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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居民向外移殖經過
我安邑居民之祖先，乃于西晉時代，避永嘉之亂，自中原遷居而來。至今已一千七百餘年。其史實經過，詳見鄉賢向曙先生所寫《安溪建置沿革》一文，茲不復贅述。
至於向外移殖者，情形頗為複雜。外移地區，可分國內及海外兩方面。
移居國內之地域，為浙江之平陽、溫州；福建省內之廈門、尤溪、福安、福鼎及崇安的武夷山；臺灣之臺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
移居海外者，則為新加坡、馬來亞、沙巴、緬甸、印尼等地。
其中以移居臺灣者為最多，其次為新加坡。據林泗水先生所編《安溪縣誌》之“鄉土總述”中謂：“由先代移居臺灣藩衍者，亦有百余萬人。雖年代湮遠，尚不忘鄉土，重木本水源之誼者，吾邑人有焉。”
由是可見移居臺灣藩衍人數，竟比居於故鄉者為多。安邑目前人口，據估計在八十余萬。如果臺灣同鄉有百多萬，則超過故鄉之人數矣。
現就手頭所搜集得到之有關我邑人向外移殖資料，匯述於後，以供後人有興趣于研究此一史實者之參考，此或不失為有用之探究線索。文字之粗拙，則非所計也。
一、移居國內各地情形
甲、北遷平陽雁蕩
據同鄉鄭經先生在《我懷雁蕩》文中謂：
“平陽全縣人口七十余萬，但方言複雜，一共有六種之多：①閩南話（從福建遷來的數百年來始終保持閩語不變）。②溫州話。③金鄉話。④蠻話。⑤苗話⑥。泰順話。一縣之內，方言既然如此複雜，這一個鄉村的人到另外一個鄉村，語言就不通行了，好像到了外國，非常不方便，因此方言不相同的人家，習慣上子女亦很少通婚。”
“雁蕩山區周圍四十裏，但方言多數屬閩南話（與臺灣話相同），人口十八萬餘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務農的，我們祖先自然不在例外，從清初遷移到這個地區，一直是種田過活。”
“我們姓鄭的一支，在明朝的時候，原世代居住在福建省的安溪縣。明末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後，以沿海一帶作為反清複明的根據地。清廷疲于應付，於是強迫沿海居民內遷，大約在清順治十八年強迫遷居政策開始實行。”
鄭先生為一位文學家，著有《易朽集》、《長夜》、《勞生六記》等十餘種。依他的記述：內遷平陽乃清廷迫遷沿海居民關係。
乙、移居廈門組同鄉會
邑人移居廈門者可能比移居其他地區者為早。廈門為赴臺灣與南洋之出口，乃南渡必經之地。邑人在廈不僅經銷茶葉，亦經營其他各種商業，五十年前人數約近萬人。在廈住宅戶口，均注明原籍安溪。民初期間即組設安溪公會，先嚴有才公，六十年前，曾擔任會長多年。其後複組安溪旅廈同鄉會。
廈門淪陷於日軍統治時，邑人紛紛返回鄉下，從事耕作。廈門在戰後，並未恢復繁榮。在廈邑人，則反不如前。
至於遷至溫州、福鼎、福安、尤溪等地，僅見林泗水先生所編之《安溪縣誌》提及，但未見有詳細資料，則有待調查。
據林文治先生聽遊客談及在閩北崇安縣之武夷山，有整個鄉村住民，操閩南語，據稱系來自安溪。移居武夷山者，可能為種植茶園關係。以林金泰來說，即于武夷置有霞賓岩，及珠簾洞之茶園。加上其他茶莊也在武夷購有茶園，而派人前往種植焙制，乃必然之事。惟在武夷山岩之間，到底有多少安溪人移居，仍有待查訪。
丙、遷臺灣藩衍百余萬人
據《臺北文物季刊》第七卷一、二期《臺北廿五姓族譜敘例》中載，謂有十姓乃遷移來自安溪。茲摘錄《敘例》中所列十姓概要如下：
1.“清溪陳氏族譜”，存臺北縣樹林鎮陳氏，安溪舊為清溪故名，原居安溪多卿鄉佛耳山前之陳曆坪。（按本族入安祖先為陳光緒，系開先縣令詹敦仁之摯友，人丁不多，但人才輩出，以康熙時理學名家陳遷鶴及其子陳萬策最為著名，清史列儒林傳，當時有“四世五翰林”之譽。）
2.“佛耳山詹氏族譜”，存臺北縣樹林鎮，以五代時開先縣令詹敦仁南渡，肇基於安溪多卿鄉之佛耳山，有詹清隱先生家傳。（按唐末五代，中原離亂，詹敦仁先生隨王潮由光州固始入閩，蔔居多卿，曾雲：“大亂無憂，大旱半收”，故隱居於此，其族藩衍，人文蔚起，按察使詹源，禦史詹仰庇均其後也。）
3.“虎邱林氏族譜”，存臺北縣樹林鎮柑園林氏，原居安溪縣新康裏之虎邱，部份亦移居長泰縣林墩，故名龍蟠虎邱林墩譜。（按本省實業家林堤灶先生雲其先世即由虎邱遷台。其哲嗣林挺生先生所經營之大同機械公司規模宏大，高級學府私立大同工學院，亦為林挺生先生所創辦。）
4.“岩嶺王氏族譜”，存板橋溪洲王氏，原住安溪長泰裏之岩嶺故鄉。（按岩嶺離縣城約五華里。）
5.“古瀨葉氏族譜”，存葉屏翰先生處，其族肇基於仙游之古瀨，至十三世始擇居安溪依仁裏龜窯鄉。
6.“虞都許氏家譜”，存臺北縣蔦歌鎮許氏，原住安溪來蘇裏及光德里之虞都。
7.“魯國顏氏族譜”，安溪渡台序，雲其祖浩安公率子侄宗族東渡，居台中縣下大肚溪。（按縣城及寶溪均有顏姓）
8.“武功周氏族譜”，存臺北縣汐上鎮周姓，原住安溪新康裏卓源鄉，嘉慶六年周賢明偕其弟周標來台，嗣後周廷部等繼至，僅就周姓一族，所有土地占臺北市十分之四五以上，自松山五分埔起至三張犁、六張犁、大安、十二甲、朱厝侖、中侖東門、南門、城內、古亭村、川端橋畔一帶土地，均為周姓所有。日入據台後，強制收買始大為減少。（按臺灣省府委員周百練先生及前臺北市議會議長周廷壽先生均本族鉅子也。）
9.“仙景李氏族譜”，李氏原住安溪龍涓裏仙景鄉，為宋代邵武李剛之裔。（按李姓尚有由他處遷台者，如臺灣實業鉅子有臺灣孝子之譽李建興先生，其先系由安溪湖頭遷台，與介弟臺灣省議員李建和均為大實業家。）
10.
“安平高氏族譜”，存臺北縣木柵高氏，肇基於泉州安平，元末避亂入清溪坪，分為上下派十三房，康熙廿二後渡台，擇地墾辟，枝業茂盛，星居於淡江，聚族文山一帶。臺北市長高玉樹先生為泰國高氏宗親修纂族譜作“臺灣高氏源流記略”，敘述極詳，原文載臺北文獻第八期。滿末高舉人選鋒，曾為高氏宗親會主持人。其子銘鴻，應選為安溪縣參議員。大坪林當地有高厝，其記載亦雲由清溪遷台。（大坪亦有林姓）
據林泗水先生謂：“該文二十五姓族譜中，吾邑竟占其十，遷台各姓，尚有鄧（湖頭），張（大坪），林、陳（安溪各地），李（湖頭官橋），翁（科阪），白（榜頭）……等。”
另據上述季刊第十卷二三期載：《臺北市人口籍貫與姓氏》一文雲：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日本駐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當時安邑在臺灣各州人口如下：
區域 漢族人口 安邑人口
臺北州 726000人 202200人
新竹州 582100人 16400人
台中州 853800人 51500人
台南州 1010400人 99700人
高雄州 489700人 55900人
台東州 4900人 1700人
花蓮州 1100人 2200人
澎湖州 67600人 11900人
全島 3751600人 441600人
上述統計，我安邑人數，占全島漢族人口11.7巴仙。占臺北州人口近28巴仙。
林泗水先生估計，依臺灣人口增長率推算，到一九六四年在臺灣安邑同鄉人數，達一百三十七萬三千餘人。那就超過現在仍居於安邑故鄉的人數了。
邑人移居臺灣，始於何時，現在仍無法找到確實的資料。據推測，當比移殖南洋群島為早。其中有幾個點，被視為遷居臺灣最大原因：
1.一六六一年（清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臺灣，趕走荷軍。當年鄭成攻將軍據守金門與廈門，抵抗清兵，其義兵大都為泉屬人民。我安邑義勇人士參加的一定不少。尤其是我安邑鄉賢李光龍，為崇禎癸未科進士，他曾奉明主唐王抵抗滿清。最後失敗，其屬下義民可能投奔鄭成功麾下，參加進攻荷軍，收復臺灣。至今已三百多年。
2.一六八三（康熙廿二年）施琅帶兵平定臺灣。施琅之被用，乃得力于李光地之保薦。這可能影響邑人參加施琅之部隊，而移殖至臺灣。至今也近三百年。
3.臺灣適合種植茶葉。種茶乃我邑特長之常識。因此，為種茶、販茶而赴臺灣者，人數亦眾。
臺北有座清水祖師廟。據林泗水先生在《清水岩散記》文中的附記謂：艋舺甲祖師廟，是臺北最大寺廟之一，系安溪縣蓬萊鄉分爐而來，位於臺北市長沙街口康定路口，此廟系住於艋舺（即萬華）之安溪人所建。清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泉人共推翁來為董事，募捐三萬元，於乾隆五十二年元月七日興工，至五十五年九月竣工。
由是清水廟之建立，至今已在一百八十六年之久了。
二、移殖海外各地情形
邑人移殖到海外南洋各地的，亦有兩百多年。考古學家莊為磯先生，曾從安溪故鄉蓬萊僑鄉的族譜中考查，得出至寶貴史料。據他從蓬萊區劉氏、柯氏的族譜，查出如下的記載：
劉仕幹：生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卒乾隆卅五年（一七七○）葬南洋。
劉世居：生雍正癸卯（一七二三）葬呂宋。
劉祖禁：生道光甲辰（一八四四）游石叻。
柯聚傳：生道光丁末（一八四七）葬石叻。
劉芳清：生道光癸巳（一八三三）自傭夷人。
由這些史料，可見邑人南遷，最早在二百年前。而且是先到菲律賓之呂宋，再次到新加坡，馬來亞，而緬甸。
十八世紀之劉仕幹，可能與劉世居同樣是到呂宋。至於來到石叻，則自劉祖禁一代開始，是在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有幾件大事促成邑人大量南遷到星、馬、緬甸。
1.英國人於一七八五年佔領檳榔嶼之後，進入十九世紀，勢力大為擴展。
一八一九年開闢新加坡、一八二四年與荷蘭協議得麻六甲，是年並佔領緬甸。一八三六年設海峽殖民地總督，統治叻（新加坡）嶼（梹城）呷（麻六甲）三州府。一八四二年又自汶萊割讓納閩島，並為海峽殖民地第四行政區。英國人需要大批勞工，以開發這些地區。因是從中國誘買勞工來作“豬仔”，即開始於此時。上列之劉芳清，即為最早之“豬仔”。
2.英國人從中東販賣鴉片到中國，於一八四○年被林則徐所燒毀，而發生鴉片戰爭。英國戰勝，清廷割讓香港，及開放五口通商。廈門即五口之一。從一八四二年開始，自廈門到香港、石叻、麻六甲、梹城、仰光、納閩等地，有帆船川航，國人出洋，非常利便，於是大批南來。
3.為一八五三年我安邑發生陳聖反事件。因是大規模向海外逃亡；這也是促成南遷原因之一。
“陳聖反”事件，據鄉賢“煮茗室茶丁”先生在緬甸安溪會館特刊中的“咸豐陳聖反事略”記述：
“故老相傳：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安溪及鄰近州縣大旱，米貴如珠，而官吏不恤，猶照舊徵收田賦。于時，太平軍已奠都南京，大江南北，民心回應焉。
“彭格鄉陳聖（一稱陳盛）世業農，既苦苛政，又受太平軍之感召，密與虞都鄉陳羨蘭策劃“造反”之計。陳羨蘭亦農家子，然稍讀書，頗有機智，爰即議定以“除清複明”為號召，擁護虞都鄉武解元陳六書為元帥。籌備既竣，即公開在虞都鄉之溪沙埔豎起“除清複明統兵大元帥陳六書”旗幟，而陳羨蘭則稱為“除清複明護國軍師陳必達”即日統率農民，直攻安溪縣城西門。當其沿溪而下，旗幟鮮明，聲勢洶湧。望見吾鄉男女，隔溪聚觀，大呼曰“同美叔來啊！”時縣令武備不修，猝聞來攻，即逃匿後安鄉。
“薄暮，該縣會組織後安鄉及附近之壯丁向縣城反攻，而陳聖所率之武裝饑民，其有所得，乃從容退出縣城。嗣後該縣會即將情報告泉州府，略以前頭為虞都鄉武解元陳六書，並請兵協剿焉。
“當此次攻城之日，該陳解元適在泉州鐘本府處，而泉州城內陳禦史亦知其無反情，力為解脫，以故得免於難。
“此後陳聖雖數次進攻縣城，然皆無功，最後，以孤軍無援，而至失敗。陳聖逃往新加坡，軍師陳羨蘭則潛匿廈門。
“一日，陳軍師幾為清吏所獲。幸其生長溪邊，自幼善於泅水，乃得在危急之際，一躍入海，而潛往鼓浪嶼避難焉。陳聖之住宅則為清吏夷為平地，永遠不得建宅，著為令。”
甲、傳說陳聖逃亡來星
一八五三年參加陳聖與陳羨蘭造反的民眾，不在少數。失敗之後，逃到新加坡來，為一條最簡便的去路。
吉隆玻劉永建先生，為緬甸安溪會館特刊所書之“邑人南遷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文中，根據其先祖石流翁口述，也說陳聖逃來新加坡。相信陳聖之逃亡新加坡是極可能之事。這事距今已經一百二十年了。
不過，筆者訪問多位彭格鄉及虞都鄉在星陳姓鄉親，卻無人聽過陳聖的故事。可惜過去福建人最早的塚山四腳亭、及麟記山墓場己改為組屋區，無從查考。同鄉中有人能知其史跡者，希望寫下來，傳之後世乃極有價值之事。
小坡美珍香東主張瑞玉先生的父親張四維老先生，今年八十三歲。他是新加坡出生的。張老先生說，他的祖父進風公與其父親炳潤公，同時來星。
進風公於光緒廿六年（一八九九）在星逝世，享年八十餘歲，其墳墓安葬在咖啡山。他在四十余歲與其兒子炳潤來星，距今已一百一十餘年了。據張四維老伯謂：當年另有一家同鄉比他們早二、三年來星。他們張家算是最早第二家。
由是可以推斷：我安邑同鄉有確據可查者，在一百一十餘年前，已來星了。
乙、十八世紀邑人到納閩
在新加坡未開埠之前，廈門與納閩、梹城及仰光，早有船隻來往。在廈門碼頭，有“納閩梹榔嶼仰光”三個地名連在一起稱號的口頭語。可見在未到石叻之前，已有人先到納閩、梹城與仰光。
據納閩鄉親講述：早在一八○○年以前，早已有安溪人到納閩在煤炭山當勞工。目前在納閩即有同鄉三、四千人，並有會館之組織。足見在十八世紀邑人已自菲律賓群島西岸，南下納閩謀生，除菲律賓而外，納閩要算是邑人在十八世紀南下最遠的地方。
丙、劉祖禁開發雪蘭莪錫礦
邑人到雪蘭莪近一百年歷史。雪州在一百年前發生內戰，由華人葉亞來協助始平定，到一八七九年，華人才陸續前往開闢錫礦。
據鄉賢劉永建先生十八年前（一九五四）在雪州安溪會館特刊發表《邑僑南遷簡志》一文中謂：
“考諸吾安溪邑僑，在七十餘年前（現為九十餘年），最先在雪州開墾立業之第一人，為名盛一時之劉祖禁先生。（安溪蓬萊鄉人氏）。其他先後到來者甚眾，然因未著聲譽，故無從引述。約距今七十餘年，劉祖禁氏，已聲嗓遠近，彼旅雪州前後凡數十年，經營錫礦業（是時用人工鑿地窯取礦，及人工掘湖採礦），工友數以千計，範圍遍及雪州遠近，如加影坡錫米山之聞名，亦由是起，（相傳劉祖禁在錫米山之礦地，曾發現錫米石，俗稱錫米牛），邑人亦多為彼工作。當時彼置有帆船，川行蘇門達臘，日裏，石叻（俗呼新加坡為石叻）與麻六甲海線。當時運輸，由吧生河直達河之上游，而至吉隆玻，內陸交通，多用牛車及馬車。
“劉祖禁氏，往來故鄉凡十餘次，由最早期之帆船，而至初期通行星廈航線之輪船，與通行內陸之火車鐵路，前後數十年，正在本邦文明銳進之初期。彼亦開旅雪安溪同鄉，創業致富之第一人。當時劉氏之資產百萬，屢次回鄉，光宗耀祖。建設鄉里河渡施渡，購置田園，建築大廈。”
“由是益增邑僑南渡謀生之決心，約十餘年後（距今七十年），鄉人相率南來，既成如水就下之趨勢，至是可說漸入繁盛。加之新加坡、香港、廈門、輪船定期航線，有英國、荷蘭、及華商豐遠、豐慶、豐華等輪船（尚有豐盛、雙美、雙安等輪——惠泉補志），相繼在一八九○年至一九○○年期間開航；尤以一九二○年第一次歐洲大戰結束以後，有列強輪船暢行亞歐航線，而南來旅客，又不受入境限制，故輪船如過江之鯽，載來盛千聚萬之南渡謀生者，接踵而至，來來往往。”
“故在一九三○年間，在馬華僑人數，連僑生在內，已逾二百萬以上，後因一九三一年間，本邦樹膠價大降，由每擔（百斤）三十餘元，降至最低每擔五元，市情極度不景氣，本邦為防失業人數增大，遂訂定限制外僑入境條例，及出入國境移民條例，與旅客出入境領取護照條件，故南來華僑，須受手續上申請允准入境。”
“以目前雪蘭莪州言，邑僑分佈之地，以吉隆玻，甲洞，加影，萬宜，鳥魯音等最多，而遍及星馬各大城市，皆有邑僑分佈，確數實無從統計，惟當不會少過十萬以上。”
從劉先生的文章，我們可以明瞭九十餘年前，邑人移殖雪州之情形。
丁、清水祖師分靈至梹城蛇廟
梹城著名之蛇廟，名聞世界。許多遊客在峇六拜下機後進梹城市區之時，途經蛇廟，大都下車進廟參觀一下。對兇猛的蛇類，能馴良地伏蜷在廟中，被人供養，大感驚奇。
這蛇廟供奉的即我安邑清水岩的清水祖師。祖師以伏蛇、開井、求雨、祛邪，名聞遐而。
梹城之蛇廟，即於一百年前，由我邑鄉人，自清水岩分靈至梹城立廟供奉。一八八○年重修之碑記雲：該廟是時已建立數十年。則距今已有百多年。足見是時邑人已到梹城。
戊、最早移殖緬甸之邑人
最早到緬甸的邑人，據莊為磯先生自故鄉族譜中考查是九十七年前之蓬萊鄉劉添偉。他在《緬甸安溪華僑歷史研究》一文中謂：“最先明言安溪華僑到緬甸的，是在清光緒年間（一八七六）的劉添偉：生咸豐丙辰年，卒民國庚申。往仰光，經營獲資財，歸梓數次，依例捐納功名，兼請父母誥封。置田業建住屋，凡修橋造路，無不捐題。像這樣的例子，在族譜中是很常見的。如劉祖拔：生咸豐庚申年，往仰光坡（一八八○年）任重大之經營，謀巨集遠之規模，不數年獲鉅資，建置良田，高築大廈，至於修橋造路，重修祖宇諸義舉，情形是和添偉一樣的。從這些例子看來，安溪華僑到緬甸較多的是在距今八十多年前的時候。
“我們根據在安溪口訪的材料，可以看到安溪華僑到緬甸的歷史。柯孝圭現年八十四歲。十五歲（一八八九）出洋，先到仰光。出國原因是由於清朝廢止科舉制度，無法求名，只好求利。他的姐姐都在仰光做米粉的生意，牽引他過洋。可見安溪華僑有的因為科舉問題，有的因為親鄰提攜而出洋的。在劉氏族譜裏，也有同樣的記載：劉發石——後因科舉業廢（一八九八年），奮志出洋經商，以圖遠大規模。總上看來，安溪華僑在辛亥革命以前，出國的有政治的原因，如科舉制度廢止，求名轉而求利；經濟原因，如家庭經濟困難，自備或牽引去做華工或小販的；社會原因，是親牽親，鄰牽鄰，互相幫助而出洋，如劉姓牽引陳姓出洋是。”
另據旅緬鄉賢鐘清先生的報導：“白天注是最早到緬甸的邑僑”。他約在一百廿年前到緬甸，比劉添偉要早二十多年。鐘清先生一九六一年在緬甸安溪會館特刊中說：
“依據調查結果，有其具體事實足資證明的，雅賽羌白天注同鄉，可認為是最早到緬甸的安溪人。”
“白天注系依仁裏榜頭鄉坑內人。他的長媳林慶娘尚健在，於一九六一年已活九十二歲了。據他說：老公公（指白天注同鄉）于二十多歲時到緬甸來，五十六歲逝世。若到現在已一百三十歲了。依照年齡推算，他是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出生。”
他與緬女結婚，生有六子。六子都先後遣回家鄉結婚，並在家鄉建造房屋。但有人要捉他去衙門，幸賴他的第四媳的母家與邑紳有親戚關係，代為排解，才得無事。
那他因何事要被捉去衙門？據鐘清先生推測：可能是參加“陳聖反”的關係。陳聖造反在一八五三年，他剛二十二歲，血氣方剛，極可能參加了反清複明的義舉。
因此他說：“假如我們的推論是沒有差誤，那麼最早到緬甸來的同鄉，竟是反清複明的義士，實在值得敬佩。”
我覺得他的推論的正確性很高，南來先輩可能為義士。
據上文報導：“當年可能沒有安溪人住在仰光，白天注同鄉尋覓人事關係，而到雅賽羌落戶定居。”
“後來榜頭白姓同鄉到緬甸來，多數集於雅賽羌、宮漂、亞塘一帶。經營工商業，有些人比白天注同鄉全盛時期，更為發達。”
一百多年來，我邑散居緬甸繁衍者，已達一萬多人。大都散居仰光附近之近海三角洲地帶之鐵路交通線上。如勃生、渺洛、雅賽羌、興實培、勃固、岱籲、宋砌、敏納、毛淡棉等地。
旅緬同鄉已有健全之組織，於一九二○年成立會館，其歷史比我們新加坡會館的要早三年，值得敬佩。
己、赴印尼同鄉多屬內安溪
戰前，荷屬印尼群島，華人稱之為“下州府”，以別于英屬之馬來亞為“頂州府”。在十九世紀，華人到“下州府”的，要比“頂州府”來得方便，人數為多。我安邑同鄉可能赴“下州府”也比較早。但目前，我們手頭沒有任何可靠之資料。
我安邑出洋者，外安溪則經藍溪東下，或赴東嶺到同安廈門出洋。內安溪的龍涓裏與崇信裏，則向西南行，經九龍江南下，到漳州，汕頭或廈門出洋，多赴印尼。龍涓裏赴印尼者也多。
如耶加達西北部郊區之加烈，被稱為仙景李氏的第二故鄉。李長維、李清爽、李清道等兄弟，在加烈事業發展很大。並辦有醒民學校，兼辦中學。為當年華僑領袖中，最受人敬重者。
在泗水之邑人也不少。多經營五金業。戰前曾組有邑僑公會及清華公學。後來再聯合東爪哇各地邑僑，組成“東爪哇泗水安溪公會”。
日軍南侵時，一切華人社團被封禁。到一九六二年，葉應發、林甘露、施魁梧等領導，再度恢復活動，重新登記會員。但不到幾年，印尼政變失敗後，所有華人社團學校都被封禁。一切有關表現華人民族色彩之活動，均在禁止之列。
目前印尼同鄉組織活動及生活情形如何，就比較困難知道了。
三、邑人在海外處境之演變
十九世紀邑人南遷情形如上述。到二十世紀以後，由於交通方便，出洋人數更多。
經營茶葉，為我邑人向海外擴展的特有原因之一。其中促使邑人大規模南遷最主要原因，在土匪之擾亂，家鄉無法安居，不得不遠渡重洋謀生。自民國七年開始到抗戰發生的漫長二十年間，家鄉幾無寧日，凡屬有人可以援引南渡者，幾乎家家戶戶都想向南洋求安身立命之處。南渡者大都是農民勞工，從事種植，牧畜開礦，及土產與五金之經營。因此，這幾行成為我邑人專長之行業。
一九四一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東南亞各地均陷入日軍鐵蹄下，受盡迫害屠殺。迄日軍失敗投降，華人處境竟又發生前所未有之大變化。其中主要原因，系受兩大政治轉變之影響：
一、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起為共產黨所領導，其意識形態及政治制度，與東南亞各國均不相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一時陷入于隔絕，華僑回鄉及南返，受到重重限制。尤其是五○與六○年代之間，國際間冷戰達到最高潮。東南亞華僑處於夾縫中，不但與故鄉關係幾乎陷於完全斷絕狀態，並且成為受歧視懷疑的對象。有些地區華人慘被迫害、驅逐，其痛苦不下於日制時代。
二、東南亞各國紛紛獲得獨立，民族主義抬頭，產生強烈排外心理。華人在這種處境之中，被要求必須重新考慮選擇其國籍。如果要歸化為當地之公民，必須放棄其本國國籍，放棄本身之文化，甚至於要放棄其姓氏。這在情感上之痛苦是可以想像得知。為了生存，為了生活，許多華人不得不放棄其國籍，甚至姓氏，而求作一名歸化公民。如果不歸化為當地公民，而仍舊保持中國國籍，居於原來華僑之地位，則一切生存權利，將失去保障，隨時有被剝奪與驅逐之危險。
處此情景的華人，實是海外可憐的孤兒。
唯一幸運的，為新加坡華人，得天獨厚，處境最佳。我華族占全島人口七十五巴仙。在偉大建國工程中，成為重要之主幹。
新加坡華人于一九四八年獲得當地公民權。此公民權並非歸化於任何外族，而是與其他民族，共同協力爭取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新獨立國家。中華文化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樣，受到充分之尊重。華文被列為官方語文之一。這在東南亞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特點。
同時，中華文化的教育，也得到充分發展傳習之機會。從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研究院，建立完整之教育體系。這在東南亞，也是絕無僅有的特點。
在這新生獨立的共和國兩百余萬人口之中，我安邑同鄉十一萬余人，占五巴仙之數。對這新生獨立國從開發時期之漁村，而農村、貿易轉口站，而世界第三大港，我安邑同鄉都扮演積極建設的角色。不論種植、畜牧、五金、建築、文化、教育、貿易、金融、政治、社會等等各方面之建設，我安邑同鄉均有最實際的貢獻，從不落人後。
回憶前輩先賢，乘帆船飄洋過海，受盡千辛萬苦，始為吾人在海外創立此一安身立命的理想島國，乃歷史之奇跡。我們應以全部心意，加以愛護，加以發展。使此理想之島國，為吾人子子孫孫永遠安居樂業的家園。我們應使此一理想島國，我為我華族與其他民族共同建立多元文化之國家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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