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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信仰與海外閩南人的“神緣”
――以新加坡天福宮為例
作者：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巫秋玉
媽祖信仰至今已歷時千年。早期的海外閩南人是海洋移民，媽祖是保佑在海上討生活者的神明，因此揚帆出洋的閩南人在出海前和抵埠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祭拜酬謝媽祖庇佑“海不揚波”，媽祖信仰隨著閩南人的出洋而傳至海外，媽祖廟便成為早期閩南人的聚集之所和精神根據地。在新加坡，除閩南人在天福宮奉媽祖外，同樣是海洋移民的潮州人在粵海清廟、瓊州人在瓊州會館天后宮都奉祀媽祖。所謂“神緣”，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神祗為標識而結合的人群；其組織形式有神社、寺廟、教會等。本文以閩南人為主的天福宮為例，就媽祖這一“神緣”在海外閩南人中的作用加以分析，以求從中得出些結論。
一、新加坡天福宮
神祗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方面，而神祗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傳播途徑。在神祗傳播活動中，其活動空間便是廟宇。華僑出國謀生，除以原有的生產技術經商才智在外打拼外，還帶走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傳統，包括家鄉的信仰。關於華僑在海外建廟迎奉家鄉神祗，韓槐准先生描述說“古代南洋各角落，華僑人數未多之時，販海之船舶一到其地，憩息無所，常建簡陋之亞答屋，以資登岸時之用，同時可供奉其所迷信之水神，後華僑人數漸多，資力漸富，乃改建巍峨之廟宇。”①
海洋移民閩南人到新加坡拓殖，媽祖信仰便傳到新加坡。1810年閩南華僑在海邊設壇奉祀媽祖神像。1821年02月18日，福建帆船從廈門第一次直航新加坡，帶來了一批為經商而移居的閩籍商人。是年，祀壇已發展成為一間小廟。1824年英國殖民者辟新加坡為自由港，採取允許商人自由買賣的政策，不少麻六甲閩籍僑生小商移居新加坡。閩籍移民人數的增加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奉祀媽祖的小廟已不能滿足日漸增多的海洋移民的祈願和聚集之需。1839年由新加坡各方言幫的領袖集款在媽祖祀壇小廟的基礎上擴建為天福宮。來自麻六甲的閩南籍僑生陳篤生為天福宮大董事。於1850年奠立的《建立天福宮碑記》反映了當時華人建廟緣由：“我唐人由內地帆海而來，經商茲土，惟賴聖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樂業，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護也。我唐人食德思根，公議於新加坡以南直隸亞翼（馬來語“海灣”之意，即今直落亞逸街）之地，創建天福宮，背戌面辰，為崇祀聖母廟宇。”②
天福宮位在漳、泉人聚居的直落亞逸街，其建築工藝手法和材料來自泉州，是正統閩南風格的宮觀建築。1840年04月，宮廟舉行迎神活動，恭迎從福建製作的媽祖神像安放天福宮。當時迎神活動場面莊重盛大，轟動整個新加坡華人社會。天福宮的正殿中央崇祀“天后聖母”（媽祖），媽祖的兩側是保生大帝和關聖帝君（關羽）。殿的後堂祀觀音大士，宮的左右各有樓閣一座，左閣是1849年建立的“崇文閣”，為新加坡最早的華文學堂。右閣為土生華人組織“慶德會”所在。在正殿最高處懸掛著清朝光緒皇帝御筆所書“波靖南溟”，之下是陳篤生所立的“澤被功敷”，正殿入口處的“顯徹幽明”，則是中國派駐新加坡的第一位領事左秉隆所立，從這些匾額贈送者的身份，可以看出當年天福宮的地位。
天福宮雖然是各方言群籌款所建，但是，宮廟後來成為閩南人崇祀和活動中心。究其原因，顏清煌先生認為“由於該宮多數的創建人是已控制理事會領導權的閩南人，因此，給人們留下的是該宮是被某一方言集團所壟斷的印象。……實際上，他們已經把該宮變為他們的活動中心。”③在1860年福建會館成立前，天福宮是福建人聚居新加坡時的聚集之所和重大活動之地。在19世紀，以閩南人為首的閩幫遊神會便以天福宮為中心。
根據《建立天福宮碑記》所言可知，當時閩南人修建天福宮是為了“食德思根”，以表示他們不忘故土家園，認同自己文化的象徵。早期閩南人移民，歷盡波濤風險，“天下至險，莫於海”，移墾和經商的艱難，在未可預知的環境裏，祈求家鄉神靈保佑的信仰便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這種“人因神聚、神因人移”是中國民間信仰文化的一個特徵，也是華人移民自我增強信心的良方。“南洋各處華僑今尚膜拜之天后聖母……乃古代華僑迷信能扶助航海，而增加一路平安之自信心理作用，以達南進成功之功神。”④
二、天福宮與新加坡城市發展
中國人的傳統是掙了錢先修廟，祈求神靈保佑發財致富。也就是經濟的發展推動媽祖信仰，而媽祖信仰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又能反過來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媽祖信仰的初始宗義是尊媽祖為航海保護神。但隨著海商對財富的追求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媽祖的神性已被引伸為商業保護神和財神。”這是因為自1824年新加坡辟為自由港後，已成為英國殖民者在東南亞的主要港口，它與世界各商港的貿易活動日益頻繁。中國東南沿海城市是其海上貿易網路的重要站點，中國帆船滿載著陶瓷絲織品等中國貨物前來通商貿易，當時活躍於新加坡商業領域的是有著豐富海貿經驗的閩南人。而來自中國海商的貿易活動和移民下南洋謀生全靠船運，漫長的海上行程，驚濤駭浪，風險不斷，海商的身家性命和船貨能否順利抵達目的地以實現其商業價值，全系於海上的狀況。如果能得力于媽祖女神的法力庇護，對於唯利是圖的商人和希望“安居樂業、物阜民康”的移民來說，是美好的祈願。因此商人和海洋移民大力推崇媽祖。修建天福宮不少捐款人是帆船船主便可說明這一點。在天福宮正殿裏懸掛著一副對聯也反映了當時帆檣雲集天福宮的情境：此地為涉深第一重沖要帆檣穩渡又來萬里拜慈長，惟神拯航海千百國生靈廟宇宏開籍與三山聯舊雨。
媽祖信仰對推動一個街區、或一個城市的發展也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天福宮的前身，只是一個建在海灣邊上的神壇，這是在萊佛士登陸新加坡之前。其後漳泉人由麻六甲來新的日漸增多，他們以祭祀聖母的神壇為凝聚中心，人數越聚越多；隨著神壇變為一小廟，經商開店、生活居住的地盤也漸擴大。當然，直落亞逸街的發展與萊佛士希望把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商業港口城市有關。1822年，萊佛士重返新加坡後，成立了城市發展委員會，規劃由直落亞逸向東伸延至河口沙洲一帶，作為最早擴建市區的範圍。萊佛士考慮到華人中不同方言群體之間常會出現糾紛，因此，按不同的區域分配不同的華人方言群體。閩南籍人士則以已聚集眾多閩南人的直落亞逸街為中心，向西北地方擴建，囊括今天的福建街、長泰街與廈門街等，這裏成為早年閩南人落腳定居的地區。⑤
在萊佛士重商主義政策鼓勵下，直落亞逸這個昔日海灣逐漸成為華僑商號集中、繁華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據考證，到1879年直落亞逸街已有一百四十多家店鋪，其中可考證出的三十多家商店主要經營鐵器、麵包、咖啡、鞋業、印務、承包商及豬仔館等。大部分店家東主已不可考，可考出的東主中有八家為閩籍人士。⑥19世紀80年代以後，新加坡挖山填海。城區的擴展，使得天福宮雖位置不變，但是，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海灘卻已是數公里以外了。如今的直落亞逸街，仍是華人聚居開店之街，仍然是人來人往熱鬧之路。天福宮成為了新加坡城市發展變遷的見證。“天福宮的興建，是新加坡都市建設的一個里程碑。”⑦
三、天福宮與早期閩南人幫權政治
在早期華人社會裏，寺廟往往是方言族群權力所在的標誌。19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幫權組織便可在各方言族群對寺廟修建及活動中體現出來。漳、泉人同屬閩南方言語系，溝通便利，易於聯合。在早期華僑社會裏，同鄉相幫對移民立足他鄉是非常重要的。漳泉人得海絲之風的推動而較早出國打拼，是福建省出國最早的移民群，在新加坡開埠期，開拓者大多是由麻六甲來的僑生，這些漳、泉商人，因為已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通曉英語與馬來語，他們以較優之勢“控制整個福幫社群”，所以漳泉人講的閩南話便成為福建話的代表，漳泉人便就是福建人，閩北、閩西等則被擠出福建人的行列。陳荊和認為：“漳、泉人控制下的福建幫組織，只能代表漳、泉的利益，為佔有利益而加緊結合，高度的發展地緣性作用，因
而產生了排外的小群意識，造成了封建的幫權威望。”⑧天福宮的修建以及後來變成為閩南人的活動中心，正是適應了這種幫權威望的樹立。因為在信仰媽祖的閩南人的心目中，媽祖還是具有一種超物質的、憑信仰力量可以領導和鼓舞人們的富有感召力的精神領袖。漳、泉商人進入新加坡掌控福建幫後，很快便取得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裏的優勢地位。
關於19世紀新加坡福建幫的幫權狀況，林孝勝先生認為：福建幫是操廈門語系的漳州府、泉州府和永春州的福建人（即如今我們所說的閩南人）為代表。顏清煌先生也指出：當時福建幫由三大集團組成：漳州集團、泉州集團和永春集團。泉州集團又分為南安小集團和金門小集團，南安人於1836年修建鳳山寺，崇祀廣澤尊王，南安人以此為宗教活動中心和社會中心；金門小集團於1876年修建浯江孚濟廟，供奉聖候恩主神，該廟是金門人聚會場所。直到1867年，永春集團才建立永春會館。漳州集團在三大集團中處於領導地位，著名的幫權領袖是薛佛記、陳篤生和陳金鐘。⑨
薛佛記和陳篤生都是由麻六甲來的漳州府籍僑生。薛公是新加坡福建幫的開山鼻祖。1828年率領同鄉在石叻路興建恒山亭，薛公為恒山亭大董事，成為福建幫的領袖。恒山亭不僅是一塊管理與喪葬有關事情的義塚，而且管理整個福建幫的事務和處理閩商事務，成為福建幫的總機構。當1839年薛公離開新加坡前往麻六甲出任青雲亭亭主時，福建幫的領袖地位便轉到陳篤生的手裏。陳篤生的崛起與天福宮的修建有內在的聯繫。當以“慎終追遠”為目的的恒山亭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時，陳篤生以其聰明才智率領十一名各方言幫的頭面人物集款修建天福宮，他本人出資
3074.76元，居所有捐款人之首，順利獲得天福宮理事會的大理事之職。由於12位董事中六位是閩南人，天福宮基本由福建幫控制，陳篤生順理成章地成為福建幫的領袖，福建幫的總機構也由恒山亭遷移到天福宮。1850年陳篤生死後，其子陳金鐘接替了他，成為天福宮的領袖。為了樹立威信和增強幫權的力量，1850年陳金鐘捐出
1719.11元叻幣修復天福宮。在會館出現以前，宮廟領導權成為幫權權力的象徵。以漳、泉人為主的福建幫，在福建會館成立前，其天福宮為幫群的議事場所。所以，有學者認為，在早期華人社會裏，寺廟大多隱藏著方言族群的幫權力量。“天福宮，賦有完全支配福建人的威權。”⑩
我們可以其他方言族群的寺廟狀況來加以說明。林孝勝在論述新加坡粵海清廟的匾額含義時曾說“粵海清廟的匾額是研究19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幫權關係與活動的重要史料，它是廣、客、潮、瓊四幫聯合陣線最好的見證。聯合陣線各派系都在粵海清廟內出現，惟獨沒有福建人的匾額，印證了19世紀幫權政治的兩極性。”(11)林孝勝認為自恒山亭建立成為福建幫的總機構的次年（1829年）新加坡華人社會已形成“廣客潮瓊聯合陣線”對“福建幫”的兩極幫權政治。
在海外華人社會，廟宇往往成為社團的雛型和前身。“在19世紀，一間高度地方色彩的廟宇是團結鄉人非常有效的媒介，因此早期的地緣性組織多先以廟宇方式出現。”(12)1860年，在天福宮聚集活動的基礎上，成立了福建會館。陳金鐘被推舉為第一任會館主席，仍然掌控著福建幫的領導權，直到1892年陳金鐘去世，他在幫中的領導地位是牢固的。隨著會館的成立和在華僑社會中發揮作用，宮廟的政治作用式微。福建會館自成立起長期設在天福宮內，直到1954年，為使天福宮更便於各方言民眾崇祀媽祖及其他神祗，而把天福宮馬路對面原有的戲臺拆除，改建為福建會館大廈。如今天福宮仍為福建會館管理。漳州集團對福建幫近百年的統治，其權力之強使漳州集團一直以福建幫的代表自居，也使得漳州人的會館組織到了20世紀才出現，1929年漳州會館成立。
四、從媽祖信仰看文化傳承與創新
媽祖信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部分，對今天的信奉者來說，“媽祖既是神祗，又是民族文化的象徵；因此對她的信仰不光是企望，也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同。”(13)一位馬來西亞學者認為：“媽祖也是仁孝之神，據傳她生前的所作所為，表現出孝順和仁愛的品質，在海上救苦救難，陸上消災解厄，對父母的孝行使她成為孝女。百善孝為先，華人家庭倫理的維繫，無不建立在孝的基礎上，對媽祖的崇拜，正象徵著華裔民族對‘仁愛’和‘孝順’的崇拜。”(14)對媽祖的信仰和崇拜，代代相傳形成傳統，流播到海外不因地域的改變而動搖，使這一信仰文化得以傳承。
媽祖源于莆田湄洲，但是很快就在泉州、漳州流行，泉州天后宮、漳州漳浦烏石黑面媽祖都有近千年的歷史。來自漳、泉地區的閩南人把媽祖帶到新加坡，便是把中華傳統文化、把媽祖信仰帶到新加坡。1840年迎奉的媽祖來自閩南；2001年重新維修天福宮時，同樣在福建莆田訂制神像和香爐。今天，天福宮媽祖神像雖然已為所有華人崇祀，但它仍代表著閩南文化在海外的衍播。我們暫且不論天福宮內擲茭問卜的迷信行為。從歷史視角來看，天福宮的《建立天福宮碑記》和1906年重修時奠立的《重修天福宮碑記》，記錄了新馬華人漂洋過海南進的歷史，反映了當時的華人社會狀況，其碑記的史料價值是珍貴的。一百六十多年天福宮蘊存著新加坡華人尤其是閩南人的奮鬥歷程，它是新加坡閩南人一百六十多年發展史的見證。天福宮的建築是正統閩南廟宇的建築風格，其主殿之氣勢恢宏、高大端莊的媽祖神像，飛仙雕刻的山門橫樑、繪畫精妙的山門門神都令筆者歎為觀止。新加坡是個多元文化國家，其人口種族包括華族、馬來族、印度族以及其他族裔，多族文化組成的新加坡文化是新加坡國家文明的基礎，作為華族文化一部分的閩南方言族群文化，豐富了新加坡文化，促進了新加坡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2001年，天福宮申請成為國際重點文化遺產。
根據湄洲媽祖祖廟提供的資料，目前世界上有媽祖信眾近二億，媽祖廟近4000座，分佈在美國、日本、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緬甸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生活在科學發達的現代的海外華人，仍然熱衷於修媽祖廟和還願，“這不是單純的信奉問題，更主要的是在媽祖信奉中寄託著深厚的、源遠流長的民族感情之故。”(15)
媽祖海上保護神的誕生，“是海洋交通文化的直接產物，其信仰的發展最終又以宗教的形態對海洋交通文化產生影響。”在海外華人社會裏，地緣、血緣、業緣是華人之間聚落、聯絡、團結、互助的紐帶，而對神明繁多冠全國的閩南人來說，“神緣”在其獲取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當然，民間信仰畢竟容易帶來迷信色彩，我們今天研究媽祖現象，強調的是她所具有的文化遺跡的史料價值和信仰內涵中所蘊存的積極向上的民族傳統精神。天福宮見證了華人從中國南來的歷史和社會變遷，深具歷史和文化意義。
注釋：
①韓槐准：《天后聖母與華僑南進》，《南洋學報》第二卷第二輯。
②陳荊和、陳育崧編著：《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中文大學，第57-58頁。
③顏清煌：《新馬華人社會史》，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9頁。
④韓槐准：《天后聖母與華僑南進》，《南洋學報》第二卷第二輯。
⑤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教育出版私營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6頁。
⑥莊欽永：《新加坡華人史論叢》，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年版，第12頁。
⑦陳荊和、陳育崧編著：《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中文大學，第9頁。
⑧陳荊和、陳育崧編著：《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中文大學，第15頁。
⑨參見林孝勝：《十九世紀星華社會的幫權政治》，載林孝勝等著《石叻古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年，第6-9頁；顏清煌，前引書，第169-170頁。
⑩陳育崧《序》，載林孝勝等著《石叻古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年，第1頁。
(11)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年，第50-51頁。
(12)林孝勝：《十九世紀星華社會的幫權政治》，載林孝勝等著，前引書，1975年，第8頁。
(13)林其錟：《“五緣”文化的傳承與變異--論媽祖文化現象》，載《海內外學人論媽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頁。
(14)《焚一把人間香火》，馬來西亞《文道》雜誌，第57期，1985年10月。
(15)（日）游仲勳：《東南亞華僑經濟簡論》，郭梁等譯，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頁。
來源： 原載於《閩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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