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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概況
歷史發展：
遠在六千多年前，香港地區已有先民活動。當時他們的活動地區，大多是位於沿海岸的沙丘、小山崗或內陸的小溪邊。如香港西南面的海灘，例如南丫島的深灣和大灣、大嶼山的萬角咀和石壁、香港島的舂坎角，以及屯門的龍鼓灘。西元前二二○○年左右，他們已開始以漁獵為業，懂得使用石器砍樹、造船。從已發掘的古物，可知時人已懂得製造陶器，有精細的石刻，並開始製造青銅器。除了補魚外，也從事種植稻米和飼養家畜。
近年來，考古學者在港、九及新界各海岸地域進行不同規模的考古發掘，獲得石環、印紋陶器、彩陶器物及青銅器頗多，可證香港境內的史前文化遺址，分屬新石器中晚期及青銅器時期。惟至今仍未有房舍遺址發現。
在東龍島、蒲台島、港島石澳大浪灣及黃竹坑、大嶼山石壁、長州、西貢滘西洲及龍蝦灣八處，均發現先民時代的古石刻。這些石刻，疑為先民的圖騰圖形，用以鎮海，或為先民祈求子孫昌盛之所。而在大嶼山汾流及壞澳、南丫島洪聖爺灣、西貢海下等處面海的山麓上，有石圓環多處，可能是先民祭天的地方。
秦始皇派軍平南越，於西元前二一四年置南海郡，香港屬南海郡番禺縣。西元前一一一年，漢武帝平南越，以其地置南海等九郡，香港改屬南海郡博羅縣管轄。
這個時期內的香港情況無資料可考，亦無該時代的文物可供研究。
直至一九五五年，在九龍李鄭屋村地區，發現了一座古墓，經考證為東漢期間的古物，墓內明器包括銅鏡、銅碗、陶碗及農村屋宇模型等。該墓的頂部呈拱形，為當時建築的特色。古墓是現在境內獨一的遺蹟。
西元二二○～五八九年，東晉時，香港改隸東莞郡寶安縣。這個時期的香港已較發達。東晉末年，有孫恩、盧循為亂長江下游及福建等地。晉將劉裕率兵討伐，將其打敗，餘部逃入廣東南部海中，稱盧餘，其地稱盧亭，可能就是今大嶼山一帶。
南北朝時期的名僧多駐錫或路經香港，然後才轉往交廣地方。相傳印度高僧杯渡禪師曾居於屯門青山。現時屯門青山禪院外有「杯渡禪師」石像
。
在西元五八一～六八一年，隋廢東莞郡，香港改隸廣州府寶安縣。
及至唐時（西元六一八～九○七年），香港始以屯門一名見著於史籍。《新唐書．地理誌》廣州通海夷道條首見屯門的名稱。它的地理位置緊扼廣東珠江口外交通要衝，故該處自劉宋時已為一重要海門。當時欲由外地循海路往中國貿易者，必先集屯門，然後北上貿易。
屯門，亦稱團門，又稱段門。屯門是來華貿易船舶停靠的地方，玄宗開元年間曾派軍隊二千多人駐守屯門，以禦海寇，故屯門有「屯兵之門」的意思，由安南都護府管轄。
天寶年間，浙江海盜吳令光為患，南海太守劉巨麟派遣屯門駐軍北上平亂。
肅宗時，香港改屬廣州郡東莞縣，是中國南方水路交通要道。
五代：西元九○七～九六○年，當時稱為「大步海」的吐露港是採珠的地方，南漢政權曾於沿海一帶（今日的大埔）設置「媚川都」，募人採珠，並駐軍保護和監管採珠業。
又於屯門設軍寨，駐紮重兵，向番舶課抽稅。
北宋，西元九六○～一一二七年，鄧氏族人在北宋時遷到新界地區。
南宋，西元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南宋對外貿易發達，佛堂門成為當時的交通要道，設有稅站對來往船貨抽稅，九龍灣從前是一塊鹽田，故特設「官富場」，並派官專責主理煮鹽事務
。
蒙古人南侵時，宋帝及帝昺逃難至此，在這兒建立行宮，並相傳曾在九龍灣的小山崗「宋王台」逗留。
大批人口自中原移居香港，並在新界建立村落，其中有文氏族人，就在新田、大埔泰坑一帶建立村落。
鄧氏族人在十三世紀時在廈村的鄧氏分支遷到元朗居住。
慶元間，大嶼山島民作亂，朝廷遣兵平亂，進行屠殺，地方荒廢。
名臣李昴英被賜大嶼山地為其封邑。
相關古蹟：宋王臺公園，元朗鄧氏宗祠。
元代，西元一二七一～一四○四年，元末，廖氏族人自福建遷至上水居住，侯氏族人自廣東遷居至上水河上鄉，而彭氏族人則由江西遷居至粉嶺。
相關古蹟：上水廖萬石堂。
殖民前的香港，一直以來，歷史書籍記載香港的歷史，多由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說起。然而，香港早在千多年前就有人類居住，最有力的考古發現是：最近在香港最大的外島－－大嶼山上，發現了一座五千年歷史的（古窯）。至於史前新石器時代的石刻散見在香港各地，雖然前人刻鑿的意義和創作者身分已不可考，但可以深信的是，這避風港和淡水灣曾經吸引不少在太平洋沿岸航行的古人在此停留。
約二千年前，在漢朝時，中國把香港納入版圖。坐落於九龍李鄭屋的漢墓就建於此時。十四世紀，許多廣東人紛紛來香港定居，還有從中國中部南遷至香港的（客家人）。許多現代香港人至今依舊向當日地主的後代支付（佃租），這些族群習稱為（新界五大族）。
根據一些最早的史冊紀錄，香港認定要成為一個經濟重鎮。官方史實中記載，軍隊最早駐守在屯門和大埔，目的是為了確保吐露港蜒另外，來自廣東東部的鶴佬漁民也到香港定居。十七世紀，滿清入主中國，為了剿平反對者及海盜，清廷嚴禁老百姓在沿海定居。最後，禁令廢除，新的移民又陸續到香港定居，即（客族）或（客家人）。
原本務農的客家人以後就開始種稻米、栽茶樹，亦出產莞香及鳳梨。家採收珍珠的利益；現在，屯門和大埔已搖身一變成為新界的兩個主要市鎮。
香港早期的生活方式，可在一些小漁村和小田莊裏找到歷史證據。這些早期村落，許多至今仍有訪禦牆、護城河及守衛室保護著。
鴉片戰爭與戰後餘波：英國人的到來，使得香港捲入世界性事端。十九世紀，英商來華進行鴉片貿易，賺取大筆財富，換取中國的白銀、絲綢、茶葉和香料。清廷擔心老百姓受到鴉片煙毒影響，決定禁止鴉片的進口。英商方面，欲渴望在港口加強地位，不受滿清朝廷控制，因此導致鴉片戰爭（一八四○～一八四二年
）的爆發。英國維多得亞女皇的船堅炮利，而香港島就在一八四二年所簽訂的南京條約中，永久割讓給英國。亨利.砵典乍爵士是香港首任英國總督，在中環就有一條以他名字命名的砵典乍街（Pottinger
Street）。
香港得名的由來：
因海盜香姑盤據香港島得名：
據古老傳說，清朝嘉慶年間，有海盜林某與其妻香姑橫行於伶仃洋一帶，後為清海軍將領李長庚擊敗，林某逃死並死於台灣，香姑則率餘眾佔據港島，後人因而稱之為「香港島」。
但據史籍記載，清代並沒有名叫香姑的海盜，本港各區亦未有發現任何相關的史蹟，加上中國人向來痛恨盜賊，理應不會以盜名為一島之總名，故此說實不足信。
因島上紅香爐山得名：
據古老傳說，今日銅鑼灣天后廟前的紅香爐，是從遠地漂來而停在廟前沙灘上。時人遂將它放置在廟前，並稱廟後山峰為紅香爐山，廟前之海灣為紅香爐港。其後漸演變為全島的全名，稱為香港島。
但據《新安縣志》中的地圖所載，島上既有紅香爐山，亦有香港村，二者既同時存在，地點亦有別，故「香港」之名實非由紅香爐山演變而來。
因驁洋甘瀑下江水而得名：
據傳說，今日薄扶林華富的瀑布公園所在地，原有一條由瀑布注成的山溪，稱為瀧水，相傳此處就是《新安縣志》中所載「新安八景」之一的「驁洋甘瀑」。此處的溪水味淡而甘，行船者多愛汲此處的水作食用，因而稱此水為「香江」，將此瀑布入海的海港稱為「香港」，後來演化為全島的總稱。
但今日新界各山溪皆沒有以「江」為名的，香江亦是香港近百年來繁榮後的新興名詞。且獨驁洋即今日的獨牛州，位於塔門州南面，有學者指出該處才是「驁洋甘瀑」的所在地。故「香港」的得名與「香江」，「驁洋甘瀑」應無直接的關係。
因本港盛產莞香而得名：
本港自明代起已是盛產莞香的地方。當時，每年由東莞南部，新安與本港所產製的香品，常在尖沙頭（今日的尖沙咀）用小艇運至石排灣，再改用艚船轉運往廣州。因此時人將運送香品的石排灣東北岸（今日的香港仔海灣）稱為「香港」，意即運香販香的港口，英人稱為“Fragrant
Harbour”，即芬芳的港口。位於港灣畔的村落，遂名香港村。
康熙初年時曾因海盜猖獗而行遷界令將村民盡徙內地，康熙八年復界後，居民遷回重建香港村，建圍牆以自保，因此又名香港圍，今稱黃竹坑舊圍。
因「阿群帶路」而得名：
據說英軍初抵香港島時，在赤柱一帶登陸，由一名為陳群的蜑民引路，經香港村，薄扶林等地，到港島北部一帶。經香港村時，英軍詢問該處地名，陳群以蜑音回答「香港」，英人即以蜑音“HONGKONG”為記，因而成為全島的總稱。
內地人士移居香港歷史：
第一次移民潮發生在一九四九至五十年代初，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戰爭時從香港逃到內地避難的人紛紛返港；另外大量內地人士在四十年代尾因中國爆發內戰亦湧到香港，以至人口大幅上升。
在六十年代初，內地政局不穩，人民生活艱難，不少人士因而來到香港。當時正值香港的製造業發展迅速，因而為香港勞動市場提供了不少生力軍。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由於香港經濟起飛，兩地的生活水準距離漸大，遂吸引了不少內地居民來港。直至八○年八月，非法入境人士的數字達每日四百五十人，政府因而取消抵壘政策及重新發出身分証，並要求十五歲以上人士攜帶身分証，人口增長才得以受到控制，內地人士移居香港亦從始受到名額的限制。
鴉片戰爭：
清朝對外採取閉關自守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禁且外國人與中國人接觸，只設廣州作為唯一對外通商的港口，而因為中國閉關自守的政策，令當時英國無法使商品在中國暢銷，造成對華貿易的最期虧損，所以英國向中國輸入大量鴉片，以賺取暴利，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並使當地人民吸食鴉片，嚴重地危害國計民生。
西元一八三八年底，道光皇帝派遣大臣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林則徐下令銷毀英國遊口的大批鴉片，結果英國不滿，英國政府便和國會決定用搶砲打開中國的大門，並在一八四○年引發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
一八四○年，引起中英鴉片戰爭，次年一月，一支英軍在港島西北部登陸，自行宣佈佔領香港，到了一八四二年八月，英軍進逼南京城
，清廷派遣議和代表，與英國代表砵甸乍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的》，並規定清廷須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
北京條約：
一八五六年，英國與法國聯合侵略中國，造成英法聯軍之役。到了一八六○年十月，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城，清廷議和的代表和英國簽訂《北京條約》根據該約
，中國被迫將今天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部分（包括昂船州在內）割讓給英國。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一八九八年六月，兩國代表於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條約規定英國可租借新界，為期九十九年，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
日軍統治三年零八個月：
十八天戰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時三十分，十二架日本轟炸機空襲啟德機場，並令到英軍損失了香港唯一的六架古老戰機
，使到守軍失去制空權。同時，日本第二十三軍第三十八師的三個聯隊，二二八、二二九、二三○聯隊渡過深圳河進入新界，開始了對香港的攻擊。
戰事一開始，日軍便立刻橫渡深圳河，三個步兵聯隊便向左、中、右三方進攻。由於新界沒太大戰略價值，所以守軍便按他們的計劃，退守至“醉酒灣防線”，並在撤退時把道路和橋樑破壞，以增加日軍南下的困難。至當日黃昏，日軍己進佔大埔一帶。
次日，日軍開進大帽山東、西一帶。守軍在新界的兵力薄弱，僅有三營步兵駐防，分別駐守在“醉酒灣防線”的西段、中段和東段。日軍第二二八聯隊偵察得知城門碉堡的兵力薄弱，即於當夜發動突襲，並於十日淩晨一時佔該陣地。至十一日上午，日軍已佔領金山一帶，東面亦進至大老山。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將保持實力，決定把留駐新界及九龍的部隊撤回港島。同時，他又下令破壞昂船洲砲台和九龍市區的戰略設施，如油庫、船塢及發電廠，以免落入敵人手中。
十二日，莫德庇少將重新部署港島防務，將原來的守軍混編成東、西兩旅，並沿岸平均部署兵力。從十二日起，雙方開始發生隔岸炮戰。港島北岸在日軍猛烈炮擊下，破壞極大。除軍事設施外，港島市民也蒙受不少傷亡。日軍在加緊準備登陸之餘，亦曾在十三日及十七日兩次派人到港島招降，但終被港督楊慕琦所拒。
十八日晚上，日軍三個聯隊在炮火之掩護下在北角至筲箕灣一帶登陸。日軍擊潰駐守該區的印度軍拉吉營後，迅速向高地進發。十九日黎明前，日軍已佔領柏架山、畢拿山等處。守軍東旅旅長華理士准將雖下令反攻以圖奪回筲箕灣，但都未能成功。十九日早上，西旅位於黃泥湧的指揮部被日軍襲擊，其中加拿大軍及西旅的指揮官羅遜准將亦在此戰鬥中陣亡。
二十日，華理士得知二二九聯隊進入了淺水灣一帶，即令皇家來福槍營反擊，並想打通與西旅的聯繫，又命印度軍遮普營一連從香港仔東進，以打通南部大道，然而均未能成功。另外，北面日軍的二二八聯隊佔據了聶高信山的高處。但此時守軍在灣仔峽有好的防禦工事，故日軍不能一舉攻佔港島北部。
二十日，日軍炮隊渡海參戰，原留守九龍的2個步兵大隊也渡海增援，加上天氣好轉，日機亦頻頻出動助戰。日軍不斷向南推進，還切斷了守軍東、西二旅的聯繫。
東、西二旅的聯繫被切斷後，守軍曾作出多次反攻，但都不成功。到了二十五日早上，日軍再次向港督招降，但又給楊慕琦拒絕了。下午，莫德庇向楊慕琦報告戰情，說明守軍彈葯不足，而且水源已斷，實在無力抵抗。最後，楊慕琦接受了莫德庇意見，於聖誕日下午七時於半島酒店三樓，日軍戰鬥司令室簽處無條件投降，結柬了十八日的戰事。
軍票制度：
一九四二年中，日軍政府對香港實行新貨幣政策。他們廢除了港元，以軍用手票（簡稱軍票）代替港元成為香港的法定貨幣，以四元港元換一元軍票，並把換得之港元運回日本。到了戰後，香港市面上還有很多軍票。一些手特軍票的市民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但多年來都不成功。結果，一張張的軍票成了廢紙，令到香港損失了百多萬港元。
強迫回鄉：
日治初期，日軍政府採取縮少人口政策，強迫市民遣反回鄉，不論老幼，一律遣反，以縮少香港人口。結果，香港由戰前時人口超過一百萬，跌到人口只得不足五十萬。
開設慰安所：
日軍在灣仔一帶，曾開設慰安所十多間。他們還在港九各地捉拿婦女充當慰安婦。所謂的慰安婦，其實是用來當作日軍的洩慾工具，滿足他們的性慾。所以，當時很多婦女都搽“鑊撈”在面上，扮作乞兒，以避過日軍的魔掌。
六兩四米：
一九四三年中，香港糧食出現短決，日軍政府為滿足市民需要，便實行配給制度，每人每日可得六兩四米。但後來由於糧食嚴重不足，每人每日只可分得四兩六米。市民為有吃草根、花生夫來充飢。市民長期生活在飢荒中，還令到人吃人事件出現。
日本軍政府的建立：
日本人在香港成立軍政廳和總督部，並進行分區行政管轄，利用華人來管理，實行以華制華，以加強殖民統治。
遺返華人政策：
日軍推行遺返華人政策，遺返沒工作或居所的香港居民返回中國，以減少香港人口，香港人口由一九四一年的一百六十一萬減少至一九四五年的六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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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供應短缺：
日本人為瞭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便實行糧食配給制。
主要食糧包括米、油、麵粉，鹽、糖等都需配給。
人每日只能購買六兩四及少量的鹽、糖等食糧，所以大部份的香港居民都沒有足夠的糧食，很多人被迫採摘樹葉、樹根或番薯藤充飢。
蔣介石為何放棄收復香港
每年的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祖國的紀念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中國軍隊曾有機會收復香港，讓“東方之珠”提前五十二年回歸祖國，然而蔣介石為獲得美英的支持，發動內戰，屈從於美英壓力，在最後關頭放棄了收復香港的主權。
一九四二年，蔣介石要求英國歸還香港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軍的猛烈進攻下，英軍節節敗退，英國政府不得不請求中國派兵支援英國軍隊。蔣介石於是打算趁此良機收復香港。一九四二年，蔣介石向英國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要求，為實現這一願望，他在訪問印度期間會見了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甘地和尼赫魯等人，表示支持印度的獨立要求，以促使英國在遠東的殖民體系瓦解。蔣介石這一姿態在國內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並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同情。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參加開羅會議的領導人合影，前排從左至右依次為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和宋美齡。在會上，丘吉爾拒絕向中國歸還香港。
英國出於需要中國出兵保衛其殖民地緬甸和印度的目的，主動提出與中國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及簽訂新約的談判。談判之初，蔣介石堅持收回香港，然而，英國人從內心裏並不想交還香港，談判只是權宜之計，為的是讓蔣介石能夠堅持抗日，以減少英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壓力。隨著戰爭向有利於盟軍的方向發展，英國在香港問題上也日趨強硬。在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上，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了交鋒，但丘吉爾直接回絕了蔣介石，蠻橫地宣稱：“不經過戰爭，休想從英國拿走任何東西！”在英國人的威逼利誘下，蔣介石的立場逐步軟化，最終放棄了將收復香港這一內容寫入新條約，僅僅要求英國在口頭上承諾在戰後同中國商討九龍問題。
中國軍隊準備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後，香港問題重新擺到了桌面上。此時的形勢對中國收復香港極為有利，因為按照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的第一號受降令：凡在中華民國（滿洲除外）、台灣、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之日軍，均應向中國軍隊投降。香港就位於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而且在戰爭期間隸屬於中國第二方面軍所轄戰區的一部分，因此許多人建議蔣介石趁機派兵進駐香港，然後再與英國交涉。蔣介石於是命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將新一軍和十三軍集結於靠近香港的寶安地區，準備接收香港。然而英國政府卻拒絕接受麥克阿瑟的受降令。八月十八日，英國新任首相艾德禮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杜魯門指示麥克阿瑟重新發佈命令，讓駐港日軍向英軍投降。
其實，恢復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是英國的既定政策。為了重佔香港，一九四四年初，英國政府就成立了一個名叫香港計劃小組的機構，負責策劃恢復殖民機構的事宜，並確定了戰後武力佔領香港的方針，準備在戰爭後期出動軍隊不惜一切代價攻佔香港。為配合軍事行動，英國還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間諜。日本投降前夕，英國派人秘密聯絡被日軍囚禁的港英政府官員，要求他們與日軍交涉，為英軍重佔香港做準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英國命令海軍少將夏殼率領一支特遣艦隊開赴香港。為配合海軍的行動，英國派出了大約一個師的陸軍兵力前往香港。
在派出軍隊的同時，英國也對美國展開了外交攻勢。英國人很清楚，在香港歸屬問題上，美國的天平傾向於誰，香港就將歸誰所有。在中國這邊，蔣介石雖然已經集結了部隊，做好了進入香港的準備，但他卻遲遲沒有下達進軍香港的命令。蔣介石知道，將來發動內戰，不能少了英美兩國的援助，若此時出兵香港，必然會失去英國的支持。於是，蔣介石連續兩次聲明中國無意以武力收復香港，希望這件事能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他還向美國派出了使節，去尋求美國的支持，幻想通過美國的干涉來實現香港的回歸。
杜魯門轉向支持英國，蔣介石措手不及。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鼓勵中國對日作戰，減輕美軍的壓力，美國曾表示支持中國收回香港。同時，美國也想趁機瓦解英、法在遠東的殖民體系，並取而代之。因此，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曾敦促英國在戰後將香港歸還中國，但遭到丘吉爾的拒絕。
一九四五年五月納粹德國滅亡後，美國同蘇聯為了控制歐洲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美國急需英國的支持。因此，美國改變了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杜魯門轉而支持英國重返香港。他通知麥克阿瑟：“為順利地接受香港地區日軍的投降，須將香港從中國戰區的範圍劃出來。”
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之下，正乞求美國人幫他打內戰的蔣介石只好從命。但蔣介石還想給自己挽回點面子，他在致杜魯門電報中要求：“在未來的受降儀式上，駐港日軍應向中國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國和英國均可派代表參加這一受降儀式。在受降儀式後，英國人將在中國戰區最高司令的授權下，派遣軍事力量在香港登陸。”
令蔣介石意想不到的是，美國人連這一點面子也不給。杜魯門在給蔣介石的回電中表示：“美國不反對一個英國軍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蔣介石看到電文後大為惱火，但他不敢得罪美國人，最後不得不表示：“願意授權給一個英國軍官，讓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時派一名中國軍官和一名美國軍官赴香港參加受降儀式。”
前港督複職，英國再度霸佔香港。
蔣介石在香港問題上的一再妥協，使得英國人得寸進尺。英國政府強硬地提出，蔣介石無權委派一位英國軍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英國人步步緊逼的囂張氣焰，使得蔣介石感到臉上無光，這樣屈辱的事，令他在手下將領面前無法交待。為了找回面子，憤怒的蔣介石告知杜魯門，不管英國方面接受與否，他都將以中國戰區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殼作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並表示必要時將以武力來抵制英國人的行動。
英國方面對蔣介石的態度轉變有些始料不及，考慮到國民黨在靠近香港的寶安地區屯兵兩個軍的現實，他們不得不接受蔣介石的建議。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夏殼率領英國海軍特遣艦隊大搖大擺地在香港登陸，香港同胞眼睜睜地看著英軍接過了香港的管轄權。九月一日，駐港英軍成立了軍政府。蔣介石派遣的軍事代表團也在這一天抵港，並正式宣佈：國民政府同意英軍佔領香港。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被日軍囚禁的前港督楊慕琦返港重任總督，恢復了英國對香港的統治。蔣介石在美英帝國主義面前的軟弱致使香港回歸祖國的時間整整推遲了五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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