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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淒風路幾千（下篇）
永春人出洋史概說
從道光九年（1829年）至1949年的
120年間，永春人口減少了10萬多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出國謀生。據縣誌載，此間永春人有四次出洋高潮。與當代人歡歡喜喜出國鍍金完全不同的是，那時人們出洋幾乎都是被迫的無奈之舉。落後的交通工具和落後的通訊方式使得“漂洋過海”與“生死未蔔”兩個詞如影隨形。歷盡九死一生，有幸到達目的地的永春人拓荒海外，披荊斬棘，為當地的開發與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當然，其中也不乏有人取得傲人的成就。
回想當年，懷揣著借來的或變賣家當而得的幾個大洋，提溜著兩身破爛衣裳，多少先輩就這樣起身出洋了。
三在六亡一還鄉
第一撥：清朝晚期（1829－1910）主要原因：清政府鎮壓農民起義、農民破產
清末，這80年是永春人出洋的第一個高潮，“三在六亡一還鄉”是這個時期出洋狀況的淒涼概括。可見，如果不是萬不得已，是沒有人願意冒險過番的。
林俊起義和抗厘金鬥爭被清政府鎮壓是迫使一批永春人出洋的重要原因。
咸豐三年即1853年林俊領導紅錢會起義，攻克德化、永安、大田、沙縣、尤溪、仙游、安溪、南安等地，大敗清軍。這場近代史上福建省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讓已是苟延殘喘的清政府非常害怕，因而也遭遇殘酷鎮壓。清廷先後圍剿霞陵、雲峰、西向、桃場、東山、社山、石鼓等地，所到之處，許多房屋被燒毀。1858年，林俊犧牲。林俊死後，他的兒子林觀麟和林柔遠就與部屬姚元章等人一起逃離出洋。據傳，他們逃往印尼，並在當地組織了“天地會”，後來併入“義興會”。
抗厘金鬥爭發生在隨後的1865年。清政府當局打算在永春州城隍廟東設立稅厘局。徵收
1厘商業稅，是謂“厘金”。上場堡民眾奮力抗捐，縱火燒毀稅厘局。閩浙總督派道台朱明亮帶兵來鎮壓，他縱任官兵對附城一帶村落進行燒、殺、搶、掠，還將許多青壯年誣作“強盜”殺害。劫後餘生的永春人有不少選擇出洋避難。
俗話說：要敗出形骸。此時的清廷已是敗象環生，百業凋敝，民不聊生，永春的不少破產農民也被逼離鄉背井奔赴海外討生活。趁此亂世，有些不良水客就做起了販賣“豬仔”（對契約勞工的侮稱）的生意。史載，此時，僅蓬壺一地，就有破產農民林有寶、呂榮元、呂文活、呂方、呂孫文、林擔、林多雅、呂取等人被人販子潘萬箱拐騙到馬來西亞彭亨去當“豬仔”。曾有羅福安回憶，1852年，21歲的他原本是應相識的水客陳阿貴介紹，打算去船上當廚工的。不料，上船後就收到一張賣身契約，並威脅如不簽名，就要被鞭責。不得已，羅福安只好把自己賣了。“豬仔”們所搭之船被形象地喻為“浮動地獄”，足見其可怕。因此，若能安全抵達目的地已屬萬幸。有記載，1852年二月初十日，美國“豬仔船”羅伯特•包恩號從廈門拐運
410名（又說 475名）華工去加州三藩市，其中有
207人祖籍為晉江、惠安、南安、安溪和永春，而最終這一船有
350人死在路上。
因史料的缺失，目前無法統計到底這個時期有多少永春人出洋，又有多少人安全抵達。卻見載，清朝咸豐、同治年間，霞陵人林明帶領永春人到馬來西亞關丹開發錫礦，後該地發展為市鎮，並以林明命名。1877年，林慶吉第一個乘船到達印尼的勿裏洞。當時的勿裏洞遍地荊棘，巨蟒猛獸出沒為患。林慶吉率領閩粵僑胞斬荊棘、辟草萊，歷盡艱難，開採錫礦，使本是荒島的勿裏洞逐漸發展成為10萬人口的市鎮。19世紀末，東門人鄭成快率永春華僑在馬來西亞柔佛州的拉美士開闢橡膠園7000餘英畝。東山人顏克奇到馬來西亞的馬冬、馬甲當傭工，稍有積蓄，即購地墾荒，種植橡膠、木薯，逐漸發展至千畝以上。鄭昭明早年往新加坡，後在越南堤岸經營萬聯酒餉於新大市東門曠場，為清末五位福建幫僑領之首，並於1904年出任南圻中華總商會首屆總理。……思我族人在異國他鄉取得如此成就，能不讚歎？然思其中艱辛，又有幾人能懂，能不哀歎？
清末，大批華工被販賣出洋 （尤珊珊 翻拍）
1890年麻坡大街街景 （翻拍）
十室有九空
第二撥：民國初年（1911－1926年）主要原因：兵匪並患、通貨膨脹嚴重
“1912年至1939年期間，永春縣土匪、軍閥之間的戰鬥，以及地方土匪橫行，不時欺壓老百姓，直接衝擊當地人民的生活。”祖籍永春的馬來西亞時評人鄭名烈致力於家鄉人下南洋研究多年，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
讓我們一起粗略回憶一下當時兵匪之猖獗，老百姓之苦痛。
1918年
5月，民軍陶質彬、朱得才（又作朱德才）攻佔永春縣城，攤派“特別捐”。1919年春，陶、朱又濫派餉款，激起民憤；10月德化匪首林清龍率匪徒數百人劫掠呈祥西村，打死群眾
4人，擄去兒童40多人，全村牲畜財物被搶無數。1924年湖洋、鼇峰、達埔相繼發生土匪搶劫多起，擄去群眾60多人；同年秋，土著軍閥陳國輝濫派捐稅，如宮廟捐、香楮捐、門牌捐、迷信捐、百貨捐、果樹捐等等，名目繁多得難以想像。1926年
1月，民軍吳威濫印“裕商兌換券”，強迫使用；
2月，湖洋、達埔、西向等僑鄉，發生綁劫案50多起；
5月，晉江土匪高為國入永後，“日為軍，夜為匪”。
“屋漏偏逢連夜雨”，人禍又加天災。1918年正月初三日地震，連續六、七次。1923年春，大旱，禾苗枯萎，大饑荒。1926年春，虎患猖獗，疫病流行；
7月，鼠疫流行，附城十裏內死亡近千人。
因此這個時期，即使先後有縣長周祖武和吳威、尤賜福等出令嚴禁百姓出境，仍無法阻止鋌而走險出逃的人潮。尤其是1918、1921、1924和1925這幾年，出洋人數多到有村子出現“十室九空”的狀況。《奮興報》1921年
9月刊：“吾永（春）……近來政變，地方騷亂，匪徒蜂起，遂相率遁逃，挈妻攜孥，偏安海外，此吾邑年來所以十室九空也。”而《崇道報》1924年
2月亦有“永人因軍匪交迫，備嘗艱苦，逃往南洋者日眾，幾於十室九空”之說。而僅1925年
6月至11月，僅僅五個月時間，偷渡南洋的就達6000多人。
“我父親就是在那個時期逃到馬來西亞森美蘭的。”桃城鎮留安村的82歲老人劉良槐仍記憶深刻，“我父親原是木匠，給一戶人家承包了木作工程，可是世道不太平又遭遇物價飛漲，欠下五裏街一家木材行很多錢，不得已只好逃到馬來西亞做工還債。”
劉良槐的三位兄長在隨後的“逃壯丁潮”裏也下了南洋。
“1921年冬回鄉時，恰逢同鄉鄭雙火‘為匪所擄，嚴刑酷打，慘無人道’。鄉居三月，無日不在恐怖中，遂匆匆重行外出。自茲以後，地方擾亂，日甚一日，壯者散之四方，老弱任其魚肉，遍地荊棘。……因匪盜如毛，遂致一般洋客，視故鄉為畏途，攜眷遷徙外洋者，日見增多。東南亞各屬，每一角落，均有吾邑人士之足跡。”有篇署名“古山人”的《回憶錄》講起一段往事。
另有一事值得一提，縣誌載，1925年我縣“米價飛漲，擔穀10.5元，華僑捐款回永春舉辦平糶”。區區數個字，卻足證永春籍華僑華人有反哺故土之心。
革命志士被迫下南洋
第三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年）主要原因：革命如火如荼，國民黨清鄉圍剿
自從1926年在上海、廣州、莆田、廈門等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的永春籍青年學生回鄉傳播革命真理，開展工運、農運和學運之後，永春的農民運動與遊擊戰爭就如火如荼持續展開了。隨之而來的是國民黨的血腥鎮壓，實行清鄉“圍剿”，永春人民依然堅持革命鬥爭，不屈不撓，浴血奮戰，但是革命形勢的起伏迫使部分革命者不得不遠走海外。
比如，吾峰抗捐抗稅鬥爭領袖陳其揮就於1930年底移居馬來西亞。1930年3月、4月，陳國輝先後兩次派兵侵入吾峰勒收各式捐稅，陳其揮等人將他們打敗趕走。
5月，陳國輝整兵重來，陳其揮與夥伴們終寡不敵眾。後陳其揮輾轉到仙遊、泉州，依靠朋友資助過日，終於在12月，移居馬來西亞。而曾率領“南洋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訪問延安的辜俊英（又名辜芳幟）是1931年南渡馬來西亞。他曾任中共永春縣委軍事委員，因遭反動派迫害，不得已才下南洋。還有林剛中則是因遭遇敵軍重兵“清剿”，於1935年秋，輾轉奔赴新加坡。林剛中在學生時代就已開始參加愛國救亡活動。1933年
5月，他參與組建永春特區特務隊。同年夏，奉命到嶺頭小學以教師身份為掩護，組織發動群眾，參加安南永德遊擊戰爭。下南洋後他投身馬來西亞華僑的抗日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回國參戰。
其實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永春革命志士被迫出洋的不少，可惜沒有完整的名單可查。據縣誌載，李秋萍、李曉山、黃一鳴、曾紹舜、林懷才、鄭光華、鄭炯山、鄭紹基、鄭植基、林東漢、顏超雄、李紫雲、余麗水等等也在這時被迫出國。不過，即使他們身在海外，到抗日戰爭時期，有不少人依然選擇回國參戰。
同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安、南、永、德蘇區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幹部和群眾有1080人，被殺絕和逃亡的有1000多戶。戰火如此無情，除了革命者輾轉出洋，還有大批老百姓也為避戰火奔赴海外謀生。史載，達埔、蓬壺、鼇峰、石鼓、仙夾、岵山、東平、湖洋、介福等地群眾成批逃往國外；僅1937年上半年就約有五六千人出洋。
現實版“女人國”
麻坡文林望渡口 （鄭名烈 攝）
小岵南山陳氏族親主要外遷地（岵山鎮僑聯 供圖）
第四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1938~1949年）主要原因：瘋狂抓壯丁
“永春擬逃出洋男女滯廈者達數千人，各客棧形成人滿之患。”這是1938年3月《泉州日報》上的文字。抗戰期間，有76名永春歸僑，取道畏汀、贛州、曲江、東興前往越南。《泉州市志》載：1934～1938年，永春出國的青壯年達二、三萬人，岵山鄉因青壯年男子出國，幾乎成為“女人國”。1941年初，廈門僑務局數位顯示：1940年永春籍華僑有144694人。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但是戰後國共雙方接著打內戰，戰火延續不斷，民不聊生。戰後的通貨膨脹比戰爭年代更惡劣。國民黨政府出臺的金圓券也失去它的交換價值。”旅居澳洲的石鼓人顏清煌寫道，“到現在我還可以清楚記得當時市場紛亂的情況。在華嚴小學的對面有許多小食檔和食物攤。一個星期前，50元金圓券可買一碗面，但一個星期之後，同樣的50元只能買一粒蘋果。”這年
9月17日《泉州日報》這樣寫：“出洋最多之縣份……如南安、永春，竟有全鄉十分之八均屬婦孺，難覓百余個壯丁。”
生活本已無比艱苦，抓壯丁的危險又逼在眼前，先是“抽長子”，再就是“三抽二、二抓一”。政府抓壯丁，百姓逃壯丁，“壯丁”成了國民黨末期的熱詞。
內戰開始，國民黨政府抓壯丁愈發瘋狂。岵山鎮僑聯主席陳惠疆告訴記者，1945年他的長兄剛被抽走並杳無音訊，兩年後，又輪到自己了。“我親眼看到鋪下那邊的一座屋子被征作駐紮新兵之用，每天都有一些屍體被拖出來，然後隨便埋在地瓜田的溝畦裏。”當時僅十五六歲的陳惠疆還聽說那些新兵每頓飯吃不到
2兩飯，連餓帶凍的，根本不被當人看。在行軍途中，如果得病或受傷，不但得不到醫治，還會被一槍就地解決。所以老百姓只要有機會就逃跑，幾千人幾千人地往外跑。
為了外逃，甚至有人不惜賣兒籌款。城關有個鄭雨意將自己的第四個兒子賣給同鄉鄭石，“得一百元作為路費，連夜離家逃往南洋”。鄭雨意的這張賣兒契曾在1959年晉江地區華僑展覽館中展出。為了
100塊錢路費賣掉一個兒子，這是怎樣的世道啊！
參考文獻：
《永春縣誌》、《福建史志》、《泉州市志》、《泉州人物庫》、《華工出國史料》、《永春小岵南山陳氏譜志》、《穿行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等書籍、族譜及王麗娜的《1845——1853年早期閩南地區的“豬仔”貿易研究》、鄭名烈的《中國宗族南遷馬來亞的遠因》、林衛國的《毛澤東1938年號召僑胞：團結起來共赴國難》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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