○年，他在上海“乃約閩人立禁拒夷”，反抗英人侵田築路鬥爭的勝利，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其裔孫陳伯達則是我國現代政治史上影響極大、褒貶殊異的人物之一。
陳金城的對聯、文稿和故居 2006.07.19. 作者：王爾堅
惠安建縣五百周年之前，海外一惠安公會出版了一部惠安縣誌，那裏有一條記載：清道光十二年二月，惠安五梅峰下一年輕士子抵京，於泉郡會館設席講演易經，講演前，他在會館前貼出一副對聯：
清紫葵羅鐘間氣
蒙存淺達有遺書
立時，整個京師轟動了，地處東南一隅的泉郡山川人物，一時名滿天下。
許多年過去了，我總是記住這副對聯，記住這副對聯主人陳金城的名字，甚至記住志書關於這副對聯的注釋。注釋的大意是：上聯的“清紫葵羅”指泉州的四座名山，即清源山、紫帽山、葵山和羅裳山；“間氣”是帝王之氣，神祗之氣外遊移於天地間的正大之氣。下聯的“蒙存淺達”指泉州學者詮注四書的四部名著，即蔡清的《四書蒙引》、林希元的《四書存疑》、陳紫峰的《四書淺注》和王振熙的《四書達解》；這四部研究四書的專著，同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一起，當年都是天下學子研讀先賢典籍、蟾宮拆桂的必備之書——京師青睞，雅相推重，目陳金城為奇才，我想，這都是情理之中事，更何況他名實相副，“詞藻繽紛，氣度雍容”，自然不失人師之望。
如果說“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堂”于儒雅之中蘊藉著渾厚與大氣，折射著張襄公於貧賤之中難能的矜持，實屬楹聯世界的極品，那麼，“清紫葵羅鐘間氣，蒙存淺達有遺書”則於矜持之中氤氳著儒雅，飄逸著智慧，展示著惠安人少有的恢宏，它實際上是大風雨到來之前，陳金城叩動紫禁城門環時遞給大清王朝的一張名片。
然而，喧囂之後是沉寂。道光十五年十八年兩闕春闈，陳金城都因交臂之失而抱撼丹墀，後來，有幸遇到大挑，這才以二等選署古田教諭，終其一生，也只不過是官至內閣中書、刑部雲南司主事而已——大浪淘沙、糞土王侯，多情宦海哪有閒情理會一位區區六品的失意主事呢？
但是，歷史卻格外垂青這位從古驛道走來的書生。
道光二十年，來自英吉利海峽的堅兵利炮毫不客氣地架在天朝帝國的脖子上，毫不含糊地宣告東方帝國末世的到來——這是個天崩地坼的時代，映著南中國海的一天火光，乘著歷史的大潮，陳金城終於從官場失意的“愁然不樂”中奮起，在五梅峰前的故居擺下一張書案，用他未曾試的一枝大筆寫下《平夷論》、《籌守福州議》、《籌守泉州大隊議》、《申明刑賞疏》（代陳慶庸疏）、《杞憂私記》十一篇……等一系列政論，撕下投降派“一和可以太平”的假面，為積弱積貧的民族發出“我朝祖宗疆土不可尺寸與人”的呐喊，以大無畏的氣概直諫：法“豈可不以天下人之好惡為衡”？閃耀出一位思想家難能可貴的民主光芒，讓自己的名字象雨後霽月那樣美麗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天空。道光二十七年，林則徐客寓陳金城故居，他以“觀文化成”四字作贈——“觀乎天下，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
．賁卦》）。這裏，既含有歷盡大劫大難智者的徹悟，也含有先行者對同一壕塹戰友崇高的勉慰和情深意殷的昭示。一百多年來，林公的這條楷書橫幅同朱熹的“丹梯獨步”能一起在嶺頭岩山碑林中蒸雲蔚霞，流丹霜林，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深深的歷史機緣。今天，如果歷史再寬容一點，讓我們有機會解讀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致陳金城的五封手書，也許，我們將看到，在殘陽如血的地平線上，陳金城同包世臣、魏源、陳化成、林則徐……是怎樣站在一起，站成一個風景，讓世界驚訝：天沒有陷，東方之龍的脊樑骨還在！
林則徐致陳金城的這五封手書，現在靜靜躺在北京一間恐怕早已塵封的書房內。
陳金城一生最大的憾事是沒能看到自己的文稿版書行世。也許是一種預感吧，他把傾盡自己的心血、關涉文、史、哲、類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法制諸多領域的《怡怡堂文集》編纂成冊，一櫥一櫥地寶藏在故居的書館內；讓卷秩浩繁的《怡怡堂文集》傳之後人，也許是陳金城子孫一代又一代虔誠的心願——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穿過風雨蕭蕭的時間隧道，六卷二百九十二篇的《怡怡堂文集》手稿，終於在
一九五四年從嶺頭起程，由陳金城故居而福建省圖書館，由福建省圖書館而中國科學院院長案頭，經四世孫、中共一枝筆蠅頭小楷認真校勘，經郭沫若為序，現在也靜靜地躺在北京一間早已塵封的書房內。
今天，如果我們想憑弔鴉片戰爭時期的這位思想者，那去處，恐怕只有五梅峰下的陳金城故居了。
陳金城于嘉慶七年出生在惠安嶺頭村大鄉陳氏聚居的祖宅，他的青少年時代，也是在大鄉度過的。現在人們通常所稱的陳金城故居實指陳金城當年的官邸，它坐落在嶺頭村祖公山下的小鄉，與虎頭山下大鄉祖宅咫尺相看，民間廣為流傳的所謂“豬母石”，就在祖公山上。據說，這“豬母石”，還有觀音寺，文昌祠、岩山石刻以及二坊、亭橋等形勝，在勘輿先生那裏，都以最佳的空間組合庇蔭著陳金城府第，並以美麗、吉祥的傳說編織著一條條時間的資訊彩帶，時時為陳氏傳人祝福……
其實，真正為嶺頭村、為陳金城一門後人帶來福蔭的，是那條縱橫整個嶺頭村、至今依然橫亙在陳金城故居前面的晉京古驛道。這條驛道嶺頭人稱為“官路”。正是這條官路讓南渡的衣冠、北覲的士臣常來這閩南普普通通、甚至略顯貧瘠的村莊或討一碗茶，或借一個宿，繼而留連，繼而盤桓，讓這小小的村莊有了中原的先知，南蠻的嚮往，讓一個不足二平方裏的村莊密密匝匝地擺下這麼許多彌足珍貴的勝景……。
這大慨就是造化給予嶺頭村、給予陳金城故居的饋贈吧，這大慨就是文化的交融和文化的積澱吧。那生靈靈的豬母石，那韓琦認母的觀音寺，那文下轎、武下馬的文昌閣，還有那令人觀止的摩崖石刻……實際上都是文化抽象饋贈的物化形態。正是這種文化意義上的饋贈，世世代代孕育著嶺頭人，也孕育著陳金城及其後人；正是這種饋贈無形無具的力量，斑斕了他們童年遙遠的夢，絢麗了他們三更苦讀的燭光，孵化了他們在古驛道上沖風冒雪的心志、膽識和才氣……這就無怪乎單是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陳金城一門後人幾乎是成方隊般地登上歷史的大大小小舞臺。這裏有中國左翼聯盟的作家，有緬甸工黨的中央委員，有《仰光日報》的經理、副主編，有為開闢抗日敵後新區而犧牲的中共惠安特支負責人……現在，讓我們蕩開一筆，把探詢的目光轉向延河之濱、寶塔山下的一孔窯洞吧——
在那裏，未來的中共一枝筆用三天三夜的時間，揮淚寫完《評〈中國之命運〉》的書稿。毛澤東用他經天緯地的大手，為書稿署上作者的名字：陳伯達。毛澤東親自主持了一個小型的中共中央會議，討論、審訂了這一書稿。《解放日報》於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全文發表了《評〈中國之命運〉》。周恩來指示用內部電報把書稿發往重慶，印成小冊子在國統區發行……抗戰勝利之後，在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的歲月裏，在飲馬西柏坡溪澗準備上京趕考的日日夜夜，《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象決戰前夕一顆顆紅色的信號彈，劃向中國思想界的暗夜，劃向人心向背各個戰場的前沿陣地，當年“捫蚤暢談天下事”的少年，帶著五梅峰的臍帶，甚至說是帶著《怡怡堂文集》的胎記，從那條古驛道登程出發，走過萬水千山，終於作為一個戰士，來到巨人身邊，站到中國當代思想戰線的最前哨，為饑寒交迫的奴隸、為一個新興的階級代言——我想，這才是陳金城故居最盛大的節日。
有人告訴我，一九五六年底，中共一枝筆離家三十年之後，第一次返鄉了。他當然沒有騎馬坐橋，但他也沒有坐車。他穿著一雙圓口布鞋，從縣城而盤龍，從盤龍而嶺頭，幾個人一起，竟是沿著那條古驛道，一步一個腳印地回來了。這時，嶺頭已沒有他懷念的親人。他那在屈辱中煎熬的大兄，早已在貧病中謝世。那麼，他的母親呢？在痛苦漫長的等待中，母親曾瑪官終於等來了解放的秧歌——但她沒有等來兒子衣錦還鄉的喜報和任何資訊，倒是時任縣長的王振海以賑災的名義為她送來兩袋麵粉和五十元白洋。之後不久，她收到兒子寄自京城的一封信，那信說，兩袋麵粉如果已經吃了，也就罷了，那五十元白洋一定要退回去……，母親望子成龍、光宗耀祖的寄託徹底破滅了，絕望了，不久，也就撒手塵寰……，但是，他還是回來了，沿著古驛道回來了，住下了。當晚，他便宴款待兒時的夥伴，席散之後送客，他執意把大鄉的客人一個個送至古驛道邊而後道別。我想，他那深沉得沒有言語的驛道情結，他那對古驛道自覺，不自覺的深情依戀，也許正是他對滋養自己的古驛道文化一種不自覺的觀照吧。
一百六十多年過去了，陳金城故居檢閱過富貴，也備嘗了貧賤；有過繁華，也不乏寂寞；收藏過笙蕭琴瑟；也包容過兵燹水患……風流總被風吹雨打去。現在，它完全洗去昔日的鉛華，它象一個龍鍾的老者蹲在古驛道的一旁，它翹首、期待，但似乎並不歎息。如果我們走近它，還能從草樹斜陽的薄明裏，依稀看到這座古時府第的風采，人們不難發現，不管是殘秋還是陽春，這座五間三進節護厝、已十分破落的舊時官邸，依然氤氳著人間的熱度和陽光，依然能讓你感受到一種博大，一種精深，一種獨特的文化意義上的溫馨，只有當你不自覺地踏進護厝一隅那祭奠著逝者的靈堂時，心頭才會不自覺地一顫：他，最後回來了。
火裏淬過三次，鹽裏浸過三次，血裏泡過三次，終其一生，他沒有忘記這座深深的五間三進大厝。現在，了卻火與劍、血與鐵、鮮花和荊棘、光風和霽月，他最後選擇這裏，好讓自己一半的靈魂打個盹。
據說，陳金城生前重修過洛陽橋，橋的中亭，有他的碑刻，那碑刻如果還在，怕是會永遠留在那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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