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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與泉州民間信仰在印尼群島的衍播初探
泉州被譽為“泉南佛國”、“宗教博物館”，千百年來，佛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日本教（日本佛教）等外來宗教和本土的道教、儒教在這裏傳播流布，此外，泉州還擁有極其豐富多彩的民間信仰崇拜。泉州的民間信仰神統龐雜，有歷代的英雄忠烈，有地方官宦鄉賢、學道之士，還有有靈異事蹟的歷史人物；民間信仰廟宇眾多，城區和鄉村的鋪、境、都、社、村都有各自的民間信仰宮觀寺廟。在歷史的長期演化中，佛教、道教、儒教不斷世俗化，與各類民間信仰相互糅雜、融合，形成獨具特色的泉州地方民間信仰崇拜。
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和發展，泉州人不斷地向外展拓、移民海外，泉州民間信仰也隨之傳播到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泉州民間信仰習俗，對僑居地華僑社區的社會生活、文化藝術和風俗民情產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一、海上絲綢之路與泉州人民徙居印尼
早在周秦時期，居住在泉州地域的閩越族先民們就擅長造舟航海，他們“以舟為車，以楫為馬”、“水行而山處”。西晉時期泉州已有舟船連接海外。陳天嘉三年（
562年），印度高僧拘那羅陀泛海來到中國，駐錫泉州西門外九日山建造寺翻譯佛經。
入唐以後，泉州港逐漸興起。唐武德年間（618～626年），有穆罕默德門徒三賢、四賢來泉州傳播伊斯蘭教，後卒葬東郊靈山聖墓。久視元年（
700年）在今泉州地域置武榮州，景雲二年（ 711年）改武榮州為泉州。泉州建州後，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至貞元至大和年間（785～835年），泉州升為上州，泉州的造船業已達較高水準，所造海船抗風力強，適於遠洋航行，陶瓷、絲織品等成為主要外銷商品，隨著海外通商貿易的發展繁榮，前來泉州的外國使節、商人、傳教士日益增多，出現“船到城添外國人”、“市井十洲人”的空前盛況。泉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與廣州、揚州、交州（今越南交趾）並稱為中國四大對外貿易商港，海路所通國家和地區東北至高麗（今朝鮮）、日本，南達南海諸國，西抵印度半島。五代初，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審邽及王延彬兄弟子侄相繼任泉州刺史，王氏治泉期間，招懷離散、保境安民、鼓勵生產、繼續發展海外貿易。之後，留從效為泉州刺史、清源軍節度使，“招徠海上蠻夷商賈”，發展海外貿易，與海外貿易相關的手工業，如陶瓷業、冶煉業、絲織業、制船業等，都得到很大發展，為海外貿易提供充足的商品貨源。
在唐及五代時期，隨著海上交通與對外貿易的發展，泉州已經和印尼群島諸國有了經濟、貿易往來。當時前往印尼的泉州人以船工、農民以及從事貿易活動的海商為主，一些海商在印尼進行貿易活動時，受到季節、氣候等因素的影響，留在當地“住冬”，等到來年季風到來時再返航。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設置福建市舶司，之後泉州的對外通商貿易涉及三十一個國家和地區，趕上並超過明州，僅次於廣州。南宋，海外貿易成為朝廷財賦收入的重要來源，泉州港的重要作用更加顯現，造船業更加發達，當時泉州舟師、水手、舵工“知地理、識天象、辯水道”，並用量天尺、指南針測量、導航，航海技術居世界領先水準。當時泉州港“風檣鱗集”，“漲海聲中萬國商”，成為“夷夏雜處，權豪比居”的國際大都市，與海外58個國家和地區通商貿易，與廣州港並駕齊驅。
兩宋時泉州與印尼之間的交往更加頻繁。北宋時期古印尼的闍婆、三佛齊、新拖、蘇吉丹、巴林馮、藍無裏（蘭裏）等國家和地區與泉州有貿易往來，這時候前往印尼的泉州人除了海商、無地就耕的農民之外，還有一些手工藝匠也前往印尼定居，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蘭裏就是漳泉海商船舶修理、貨物集散和轉運的重要港口，成為泉州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聚居地。南宋間立於莆田縣西天尾鎮的《祥應廟碑記》明確記載有北宋大觀年間至南宋紹興八年（1107～1138年）“泉州綱首朱仿，舟往三佛齊國”的事蹟。南宋間曾任泉州知州的洪邁，在《夷堅志》中記載有泉州海商欲往三佛齊，船遭風觸礁、漂流孤島的奇遇。主持泉州市舶司達二十年之久的趙宋宗子趙汝適在《諸蕃志》一書中，也記述了泉州商人到闍婆等地經商的情況。
元朝，朝廷大力扶持對外貿易。至元13年（1276年）泉州獻城降元，翌年，朝廷詔地方官唆都、蒲壽庚對外宣諭：各國海商來泉州貿易寵禮優待，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在朝廷的鼓勵、扶持下，泉州海外貿易逐漸走向顛峰，成為我國主要的對外貿易商港，泉州與海外通商貿易的國家與地區近百個，是“梯航萬國”、舶商雲集的東南巨鎮，“纏頭赤腳半番商，大舶高檣多海寶”，海外貿易超過廣州，一躍成為世界大港，與埃及亞歷山大港並稱於世。至元二18年（1291年），入仕元朝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奉命護送闊闊真公主遠嫁波斯伊兒汗國阿魯渾汗，率領龐大船隊從泉州港出海，他在遊記中寫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這裏，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像。”五十多年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到泉州，他在遊記中說：“刺桐港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餘觀之，即謂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虛也。餘見港中有大船百餘，小船則不可勝數矣！”羅馬教皇使節瑪黎諾裏（義大利人）來華，回國時由泉州放洋，他在《奉使東方錄》中說：“刺桐港為大商港，面積廣大，人口眾庶。”
元朝泉州人民移居印尼群島持續增多。至元30年（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出兵攻打爪哇，就是從泉州後渚港出發，兵士也多以泉州沿海一帶招募，後因出師不利，匆忙收兵，不少士兵流落爪哇，遊歷家汪大淵所著的《島夷志略》就記載：“有病卒百餘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勾欄山）。今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之。”元朝周致中的《異域志》也記載泉州與爪哇的杜板（廚閩）之間，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返，流寓於其地之粵人及漳泉人，為眾極繁。
元明鼎替後，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以倭患為由實行“海禁”，嚴申“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後又罷福建（泉州）市舶司，洪武十四年，朝廷再次下諭“禁瀕海之民私通海外諸國”，直至封海，禁止漁民出海捕魚，泉州的海外貿易和沿海人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永樂三年（1405年）才恢復福建（泉州）市舶司，並在城南設“來遠驛”，以接待外國貢使，官方朝貢貿易替代自由的海外貿易形式，泉州港的海外通商以東行航線為主，基本上僅限於南洋、日本和琉球等地區。明中葉以後，朝廷持續厲行“海禁”，泉州海商卻“冒禁入海”，興起民間海外走私貿易，以晉江安平鎮（安海）為代表的海賈行跡遍及東西洋的呂宋、暹羅、交趾、真臘、舊港、滿刺加、馬尼拉、巴達維亞、日本等地。
戰亂、倭患、災荒、西方殖民者的人口擄掠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等諸多原因，使得泉州人民流離失所，生活更加困難，移居印尼者人數更為眾多。明朝永樂、宣德年間，朝廷派遣三寶太監鄭和七次下西洋，出使各國，前後共28年（1405～1433年）。鄭和下西洋，或航經閩海，或直接由福建沿海啟航，因此有許多泉州人受雇為船工、火長以及其他勤雜人員，還有一些從軍作為使節前往南洋諸國或居留當地，促進了泉州人民的對外交往和僑居國外。永春縣《留安劉氏族譜》就記載劉孟福“在南京充軍，從官往番邦，故在思門噠
劣（即蘇門答臘）”的事蹟。明中葉，印尼的杜板、泗水、舊港、萬丹、三寶瓏等地，就有成批的泉州人居留，形成華人聚居的村社。十七世紀初，荷蘭殖民者侵佔印尼後，通過威脅利誘等手段，將四百余名華僑從萬丹地區遷入新建城市－－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並且任命泉州府同安縣的蘇鳴崗為最早的華人甲必丹。為了掠奪和榨取當地的資源和財富，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荷蘭人還經常派出船隊到泉州沿海一帶擄掠人口，每次均有數百人遭難，他們或是在新建的巴達維亞城修建港口、城池，或是被強迫到蘇門答臘的種植園和邦加、勿裏洞的錫礦充當苦力。
入清以後，為切斷沿海人民與據台抗清的鄭氏集團的聯繫，朝廷厲行“海禁”，規定“片帆不准下海”。順治18年（1661年）又頒佈“遷界令”，強迫沿海人民內遷三十～五十里，泉州沿海一帶被夷為廢墟。康熙22年（1683年）施琅平臺，翌年“海禁”撤銷，其後“海禁”時開時禁，直至雍正五年（1727年）才廢除與南洋貿易的禁令，這期間，官方貿易不復存在，泉州海商受到嚴重打擊，民間各種海上走私貿易則隨之增多。鴉片戰爭之後，隨著廈門作為通商口岸，貿易地位上升，泉州港更是日漸衰落。
雖然泉州港雄風不再，但因人口激增、生活所迫，泉州人大量出洋，在清朝前、中期曾經出現了三次較大規模的出國高峰期，移居印尼群島的泉州人數急劇增加。鴉片戰爭後，西方殖民者開始在閩、粵沿海招募“契約華工”（俗稱“豬仔”），清朝後期泉州府各縣大批華僑出國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據《晉江概況》記載，在道光二十七年至咸豐三年（1847～1853年）短短六年間，從廈門被誘騙拐賣走的“豬仔”華工就有一萬二千多人，其中有許多是泉州地區人民，在邦加、望加錫、勿裏洞等礦區，在非常殘酷的條件下開採礦產，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印尼的勿裏洞曾經是一個遍地荊棘、巨蟒猛獸時常出沒的地方，清光緒三年（1877年），泉州永春的林慶吉首先乘船到達這裏，此後，他率領閩粵華僑斬荊棘、辟草萊，歷盡艱辛開採錫礦，使原本是荒島的勿裏洞逐漸發展成為十萬人口的市鎮。
二、泉州民間信仰在印尼群島的衍播
早期華僑要出洋謀生，須橫跨灘礁密佈的重洋大海，要經受狂風駭浪的襲擊，在航海技術不甚發達的情況下，在茫茫大海中遭遇不測之災更屬常事，海路艱險使他們感到非常無助和恐懼，這種對命運不確定的恐懼和無所適從的迷茫心態助長了華僑們的宗教信仰情感，他們因此更加信奉神靈，祈求神明庇佑、消災解厄，尋求精神上的寄託和安慰，故鄉廣泛奉祀的各種神靈和各種民間信仰習俗便隨著早期華僑的足跡而踏入異國他鄉。人們常說有海水流到的地方就有華僑，有華僑的地方自然也就有國人的民間信仰。就像我們不能確切地說出泉州最早出國的華僑始于何時，我們也不能確切地知道泉州民間信仰最早是什麼時候傳入印尼群島的，可以肯定的是，泉州華僑先民的足跡什麼時候踏上印尼群島，泉州的民間信仰就隨之傳衍到印尼群島。
考察民間信仰在印尼群島的衍播情況，可以分為這麼三個時期：個體崇拜時期、家庭崇拜時期、社群崇拜時期。
早期華僑出國時對於海路艱險、前途未蔔的恐懼，使得他們在出國前往往到家鄉民間信仰祠廟禱告，祈求神明庇佑，有的更將信仰神明的香火、符紙、香袋、神像隨身攜帶遠渡重洋，這時候泉州民間信仰流傳入印尼群島屬於華僑個體信仰，但這種個體信仰具有普遍性特徵。到達僑居地後人生地不熟、殖民地政府的欺榨壓迫、勞動環境的惡劣、僑居生活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延續了華僑們的信仰崇拜。
在僑居地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建家立業是華僑融入僑居地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標誌。這時候華僑往往將從家鄉帶去的民間信仰神像供奉在廳堂之上，年節奉祀，對家鄉神祇的信仰是整個家庭的整體意識，包括一些娶原住民為妻、生下混血兒的家庭也是如此。
隨著出國華僑人數的大量增多、華僑居住社區的形成、穩定和持續擴大，特別是華僑經濟的發展，有了富餘充裕的資金，建立華人民間信仰寺廟成為可能，華人寺廟的興建使得華人民間信仰逐步走入華人社區，在社群中流播開來，成為社會群體性崇拜。有資料表明，在十六世紀時印尼群島就已經有華人寺廟的存在。由於泉州華僑在印尼華僑中人數極眾，佔有重要地位，印尼的華人廟宇有許多為泉州華僑創建或參與創建也就不足為奇了。法國學者蘇爾夢在《雅加達華人廟志》中記載，印尼許多華人廟宇中，有些為清代旅居印尼的泉州人和閩籍華人所建。印尼蘇門答臘島巴東市的西興宮，前身為觀音亭，系由泉州、漳州早期華僑共同創建的，後觀音亭毀於火，清咸豐11年（1861年）重建，改名西興宮。道光21年（1841年）泉州華僑參與創建中爪哇南旺的慈惠宮、奉祀天后。清光緒八年（1882年）西爪哇文登的泉州安溪籍華僑蔗農在丹戎加逸創建祖師廟，供奉安溪縣保護神清水祖師，之後清水祖師崇拜在印尼群島傳播開來。以上所舉只是泉州華僑創建民間信仰廟宇的幾個例子。在印尼的許多地方（包括城市和村莊）同時存在多座奉祀泉州所特有的民間信仰神祇如媽祖、廣澤尊王、清水祖師、吳真人等，則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上述現象。大規模興建華人民間信仰廟宇的時期大約是在十八世紀中後期（清朝乾隆年間），在這一段時間，僅在三寶瓏一地就相繼出現了三寶公廟（1742年）、觀音亭（1746～1771年間）、振興街廟（1753年）、澤海廟（1756年）、大覺寺（1771年）、唐街廟（1782年）、東壁廟（1782年）、和豐廟（1792年）、厚德廟（十八世紀後期）等華人寺廟，這同清朝乾隆期間國內人口急劇膨脹，華僑僑居印尼大量增多，僑居地華人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三、泉州民間信仰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係初探
泉州民間信仰在泉州民眾中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當早期先民們要乘槎浮海、遠渡重洋時，通過對所信仰神明的頂禮膜拜、祈求庇佑，以及對這些神明“法力無邊”的無限信任，大大減輕了華僑們對海路艱險的恐懼，大大增強了華僑們戰勝風浪、安全抵達彼岸的信心和勇氣。正是由於出國華僑延綿不斷、絡繹不絕，使海上絲綢之路得以持續發展、繁榮，泉州民間信仰對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很明顯的。
泉州民間信仰的思想根源是我國儒家思想的忠、孝、仁、義，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海外華僑通過對祖籍地神明的信仰不僅僅只是一種精神慰藉，同時也是眷戀故國家園、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種象徵。同時，這種華僑民間信仰現象的存在、發展、演化，表現出中華文化與僑居地原住民各民族間不同文化的交流、借鑒和融合。
在印尼群島的各種華人民間信仰的廟宇，大都仍採用泉州廟宇的傳統建築規制和形式，建築特點是一般為單開間或三開間，二進帶回廊，屋面作雙坡頂帶脊，脊上雕雙龍戲珠，脊端作燕尾吻，整個建築雕樑畫棟，精雕細刻，做工考究，與一般泉州華僑民居相比顯得富麗堂皇。有的廟宇還是從家鄉請來工匠、運來材料建築而成的。前面提到的清道光21年（1841年）由泉漳華僑創建于中爪哇南旺的慈惠宮，建築工匠均從家鄉聘請。蘇門答臘島的巴東市西興宮，同治12年（1873年）重建時，從國內請來的工匠十余人、購置大批建築材料，歷時四年建成有亭兩進、並左右兩回廊，具有閩南寺廟建築風格的新寺宇。日惹的鎮南宮也是從閩南運來建材建成的三開間廟宇，建築風格與泉州無異。這些廟宇建築的存在，豐富了僑居地的建築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華人寺廟建築也借鑒了印尼當地的建築風格，如創建於乾隆38年（1773年）、主祀關帝的杜板關聖廟，1873年增建門樓，上書印尼文名稱，上部設有巨蟹圖案，數年後沿入口處增設回廊，形成類似爪哇式的前大廳堂。
印尼群島的華人民間信仰宮廟內的匾額、對聯、碑刻等，也都承襲自國內，文字使用中文，思想內容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有些對聯將印尼的地名嵌入聯中，別具特色，如西爪哇茂物的福德廟內有冠頭聯：“茂物修竹藏仙果，物阜民康保太平”，梭羅奉祀廣澤尊王的保安宮內有對聯：“千古仰神府德耀常昭爪島，梭羅隆血食威嚴永鎮梭京”，將“爪島”、“梭羅”等地名嵌入其中。毫無疑問，這些別具特色的對聯是泉州民間信仰文化逐漸融入僑居地社會生活的生動表現。
值得一提的還有泉州木偶劇種布袋戲，亦隨著泉州華僑移民和民間信仰習俗而傳入印尼群島，十七世紀時布袋戲已經在爪哇地區流行，布袋戲一般是在華人信仰廟宇的節日中演出，用以酬神。主祀廣澤尊王的中爪哇勿裏達保安宮就一直延續這一傳統。布袋戲演出在印尼不僅為華僑所喜愛，也深受當地原住民的歡迎圍觀，還對原住民的木偶劇產生了深刻影響，一些印尼木偶劇碼就是取材於中國的歷史故事或民間傳說，如《薛仁貴東征》、《梁山伯與祝英台》、《孫悟空大鬧天宮》等，而採用印尼語或爪哇方言說唱演出的。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僅只是物質貿易交流，同時也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間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華僑、華人問題的實質是移民，而移民過程的實質同樣也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間人們的相互交流、借鑒和融合。從這一層面來說，泉州民間信仰對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就更加重要、更具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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