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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市佛教
流傳和發展
漢代，佛教雖然傳入我國，但由於武夷山適逢“（漢）武帝盡遷閩越人至江淮”，境內空虛。唐以前，境內人煙稀少，佛教信徒寥寥。隋唐之際，中原內亂，大量士大夫轉徙至境內定居，佛教傳入武夷山。
唐朝開國之際的武德元年（六一八），就已有僧人在武夷山茶洞創建境內最早的寺廟“石堂寺”。貞觀年間（六二七～六四九）武夷山立為新豐鄉。先民由於家園初立，限於生計，因此以佑民、祈福面目而出現的佛教開始流行，寺廟漸多。明確記載建于唐代天寶至後晉天福年間的寺廟就達二十餘座。甚至還有奉旨敕建的寺院。此外，開元、天寶年間，武夷山人士哀壽曾自主在銅鈸山建庵，佛道高超，頗為後人所重，影響深遠。天寶七年（七四八），唐玄宗李隆基派遣登仕郎顏行之至武夷山封名山大川，並立碑“禁樵采”，影響了寺院在武夷山的建築。唐以後由於道教漸漸佔據了武夷山，又由於種種神靈仙跡的傳說盛行，佛教略受衝擊，山內佛寺的建築落後于宮觀，規模小，而且分散。
唐代以信仰道教為主，統治者對佛教屢有貶抑，但境內佛教卻發展得較為迅速，禪風漸盛。唐末著名詩僧貫休屢有詩文寄贈武夷山僧，濃郁的宗教氣氛，還培育出了以扣冰古佛為代表的一批高僧，對佛教的傳播和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
在唐末及五代十國時期，佛教影響廣泛。仕宦、權貴往往以舍金建寺、助佛勸善為榮，並進一步推動了佛教繁榮。宋以後道教在武夷山勃興，佛教的影響才漸漸轉弱而遜於道教。
唐會昌四年（八四四）誕生于吳屯的翁乾度，雖出身於權貴家庭，卻在少年出家，法名藻光，在清潭寺等廟念經求佛，數得善施。鹹通二年（八六一）在師僧的支援下，擴建居禪的寺院。三年又再募捐創建新寺。乾符元年（八七四）石雄富戶陳祐舍資建成寺院，一應俱備，請藻光住持，並正式開席授徒，擴大了武夷山佛學的影響。當地望族、曾以上書請改溫嶺鎮為崇安場而著稱的彭璫，深明禪理，曾編著《禪定錄》、《冥陽文》等，用以教授藻光。乾符六年，他還專建廣福庵，請藻光主持，並得以與其究禪講論。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為藻光佛學研究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藻光曆久參悟佛法，頗得真諦，成為一方高僧，前來參悟拜訪的僧徒甚多，聲名遠播。“聲譽大卓，道場與天臺、曹溪並峙。”後唐天成三年（九二八），閩王王延鈞遣使齎書邀請他前往閩都坐禪講經，他成為王者之師。直至當代，在閩浙贛一帶都有很大的影響，連峨嵋等佛教聖山至今都還供奉著他的神像。
此外，南唐保大十三年（九五五），僧福祥還曾在武夷山大王峰下建“大雲寺”。
入宋後，武夷山佛教保持了相當長的繁榮時期，高僧名師迭出，僅被記載在佛教名籍《五燈會元》中的就有近十名。道教的興起，與佛教相互滲透影響，為佛道增加許多神奇的色彩，甚至還有以道法盛名的道士轉而成為省悟真諦的名僧，如號為吳十三的道人，最終歸入佛籍，成為宋代最有影響的從道入佛的人物。扣冰古佛，曾在武夷山獲一異僧傳授的“驅魔利人”之術，每每以道法而驚世駭俗。有關他的傳奇中，有大量的帶有神靈怪異色彩的內容，也有許多驅鬼神的事蹟，甚至如投偈驅龍為雨。他對《易》經頗有研究，每每以《易》說來解釋種種事蹟，還宣揚“上感神天，則可下役蛟龍”之論。道流入佛，增添了佛教的奇跡，而儒林入佛，則更顯佛學的深邃。崇安縣令、北宋名臣趙抃親躬佛事，史論評他“擯去聲色，關心宗教”。世居武夷山的一代名儒胡安國、胡寅、劉勉之、劉子羽、劉子翬等均深研禪理，與僧眾過從甚密，卓有影響，均屬宋代著名的居士。大理學家朱熹年輕時也曾參禪事佛，深悟其理，爾後集儒、釋、道之大成，蔚成大觀，成為我國古代繼孔子之後最有影響的大思想家、哲學家。
朱熹的青年時代，武夷山人文薈萃，學者、名流迭出。他們又往往儒、釋並重，使佛學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峰，高僧們每每又使學者們折服，他們各自傳播著法門、臨濟、曹洞等不同的佛學體系，盛況空前。五夫人游氏出家，號道謙，師事臨濟宗大師圓悟及開徑山法派的大師宗杲，又隨師居徑山，盡領玄旨。道謙回崇安五夫裏後，居開善寺，建密庵，他還請師傅宗杲至開善寺升坐。宗杲又稱大慧，是臨濟宗的重要傳人，以“看話禪”著稱於世，稱“大慧派”或“徑山派”，開一代禪風。他的駐足，使武夷山禪風日熾。道謙曾集其妙語為《大慧語錄》。它是朱熹早年最為珍愛的書籍之一，對傳播與發揚禪宗頗有影響，朱熹還曾居住在佛寺隨道謙學禪。
南宋初，由於武夷山學者對禪宗的迷戀，使武夷山的佛教發展到新高峰。南宋後，由於道教勃興，並在武夷山佔據了主導地位，佛教才日漸轉衰。明以後，佛教在學者中回應甚微，佛教的信仰退為民間流俗，但它在民間所具有的影響極其廣泛，曆久不衰，至今依然是在群眾中影響最大的宗教。
清代，由於地方經濟的發展、道教的衰敗，佛教復興，並逐漸在武夷山內立足，先後在碧石岩、虎嘯岩、慧苑、竹窠、彌陀岩、天心岩修建了佛寺。聚集了若干頗有造詣的高僧，如清代著名的畫僧原濟（石濤）就曾入武夷山；黃道周的門人盧壽宗也在武夷山出家，法號超位，與師兄明覺俱有盛名，皈依者甚眾；其弟子鐵華上人居武夷山五十年後，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雲遊京師，傳播佛法，朝野震動，世稱他與師伯大興禪宗之盛風，並使武夷山躋身於佛教的“華胄八名山”。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擴建天心永樂禪寺，後由德容大和尚住持，吸引了許多僧侶，盛時有一百～二百人，成為一方禪林，佛法大興，前後開設七場大戒，普渡眾生，成為僧俗朝拜受戒的道場，陳寶琛還曾贈匾。清末民初，佛教受到地方經濟的影響而衰退。
閩北蘇維埃革命時期，由於國民黨軍隊經常駐紮於廟宇之內，破壞嚴重，寺院難以為繼。據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統計，境內僅有寺廟六座，僧人二十名。大多寺廟人去樓空，結構完整的往往需雇人看管。至民國二十八年時，僅有老尼覺普主持募化重修城關西門街的慈雲寺。抗日戰爭勝利後才逐漸恢復佛事活動。
為了弘揚佛法，民國三十二年八月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福建省崇安縣支會。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碧石、彌陀、慧苑、天心、天遊、竹窠、燕子窠、虎嘯、萬壽宮、清源岩、磊石岩、蓮花峰、天福寺等廟的四十四名僧侶出席大會。會上成立理事會，由碧石寺住持覺修任理事長，並由佛協會組織成立“復興武夷山古跡委員會”。十二月，永樂禪寺還舉行一次傳法受戒大會，並祈“世界和平，國運昌隆”，各寺弟子雲集，會期二十天。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召開基本團體會員大會，有四十六位僧侶出席會議，選舉寶林寺住持星雲為理事長。當時道佛處境相同，幾近合流，往往同居一處，如瑞岩寺有僧人二名，道士三名，道士也參加佛教會，出席會議。
一九五三年統計，全縣尚存永樂、寶林、彌陀、白雲等四個寺院，僧人二十七人。爾後，由於宗教政策的失誤，限制群眾的宗教信仰，要求僧道自食其力，僧人逐漸還俗。“文化大革命”衝擊之時，寺廟全被佔據它用，宗教被當成迷信活動而禁止。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落實宗教政策，人民群眾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許多寺廟重新恢復。一九八八年，經中共建陽地委批准，正式開放瑞岩寺和萬峰寺。一九八九年開放天心永樂禪寺。與此同時，建寺修廟之風大盛，其中也混雜著少數封建迷信職業者，以騙取財產贏利為目的，干擾了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一些新修建的寺廟佛道混雜不辨。一九九二年初，全市寺、觀已達一百七十三處，佛寺占絕大多數。
一九九三年，按照國家的宗教政策，進行宗教活動場所登記，並進行廣泛的學習、宣傳和培訓工作。全市宗教界受教育人數達五千七百二十八人次。十月，通過第一批登記的佛教寺廟十座，管理組織的成員數（僧人）三十四人。
深遠的影響
自僧藻光在瑞岩開設道場，為世人所敬重，被尊為（閩）王者師，武夷佛教影響由此波及閩都，其影響曆久不衰。藻光被後人稱為扣冰古佛，又稱為辟支佛，成為閩籍香火最盛的佛教（菩薩）神靈。在閩、浙、贛甚至遠至四川等地都有影響。他圓寂後，閩王曾封其為“妙覺通聖大師”。南宋紹興六年（一一三六）五月，賜號法威大師；紹興二十一年奉旨加封為法濟慈濟大師；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又加封妙應；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再加封至法威慈濟妙應普照大師；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再奉詔加封為靈感法威慈濟妙應普照大師。曆獲高宗、孝宗、理宗三皇的敕封，特別是宋理宗推崇理學，崇尚道教，卻累封佛教之神，可見藻光影響之大。
扣冰對武夷山民俗的影響則更深遠。自唐代以來，“每歲仲春，邦人迎（神）入邑”。為此還要建道場、香齋，並選一百名壯漢輪流接送。屆期萬眾雲集，甚至福州、浙江、江西等地信徒都結伴而至，香花燈燭極其誠敬。後發展至村坊、市鎮，不分遠近輪流迎請神佛恭奉，仲冬方可迎回瑞岩寺，可見迎神風俗之盛。城關則舉行蠟燭會，二月初六在西門、南門設燭輪，初九舉行祭社，陳設極其豐盛。蠟燭會還有“搶佛”之風，村坊青年以杠請古佛為榮。一年一度的蠟燭會，長盛不衰，是古代武夷山一年中最為熱鬧、最有影響的盛會。一九四九年後，受社會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已演變成為農用物資交流會。
據記載，扣冰曾“屢屢顯靈”，傳雲南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範汝為起義，率義兵入境，因夜夢古佛阻截，遂撤兵退去。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大旱，縣令請佛禱之，“甘雨大沛”。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閩北大旱，郡守親自請佛，“既至，而風雨大變”。寶祐元年，郡守趙汝騰迎佛座入城，“雨暘皆從人願”。這些掌故為古佛增添了許多神靈色彩，進而擴大其影響，贏得更多的信仰。扣冰因此成為最受邑人崇拜的神靈。
對神靈的信奉，則滲入生活的許多領域，求籤拜佛、占卜休咎，成為一種風俗。有關的記載屢見不鮮，傳說吳屯儒生翁德輿，在會試前到瑞岩寺求籤叩神，擲連十聖，再擲又連十陰，夜又有異夢。後援筆題壁“欲蔔三生謁爾神，如何十聖反連陰，料神不泄天機密，我是明時第一人”。果然于南宋隆興元年（一一六三）登第為特科狀元。連狀元都不能免俗，何況他人？這種渲染無疑又為神佛增添了更大的吸引力，因此每有大事，如喪葬、買賣、行旅、考試等等，當事者大都要叩神求籤以求神示。
佛教不僅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而且連仕宦名流也參與其事，以參悟求禪為樂事。理學家胡安國深通禪學，他曾受命撰《春秋傳》——此書被欽定為經筵讀本，被學術界推崇為注釋《春秋》的權威著作，史學界論其“志在春秋、憂國愛君，遠而彌篤”。作為一代儒宗，他也被佛學界視為典範，佛學界以胡安國兼通儒釋的範例來駁斥信佛有害論：“而于禪學，（胡）深參獨到又如此，則禪何害于忠孝哉？輒誚學禪者有害于忠孝，夫亦未之思也！”他的兒子胡寅，初極詆佛，晚乃知歸，王隨冊《傳燈錄》為《玉英集》，公為作序。他是上封祖秀禪師的弟子，屬臨濟宗南嶽下十五世。縣令趙抃居士是蔣山法泉禪師的弟子，屬雲門宗青原下十二世。曾在武夷山隱居築水雲寮的理學家遊酢，也是居士，曾謁福甯禪師，研討學問，後精閱佛典，深信不疑。他在致呂大臨的信中曾說：“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極力張揚佛學。劉子羽居士是徑山大慧的弟子，屬臨濟南嶽下十六世。劉子翬“嘗修開善院，屢延名德主之，共為法喜之遊。僧中凡有撰述，多出其手，光揚大法為獨至”。他與胡憲、劉勉之等居五夫時與開善寺高僧道謙過從甚密。劉子翬接受的是天童正覺派的默照禪，以主靜作為自己思想學問的主旨。他以思徹禪師為師，隱居二十多年，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啞然無一言。道謙遵奉的是大慧派的看話禪，兩種派系截然不同。大慧宗杲禪師曾著書《正邪論》貶斥正覺派，劉子翬學問深厚，就所持的佛學觀點還與大慧宗杲開展過一場激烈的論辯。《大慧語錄》中還記載著大慧對劉子翬的挖苦，說他“中得毒深”、“被此輩（正覺、了堂禪師）教壞了，苦哉！”他還多次致書劉子翬，闡述自己的觀點，認為劉子翬靜坐參禪，“豈非虛妄之本乎？”。劉子翬的兄長子羽信奉大慧的看話禪，為大慧所盛讚。大慧還至五夫開善寺升座講禪。劉子翬還屢屢“要逞自家話”，闡明自己的觀點，大慧則批評劉子翬：“會修行，卻不會禪。”
劉子翬以天童派的靜觀默照，為朱熹留下了“不遠複”的三字元遺言。而朱熹在初居五夫不久，首先就在劉子翬家中遇見道謙禪師，為其學問所折服，爾後多次叩問，並在道謙的密庵寄齋食粥學禪，以道謙編的《大慧語錄》作為佛學讀本。朱熹十八歲“請舉”，欲參加會試。劉子翬“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爾！”朱熹赴京參加科考時還曾特往徑山叩訪大慧禪師。朱熹在《語類》中還說明，“及去赴試時，便用他（道謙）的意思去胡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可見他是以道謙的禪訣而一舉高中進士的。他還說明“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朱熹登科歸裏之後，又飽讀了大量的佛學經典。佛教徒以“牧牛”比喻人的內養。劉勉之曾為佛典《牧牛圖》作過詳盡的注釋。而朱熹十餘年間出入佛老，以儒兼佛，以“牧齋”為自己的書齋命名。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朱熹初會李侗，因他在談吐中帶有濃重的佛禪之氣而受到指責，並由於李侗的影響，其學術思想漸漸發生了轉折。但他青年時對佛學的迷戀，為他日後創立融儒、釋、道之大成的朱子學體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他所耽迷的禪宗的禪悟、華嚴宗的思辨，後來都被他加以儒家思想的改造，融化在自己的理學體系之中。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官方統治哲學和思想，朱子理學具有豐富的佛學精髓。武夷山佛教通過朱熹的理學，進而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發展，發生重大的影響。
寺廟
寺廟的建設與地方經濟及民間信仰的程度有密切關係。古代寺廟的建設一則靠募化，再則靠仕宦富戶的舍建，也有少量是由地方政府奉詔敕建的。寺廟的建設規模則差異甚大，小的只是幾間木屋，大的則華宇連綿，雕樑畫棟。但由於建築材料大都以木材為主，因此難免火焚兵燹之虞。歷代的重修也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寺廟興廢更迭，屢興屢衰，難以保持其歷史的連續性。
武夷山的寺廟，宋以前就已經遍佈各處，具有相當規模。明以後，武夷山景區內的寺廟建設漸盛，清末轉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貫徹改革開放政策，提高了群眾的生活水準，使寺廟的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武夷山市可稱地靈人傑。武夷山許多寺廟都與歷史名人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
瑞岩禪寺
建于唐廣明元年（八八○），是扣冰自擇場地創建的一所寺院。在此之前，扣冰古佛先後修建過清潭寺、興福寺。此外富宦們還先後為他舍建過桃枝寺、大智寺和廣福寺。瑞岩寺占地總面積約三千三百七十五畝，規模巨集麗，堪稱一方名刹，世稱其可與天臺、曹溪並峙。宋熙寧三年（一○七○）賜名“壽聖”，隆興初（一一六三）賜名瑞岩，所以人們稱其為瑞岩壽聖寺。歷代迭有增建。有山、水、岩、洞、塔、橋、亭、閣、樓、殿之勝，古樹崔巍，蔚為大觀。趙抃、朱熹、劉韞、劉子羽、李佑、黃嘉賓等先後寫下數十篇讚美詩文。劉子翬寫道：“尋師捫壁入仙源，萬澗冷冷佩玉喧。繞座銜花來白鹿，聽經獻果下元猿。千林紅葉新霜染，一霎腥風嘯虎蹲。說與世人渾不信，個中別是一乾坤。”形象而完整地溶進了古寺創建的事蹟和傳說。瑞岩背倚大山，依勢而建，錯落有致，中有“龍井”，能浮銅幣，人稱“飲之祛病”。傳說建寺時，所有木材均由井中浮出。井中尚餘一截，千年不腐。寺前有溪，因古佛扣冰所浴，故稱扣冰溪。有長數十米可以遮避風雨的亭橋，被稱為扣冰橋。但寺廟卻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因戰亂焚毀。民國二十六年由地方士紳主持重建。“文化大革命”中，佛像被毀，僅剩三寶佛。一九七九年因在寺內辦工藝廠，用火不慎，釀成火災，古佛殿、觀音殿、古佛亭化為塵灰。寺後大片古樟林于七十年代初竟被盜伐一空，僅有一株巨大的千年銀杏並三株大樹倖免於難。一九八四年，由鄉民集資重建古佛殿，一九八六年重建觀音殿。一九八八年經中共建陽地委批准對外開放。一九九○年新建客堂，寺廟現已有一定規模。
中峰寺
建于唐中葉，位於上梅寂曆山，遠離塵囂，竹木掩映，雲徑幽奇，天籟禪機。唐行儒禪師曾于寺中降虎故而稱奇，有伏虎壇等遺跡。北宋著名詞人柳永曾在寺內讀書，並有詩詠之：
攀蘿躡石路崔嵬，千萬峰中梵室開。
僧向半空為世界，眼看平地起風雷。
猿偷曉果升松去，竹逗青溪入檻來。
旬月經遊殊不厭，欲歸回道更遲回。
天心永樂禪寺
初建時稱為山心永樂庵。因該刹地處武夷山風景區的中心，故稱山心庵。清康熙年間，章堂岩鐵華上人的弟子果因和尚重光這一名構，稱為天心永樂禪寺。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重建。光緒二十六年，名僧德容由鼓山至武夷山為住持。他主持大興土木，廣增佛殿，弘揚佛法。至民國三十六年，該寺還先後傳了七堂大戒，曹洞鐘鼓遍天下，武夷山道場遂為世人所矚目，因此被視為佛教的“華胄八名山”之一。香火盛時，寺內有僧眾百餘人，極一方勝概。寺廟南北長一百七十米，東西寬一百五十米，占地二．六萬平方米。寺外古樹蒼鬱，蔚為壯觀。寺廟依中軸建有彌勒殿、天王殿、大雄寶殿、觀音殿、法堂、庫房、齋房、禪堂、客堂、香客樓以及鐘鼓樓和偏殿，飛簷曲欄，壯麗雄偉。殿宇基本保留至今。由於年久失修，“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占為民居，因此破壞甚大。一九八九年後，該寺正式對外開放。一九九○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至武夷山，為該禪寺題額“天心永樂禪寺”。九十年代初，居民逐漸遷出，至一九九二年已全部搬遷。與此同時，各界人士又策劃組織永樂禪寺的修復和改造工程。一九九二三年建成山門一座，並勸募投資八十余萬元新辟由馬子坑至天心的公路，方便前來膜拜的香客和遊覽的旅客。寺廟的修復工程由南京東南大學主持設計，天王殿及香客樓（又名卻塵樓）已於一九九三年底奠基。
慧苑寺
在武夷山玉柱峰下，清初建。寺廟隨山勢起伏，層層疊疊，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有大雄寶殿、法堂、藏經閣等建築。寺後有大山、竹林，寺前為奇峰、山澗，環境優越。殿內抱柱有一幅對聯寫道“山居偏隅竹為鄰，客至莫嫌茶當酒”，是武夷山最負盛名的對聯之一，迄今仍為人們所喜愛。大殿外則是一幅“澗繞流香心洗滌，峰擎玉柱佛莊嚴”的對聯，巧妙地把寺院前後的景觀嵌入聯內，頗有韻味。一九四九年後，該寺漸被佔用，後分配給農戶居住。
境內的古代名寺還有東報恩寺、方居寺、開善寺等。這些古寺都與古代名宦、理學家結下不解之緣。
名宦、著名居士趙抃為崇安縣令時，曾為東報恩寺題詩，刻於石壁間：
松撼寒聲竹鎖陰，梵宮瀟灑稱行吟。
庭前花意自榮落，門外山光同古今。
夜謁近軒弦月滿，晚鋤尋藥亂雲深。
中間著了休休事，不信歡愁解到心。
崇安籍著名理學家胡安國遠在千里之外的京都，卻還時刻掛念故鄉的寺廟，曾寄詩贈給他的弟子雲居寺嗣公和尚：
十年南北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
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年身。
由於佛教鼎盛，寺廟又建于幽雅僻靜之處，僧眾又往往在研習儒學方面有相當造詣，因此吸引了許多學者名流、仕宦子弟來寺結緣，他們或造訪名僧，或探研學問，或事佛參禪，或拜師求學。以五夫開善寺堪稱典型，朱熹不僅在此讀書研習佛理，他的老師胡憲、劉子翬、劉勉之以及客寓名人呂祖謙等都與寺僧過從甚密。
明以前建立的寺廟主要有：
石馬寺 後樑貞明三年（九一七）建。
峽門寺 後唐長興四年（九三三）建。
興國寺 後晉天福年間（九三六～九四三）建，明永樂初（一四○三）重建。
保福寺 後唐長興二年建。
興福寺 唐鹹通二年（八六一）建。
唐興寺 唐代敕建“興國禪寺”，俗稱湖潭寺。
開平寺 宋太平興國元年（九七六）建。
南邑寺 後周廣順元年（九五一）建。
地藏寺 宋治平二年（一○六五）建。
石台寺 唐文德元年（八八八）建。
西方寺 唐嗣聖三年（六八六）建。
觀潭寺 唐會昌六年（八四六）建。
歸化寺 宋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建，清嘉慶九年（一八○四）焚毀。
西湖寺 後唐天成年間（九二六～九二九）建。
崇福寺 後唐清泰元年（九三四）建。
長樂寺 唐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建。
真如庵 在澄溪，明崇禎年間約（一六三七）建。
回龍寺 後晉天福元年（九三六）建，宋了空禪師曾居此。
聖曆寺 後晉天福年間建。
永豐仁壽寺 後唐建,宋大中祥符六年（一○一三）再建，又名桃枝寺，扣冰古佛曾居此。
東報恩寺 唐咸通元年建。俗稱東寺，有漆觀音像，又古甕中盛有舊醢，
曆久不壞，傳均為唐代舊物。趙抃曾有詩記之。
西中峰寺 唐乾寧五年（八九八）建。
真如寺 在漿溪,土名長瀨,宋元豐三年（一○八○）建。
復興寺 原名崇福寺，清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建。後因山崩寺毀，複建時改為今名。
清龍庵 明代建。
鬥台庵 明初建。
岳山寺 後樑龍德三年（九二三）建。
招福寺 唐會昌六年建，又名福安寺。
雲際寺 後唐長興年間（約九三二）建。
白雲寺 後晉天福二年建。
大同寺 宋開寶年間（九二七年前後)建。
新興寺 宋天聖六年（一○二八）建。
徐源寺 宋咸平二年（九九九）建。
護安寺 在彭屯,唐天寶年間（九○四～九○七）建。
東山寺 在塔頭,後唐清泰元年（九三四）建。
大智寺 宋建隆元年（九六○）重建,邑儒翁夔為扣冰古佛居禪創建。
靈濟寺 宋康定二年（一○四一）建。
定光寺 舊名圓徹寺,唐乾寧年間（八九四～八九七）建。
宋隆興年間（一一六三～一一六四）賜額。
大黎寺 後晉天福八年建。
清潭寺 唐鹹通二年建，行全禪師居此，藻光於此出家。
西峰庵 俗稱佛母庵。
崇福寺 宋嘉定八年建（一二一五），寺後有卯齋石，卯齋和尚坐化處。
太平寺 宋淳化二年（九九一）建。
暨曆寺 宋乾德二年（九六四）建。
延壽寺 宋開寶元年（九六八）建。
祝聖寺 後周顯德六年（九五九）建，宋元祐三年（一○八八）賜額。
政和年間（1111～1117）為凝真觀,靖康年間（1126）複改為寺。
黎山寺 唐鹹通二年建。
烏山興福寺 地多古松怪木神鴉，人常懼之，唐鹹通五年行全與藻光重建，
寺後有壇，俗傳為扣冰佛撒麻降魔處。
石龍寺 與浦城交界，宋縣令趙抃曾至此禱雨，並有詩記之。
僧人
佛教徒一旦剃度為僧侶，一般不事生產，沒有子嗣。佛教過盛之時，占去了國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被詬為“不忠不孝”。歷代均有限制釋流、滅佛之事，如唐大中十年（八五六）十三歲即已出家的藻光，直到二十二歲時才“舉於有司，得度牒”，祝發受戒，真正跨入佛門。武夷山人彭保廉在後周顯德年間（九五五～九五九）任修撰，卻曾奉旨廢天下佛寺二千三百餘座。
僧尼主要靠施主貢獻及募化為生。明以後在武夷山中的僧尼輔以經營茶葉。由於寺僧精於製作，茶葉“價倍翔”。民國時，有的寺廟則將施贈或自辟的茶山或租或典，藉以維持生計，而豪強違約強佔，屢有糾紛。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月，中國佛教協會整理委員會理事長章嘉為此還專函致縣政府，要求落實各岩產權。
武夷山僧人早年以本地人居多，爾後才漸有外人長居駐錫。當地的佛徒不僅在當地事佛求禪，也有轉至域外修成正果的。如宋代的普明舜禪師，就長居杭州徑山，為第十一代祖，並有四卷語錄行世。歷代在武夷山居禪，卓有道行、廣弘佛法的高僧主要有：
道一禪師
俗姓馬，漢州人，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唐開元中（約七二七）習禪于衡嶽之傳法院讓和尚，並得密授真傳。後入閩創寺，寺廟所在之嶺稱做佛跡嶺。世論“閩中諸釋久滯權漸，忽聞頓旨，翕然趨向”。其禪化大行，“七閩禪學實師為之肇”。貞元五年（七八九）三月四日造化，元和中（約八一○）諡號“大寂禪師”。其弟子慧海、志賢等均有建樹。慧海以禪學為僧眾折服。志賢雲遊五台，後居太原世泉寺。“道俗學禪者，接踵交集，鹹資法味”，諡號大遠禪師。
哀公禪師
名壽,大渾裏人，家貧業農，事母至孝。“蓬跣不畏寒暑。嘗耕烈日中，輒有雲覆其上”。結庵銅缽山（銅鈸山），巨石大木皆獨力運之。臥不設榻，危坐達旦，能預知人之休咎。每施水療疾，雖沉痼者立愈。既施米四五石，則頂載而去，陟險如飛，行人驚異。唐貞元二年（七八六）四月八日，通告大眾，積薪跌坐，頌偈而焚。
伏虎禪師
名行儒,居中峰寺。景福元年（八九四）裏中有虎患，眾避之不及，而禪師卻能降馴惡虎，騎虎出入。寺中有伏虎壇，遺跡猶存。
扣冰古佛
吳屯人，生於唐會昌四年（八四四）二月八日，俗姓翁，河西節度使翁承欽子。十三歲依吳屯清潭寺行全為師。先後助師修創清潭寺和興福寺。唐鹹通八年（八六七）落發受戒。“先以講說為眾俗歸”。有一僧箴告他：“汝之道行當證無上，殆非諸祖之可班也，勉之勉之。”藻光由此益發精研，久之超悟。唐鹹通十一年參拜雪峰開山祖師義存（八二二～九○八）。大師曾驚歎：“汝異日當為王侯師也。”藻光延留數日即歸。藻光又往往在荊棘荒蠻中坐禪靜悟，傳說有虎踞左右，因久居之，“彌猴供果，群物侍伴”。唐廣明元年（八八○）藻光擇地建造瑞岩寺，其譽播于方外。“遠而荊楚陝川，無不聞其高風，造庵拜謁。至於高僧行者，悉皆杖錫叩缽，願求參悟。”天成三年（九二八）閩王王延鈞禮聘至福州）“敬事為王師”，被稱為國師。屢“勸王以百姓為念，勿多殺”。未幾於鼓山坐化。“王以酥油香薪化師身，與弟子法雲捧師骸骨仍歸瑞岩，施錢十萬，建塔於瑞岩寺院法堂之後，號‘瑞應寶塔’，以金瓶儲舍利子，並封藻光為妙覺通聖大師。”宋以後多次封贈，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加封至靈感法威慈濟妙應普照大師。由於藻光冬日扣冰而浴，故稱其為扣冰古佛。又因世傳他的母親夜夢辟支佛，藻光爾後誕生，故又稱藻光為辟支佛。
道瓊首座
江西上饒人，拜洪州景祥為師，稱其佛學已經“飽參”，叢林以耆德尊之，為臨濟宗南嶽下十二世。居開善寺，並設木庵。宋紹興十年（一一四○）冬，信州太守以超化革律為禪，迎道瓊為第一祖，卻被道瓊拒絕：“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他甚至還書偈寄弟子慧山：“口嘴不中禪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痛駡莫饒伊。”幾可與許由洗耳媲美。
了空禪師
姓程名自然，星村人。好讀書而慕禪。學《禮》于回龍寺，以僧惟靜為師。刻苦窮經，博通奧義，才思敏捷，文不加點，頗有盛名。漫遊京師時，朝臣們爭以箋疏委之，操筆立就。宋咸平中（約一千）弘法京師，眾稱義虎。後奉旨出使西域取經，得石銚，用來煮藥療病，無不立愈者。詣闕奏對御賜紫衣金欄，賜號“了空大禪師”。章元振曾為之撰贊辭:“雲何是了，觸事皆曉，雲何是空，觸處皆融。道了未了，談空非空，皇皇四達，無往無蹤。”
嗣公和尚
曾隨胡安國的父親胡淵學習，後入釋籍，住持雲居寺，不問世事，與胡安國友善，胡安國因惜其才曾寄詩勸其出山。
祖鑒禪師
名從密，字世疏，汀洲人。拜臨濟南嶽下十三世泐潭應乾為師。宋宣和六年（一一二四）應中丞翁彥國之請居瑞岩寺。扣冰古佛在辭眾往閩都時曾言：“二百年後再歸埽堂。”祖鑒至此竟有故地重來之感。又恰適扣冰坐化二百年之際，扣冰留下的丈余袈裟，祖鑒披之又極為適體。祖鑒於十二月二日坐化，亦為扣冰證聖之日。世人以為古佛再世。
道全和尚
居西山安福寺，深究經典，恰應扣冰佛留下的一句箴言：“瑞岩一片雲，西山全是佛。”
卯齋和尚
姓彭，吳屯人，居吳屯崇福寺。以少食稱奇，每日卯時進餐一次，爾後在寺後的盤陀石上坐禪終日，風雨中只用一頂斗笠遮蓋。一百零五歲時趺坐而逝，因而號卯齋，坐石也因此被稱為卯齋石。
道謙禪師
姓游，五夫裏人。家世業儒，早年喪父母，因孤苦而願從浮圖。初到京都師事圓悟大師，再師大慧宗杲。有一次宗杲令其往長沙通書，他因參禪二十年無所得力處，又畏路途奔波，而欲荒廢。師兄宗元勸其只要“著衣吃飯，屙屎放尿，駝個死屍路上行”就行了。半年後返寺。師稱奇：“這漢和骨都換了也！”悟得密傳心印。宋紹興八年（一一三八）歸鄉居仙洲山開善寺。與邑儒劉勉之，劉子翬等友善相與探討學問。道謙曾收集其師言論編成《大慧語錄》、《大慧普禪師宗法武庫》等書，朱熹曾隨其學禪。他以佛兼儒之學，教授朱熹援佛入儒之妙，朱熹頗得教益。道謙後又曾建密庵居住，誨人不倦。世稱其“言如雲廓天布，以授學者，與浮詞濫語何啻天冠地履”。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卒于盛年。逝世前弟子曾求示教，道謙笑道：“萬法本空，三界非有死生，于何安著忍為駭俗態耶？”又再撰一詩《送人》示寂，詩雲：“二三盡雪山藏路，一兩點花春信梅。將此贈君持不去，請群收拾早歸來。”僧眾們認為他的去世“于師已無恨，惜乎法門不幸耳！”道謙師兄宗元是建陽人，居竹源寺。朱熹曾言：“康節（邵雍）數學流源于陳希夷（陳摶），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村僧宗元，其人聰敏，能演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可見其術數學問不在理學大師邵雍及道教大家陳希夷之下。
圓悟禪師
建安人，號肯庵。居開善寺，學貫儒釋，能畫能詩，為眾所推崇。與朱熹相交頗深，並為朱熹所重，曾和朱熹《詠梅》詩雲：“可憐萬木凋零後，屹立風霜慘澹中。”為文士詩人所讚歎。他還曾撰辭贊朱熹：“岩岩泰山之聳，浩浩海波之平，凜乎秋霜澄肅，溫其春玉發生；立天地之大本，極萬物之性情。傳先聖之心印，為後人之典型。”圓悟圓寂後，朱熹也撰詩祭之：“一別人間萬事空……”
吳十三道人
居仙洲山，由道入佛。每有疑問，即叩請諸禪師。後以道謙為師，結庵於密庵旁，“遂往給侍”，執弟子禮。宋紹興十年三月八日，忽兒猛省，參得禪旨，占偈呈道謙師：“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道謙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祖庭和尚
江西人，姓揭氏。習儒時曾遍遊講肆。一次大界、宗泐兩位高僧過武夷山，祖庭即往拜訪。宗泐曾於明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受詔注釋佛經，並於次年率徒三十人往西城求經。祖庭被兩位高僧的學問所折服，而求師事，削髮為僧，居東村庵。曾賦詩諷時事雲：“除卻淵明賦歸去，更無一個肯休官。”灼見實為深刻。其禪師雖精通三乘，而專以淨土法門為旨，為世所重。明正統七年（一四四二）八月十一日書偈“心源湛寂息馳求，一室安身萬事休。不動干戈家國泰，天長地久幾春秋”。沐浴更衣，趺坐而寂。停龕六旬，異香馥鬱，緇素傾響，俱歎稀有。和尚另有語錄存世。
元鏡禪師
字晦台，建陽馮氏子，為曹洞宗大師壽昌弟子。結茅於武夷山虎嘯岩，後又至一曲石瓶岩下。一日，指著岩下對道盛等弟子說：“此處可埋我”，遂寂。有語錄、詩集行世。因號東苑鏡，故又稱東苑鏡禪師。
道盛禪師
字覺浪，別號夢筆丈人，浦城張氏子。少年時習儒，後出家隨元鏡禪師，並曾師從壽昌、博山等禪師，後歸武夷山侍從元鏡。在虎嘯岩頂拜經三載，佛光灌頂，“盡得曹洞宗旨”。師傅逝世後，他因眾所推崇，先後出坐道場五十餘處。“開法南都，宗風大振。”其門皆遁跡巨公，影響甚大。其弟子大盛（字石潮）居武夷山多年，博洽能文。後為金陵天界方丈，並有詩、文集行世。
僧衍操
姓劉，字松山，漳浦人。有家學淵源，足跡遍四方，為學者所敬重。晚年為僧，至武夷山居山北梧桐窠。深研禪理，手不釋卷，著有語錄八卷、詩集十集。
僧海靖
延平人，原名胡獻卿。善詩畫，有才氣，曾受命隨天使出訪，至琉球，以繪畫才能“圖其山川以歸”。爾後入武夷山為僧。
僧超位
姓黃，號壽宗，漳浦人。曾師從學者黃道周，好學善詩，居武夷山。曾歸故里奉侍老母數年，後攜母回武夷山，在山北章堂岩結茅以居。又再入筇岩修築“莫庵”，坐禪繼日，不苟言笑。皈依者甚眾，名震京師的鐵華上人為其高足。
釋超全
俗姓阮，號夢庵，廈門人，本名吳錫，或旻錫，字疇生，從文忠公曾櫻為學，隨師助鄭成功抗清。順治八年（一六五一）清兵攻破廈門時，曾櫻自盡殉節，阮旻錫冒死“出其屍”，葬于金門。料抗清無望，遍曆山川後入居武夷山，自稱輪山遺衲。著《海上見聞錄》兩卷、《幔亭游》詩文一卷。其中的《武夷茶歌》等詩文，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屢為學者們所引用。
鐵華上人
字明開，漳浦人。繼承超位禪師衣缽，居筇岩“莫庵”五十餘年。清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正月，以七十四高齡杖錫入京師，朝野為之震動。誠親王躬身拜訪並叩請禪宗大略，書“洞天花雨”額賜之。朝中文士多有題贈。戚麟禪驚呼：“天下名山數武夷，偶飛一錫到京師”，潘錦則寫道“他年若肯結蓮社，終為陶淵過虎溪”，表達了對他的仰慕之情。太史陳夢雷認為“鐵公和尚與其師伯明覺禪師先生大振宗風”。明覺禪師曾蒙清世祖皇帝召對說法，並賜紫衣敕印，頗有影響。
超煌禪師
又名元煌，字泉聲，俗姓陳，馳名漳泉。善詩畫，過武夷山一見難忘。“嘗主浙江天童法席。”清康熙四十六年尋居虎嘯岩天成禪院，並加改修造。過往權官名流，屢往造訪。
興覺和尚
晉江人，本儒家子。少年即皈依青獅庵妙岩長老，剃發為僧。以嚴戒自律，“一瓶一缽，日惟汲泉煮茗而已”，善詩文，為名士所重。甯化雷金宏有詩追憶“我昔游武夷，忽忽十六秋。青獅長假館，長老有妙岩。旋烹岩頂茶，清香一室噴。何日再同游，九曲峰峰遍”。漳浦蔡葛山贈詩“不怕秋風粗布衲，最宜泉水本山茶”。
德容和尚
俗姓陳，原為鼓山方丈，于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至武夷山居天心永樂禪寺，主持大興土木，廣增廟宇。永樂禪寺由此鼎盛，僧眾近二百人。他還主持在永樂禪寺開設戒壇，廣弘佛法。永樂禪寺由此一躍而成十方禪林，為僧眾信徒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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