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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桑田說橋墩
現蒼南地殼約11億年前在洋底形成，
6億年前上升為淺海地台， 1.9億年前至
7千萬年前因大陸邊緣活動斷續火山爆發並形成明礬、高嶺土等礦藏，
1億年前至 250萬年前處於隆起剝蝕階段，
8千萬年來發生漫及橋墩平原海侵22次。
距今7000年以後，又一次海水開始退卻，海退是一個持續上千年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海平面逐漸下降，丘陵和孤丘的範圍不斷擴大，而且不斷出現新的孤丘。距今5300－4000年間，在長江下游的廣袤土地上，曾經誕生過一個古老的文明。這個文明雖然未見史載，卻留下了大量醒目的遺跡和無數令人驚歎的人工製品。這是一個已有秩序的社會，不同的等級、不同的分工，構建起它的骨架；這是一個敬奉神靈的社會，共同的信仰，是它延續生命的精神支柱。距今4000年左右，氣候又一次轉暖，海平面逐漸上升，大部分的生活地區又重新陷入一片汪洋。面對著周圍白花花的一片，他們背井離鄉，重新找尋適合他們生存的地方。這個文明延續了一千多年，長時間以強者自居。它的文明因數擴散到了很遠的地方，也滲入了以後的文明，這個古老的文明被稱為“良渚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階段，良渚文化是中國文明的曙光。
在蒼南橋墩鎮仙堂村北海拔40余米山坪上，1958年發現“良渚文化”時期遺址，面積約3500平方米。遺物有石器、陶器。石器有錛、鑿、戈等。錛呈長條形，橫剖面呈三角形或梯形；戈通體磨光，有穿孔。陶器有泥質黃陶、泥質灰陶和印紋硬陶等。泥質陶胎鬆軟，外表索面或拍飾折線紋，器型有碗、罐；印紋硬陶胎質堅硬，外表多拍飾回紋、方格紋、籃紋、網紋、弦紋等，可辨認器物多為罐、壺。
考古學家把三星堆文化根據陶器分為了四個連續發展的時期，第一個時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10000－
4000年前），陶器以泥質灰陶為主，次為夾砂褐陶和灰黃陶；第二個時期為夏至商代前期，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新出現的器形有喇叭行大口罐、盂、圈足盤等；第三個時期為商代時期，陶器仍以夾砂褐陶為主，但泥質陶的比例較上一期有所下降，泥質橙黃陶基本消失，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圈足盤等；第四個時期為商末周初時期，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夾砂灰陶次之，泥質灰陶的比例有所增加。石錛為新石器晚期的遺物。因此，把仙堂村遺址定位為4000年前的
“良渚文化”時期遺址比較合適。
南方文明由於缺少文字記載，中國文明史目前主要以北方文明史為主，我們也無可奈何，只好從本地有文字記載的1700年前的北方遷入史說起。北方進入農業文明以後，在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下，農業民族對土地的依賴遠勝於遊牧民族。作為中華文化一種重要的特色，安土重遷體現出來的是黃土文明（農業文明）的特徵。也使中國人習慣于在故土從事周而復始的自產自銷的農業經濟，習慣於這種自然經濟所帶來的安寧與平靜。“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離鄉背井往往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政治動亂的背景下。
歷代移民對溫州、平陽、松山有影響的有：
一是兩晉（265－420年）、南北朝（420－589年）中原喪亂，百姓南遷。
東晉初建武（317-318）年間，晉元帝率臣民南渡，即“永嘉之亂，衣冠南渡”。魏征等《隋書·食貨志》雲：“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其中不少人遷入永嘉。
蒼南縣雲岩鄉鯨頭村1899年出土的古墓買地券，即目前最早的蒼南文字文物“晉朱曼妻薛買地券”文曰：“晉威康四年（
338）二月，壬子朔四日乙卯，吳故舍人立節都尉、晉陵丹徒朱曼故妻薛，從天買地，從地買宅，東極甲乙，南極丙丁，西極庚辛，北極壬癸，中極戊已，上極天，下極泉，直錢二百萬，即日交畢有志，薛地當詣天帝有志，薛宅當詣土伯任知者，東王公西王聖母，如天帝律令。”墓葬中置放買地券是希望死者在陰間能夠擁有土地，充滿迷信色彩。由於朱曼有很深的文化背景，此券篆書文字，字形較為方折，或參用大篆，或從簡體，近似繆篆，基本為單刀刻成，風格生動有神，為書法珍品，是一件極為珍貴的晉代篆書石刻遺文。同時它又是溫州現存最早的石刻，對研究篆書字體演變發展規律有著重要的價值，屬國家一級文物。
查資料：
吳故舍人、立節都尉朱曼——朱曼是三國時吳大帝孫權第六子景帝孫休（在位258－263）的太子舍人（舍人最早出現于戰國時期，起初具有家臣性質；漢王朝在國家職官體系中也開始有了“太子舍人”這一正式名稱，是指太子身邊比較親密的人或陪太子讀書的人；都尉吳時約為中級武官），也是孫休妻戚屬。孫休死後，本欲立子（雨單—上下結構），但在丞相濮陽興和左將軍張布的勸說下，孫休妻朱太后同意立孫皓。吳未帝孫皓（在位264－265）上臺後，“粗暴驕盈，多忌諱，好舊色，大小失望”（《三國志‧孫皓傳》）。當濮陽興和張布表示後悔與不滿後，孫皓當即下手，把二人除掉。孫皓即位月餘,便貶朱太后為景皇后。第二年，他又在宮中逼殺朱太后。孫皓廢朱太后時，因戚党關係朱曼被貶置平陽縣，故其妻薛氏死後葬於此。薛氏是朱曼故妻，原是沛郡薛綜家人。薛綜沛郡竹邑人，孫權召為五官中郎，拜太子少傅。
晉陵、丹徒——西晉末改毗陵縣為晉陵縣（今江蘇常州）；同時，又改毗陵郡為晉陵郡，治丹徒(今鎮江東南丹徒鎮)，東晉時移治京口。又查沈約（441－513）《宋書◎州郡一》載：“晉永嘉大亂，幽、冀、青、並、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鹹和四年（
329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
從以上資料看，朱曼被吳未帝孫皓貶置平陽縣是264年，265年孫皓下臺吳國滅亡，他完全可以回到晉陵縣（今江蘇常州）老家，到72年後的
338年其妻還葬在雲岩，主要原因還在晉永嘉年間大亂，他可能去而複來，同時也可能還帶了其他人來。
二是唐（618－907年）、五代（907－960年）大批移民避亂徙溫。
蘇伯衡《乎仲集》中，稱郭府君為“唐汾陽忠武王之後也，祖太初避黃巢之亂來居平陽之錢浦，卒葬其地。”
《水心集》指出，錢尚“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尚，自錢唐徙溫州樂清，為其邑人”。
劉紹寬等《民國平陽縣誌◎風土志》稱，“《陳高族譜序》雲：陳氏在五季（五代）時，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遷居平陽。《吳氏世譜序》雲：吳氏之先自閩遷平陽。《愚翁墓誌序》雲：顧氏其先，李唐末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始遷⑴。
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遷居平陽，避亂主要是指黃巢之亂和王延曦之亂，松山的第一次移民主要是這個背景：
878
年三月黃巢起義軍入閩，黃守恭的後代黃晟，由福建惠安老家經海道到長溪赤岸古海港（長溪赤岸即今霞浦縣松港街道赤岸村，唐代屬長溪縣地），居住一段時間後轉遷到浙江平陽，就以惠安老家的松山命名該地（現惠安張阪鎮有松山村、崇武鎮有靈溪村等地名），為松山的開闢鼻祖。
蒼南縣佘族有藍、雷、鐘、李、吳、羅
6姓共25個支系，大多數從閩東地區遷入。根據各支系譜牒的記載，“唐光啟二年（
886），盤藍雷鐘有三百六十余丁口，從閩王王審知為鄉導官，由海來閩，至連江馬鼻道登岸，時徙羅源居焉。盤玉碧一船被風飄流，不知去向，故盤姓於今無傳。”至明清時陸續遷入閩東和浙南。青街章山支系始祖雷永祥自羅源遷入浙甌平邑（今蒼南）橋墩黃壇口。
三是宋朝（960－1279年）北人遷溫，閩人避亂到平陽。
北宋由於遼金入侵，大批北人遷溫。南宋全國重心南移，溫州移民劇增。北宋紹聖年間（1094－1098）平陽縣戶數21863戶，丁（男子20歲為丁，60歲為老）36772口；南宋建炎年間（1127－1130）平陽縣戶數51144戶，丁61290口
此外，南宋乾道二年（1166）溫州大水災後，亦有大批閩人移溫補籍。
還有，南宋從建炎四年至鹹涥十年（1130—1274），福建農民起義相繼不絕。如1130年七月範汝為在吉陽（今建甌縣西北）起義，第二年入建州，兵十余萬。1131年十一月南宋派韓世忠統步兵
3萬經溫州、松山入閩，1132年正月建州城陷，官軍入城，殺死三萬餘人。特別是紹定、端平年間（1228—1236）的摩尼教起義，兵災範圍之廣是“江閩五十邑，荊棘五千里”⑵。這時松山處於動亂的邊緣地區，總體上利大於弊。
四是元朝（1271—1368年）松山成為抗元戰事多發地，人民外遷。
1275年十一月，元軍攻佔平陽，因蒙古內變暫時回兵。1277年七月又水陸進攻閩廣，元兵經江西進入泉州北上，在興化受到抵抗，十月十五日城破後屠城，死者三萬余人；十一月，宋行軍司馬陳自中（陳宜中之弟）提兵拒守分水關，戰敗不屈而死。
1288年春，平陽歸仁鄉雅陽（今屬泰順）人林雄、桐山尤山野等聯合抗元隊伍攻平陽。1289年正月，元兵南北夾攻，尤山野陣亡，林雄等
200餘人被俘殺害。
1297年四月，江口渡（在今龍港鎮）陳空崖與其嫂蘇錦娘聚眾抗元，到十月被元兵所敗。
1297年七月十四日，颶風暴雨，山洪驟發，海水高兩丈，平陽、里安兩州共死6800人。
1324年八月地震、海溢，四邑鄉民飄蕩。
1353年春，閩括山民李師金等抗元起義，出沒於浙閩交界山區，隊伍入分水關，冬天一度攻拔平陽城；1355年正月，抗元隊伍進攻松山，後失敗。
1356年，大風、海溢，死數千人⑶。
當時蒙古之制，凡攻城，城中一發矢石，既克，必屠之。松山處在分水關邊，老百姓在元朝近百年中天災人禍不斷，老百姓的生命可想而知。因此，在元朝的松山可以說又回到人煙稀少，滿目淒涼的狀況。
元朝統治者把全國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實行種族歧視政策，在選用官吏、科舉、刑罰上都有區別。回回屬於色目人，色目人次於蒙古人而優於漢人、南人。明初，色目人遭逐，他們紛紛隱姓埋名，避居他鄉。那時，賽典赤瞻思丁五世孫帶族人避居晉江縣陳埭，以其始祖末字“丁”為姓，自稱漢人。至九世孫丁唁（1415－1488）於宣德十年（1435）從晉江陳埭遷徙平陽縣松山，生五子，取名大燕、二燕、三燕、四燕、五燕。二燕、大燕早逝。丁唁去世之次年，即弘治三年（1489），三燕、四燕偕侄挈眷從松山移居後隆（今屬蒼南），耕耘發族，聚族而居，故稱“後隆丁姓”。為後隆始遷祖。後裔分衍大漁、望裏、赤溪、觀美及福鼎等地。不久，五燕亦從松山遷居安固(里安)六莊水豐廂坭城裏。後裔安科移莘塍下村，分衍西嶴龍、穗豐；安木遷溫州花柳塘，其孫明涉移居白門泊嶴，明涉三房孫一鳳分居梧田。清代，在後隆、下村、泊嶴、穗豐建有宗祠。
五是明朝（1368—1644年）由於浙江、福建沿海倭寇進犯和清朝遷界（1661—1684年），外地又移民松山等地。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要集中主要兵力攻打元勢力，此時無法兼顧倭寇問題，希望能與日本保持友好通商關係。因此，洪武元年(1367年)，二年、三年、五年，先後派使臣去日本。但是，由於日本此時正處於南北朝混戰時期，北朝雖然願意與明交通，但是道路為南朝所阻。至此，外交途徑已經無法解決倭寇問題。明朝於是決定實行海禁政策。
洪武四年（1371年）規定，“仍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罷泉州、明州、廣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年，再次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並在岸上設防，如蒼南縣，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就在金鄉建衛城，並建蒲壯所城，駐官兵8000余人，戰船35艘，在此後
200年間數十次擊退倭寇進犯。
16世紀中葉倭寇最為猖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後的三四年間，江浙軍民被殺害的達數十萬人。海禁政策嘉靖年間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明世宗下令：“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居不舉者連坐”。
在隆慶、萬曆年間（1567—1620），明政府雖部分開放海禁，允許私商出海貿易，但這種開放程度極低，採取的仍然是“於通之中，申禁之法”。倭寇結束時間是明朝萬曆年間，伴隨著日本戰國時代結束，1639年江戶幕府實行了鎖國令，加上日本統一政權的強大，各個大名、寺社支持的倭寇才銷聲匿跡，至此明朝也已經到了末期。
由於倭寇猖獗，明朝時福建等地也有不少人搬到松山等地。
明代，倭寇為害泉州沿海沿江，嘉靖以後尤烈。先後由海道侵略晉江、惠安、同安、安溪、永春等地，燒殺搶掠，郡無寧土。泉州軍民奮力抗擊，衛指揮使童乾震、崇武所千戶張榮、惠安知縣林咸等先後戰歿。在俞大猷、戚繼光等攻剿下，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方基本平息倭患。
蒼南縣橋墩鎮柳垟村，始遷祖陳南容，字見彭，號魯官，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福建永春16都瓜圓棹埔遷居浙平邑松山柳垟。
蒼南縣騰垟鄉的黃氏祖先黃鳳山，原籍福建泉州府惠安縣鳳山人氏，于萬曆間（1573－1620）由閩遷溫州平邑29都鳳山頭居，其四代孫黃奇玉約1650年搬到騰垟。
李伯于明萬曆年間由福建安溪縣遷入渡龍，後代分佈橋墩。吳氏也是明萬曆年間搬入。
碼頭洪山洪氏後裔，曾于明代分居仙游黃沙、金田及浙江的平陽松山。
1644年（崇禎末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吊死煤山。1645年
8月明太祖九世孫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等擁立下，即位福州建立隆武王朝。1646年隆武王朝結束以後。南明韓王朱本鉉1646年號定武，桂王朱由榔1647年11月號永曆，繼續進行反清鬥爭，這兩個王朝分別於1663年和1661年滅亡。1647年
1月，鄭成功在烈嶼（今小金門島）誓師起兵，1650年奪取了廈門為基地。這以後力量漸強，達陸軍72鎮，水師20鎮，士兵近20萬人，並且擁有各種大小船隻5000餘艘。1655年鄭成功部在蒼南登陸，從赤溪和礬山分兩路入南港。1656年二月和1658年五月，鄭成功部兩次攻金鄉衛城等地。1659年鄭成功大舉北伐失敗，不得已退回廈門。為開闢抗清根據地，1661年（即清順治18年，南明永曆15年）
4月21日，鄭成功率 25000名大軍乘坐
400餘艘艦船從金門料邏灣出發經澎湖到臺灣。經過幾個月戰鬥和談判，1662年2月9日，荷蘭人退出熱蘭遮城，荷蘭人在臺灣38年的殖民統治終告結束⑷。
1661年（順治十八年），為防止沿海居民接濟鄭成功，清廷頒佈遷界令，強迫閩、浙、粵等沿海居民內遷30－50裏，片板不得下海，違者處死。泉州府沿海一帶被夷為廢墟。清廷插木為界，名為遷界，界外房屋燒毀。平陽遷民
43224人，田園廢棄5207傾89畝。遷民被迫離鄉背井，哭聲四境相聞。到1670年清廷下令部分展界時只招回
525人。
1683年康熙統一臺灣。1684年蒲門才開始展界。
靈溪的居民25個大姓中的23個姓氏都是這段時間從福建，或者經其他地方轉到靈溪居住的。橋墩的情況也基本相同。鄭氏鄭露支派於明末清初搬入橋墩。周姓支派始遷祖周既明，於清康熙八年（1669）由福建安溪縣入遷橋墩沙園，蒲門展界時移居雲亭牛角鬥定居，後裔分居各地。
如陳弘元（校尉）西元
956年自河南汝寧府光州固始縣遷徙至福建永春縣小岵南山鄉定居。蒼南縣橋墩鎮陳氏遷自福建永春各地名單：
橋墩鎮小沿村，始遷祖陳升閣，於明末由福建永春遷居浙平邑37都橋墩門小沿。
橋墩鎮寨下村，始遷祖陳台，於明末由福建永春遷居浙平邑37都橋墩寨下。
橋墩鎮鳳嶺村，始遷祖陳應廷，系陳校尉24世孫，于清初（約1655）由福建永春先遷安溪、興化、莆田、南安、福清、仙游諸縣，後遷居浙平邑橋墩鳳嶺。
橋墩鎮橋墩街，始遷祖陳仲凝，系陳校尉25世孫，于清康熙九年庚戍（1670）由福建永春小姑遷居浙平邑橋墩。
橋墩鎮增甌村，始遷祖陳明鋪，系陳校尉23世孫，于清康熙九年庚戍（1670）由福建永春小姑遷居浙瑞金雞山，後移浙平邑尤家同與惟卿同居，後又轉遷于浙平邑橋墩增甌。
橋墩鎮碗窯村，始遷祖陳仲雅，系陳校尉公25世孫，于清康熙九年庚戍（1670）由福建永春小姑遷居浙平邑橋墩碗窯。
雖然，錢王墓經千載風雨洗滌，英氣長存。但是，大部分在清朝搬來的老百姓對它的歷史卻不大瞭解。當地的老百姓無人不曉“皇帝墓”的故事，住在墓邊72歲的姓張老人說了他爺爺告訴他的距今
140年前（約1856年）一件事，就是有一個姓陳的人家，看到“皇帝墓”荒廢無人管理，就在墳墓上面再建兩穴，下葬那天，家裏老太婆的纏腳布飄過來繞住香爐，下葬之後家裏雞不啼狗長叫，不到一年家裏男丁死了七八個，只好老老實實把棺材重新挖出來抬回去，那兩穴的廢墓至今猶存，從此再也沒人敢打“皇帝墓”的歪主意。
元朝，書院從私學轉向官學。
明朝嘉靖十六年（1537年）明令毀書院。
清初，“不許別創書院“。雍正（1723～1735）禁令解除，但不論“紳士出資立，或地方官撥公經理”，仍要“申報該管官查核”。只有乾隆十三年（1748）才建官辦的“昆陽書院”。
明萬曆年間（1573－1620年）建“松山八角橋”，石板結構，計18間，長百丈、寬
4.5尺。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重修，改名為“平水橋”。乾隆三十年（1765年）改名“永豐橋”。咸豐三年（1853年）被洪水沖塌，1859年拆修改建，更名為“橋墩門橋”。
《1925‧平陽縣誌‧卷十‧學校志二》載：橋墩門石橋長數十丈，上有房屋以杉木架。乾隆三十年（1765）洪漲橋圯（橋），木汛至水頭不散。居民爭欲取適。李長春至，亟（急）止之謂：“宋代鵝峰書院成，南港人文遂盛，遺址即松山之文昌嶼是也。今木遠流不散，或天有意斯文（指文化或文人）乎？於是就水頭之古營基（水頭公館舊址）石佛亭後廢寺基建書院⑸，額曰：南和。時西隱寺（在玉蒼山）僧行不善有田八十三畝，前宰何公以充入書院以資膏火(燈火照明)，諭李長春等董之。“南和”書院也可以說是宋代以後，平陽縣民辦的第一家書院。
乾隆三十二年（1767）鄉人還寺田二十畝，延師主講，然其地低且迭水患，乾隆五十七年（1782）遂為颶風所壞。李長春沒，董事張致禮以力難復舊，請將田租付橋墩之司橋事者。前宰李公謂：“學校重于津梁”。改將寺田六十三畝撥入平陽縣城龍湖書院。蓋廢墜莫舉百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民族資本主義獲得初步發展，以康有為等為首的維新派，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開明士紳的政治要求走上歷史舞臺，主張對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于富強。康有為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宣傳變法維新、救亡圖存，提倡西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接受維新派建議，毅然發佈“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維新，號召大小諸臣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切實舉辦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佈訓政為止，共
103天，光緒帝引用維新人士，黜斥守舊派，頒佈維新法令，推行變法新政，史稱“百日維新”。變法新政的內容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試策論；設立學堂，提倡西學，首先開辦京師大學堂，令各省、府、廳、州、縣，將現有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戊戌變法”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運動。“百日維新”雖然為時短促，影響卻極為深入和廣泛。在“維新變法”潮流的推動下，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清政府頒佈《欽定學堂章程》，後經修改制定了《奏定學堂章程》，於1904年
1月（清光緒二十九年年底）頒佈。《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初等小學應以每百家以上之村設立一所，初辦為每四百家設立一所，逐年擴充，以辦成為度。這是現代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教育改革，改革廢除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將各地的書院改為兼習中西學的新式學堂，沿襲千年的封建教育體制宣告解體。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正月⑹，李心亭、鐘蓮溪先生創辦“松山學堂”，借橋墩三十七都的仙堂村李福泰宅為校舍，開設一至四年
4個班，學生80人。
1912年，由於學生增加，遷於橋墩三十六都橋頭庵。
1913年於寨子頂籌資建校舍，茶商洪燦霞饋贈 500銀元，為當時一美談。
1915年（民國四年）新校舍建成，取名為“松山初級小學”。省教育公署署長沈鈞儒先生為頌揚興學之典範，特送“疏才興學”匾額嘉獎。
1935年，寨子頂被國民黨自衛隊占駐，學校搬遷于外廣豐。
1940年增設高小，校更名稱“橋墩鎮中心國民學校”。
1950年改名為“平陽縣橋墩中心小學”。
1951年成立集資建校委員會，建分部（校舍）於原址寨仔頂。
1960年
8月10日橋墩水庫出險，校舍校產一切均被大水沖盡。其時，暫借大龍鄉小沿口村複課。第二年又遷於仙堂閣仔頂（原水庫）工房上課。
1962年
9月遷入橋墩鎮南山崗。改辦“二部制”小學。于1966年本校附設初中班。學校更名為“平陽縣橋敦鎮中心學校”。文革期間停辦初中班。
1981年
6月蒼南設縣，學校又更名“蒼南縣橋墩區中心學校”。
1985、1986連續兩年鎮府籌資拆建、擴建教學樓，先後共耗資11萬多元。
1990年在臺胞朱宗楚先生饋贈
5萬元基礎上共集資14萬元繼續修建校舍。基本解決了30年的“二部制”教學。
1992年撤區並鎮後，學校又更名“蒼南縣橋墩鎮輔導中心小學”。
今日，橋小擁有30個班級，下設兩所完小，近1900名學生，在編教師92人。
建校以來，學校為社會培養了數以萬計的人才。其中不乏海內外知名學者、專家、企業家、國家幹部。如1976年畢業于橋墩小學的楊一平，1993年獲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和細胞分子生物學雙博士學位，他在人類疾病的基因和免疫治療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在世界尖端的《科學》、《自然》等雜誌上發表論文40多篇，1995年被美國政府授予“十大傑出青年科學家”稱號。
參考文獻：
⑴、《移民之鄉出溫州》見2004年
5月15日《溫州日報》，作者：俞光。參見縣政協文史資料第18輯《蒼南碑誌》第79、95、114頁。
⑵、參見朱維幹《福建史稿》第295—344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版。
⑶、參見現《平陽縣誌》、《蒼南縣誌》大事記。
⑷、參見黃正瑞《臺灣問題面面觀》，台海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13頁。
⑸、1925‧平陽縣誌‧神教志載：石佛堂，又名公館寺。
⑹、《1925‧平陽縣誌‧卷十‧學校志三》載：“國民學校。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頒定學堂章程，初等小學應以每百家以上之村設立一所，處辦為每四百家設立一所，逐年擴充，以辦成為度。民國四年（1915）改名國民學校，由私人經費設立者名私立。松山（學堂），在三十七都橋墩，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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