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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話
在世界最大的陸地和世界最大的海洋交會的中心位置，有一個島國。
她曾經以「福爾摩沙」（美麗島）聞名全世界。這個「婆娑之洋」中的「美麗之島」，以前也曾經被稱為「流求」「北港」「笨港」「東番」「雞籠山」「大灣」「大員」「台員」…不一而足。現在，全世界幾乎都叫她「臺灣」。
目前所知，早在一萬五千到五萬年前，台東長濱鄉出土的「長濱文化」遺址留下臺灣最早的人類活動的遺跡，當時仍屬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過著採集、狩獵、捕魚的生活。至於距今約四千年至一萬年的「大坌坑文化」，又稱粗繩紋陶文化，以臺北縣八裏鄉大坌坑遺址為代表，已開始種作，是臺灣新石器時代的開始。近百年來，臺灣出土的考古遺址，遍佈全島，至少有一千二百五十處之多，可見臺灣到處都有先民的遺跡。
在十七世紀荷蘭人、漢人移入臺灣之前，居住臺灣的原住民是屬於「南島語系」（或稱「印尼語系」）民族。原住民族呈現多元而複雜情形，約略分為二十個族群，依漢化程度，習慣被區分成「平埔族」和所謂「高山族」(日治時代稱「高砂族」)。所謂「高山族」，其體質與部分文化特色至今大底尚清晰可辨（有九族或十族之分），至於平埔族（也分為九族或十族）則已模糊難分。在漢人、荷蘭人入台之前，從臺灣北端，沿著西部平原，一直到恒春半島，以及東北的宜蘭平原，散居著許多平埔族。經過三世紀多受到外來移入者的侵擾、威脅、同化，以及生存的需要，平埔族的文化特色逐漸與漢人難以區分。今天臺灣住民當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具有平埔族的血統。鄭氏王國時代及清領前期，渡台者多為單身男子，他們有許多人與在地的平埔族通婚，這種「天作之合」，使得漢人「羅漢腳」從此不再浪跡天涯，而粗耕的平埔族則引進較進步的農耕技術與人力。以前臺灣南部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正反映早期部分臺灣人的血緣的混融。臺灣很多地名、姓氏、風俗、信仰、歌謠等，則保留了平埔歷史文化的遺緒。
十五、六世紀中，歐洲經過幾次的海上大航行（所謂「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闢」）之後，世界從此進入海權時代。在海權爭霸的國際環境下，臺灣被迫走進近代的世界史。十七世紀初，除了一些零星的日本人、漢人、海盜游走進出於臺灣之外，西方重商主義國家也開始意圖染指臺灣。此時遠東海面已形成鼎足而三的形勢：租得明帝國之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菲律賓呂宋島的西班牙、盤據爪哇的荷蘭，在遠東海面展開商業和殖民競爭。因此，臺灣淪為帝國主義的獵場，乃勢所必然。
荷蘭人在遠東的商業目的，原以明帝國為重要物件，但因受制於葡人的競爭和明朝當局的抵制，荷人只好轉向澎湖，先後在一六○四、一六二二年兩度進佔澎湖。澎湖自十四世紀中葉，已有元朝政府設官治理，早被納入「中國」版圖。所以明朝政府乃於一六二三年派兵與荷蘭人在澎湖交戰，歷經八月不分勝負，終而議和。在議和訂約中，明朝當局要求荷蘭退出澎湖，如果退出澎湖之後，去佔領對面的「化外之島」臺灣，明朝政府則無異議。經此議和，荷蘭人遂在一六二四年進入南臺灣。
荷蘭人入台的第二年，西班牙不甘示弱，也自馬尼拉派兵佔領臺灣北部，與南部的荷蘭人展開殖民及商業競爭。經過十六年的競爭，在嘉南平原上擁有米、糖、鹿皮等經貿大宗的荷蘭，趕走了在經濟發展上佔下風的北部的西班牙人。
荷蘭統治臺灣前後共約三十八年，荷蘭人在臺灣發展貿易，並以臺灣作為轉口站，臺灣成為明帝國、日本、南洋、歐洲等地的貨物集散中心。此時的臺灣，已躍入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有別於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式的小農經濟。不過，荷人在臺灣的統治畢竟是剝削式的殖民統治，一六五○年左右，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每年純益約四十萬荷幣（約四噸黃金），無怪乎一位荷蘭總督說：「臺灣真是公司的一頭好乳牛」。
荷蘭人為了生產米糖，曾向閩南招募人手，所以自一六三七年到一六五二年之間，約有二萬名閩南人移民臺灣，受雇于荷蘭人從事稻米與甘蔗的種植。
荷人招募漢人入台，但因實施剝削的殖民地政策，稅賦繁重，引起漢人不滿，在荷人統治的最後十年，爆發漢人郭懷一領導的抗荷事件，雖然失敗，但此後荷蘭在台統治，逐漸不穩。
自一六四七年起，標舉「反清複明」的「國姓爺」鄭成功，據守閩南沿海及金、廈等島，圖謀恢復明朝，苦撐十幾年不得結果，為了「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鄭氏於一六六一年攻佔臺灣，為他的軍隊找到供應糧食的來源，而臺灣則無異增加了一批農耕隊。鄭軍各營各鎮部隊，分批在嘉南、高屏平原上屯田開墾，為該地區留下帶有「營」「鎮」「勁」「協」等稱號的地名，延用至今。
鄭成功取台五個月即去世，子鄭經在權力鬥爭勝利後即位。一六六三年，鄭軍全面撤出閩南沿海，進入臺灣。鄭經自稱「東甯建國」，儼然獨立建國於臺灣，這是臺灣史上首次出現漢人建立的獨立政權。
鄭經進入臺灣後，在陳永華的輔佐下，「東甯王國」一方面引進中原政權的文教制度，如設科舉、建孔廟；另一方面則相當「國際化」－－發展國際貿易。清廷雖封鎖臺灣，但臺灣轉而向外發展國際貿易，使得臺灣仍維持自荷蘭以來遠東商品的集散地的角色。一六七○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臺灣還設有商館。此時的東甯王國，儼然以島國之姿，雄據東亞。
可惜，「東甯建國」的鄭經，卻心有旁騖，他在獨立建國的十年後，介入清國的「三藩之役」，發動一場反攻大陸的戰爭，結果因此「套牢」，等到自大陸敗退回台後，從此一蹶不振。鄭經死後，東甯王朝又在一陣權力鬥爭之中，更加腐敗，人心潰散。繼位不久的鄭克塽，終被權臣脅迫，率東寧亡國百官，向清國投降，結束鄭氏政權在台二十二年的統治，時為一六八三年。
清國雖降服臺灣的鄭氏政權，但剛開始對臺灣卻沒有強烈的領土野心。康熙皇帝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倒不如「徒其人而空其地」，因此有意放棄臺灣，後因率兵攻台的施琅力爭，才勉強將臺灣留下，所以臺灣自一六八四年起才正式被併入「中國」版圖，在此之前，臺灣未曾是「中國」任何王朝的領土。
清國既然勉強留下臺灣，因此治台政策採消極態度。在清朝統領臺灣的兩百一十二年當中，真正用心于臺灣之建設，僅在最後二十年。清初對臺灣極不放心，視臺灣為危險之地，派自大陸的官吏三年一調，調自大陸的駐兵也三年輪班，以防未然，也不鼓勵大陸人移民臺灣，移民渡台，諸多限制。在西方世界正掀起海外殖民競爭之際，清國此舉，實為時代之異數。然而，移民政策雖多門檻，但閩粵移民卻不斷湧入，或正式持有照單入台，或買通船頭偷渡，皆不計九死一生，甘冒「黑水溝」波濤之險，真所謂「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臺灣提供了閩粵難民一個新生存活的天地。
渡台開墾的移民，來自不同原鄉，由於生存競爭，遂發生磨擦，進而衝突群鬥，閩客互鬥、漳泉相拼，此即所謂「分類械鬥」。清治兩百多年內，臺灣社會發生過六十多次的械鬥。
除械鬥外，清治臺灣社會「民變」迭起。由於臺灣吏治之壞，為全清國之冠，賦稅之重，也倍於清國內地，而且臺灣米糧經常被徵送福建賑災，臺灣仿似福建的殖民地。在「一隻牛剝兩層皮」的生活夾縫中，許多遊民和農民乃鋌而走險，聚眾抗官。兩世紀多的清代臺灣社會，發生過大規模的民變，就有七十餘起，而小者尚未計入，無怪乎臺灣俗諺稱「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滿清因消極治台，臺灣之發展主要是靠民間的努力。又因清國系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臺灣原本自荷蘭以降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過去做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臺灣的商業發展，由國際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郊商」興起，往來臺灣與中國沿海之間，輸出農產，輸入手工業品。「郊」是貨品進出口的商業集團，一七二○年代在府城台南先發展出來；一七七○年代，郊商的發展也在鹿港急速興起；到了一七九○年代，則發展到艋胛（今萬華）一帶。所以俗諺說「一府二鹿三艋胛」，多少說明著這種商業發展由南移北的進程。
十九世紀四○年代以後，由於臺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臺灣。一八六○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淡水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臺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糖原本有國際市場，樟腦更是獨特商品，茶也後來居上。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臺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臺灣的經濟和政治重心也因此逐漸由南往北移。
甫進入明治維新的日本，也開始覬覦臺灣，藉口琉球民遇害之事，於一八七四年發動「牡丹社事件」，出兵臺灣屏東，後經交涉議和。歷經此事後，清廷接受沉葆楨建議，才較積極從事臺灣的防務建設。十年後（一八八四），清法戰爭，法軍曾侵入北臺灣，清廷有感於臺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於戰後將臺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臺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本來近代化起步較清國內地慢約一、二十年的臺灣，成績卻後來居上，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可惜，這是「滿大人」統治臺灣的最後十年。
一八九四年，清國為了朝鮮主權問題，和日本發生甲午戰爭，清國打敗仗，最後卻出賣二千公里外，與此事毫不相干的臺灣。做為大陸政權之邊陲的臺灣，就必須背負大陸政權腐敗與落後的包袱，這是歷史的必然。雖然臺灣官紳成立「臺灣民主國」（一八九五年五月），以獨立之名行抗日之實，但終究不敵。日本正式領台，長達半世紀之久。
臺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起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奠定日本在台的殖民地統治基礎。日治五十年間，在臺灣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員警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體系，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
日本在台的經營，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策，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亦即殖民地的剝削網路），必須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但亦因而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十九世紀末葉已萌芽的全島一體的臺灣意識。
儘管日本在臺灣的五十年內有相當的建設，但其本質是剝削和壟斷的，除親日的台籍買辦之外，臺灣人普遍受到歧視，因此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日本領台期間的前二十年，發生過二十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一九三○年，山地的泰雅族更掀起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不過，這些武裝抗日事件，大多為傳統式的農民暴動，或改朝換代的易姓革命，而不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
直到一九二○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日本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興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一九二○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拉開一九二○年代各項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法撤廢運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動；有《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刊物的相繼發行；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結合青年學生及臺灣各地社會領袖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例如，一九二六年「文協」在全臺灣舉辦了三百十五次的文化巡迴演講，聽講人數達十一萬兩千九百多人，啟迪民眾影響不小。「文協」成為往後臺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老幹部另組「臺灣民眾黨」。一九三○年臺灣民眾黨又分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而農工運動團體方面，有「臺灣農民組合」（一九二六年六月）「臺灣工友總聯盟」（一九二八年二月）。一九二八年「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此外，尚有許多小團體，也在一九二○年代出現，不一而足。簡單言之，一九二○年代的上半期，是臺灣社運團體萌芽發展的時期，下半期則是各社運團體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階段。直到一九三○年代初期起，隨著戰爭局勢的逐步緊張，日本當局開始採取高壓手段，這些社運團體才紛紛式微。
政治社會運動消沉之後，一九三○年代文學、美術、戲劇等運動代之而起。臺灣新文化的追求，促進臺灣知識份子主動思考臺灣的圖像，激發臺灣意識的茁長。
一九三七年以降，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試圖改造臺灣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戰結束，也結束日本在台五十年統治。半世紀的日本統治，臺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臺灣社會的近代化，都起了相當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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