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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移民與澳門早期開發
摘要
自南宋末年至1849年，福建移民充當了澳門華人社會的主角，對澳門早期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本文從福建人移居澳門的歷史過程、商貿經營和媽祖文化傳播三方面論述福建移民積極參與澳門早期開發，以充分認識福建移民在澳門早期歷史發展過程中作出的貢獻。
澳門初為漁港，自明中葉開埠以後，逐步發展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對明清中國及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福建移民不斷在這片土地上生息奮鬥，對推動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過去學術界對於福建移民在澳門早期開發中的地位和作用關注不多，對於福建移民在澳門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如何開發澳門，本文嘗試做一些工作，突出福建移民在澳門早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作出的貢獻與歷史地位。
一、福建人移居澳門
澳門是廣東省香山縣南端的一個小島，遠在葡萄牙人到此定居以前，就以安全的港灣而著名，也稱濠鏡澳。據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余裏，諸番互市其中。……蠔鏡在虎跳門外，去香山東南百二十裏，有南北二灣，海水環之……又十裏至澳，澳有南臺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對，故曰澳門。”[01]澳門的氣候屬於亞熱帶性質，常年受季風影響甚大。16－17世紀，外國大帆船均賴夏季風吹來澳門，又賴冬季風於次年春返航。
宋元時期，閩人大量移居香山與宋末元初的朝代更迭有關。南宋末年，政局動盪不安，最後的兩個統治者在張世傑、陸秀夫的支持下來到泉州，並雇傭了許多泉州籍水手組成一支大規模船隊到達香山、新會一帶的沿海，據《廣東通志》載：張氏等人“奉帝幸香山，以馬南寶宅為行宮，複駐淺灣”，[02]張世傑敗於元將後，南宋移民流散于此，後定居下來，其中閩籍遺民不少。從現在相傳沙梨頭《永福古社》土地廟為南宋人所建的資料來看，最遲到南宋末年，澳門已有定居的居民點。
南宋末年，也有部分閩人自發地遷入香山縣地區。《香山縣鄉土志》卷７就有許多類似的記載，如：“仁良都南湖部族。蓮塘始遷祖芑，宋以狀元官廣州郡。乾道壬子年七月，由福建莆田縣徙香山，卜居蓮塘……分居城內東裏、深巷、厚興街、基邊、張溪、東了、庫湧、柏山、沙溪等處，丁口約七千餘。”“良都洲黃族，始遷祖獻，崇文憲，先世閩之福州人，避亂徙新寧潮境鄉……遂卜居長洲；所娶平南林氏女為繼室。生子佑孫廣派定居良都，析居城北，分支大塾、麻洲、外界湧等處。丁口萬餘。”“仁都邑城高族，原籍閩之莆田，始祖師曾，官保昌縣丞，遂家南雄……其後分支城南麻洲馬頭街，治東節尾、新村、白廟、城西長塘街，隆都豪兔、岐坑、大石兜、青羌、良都、長環、尖湧、察後。臺北，磨刀等處，丁口七千餘人，徙馬澳洪簡者，亦成巨族雲。”這些福建氏族，自南宋遷入香山後，不斷生息繁衍，至明代已發展成為香山巨族。福建人遷移至香山地區一直延續到明初，如：“四部林屋邊林族，始遷祖孟七，明初由福建至欖邊。分支山洲杭、陂頭、窈窕、沙棚下、大嶺各鄉，丁口三千餘。”[03]以上史料充分說明福建人很早就來到香山地區，並參與澳門早期的開發活動，成為澳門地區最早的移民之—。
自明中葉到清朝前期，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廣東福建地區，商品經濟日趨活躍，人口增加。不少人開始從事對外貿易活動，或移民海外。而澳門的轉口貿易正好為他們提供了—個棲息地或奔赴海外的中轉地，讓他們暫時具有生存的環境與條件。崇禎三年五月（1630年），禮科給事中盧兆龍認為：“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粵之盜賊亡命投倚為患者，不可數計，粵人不得安枕數十餘年於茲矣。”[04]此外，閩人自古有“販海經商”的傳統，大量福建人在澳門進行商貿活動。《澳門記略》一書對此有記載：“其商儈、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操閩產。”[05]可見，當時附近居民多操閩南方言，福建移民在澳門的商人數量可觀，他們做領航、翻譯，充當中外貿易活動的仲介，促進了澳門早期社會經濟的發展。
由於澳門的地理環境及經濟特點，農業並不發達，但也有一部分福建移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他們移居澳門後，主要在離島及近郊的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如氹仔卓家村就是一個農民漁民的聚居點，有許多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民前來墾殖沙田。葡萄牙史學家白樂嘉在《西方開拓者及他們對澳門的發現》一書中曾指出：“在葡萄牙抵達澳門之前，半島上已住有少數漁民。在今天普濟禪院即觀音堂一帶，是當時西江泥沙沖積的地方。寺院極古，但無實錄可考。我們只知，此寺院的初期，是一間小祠堂，屬於福建移民所有。這些初期的居民，有的姓沈，有的姓何。他們居住在此，賴西江沖積的肥土美壤，從事種植為生。”[06]
漁業也是早期福建移民在澳門從事的主要行業之一。澳門瀕臨海洋，海上捕魚業發展得天獨厚，不少福建人初來澳門主要依靠捕魚業為生，也有些來自福建沿海的漁民。他們在澳門定居後，繼續從事漁業生產，進一步促進了澳門捕魚業的發展。
福建人對澳門移民自宋元一直延續到清後期，他們對澳門華人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早期福建移民融入當地粵語社會，而他們帶來的閩文化因素也融入澳門華人社會，促進了澳門漢文化的成長。
二、福建移民與澳門商貿經營
明中葉開埠以後，澳門迅速發展成為遠東國際貿易中心，尤其是對外貿易經濟發達，福建人至澳門從事海上經貿活動，或者以此為跳板，流移海外。正如《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中所言：“閩粵商人，趨之若騖，久之，其來益眾。”[07]在葡萄牙人早期經營和開發澳門的過程中，有不少福建人參與經營活動，對澳門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葡萄牙人初來閩海活動，大都利用泉漳私商引水，來到沿海較為隱蔽的海港活動，與近海的商民貿易。最早開發澳門的是漳州海商，他們經常在東南亞海上從事貿易活動，首先與葡萄牙人往來。廣東實行海禁後，葡萄牙人在屯門被逐，遂轉而到閩浙沿海一帶進行貿易和劫掠，結果“有司自是將安南滿刺加諸番舶，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駐紮，於是利歸於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08]葡萄牙人來漳州海面進行貿易，與漳州人為其導航有關。明代有不少福建及外地商人來澳經商。明朝嘉靖年間名臣龐尚鵬說澳門：“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效番衣服聲音。”[09]這篇奏疏是研究澳門史上極為重要的文獻，說明在澳門開港之前，福建的漳州人、泉州人、浙江的寧波人、紹興人較為活躍，他們著內地奇裝異服，用“番語”與葡萄牙人經商。
1557年，葡人正式入居澳門以後，開闢了以澳門為中心的三大國際貿易航線：東到呂宋、日本，南聯東南亞諸國，西進印度、波斯以達地中海，對外貿易的繁榮，吸引了廣東、福建的商人，其中福建商人主要是來自晉江的海商。福建沿海正值倭寇騷擾，許多閩南海商，尤其是曾與葡萄牙人有貿易往來的晉江商人轉赴澳門，逐漸形成了重要的商業階級和階層，如泉州海商集團首領李旦、黃程、鄭芝龍、鄭芝虎。聲名顯赫的福建南安人鄭芝龍，早年曾來澳門尋找母舅黃程，廣交各國海商，並學會了葡萄牙語和經商的本領。鄭芝龍後來加入天主教，取名為尼古拉。鄭芝龍最初隨海商李旦出海貿易，受到李旦的賞識。李旦死後，芝龍繼承了他在日本的部分財產和部眾，成為閩粵沿海一帶有名的海商集團頭目，其外貿船隊經臺灣、日本、呂宋及東南亞各地。他在澳門開設大商行，經營進出口貨物物資，從晉江各地招募一百五十名織錦工來澳門做錦緞生產出口業。也有大批晉江商人隨鄭芝龍的船隊來澳門經商，據估計：“崇禎初年，住居澳門的泉州晉江商人有一千多人（當時澳門總人口三萬多人）。”[10]閩商憑藉語言之利，從事中葡仲介貿易獲利甚多，明代澳門有許多成功的福建商人，黃程就是其中之一。據江日升《臺灣外傳》記載：“至天啟三年癸亥夏五月，程有白塘、奇楠、麝香，欲附李旦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09]也有不少福建人參與澳門本地經貿活動。萬曆中，據載：“閩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于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製造更多焉。”[10]說明閩人在澳門商貿交往活動中具有重要地位。
入清以來，福建仍有不少商人赴澳門經商。如福建福清縣施作歧之父，在澳門經商十年不歸，最後“在粵亡其貲，死於澳門。”[11]著名的澳門義士沈志亮，“名米以宇行，先世福建人，貿遷來澳門，遂家于前山寨南之龍田村。”[12]據外國人的記載統計，“1831年在澳門停泊的船中，來自福建廈門的有80艘，來自福建漳州府者
150艘。”[13]其中當有不少到澳門或經澳門轉販南洋地區的福建商人，也有部分可能定居澳門，從事中轉貿易活動。澳門作為一個重要的商業貿易城市，吸引了東南沿海大批商人，他們有的更成為當地重要的商業力量與支柱。
三、福建移民與澳門媽祖文化
古代澳門人從事漁獵和貿易活動，長年在大海中漂泊，前途風險難以預測，十分渴望有一個航海保護神能夠保佑他們。於是媽祖信仰很早就進入澳門人的生活之中。
傳說媽祖名為林默，北宋時期福建莆田湄洲人，是都巡檢司林願的女兒。她天生富有靈性，能言人禍福。自北宋開始，媽祖由於能夠護航、治癒疫病、解救旱災、擒拿海盜和抵禦倭寇，再加上統治者的扶持，媽祖屢次受到加封。元代媽祖因保護“漕運”等重大事件被封為“天妃”；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受到媽祖保佑，再次被加封為“天妃”，奉祀她的廟稱天妃廟或天妃宮；清代媽祖又被改封“天后”，廟稱天后宮。
福建人自宋代開始移居香山縣內。來自媽祖故鄉的仙游鄭氏和莆田鄭氏在香山發展較快，後來發展成為當地望族，他們成為香山媽祖信仰的積極傳播者。由於這種文化屬性與航海關係密切，按理也應同時在澳門出現。明朝以後，媽祖信仰在澳門得到很快發展。澳門的媽祖文化十分發達，現存就有八座媽祖廟，媽祖閣是中國文化在澳門的象徵。葡萄牙人首次抵達這一港口，當地已經建有一座媽祖廟，所以他們把澳門稱為“
Macau”，即媽閣的閩南語音譯。據張汝霖、印光任《澳門記略•形勢篇》雲：“……有奇石三：一洋船石，相傳明萬歷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于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于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14]依據此傳說，可知澳門的媽閣廟即為娘媽角廟。它最初是由福建移民建造，反映了明代澳門人已經將媽祖視為航海保護神來祭拜。另據陳衍德教授實地觀察那塊被稱為‘洋船石’的摩崖石刻，可以發現那上面雕刻的正是“閩式的‘大雞眼’海船，兩旁船首錨孔繪著圓形的大雞眼圖案”[15]，說明五百年前福建海船已經來到澳門。由於媽祖來自福建，閩籍商人多出資修建媽祖閣。媽祖廟最早興建當于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年），正如《澳門媽祖閣五百周年紀念碑記》所載，“澳門初為漁港，泉漳人士蒞止懋遷，聚居成落。明成化年間創建媽祖閣，與九龍北佛堂門天妃廟、東莞赤灣大廟鼎足，輝映日月，居諸香火滋盛，舶爐密湊，貨殖繁增，澳門遂成中西交通樞要。”[16]福建泉漳人士初來澳門，在此地生息繁衍，後創建媽祖廟，促進了澳門媽祖文化的傳播。當時的澳門是中外貿易的焦點，福建商人航海經商路經此地，建媽閣廟以便往來祭祀崇拜。清代澳門媽祖文化進入全盛時期，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被迫開放沿海多個通商口岸，大批華人湧入澳門，其中不乏眾多閩人。據清朝道光二十七年黃宗漢的《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雲：“濠鏡向有天后廟，自明至今，多歷年所凡吾漳泉兩地之貿易於澳門者，咸感戴神靈，而敬奉弗怠焉。彼此均沐恩波，前後累沾惠澤。昔泉堂既置業設，當為春秋祀事記，今漳興堂亦捐金購屋，為歲時祭品需，統計闔郡共鳩集洋銀四千九百十大圓。”[16]碑中所說的溫陵是泉州的古稱，至於“泉敬堂”是澳門泉州商人的組織。此碑記反映了自明朝以來，媽祖閣是澳門漳泉潮商人心目中的朝拜聖地，也反映了閩南商人與澳門媽祖閣的密切關係。清代澳門媽祖文化繁榮的原因在於澳門作為一個海港城市，水運發達，媽祖恰好充當了水運保護神的角色，受到格外尊重。閩人到澳門經商都要拜媽祖，而各地商人來此為尋求神靈庇護也要拜媽祖，才形成澳門媽祖文化興盛的局面。
澳門媽祖廟的媽祖神像是福建祖廟的“分身媽”。媽祖起源于海上，漁民外出打魚在海上時常遭遇風險，他們希望祭拜媽祖乞求得到神靈的保佑，可以說“在遠洋捕魚的整個過程中，媽祖信仰實際上是作為漁民的精神支柱，自始至終地滲透期間的。”[17]福建人以航海著稱，媽祖崇拜也伴隨著福建商人傳播到澳門。澳門的中國人與福建的媽祖崇拜息息相關、一脈相成，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這種崇拜，來尋找自己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中的根，正是這種“尋根”的力量促使澳門媽祖信仰長期得以延續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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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改平：西南交通大學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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