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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華僑出國史略
南安地處福建東南沿海，與臺灣毗鄰，與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相望。從地理上看，為出洋謀生提供便利條件，加之歷代南安人有吃苦耐勞，勇於開拓，不斷進取的大無畏精神，敢於走出家門，跨出國門，飄洋過海，在異域他邦，披荊斬棘，建家立業，因此，南安人是福建乃至中國最早的華僑先驅。歲月悠悠，星移斗轉，南安僑跡遍佈世界各地，為僑居地和故園桑梓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卓越貢獻。
一、隋唐五代時期
南安華僑出國最早歷史可追溯到漢魏時代，古南安是閩南地區最早的郡縣，三國時代有東安縣建制，華僑出國與古代南安航海交通發達是分不開的。在菲律賓曾發現唐代墓葬，史學家認為是泉州地區人，也即古代南安人。南安豐州的金雞港，在兩晉、南北朝時代是有名的六朝古港，當時與國外，特別是東南亞諸國開展海上貿易活動，港口經濟十分繁榮。據史料記載，南朝梁時，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前來中國翻譯《金剛經》，兩次返國時都是從金雞港下船後，沿太平洋經印度洋抵達他的祖國。唐代南安人前往南洋謀生，已經絡繹不絕，這從目前已經出土的菲律賓古南安人墓葬可以得到證實。據《南安縣誌》載：“唐龍朔元年（
661），南安人鄭國希卒葬於菲律賓的禮智省馬亞辛地。”從我們發現的地方史文獻的記載看，唐五代時期，也有南安人前往海外謀生，從事貿易、手工業、宗教文化活動。晉江《安海志》記載，唐代南安石井地區人林屢仙，造船通渤泥（今印尼），又有王堯從渤泥載運木材來石井作為造船之用。據《泉州晚報》載稱（1989年
3月20日三版），唐代天寶十二年（ 753）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傳經，泉州超功寺僧縣靜（南安人）隨行前往。唐末五代開平三年（
909），王審知治閩，其侄兒王延彬治泉二十六年間，大力發展海外貿易，“歲曆豐登，複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借之以利，號招寶侍郎”（《泉州府志》）。據李長富撰著的《南洋僑史》稱，福建閩南地區是唐代海交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南安人、大海商陳匡花就是利用海外貿易，成為富商巨賈。王延義治閩時，陳匡花當上了國計使，生意更加發展，日進萬金，時稱“人中之寶”。五代時期，留從效、陳洪進相繼治理泉州，“殖貸泛于番國”，鼓勵泉屬各縣到南洋諸國開展商貿活動。那時，南安沿海許多人到南洋謀生後，生意有了發展，或與當地異族通婚，或將故鄉親友遷往海外定居。《五代史》雲：“劉祖安仁，上葵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固家焉。”據查劉安仁，即晚唐隨黃巢起義入閩定居南安，成為當時南安有名的海商。
二、宋、元時期
宋代，泉州是我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城市，那時各國商賈雲集，從古詩“漲海聲中萬國商”中，我們依然可以領略得到當年的繁榮盛況。
南安是泉州的主要沿海縣份，對泉州海交貿易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存豐州九日山上的祈風石刻，記載著宋元時代郡縣官員祈風盛典和南安人前往海外謀生的史跡。據地方文獻和族譜記載，宋代南安石井人前往東南亞各國進行商貿活動的有丁有財、許漢青等人，他們靠航海與番邦(南洋諸國)做生意。把南安生產的瓷器、銅鐵製品、翁絹、布匹、蔗糖等運往南洋，又把南洋的木材、香料等運人國內經銷，成了當時的海商巨富。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曾利用泉州獨特的地理優勢，組建水兵，並把泉州作為發兵進擊爪哇占城的基地。當時，南安沿海許多人被召募為水手、兵勇。進軍爪哇後，許多人就留在當地定居。荷蘭人所著的《爪哇土地和民族》一書，指出九世紀至十一世紀在爪哇的福建人很多。據考察，“閩僑之南來東印度也，較奧僑為早，元世祖遣史弼南征爪哇時，子弟兵都為閩南籍，後落居爪哇者很多，繁殖也多”。
三、明清時期
明代南安人定居國外，最早記載，始於明洪武25年，南安人蔡偉崇移居琉球，成為琉球蔡氏始祖。明代永樂年間，鄭和率船隊下西洋時，曾來過泉州天妃宮行香，並在泉州地區招募水手、礦工通事（翻譯），南安沿海船民應者甚多。目前發現的明代南安民間族譜，無論是沿海還是山區村裏，都有族人往南洋謀生的記載。如蓬華鎮華美村的《洪氏族譜》記載，洪瑤慶於明正德十六年（1521）前往呂宋（菲律賓），次為其兄涼慶，其後鄉人紛去。石井鎮《伍氏族譜》載稱，嘉靖癸未年（1523）族人出洋，到了暹羅。明代嘉靖年間，倭寇（古代日本海盜）連年襲擾南安，到處燒殺掠奪，致使南安許多鄉里田舍荒廢，民不聊生，倭患長達半世紀之久。這期間，南安人為避倭害，大批逃往南洋定居謀生，成為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出國潮。據麻六甲南安會館館史資料介紹，明代嘉靖壬午年（1522）至隆慶丁卯年（1567），南安芙蓉（今梅山競豐村）李氏鄉人為避倭害和自然災害，不惜觸犯朝廷海禁殺頭的危險，私自下海，南渡菲島謀生。
菲律賓（古代稱呂宋）與福建隔海相望，成為華人較早到異地謀生的第一站。南安地處福建東南沿海要衝，因而捷足先登，早在西班牙人之前，華人（主要是福建泉州南安、晉江人）早已在菲律賓土地上謀生發展。1527年，西班牙殖民者靠船堅炮利佔領了宿務，以後菲律賓逐漸淪為其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採取了對華人排擠和勞役政策。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從閩南募集了數萬華工前往從事開墾種植業，南安人被召募者很多。西班牙殖民者後來在華人社會中實行甲必丹制，以甲必丹管理華僑社會，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據查，首任甲必丹為漳州籍華僑林風為，第三任則為南安人楊尊親，可見當時南安人在當地華人社會的地位。聞名中外的南安“大厝群”的創建人官橋鎮漳裏村華僑鉅賈蔡淺也擔任過甲必丹之職。1972年，文物部門在官橋出土過一批西班牙銀幣，重量不一，有大、中、小、細四種，印有圖案文字，正面為其國徽，背面為旗徽，後期出產的銀幣，則有西班牙國王像。1973年，文物部門又在詩山鎮出土五公斤西班牙銀幣，數量多且種類也多，有銀餅、銀元。銀元最小面值為一角，有花邊，鎖邊。銀幣有四個漢字為金、雞、落、井。這些西班牙銀幣的發現，說明南安明代前往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謀生的人已十分普遍，而且交往十分頻繁。
明末清初，鄭成功抗清鬥爭堅持了十餘年，收復臺灣後，大批南安鄉親跟隨鄭成功去了臺灣，從事墾植或經商。臺灣後來歸順了清朝，許多南安人轉赴南洋諸國謀生。據有關史料稱，鄭成功的兒子鄭明就曾率數船人馬（其中多數為南安人）前往印尼三寶瓏定居開發。清朝順治、康熙初年間，朝廷實行海禁政策，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解除海禁後，南安沿海人民往南洋者一時蜂湧。據石井《曾氏族譜》載：“迨海氛平後複界……家資蕩然，不得不涉海經營，受稟父命，往番邦呂宋生計。”石井《伍氏族譜》、《洪氏族譜》也都有記載，清初不少人遷居暹羅（泰國），洪氏還有二人在暹羅任官員，他們就是洪應科、洪傳友。清朝康熙四十九年，洪應科和洪傳友還受暹羅王之命來中國進貢朝廷，如今二洪的墳瑩還在泰國的內皆地區。東田鎮埔邊村範鴻埴，早年前往呂宋謀生，並娶當地婦女為妻，成家立業，生兒育女，成為當地商豪。晚年歸鄉時，所帶行李達十三擔之多。據民間傳說，範鴻埴與當時的宰相李光地私交甚篤，托李光地帶三件寶進貢給康熙皇帝，這三件即金酒瓶、金酒杯、玉柿，皇帝大喜過望，特賜其爵，祖厝還豎貢旗，皇帝御筆題“望重外國”。
清代雍正，乾隆年間（1723～1795），沿海開禁，在東南亞諸國的西方殖民者乘機前來誘騙華工前去當苦力，南安人大批“過番”（出國），而往菲者最多。據南安半山《陳氏族譜》稱，雍乾年間，族人“維持生活費躊躇，於是乎奔走南洋，紛赴小呂宋各埠，親屬介紹接踵而來，甚至有舉家而往者，為勞動者多，為富者少”。從這一介紹，可見當時南安人出洋之風十分盛行，有“舉家而往”之勢，從目前南安人在菲的人數眾多來看，說明明代南安先輩前往菲律賓謀生確實十分普遍。官橋鎮金坑王氏家廟碑料記載，明代嘉慶年間，族人王奕彬（即王彬）往菲律賓馬尼拉後街經商，娶當地婦女為妻，後成為菲國鉅賈，對當地貢獻巨大，如今，馬尼拉還有以王彬命名的街道。在新加坡，每年清明，南安鄉親都要為三十一位南安先賢的合葬墓祭掃，這座公墓是十七世紀南安人在新加坡開發謀生的歷史見證，所以說，南安華僑出洋史，也是一部血淚史，發展史。
四、近、現代時期
清代道光庚子年（1840）後，西方列強利用炮艦外交，強迫中國開放門戶，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南安人迫於戰亂和災荒，而大批逃離家園，往海外謀生。據梅山鎮新藍村《藍園陳氏族譜》稱：“族之子孫發達後，限於疆界垠土偏小，昔者每渡臺灣、福州，近者臺灣割讓，省會蕭條，鄉之族人變更計畫，紛赴中呂宋各埠”。咸豐年間，永春林俊造反，南安爐內潘榜等人回應起義，後被官府所剿，失敗後，許多跟隨林俊起義的鄉農不得不背井離鄉，前往南洋避難。據《筍江潘氏族譜》記載，潘氏族人出洋呂宋、實叻、馬來亞者達30餘人。據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出版的《潘家村史》載，二十世紀初以來，爐內潘氏族人陸續移居新加坡義順區的興利芭，在這裏建立潘家村，有潘姓人60多戶
400多人。他們仿效故鄉習俗，建立“橫山廟”，供奉其先祖明代工部尚書潘季馴為神祗，其廟大門聯曰：“橫濱美景秀色千秋遠，山河錦繡壯麗永留長。”表達了對故土家園無限眷戀和熱愛之情。
清代中後期南安人出國，許多人是當“契約勞工”，被當成“豬仔”從廈門口岸出洋的。西方殖民者對華工壓迫歧視，運載船隻條件很差，擁擠不堪，衛生條件低劣，途中病死華工不少，因而迫使華工起來反抗。日本學者曾撰文介紹“羅伯特號”事件。1852年，從廈門開往美國的運載華工船“羅伯特號”，在途中發生華工抗暴事件，全船
380人，多屬泉漳籍人，其中南安就有46人。南安華僑遠涉重洋，飄洋過海時有沉船喪生發生。詩山《霞宅陳氏族譜》，記載族人
400多人南渡謀生，其中就記載海難喪生多起。《南安縣誌》（民國版）“烈女傳”記載，因丈夫出洋沉船溺死而殉節的“烈女”就有18起。1939年出版《南安政書》稱：“僑民出國之事務，在抗戰前鮮有經縣政府辦理者，抗戰後因壯丁出國者
958人，婦孺及逾齡（逾45歲者）男子計30人，去年約2400餘名”。抗日戰爭時期，南洋交通斷絕，南安出洋人數也因此斷絕，直到1945年秋抗戰勝利後，大批僑親往南洋尋親就業。據1950年統計，僅1945年至1949年10月，南安人往南洋者達10余萬人，可謂近現代的一次大規模的出國潮。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僑務工作，制定華僑出入境管理規定，便利華親的往來。南安從1950年起，華僑出入境已恢復，據統計，1952－1953年出國人數為1603人，1954年至1957年為5942人。新中國剛成立，由於種種原因，出國人數較少。70年代末，隨著我國的日益強大，邦交不斷發展，出國人數驟然增加。改革開放以來，中外交往頻繁。南安人抓住機遇，大膽開拓，跨出國門開展對外經商貿易或自費留學，足跡遍及五洲四海，新一代有文化、有經濟實力的南安華僑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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