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譜與新加坡“福建人”方言族群移民史研究

作者：李勇　　來源：互聯網　　更新時間：2011年10月01日

族譜與新加坡“福建人”方言族群移民史研究

運用僑鄉族譜研究海外華僑的移民歷史由來已久。在福建區域移民史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莊為璣等人的《福建晉江專區華僑史調查報告》、①林金枝的《從福建僑鄉族譜看南洋華僑史的若干問題》、②鄭山玉的《僑鄉族譜與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③等等。上述研究依據族譜所載姓名、世代、生卒年、卒葬地、婚姻及子女、出洋原因或所附小傳等相關史料，分析了華僑的出國原因、移居地分佈、移民趨勢，旁及華僑出國路徑、在海外的生活、與祖籍地關係等問題。可以說，族譜史料是人們研究華僑移民史尤其是早期移民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然而，現有的研究大多從華僑移民史的宏觀角度切入，運用族譜來研究華人某一方言族群移民歷史的作品還比較少見。

在東南亞華人社會尤其是新、馬華人社會，由於殖民地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加之華人社會自身的分化，形成了“幫”的基本結構和特徵。“幫”代表了說一種方言的社群。④以新加坡為例，開埠後不久，當地華人社會就形成了五大基本的方言“幫”：講閩南方言的閩幫／福建人（Hokkiens）、講潮州方言的潮幫／潮州人（Teochews）、講廣府方言的廣幫／廣府人（Cantonese）、講客家話的客幫／客家人（Hakkas）和講海南話的瓊幫／海南人（Hainanese）。方言族群在華人社會研究中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單元，近年來受到學者們普遍的關注和重視。

目前，有關新加坡福建人移民史的研究，可供參考且較系統的資料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福建廈門海關關冊出入境年報資料。該資料中，最具研究價值的是年報中始自1876年的旅客往來地點的分類統計。這種資料可作為研究華僑尤其是閩南籍華僑出國人數、流向、規模及發展趨勢的第一手資料。第二種是新加坡華人出入境統計資料。英殖民地政府自19世紀80年代開始，將自香港、汕頭、廈門、海南等各埠抵達新加坡的華人按照男、女、童分類進行統計，又將轉往其他地方的人口分籍貫登記入冊。這種資料反映了以新加坡為集散地／中轉站的華人移民的流動情況，可用於研究移民的動態流動和各地的比較研究。第三種是新加坡人口普查資料。殖民地政府自1821年開始不定期進行人口普查，至1871年形成“10年一查”的制度，1881年又增加了對華人方言群人口的分類普查。換言之，1881年之前僅有“華人”普查總項及歷次普查資料，各方言群人口的普查資料及其分佈情況不得而知。前兩種資料只是間接資料，且資料龐雜分散，縷析研究的困難較大。與本文研究直接相關的是第三種資料中始自1881年的華人方言群人口普查資料，但與前兩種資料一樣，存在著資料形成時間較晚而無法全面滿足研究需要的缺憾。

本文系福建省高校服務海西建設重點專案“華僑華人社會文化在海西建設中的作用”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泉州市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規劃課題項目,項目批准號: 2009C - YZ04。
①莊為璣、林金枝、桂光華:《福建晉江專區華僑史調查報告》,載《廈門大學學報》, 1958年第1期。
②林金枝:《從福建僑鄉族譜看南洋華僑史的若干問題》,載《歷史研究》, 1984年第4期。
③鄭山玉:《僑鄉族譜與華僑華人歷史研究》,載周南京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總論卷》,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2年,第1058—1065頁。
④陳荊和、陳育崧:《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0年,第15頁。

可見，要針對華人某一方言群展開比較系統且長時段的移民史研究，現有的資料存在著種種局限性。族譜資料雖不能完全彌補其不足，但由於族譜資料本身所具有的具體性、連續性和系統性的特點，在微觀層面，諸如區域移民史和與其對應的華人方言群移民史的研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

由已故僑史專家莊為璣、鄭山玉編著，多位僑史學者參與搜集和整理的《泉州譜牒華僑史料與研究》（以下簡稱《泉譜》）一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專案和福建省社科“七五”規劃的調研成果，耗時十餘年於1998年結輯出版。書中收錄了包括泉州、晉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獅、德化八市、縣共二百部族譜、一萬余條族人的出洋原始記錄，是迄今為止內容最豐富、利用價值最高的專門性資料彙編，為研究海外華人移民史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新加坡方言群意義上的“福建人”源自閩南僑鄉廈門、漳州、泉州地區，其中又以“泉屬”為最多。這就為本文運用《泉譜》研究新加坡福建人移民史提供了基礎和依據。

一、族譜中所見最早之“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近代史肇始於1819年。這一年，萊佛士（ Stamford Raffles）代表英國東印度公司登陸新加坡，將新加坡作為自由港，吸引了來自周邊各國的移民。從此，新加坡迅速發展，成為一個以華人為主，包括馬來人、印度人和歐裔人等在內的多元種族的東南亞商貿樞紐。

到目前為止，有關開埠之前新加坡華人的歷史所知有限，人們也一直在探究。根據萊佛士登陸時的記錄，當時的新加坡是一個小漁村，在馬來天猛公（Temenggung）的管轄下，居民僅約150人，其中馬來人120名，華人30名。人們在後來發現的幾份早期殖民地官方檔案中，進一步瞭解到這些華人有可能是從事種植的福建人和潮州人。此外，檔案中有關在1819年英國人到來之前，華人已辟有好幾個甘蜜種植園的文字記錄①也給人以想像的空間：果真如此，那麼萊佛士有關華人僅30人的記錄可靠嗎？而對新加坡華人的歷史，又將如何追溯呢？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歷史的研究者發起了一次大規模搜尋華人歷史遺跡的行動，找尋
到大量留存在華人墳山、廟宇、會館、學校等處的碑銘、匾額、墓碑等，但是有關新加坡開埠之前的華人遺物卻所獲甚少。據筆者所知，僅有莊欽永於1983年在天福宮內發現了一枚古鐘，該古鐘志期為“乾隆十年”，即1745年，然而天福宮落成於1840年，該古鐘何時以及如何來到新加坡卻是無從考據。②同時期，新加坡學界亦展開了一場關於開埠之前華人歷史的激烈爭論。1981年，《南洋商報》報導，在一座華人大伯公廟宇中發現了一塊名為“重建順天宮”的石碑，並根據其中“建自嘉道之際”的碑文，認為“之際”應指嘉慶元年（1796年）和道光元年（1821年）之間的1808年，得出該廟“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歷史”的結論。該文實際上將新加坡華人的歷史至少推溯至1808年左右。此文一出便在學界引發爭論。有人認為，這是上溯新加坡華人歷史至開埠之前的又一證據，並對萊佛士登陸時記載的新加坡人口數和華人人口數提出疑問。也有人認為，“之際”應指開埠之後的1820～1821年之間，從而否定了前者的立論基礎及種種推斷。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了兩月有餘。③

事實上，該塊石碑立於1902年，碑文內容也早已收錄在1970年陳荊和、陳育崧編著的《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中。

①〔新加〕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1994年,第4—6頁。
②〔新加〕莊欽永:《天福宮乾隆古鐘小志》,載《新加坡華人史論叢》,新加坡南洋學會, 1986年,第151—153頁。
③〔新加〕邱新民:《新加坡尋根》,新加坡:章金福出版, 1983年,第91—126頁。

人們在探尋的過程中，也找到另外一些“新”發現，但都經不起仔細推敲。可見，無論是現有的官方檔案文獻，還是華人社會的民間文獻，都無法切入到開埠之前華人移民史的研究之中。那麼，迄今尚未運用到的族譜史料會不會有所幫助呢？筆者在查閱僑鄉族譜時，發現了幾則寶貴的有關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早期史料。現簡要摘錄如下：

晉江《鼇岱柯氏族譜》：①

一）“廿二日，住新加坡⋯⋯公葬塘口田墘，坐北向南……”（以下幾則稍略）

二）“則盛公，懿瑞公次子，生康熙乙酉年（1705年），卒乾隆庚寅年（1770年），住新加坡。”

永春《桃源東熙王氏族譜》： ②

三）“明助，生乾隆已醜年（1769年），卒乾隆壬子年（1792年）葬新加坡。”

四）“明侃，生乾隆辛醜年（1781年），卒鹹豐乙卯年（1855年）葬新加坡虎亭。”

南安《詩山內甲李氏族譜》：③

五）“允纖，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卒鹹豐四年（1854年），往實叻。”

傅衣淩抄錄的廈門海滄石塘《謝氏家乘》: ④

六）“三狗，生嘉慶三年（1798年）葬實叻。”

以上六條史料是筆者所見族譜中最早的有關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記錄。若按華人“弱冠南
渡”的一般規律，將生年加20歲計算，他們六人約分別於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5年（雍正三年）、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1801年（嘉慶六年）、1812年（嘉慶十七年）、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抵新。在新加坡的時間分別約為1716～1761年前（則美公歸葬故里，應於1761年前由新返梓）、1725～1770年、1789～1792年、1801～1855年、1812～1854年、1818～？，從時間上看，自康熙末年至新加坡開埠前後的嘉慶年間，經百年，基本上未曾中斷。且根據他們的卒葬資訊，則美公、則盛公、明助三人於乾隆年間曾留居新加坡當是不爭之事實。

在20世紀50年代末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莊為璣、林金枝、桂光華等人收集的80部晉江專區僑鄉族譜中，南安、永春在乾隆、嘉慶年間都有多人前往新加坡的記錄，其中南安有五人、永春有十八人。若從年代看，乾隆年間（1736～1795年）有人，嘉慶年間（1796～1820年）有十七人。⑤綜合前述《泉譜》中的記錄，開埠之前譜載泉屬福建人前往新加坡的記錄合計為28條（人）（詳見表一）。

表一　新加坡開埠之前譜載泉屬福建人至新加坡人數統計

以上是筆者所查族譜及所見相關研究中截至新加坡開埠之前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最早記錄。
從年份上看，1820年是嘉慶末年，這一年恰巧與1819年新加坡開埠之年相當。據此推斷，上述28人（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開埠之前曾在新加坡駐足謀生，並終葬於新加坡。換言之，華人移民新加坡的歷史至遲可上溯到乾隆初年，即18世紀中葉,此後直到新加坡開埠約80年左右的時間內，新加坡應一直都有華人謀生的足跡。

①②③莊為璣、鄭山玉：《泉州譜牒華僑史料與研究》，華僑出版社，1998年，第815、228、860頁。

④傅衣淩：《廈門海滄石塘〈謝氏家乘〉有關華僑史料》，載《南洋問題資料》，1981年第1期。

⑤莊為璣、林金枝、桂光華：《福建晉江專區華僑史調查報告》，載《廈門大學學報》，1958年第1期。

這些史料資料一方面是開埠之前相當長時期內新加坡社會經濟低迷,對華人移民產生制約事實的反映；另一方面也說明，作為華人傳統移居地——東南亞大區域——的組成部分之一及其地理中心， ①新加坡存在著成為華人落腳謀生地的極大可能性。且從中國移出地的因素來看，康、乾以來，特別是雍正五年即1727年，清政府指定廈門為福建唯一的對外通商正口及商船出洋總口，之後，廈門港迅速興起。②成書於1830年的《廈門志》亦載：“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為衽席……外至呂宋、蘇祿、實力、葛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③此處的“實力”雖然更有可能指的是開埠之後的新加坡，但在上述廈門港興起的背景下，具有悠久移民傳統和在東南亞地區有著廣泛分布的閩南人移民群體，自康、乾以來至新加坡謀生的可能性無疑是大大增強了。

那麼，上述族譜史料的發現對新加坡華人歷史的研究具有什麼意義呢？

迄今，新加坡華人有史料記載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14世紀中葉。元人汪大淵成書於1349年的《島夷志略》“龍牙門”條有載，單馬錫“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以通泉州之貿易”。經後人考證，“單馬錫”即新加坡。根據《馬來紀年》，此時正值新加坡歷史上的信訶補羅王朝晚期，至14世紀末由於飽受北方素可泰王朝和南方滿者伯夷的侵略，存在了大約二百年之後終至滅亡。④此後的新加坡，地勢荒僻，人煙稀少，少有記載。林遠輝、張應龍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中也曾寫道，此後，“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再也沒有見到有關華僑居住在新加坡的記載……直到1819年”。⑤換言之，汪大淵所記是迄今所見開埠之前新加坡華人歷史令人信服的最後記載。從這個意義上講，上述族譜史料無疑彌補了相當長時期內史籍記錄的空白，為人們追溯新加坡華人的歷史提供了文獻依據。

史料表明，福建人／華人移民新加坡的歷史源遠流長，跨越了自康熙末年至開埠前的百年歲月。

在新加坡福建人縣邑次社群人口中，表1、表2均顯示,南安籍移民和永春籍移民較早至新加坡，人數亦較多。雖然在早期移民社會中，一定數量的移民人口與組建社群組織之間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聯繫，⑥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聯繫仍然是顯而易見的。在新加坡福建人中，至新較早、人數較多的南安人和永春人最早建立泉屬次社群組織。早在1836年，南安人就建立了鳳山寺，供奉祖籍神廣澤尊王，同時作為同鄉集會之場所。⑦永春人則于1867年建立永春會館，供奉天上聖母和祖籍神張公聖君，碑文記載，每值二聖誕辰，永春人便相約於此。⑧

此外，族譜統計也顯示出新加坡開埠之前華人社區漸趨擴大的某種跡象。譜載族人出洋至新
人數從康、乾至嘉慶年間逐漸增加的趨勢表明，新加坡華人社區的規模呈日漸擴大之勢，並在開埠前後的嘉慶年間明顯擴大。然而從極其有限的史料中，我們還看不出開埠前新加坡已是一個繁榮的貿易商港的任何跡象。此時的新加坡若可稱得上是一個貿易商港，⑨也是頗令人生疑的。

①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8~139頁。

②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9~334頁。

③周凱：《廈門志》（卷十五），載《風俗記•俗尚》，鷺江出版社，1996年（重刊道光十二年刊本），第512頁。

④⑤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30頁。

⑥顏清湟曾特別舉客家人和廣府人的例子，說明人口較少的移民社群出於照顧自身利益的目的，反而較早建立社群組織。詳見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年，第35~40頁。

⑦《新加坡重修鳳山寺序》，載陳荊和、陳育崧：《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第102頁。

⑧《永春會館告厥成功》，載陳荊和、陳育崧：《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第211頁。

⑨〔新加〕邱新民：《1819年萊佛士登陸前新加坡已是一商港》，載新加坡《星洲日報》，1981年10月5日。

二、1819年至20世紀40年代新加坡福建人移民人口的動態變化及分析

一）統計的資料和方法

本文選取泉州著名僑鄉晉江、南安、安溪、永春四地的族譜作為統計標本，從區域移民史的角度管窺閩南僑鄉人民出洋至新加坡的整體發展趨勢。在統計方法上，本文以出洋年代為統計橫軸，按照生年加20歲計算。其中，1810～1829年由於至新加坡的人數較少合併在一起計算。族人出洋地點以卒葬地為准。在族譜中，新加坡常被別稱為“實叻”、“實叻坡”和“星洲”等。

二）譜載閩南僑鄉人民出洋至新加坡的動態變化及分析表二採用之族譜包括《泉譜》中晉江三十八部、安溪七部、南安十三部、永春九部，四地共六十七部，涉及出洋移民總人數2108人。

表二　譜載族人出洋至新加坡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表二顯示,從1810年至1949年大約一百四十年間，四地譜載族人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數雖各不相同，但趨勢卻是一致的，呈現出四個明顯的分期，即1819～1859年的小幅增長期、1860～1889年的穩定上升期、1890～1929年的移民高潮期和最後20年的低潮期。

需要說明的是，表二將移民人數由高峰值回落的20世紀頭三十年亦歸為高潮期，與族譜本身的修譜時間有直接的關係。作為民間的家族文獻，族譜的撰修時間參差有別。

筆者在參閱《泉譜》時發現，書中收錄之族譜大多修於20世紀40年代以前，如南安十二部族譜中，修於20世紀40年代的有五部，修於30年代的有三部，修於20年代的有四部，剩下的一部修於清末民初。這意味著一部分本來是在移民高峰期出洋的族人，或因為修譜時間較早而未能入譜，或因為修譜時仍然健在而尚未入譜，從而造成族人的實際出洋人數與族譜資料之間出現落差。

事實上，根據戴一峰對廈門海關關冊出入境年報資料的研究結果，閩南籍華僑出國的高峰期是1890～1929年，其中高峰值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①由此不難判斷，19世紀90年代之後的30年，仍是福建人移民新加坡持續高漲的高潮期。

表二顯示，譜載族人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數在19世紀60年代皆無例外地出現了明顯增長，10年
至新加坡的人數超過了之前50年至新人數的總和，此後移民新加坡的人數持續攀升，直到20世紀30年代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移民新加坡的人數由高潮回落。

為什麼閩南僑鄉人民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數的明顯增長點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而非一般移民史研究中所指鴉片戰爭後的40年代？且此後持續增長呢？究其原因，除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華工出洋已不受限制和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日益加深等因素所形成的推力之外，更直接的原因在於新加坡方面的拉力因素的變化和影響。

① 戴一峰：《近代福建華僑出入國規模及其發展變化》，載《區域性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以近代福建地區為中心》，嶽麓書社，2004年，第3~15頁。

近代以來，新加坡經歷了從一個荒僻的小漁村向現代化港口城市的蛻變。研究表明，19世紀
60年代正是此種蛻變過程中至為關鍵的轉折期。19世紀60年代以前，新加坡的貿易商港地位尚不穩固，先後有麻六甲、香港的激烈競爭，且海盜猖獗，初創時期的艱辛和港口自身條件的制約抑制了素有移民傳統的閩南移民的到來。60年代以後，新加坡逐漸擺脫了開埠時的不穩定狀況，貿易額上升，海盜被平息，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其間，1867年新加坡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轄地上升為英王室的直轄殖民地，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19世紀70年代英屬馬來亞進入大開發時期，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大宗商品集散地和東、西方貿易樞紐的地位得以牢固確立。

到20世紀初，新加坡逐漸從一個單純的貿易港口發展成能夠吸收大量勞動力的初級產品加工地。①19世紀60年代後，新加坡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來自中國華南地區的移民。

其中，福建人由於在華人“幫”群社會經濟結構下所具有的擇業和謀生優勢，更顯現出向新加坡快速集中的趨勢。

三）譜載僑鄉人民出洋流向及分佈：福建人向新加坡的集中“幫”群經濟是殖民地時期新加坡華人“幫”群社會結構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具體表現為某一行業由某一方言群成員主導甚至壟斷。②在新加坡五大方言“幫”群中，閩幫的經濟實力一直獨占鼇頭。早在新加坡開埠之初，由於富有的麻六甲漳泉商人南下經商，福建人已確立了經濟上的絕對優勢。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新加坡崛起的新興經濟部門如樹膠業、航運業、金融業，以及黃梨
罐頭業、肥皂業、生油業、鋸木業和膠品製造業等初級產品加工業中，經營者皆以福建人為主。③福建人較之其他方言群成員具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因而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閩南人南渡，結果便是福建人向新加坡高度集中。

表三在表二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了1810～1929年百多年間，譜載閩南僑鄉人民出洋的流向
與分佈，在移民的流動中考察福建人向新加坡集中的趨勢和程度。

表三僅是對族譜中有明確卒葬地的出洋族人人數的統計。由於移民的流向分佈極為廣泛，表中出洋地點只按主要者排列，人數較少者歸入“其他”項。

表三顯示，在以1860年為界的前後兩個階段中，一向以東南亞為主要僑居地的閩南僑鄉人民在出洋地點的選擇上出現了轉向，逐漸從一些傳統的移居點如吧城、呂宋、蘇祿、三寶壟、檳城等地向新加坡高度集中。三地譜載族人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數和比例顯著上升: 南安由
17人增至206人，安溪由3人增至94人，晉江由1人增至63人；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所占比例：

南安從8%增至23%，安溪從7%增至31%，晉江從1%增至11%。以平均至新加坡人數的比例論，在移民行為主要發生期（1860～1929年）的70年間，21%的閩南人出洋至新加坡。筆者結合戴一峰提供的廈門海關關冊年報中華僑出國統計資料進行估算，僅在移民高峰期（1890～1929年）的40年中，閩南僑鄉人民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數達75萬人之多。如此大規模的福建人移民潮深遠地影響了新加坡的人口結構，目前，新加坡華人中有將近一半的人口是福建人。

①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 ingapore 1819 - 1975,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2 - 43, 90 - 95.

②李勇：《從閩南人到“福建人”：殖民地時代新加坡華人社群建構的歷史考察》（優秀碩士論文），廈門大學歷史系，2006年，第36~38頁。

③〔新加〕崔貴強：《戰前新加坡閩南人的工商業活動》，載〔新加〕林孝勝主編：《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經濟與社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年，第133~154頁。

④佘有進：《新加坡華人人數、幫派及職業概覽》，載《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1848年第2期。轉引自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第109頁。

第一，對華人方言群人口結構的影響。福建人持續70年向新加坡的高度集中導致了福建人和
潮州人之間人口對比發生逆轉，福建人取代潮州人成為新加坡華人中的絕對多數群體。

資料顯示，在新加坡華人社會早期，潮州人明顯多於福建人。據早期潮籍領袖佘有進估計，
1848年新加坡華人總數約為39700人，其中潮州人占47.9%，福建人占25.2%，廣府人占15.1%，客家人占10.1%，海南人占1.2%。④此時，潮州人幾乎是福建人的兩倍，而到1881年官方首次公布華人方言群人口資料時，福建人已明顯超過潮州人，成為新加坡華人中的多數群體，其比例升至39.8%（其中包括11%的海峽華人①），潮州人則降為26.1%，雙方人口總數分別為34508人和22644人。此後，福建人人口繼續攀升，1901年增至74000多人，到1931年二戰前最後一次人口普查時，福建人已超過18萬人。與此同時，福建人在新加坡華人中所占比例升至1931年的43%，最高時達到1891年的48%（其中包括10.5%的海峽華人）。相比之下，潮州人在新加坡華人中所占比例則下降至1931年的20.4%，人口總數為82516人，與該年福建人人口相比，整整少了將近10萬人。②福建人佔優勢的新加坡華人的人口結構一直保持至今。根據2000年新加坡的人口普查，福建人占新加坡華人總人口的41%，占新加坡總人口的31%。③

表三譜載族人出洋流向分佈表（人數及所占百分比，單位：人）

儘管人口移入對新加坡華人人口結構的影響是持續而長久的，但在福建人和潮州人的人口對
比問題上，尚需提及兩個較偶然的因素。一個是1853年閩南小刀會起義失敗後，餘眾多數撤往新加坡的事件；④另一個是大約發生在1848年至19世紀50年代，潮州人集體移師柔佛，開闢新的甘蜜種植園的事件。⑤此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集體性遷移事件，在新加坡華人社會早期人口基數不大的情況下，必然會對新加坡華人社會的人口結構產生衝擊，從而影響到福建人和潮州人兩大方言群人口的比例。綜上所述，福建人與潮州人人口比例的逆轉大約發生在19世紀50~60年代。

①“海峽華人”指在海峽殖民地出生的華人移民的後代，與來自中國的“新客移民”相對應，其中絕大多數是福建人。

②〔新加〕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第20頁。

③Leow Bee Geok, Cencus of Population 2000 ( S tatistical Release 1) ,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 p. 42.

④葉慶國、陳詩啟：《閩南小刀會起義始末》，載洪蔔仁主編：《閩南小刀會起義史料選編》，鷺江出版社，1993年，第250頁。

⑤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年,第204頁。

第二，對新加坡以華人為主體的人口結構特點的影響。新加坡是中國以外以華人為主體民族
的唯一國家。在新加坡華人人口中，福建人佔據了半壁江山。福建人持續70年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將近1/4的海外移民向新加坡的高度集中，對新加坡的人口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不同，新加坡在沒有任何成規模的土著人口的基礎上實行開埠和自由港的
政策，完全依賴源源不斷到來的移民，實現了從一個荒僻的小漁村到東南亞最重要的商貿樞紐的蛻變。熱帶疾病和開拓的艱辛導致的高死亡率決定了這一移民的進程必然是持續而漫長的。有數據顯示，直到1947年，自然增長才成為新加坡人口增長的主因。① 換言之，自開埠以來的百多年間，新加坡人口的增長幾乎完全依賴移民的湧入和補充。

在源源不斷到來的外來移民人口中，華人移民的發展顯然是最快的。資料顯示，早在1840年，華人已占新加坡總人口的50.6%（17179人），至1881年，升至62.3%（86766人），1901 年達到71.7%（164041人），②到1931年福建人移民轉入低潮時，華人人口已占新加坡總人口的75.1%（421821人）。③華人人口占新加坡總人口的3/4的結構特點最終定型。根據200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華人人口比例為76.8%，華人人口總數為2505379人。④

三、結語

華人方言群研究的出發點是探究華人社會內部基本的“幫”群社會結構的發展和演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當研究切入到方言群移民史這一微觀層面時，常常由於資料的匱乏而無法深入。

本文結合泉州僑鄉族譜的研究顯示，族譜中出洋史料及相關統計資料為人們研究微觀層面的華人移民史（包括縣邑次方言群移民史）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原始資料，凸顯僑鄉族譜在方言群等微觀層面移民史和長時段移民史研究中的獨特優勢和利用價值。

由於利用族譜資料，本文突破了長期以來由於資料的欠缺而無法展開的對新加坡開埠之前華
人移民史的研究，並在缺乏早期官方方言群人口統計資料的情況下，對新加坡福建人長時段的移民歷史展開了盡可能的研究。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全過程可以“開埠”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在開埠前的第一個階段中，福建人／華人移民新加坡的歷史至少可上溯至乾隆初年，即18世紀中葉，並且華人社區在新加坡開埠前後的嘉慶年間有明顯擴大的趨勢。但總體上來看，此階段移民新加坡的華人人數極為有限，移民進程相當緩慢。華人成規模地移民新加坡始自1819年新加坡開埠後。

在這第二階段中，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進程加快，從1819～1929年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人數開始呈現上升的態勢，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由高潮回落。其中，19世紀60年代是福建人移民新加坡人數快速增長的轉捩點，此後經歷了持續70年的快速增長。福建人持續70年移民新加坡人數的快速增長和將近1/4的移民向新加坡高度集中，對新加坡的人口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福建人長時段的移民進程是中國方面自康、乾以來“海禁”政策的調整和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逐漸加深等因素所形成的強大推力，以及新加坡從荒僻的小漁村崛起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商貿樞紐和閩幫優勢經濟力量支撐所構成的巨大拉力共同作用的歷史性結果。

①南洋商報編：《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新加坡南洋商報，1969年，第36頁。

②張禮千：《新加坡人口之演進》，載《南洋學報》，1941年第二卷第一輯。

③〔新加〕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第226頁。

④Leow Bee Geok, Cencus of Population 2000 ( S tatistical Release 1) , p. 34.

李勇，副教授，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廈門

責任編輯：黃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