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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功能的再認識
——漳州行隨感之二 2013-12-04
自古以來就有控訴家長制和宗法禮教的，但主要是反對包辦婚姻，爭取婚姻自由。或者反對只重彩禮的買賣婚姻，或者反對看重門第的政治聯姻。比如膾炙人口的《梁山泊與祝英台》的悲劇，就是歌頌浪漫的愛情而控訴父母的勢利。
而上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60多年間，“家”及“家族（宗族）”成了主流文化討伐的物件。其訴求，起初是打破舊禮教的枷鎖，追求個性解放；進而延伸到整個家庭制度和社會制度。
文化上，影響最大的是小說和戲劇。小說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為代表，三弟覺慧是高公館中“最清新的因素，他對於未來充滿著希望，深信青春終歸屬於自己”，最終離家出走去追夢。據說他“表現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響下的覺醒和對封建勢力的不妥協鬥爭”，巴金“滿懷激情地歌頌了他們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動”，起到了啟蒙的作用。戲劇以曹禺為代表。他的成名作《雷雨》，以狂飆恣肆的方式，發洩了新青年們被舊倫理抑壓的憤懣；曹禺1940年的話劇《北京人》則意在對封建家庭文化傳統作清算，尋找新生活的精神力量。
資料圖：話劇《雷雨》劇照；圖片來源於網路。
事實上，“封建”一詞在現代中國語彙中是完全被扭曲的半舶來品，其內涵並無漢語原初的封疆裂土建制立國之義，而是套用了從蘇俄轉口的五種社會發展形態之說。秦始皇吞滅六國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以來，中國就是“家天下”：普天之下的土地與子女玉帛都是皇家一姓的；然後臣民又各有自己的小家庭或曰從屬於皇權的無數個“家天下”。
政治上，毛澤東早在上世紀20年代的農民運動中就提出，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反對“四權”：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1949年中共建政，反對神權（所謂“封建迷信”）自不在話下；反對夫權，提倡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雖然有些做過了頭，機械地讓男女幹一樣的活違背了性別分工的自然規律，總體上還是符合人類社會進步潮流的；而對“族權”的摧毀，則激進到不僅毀宗族祠堂、砸家廟，而且一度要人們吃集體食堂，即連一家一戶的鍋灶都端了。
從1958年搞“大躍進”、實行人民公社制度起，到“文革”，可謂步步倒退：不僅摧毀了傳統的社會結構，奴役人的肉體；也用“破四舊”摧殘傳統文化，奴役人們的精神。那時，家庭關係與親情也成了革命的物件，非常流行兩首歌。一首叫《唱支山歌給黨聽》；另一首是1966年3月河北邢臺發生地震之後，唱響全國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
以上主要說的是我年輕時所受的教育，所經歷的政治和社會生活。
且說11月
8日，我們一行10餘人到漳州，第一個參觀點是漳州市博物館。首先入眼的是“漳（州）台（灣）族譜對接成果陳列”。有漳州人遷移臺灣的歷史路線圖與家族分佈圖，還有一些臺灣大族姓氏與漳州同根同源的族譜脈絡|及同宗聯誼活動展示。
資料圖：漳州市博物館裏展示的閩南民居。對聯為“上山下海靠自己-打虎捉賊親兄弟”；橫批“漳台一家”顯然不是日常所用。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臺灣民進黨和國民黨兩方的大佬有不少祖籍就是漳州，如陳水扁、呂秀蓮、謝長廷、連戰、王金平、蕭萬長等。而呂秀蓮曾到漳州尋根祭祖，在南靖縣有呂家族譜上留言：“呂祖萬古流芳
我族日月增光 臺灣桃園縣縣長呂秀蓮敬題”。
出展廳回首觀望才發現大門邊牆上掛有三塊語錄牌。一塊是孫中山《建國方略》中的話：“由宗族的團結，擴充到國家、民族的大團結，這是中國人才有的良好傳統觀念。應妥加運用。”他講這番話沒有什麼新奇的。
一塊是周恩來的，1975年初，在全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期間，與家鄉淮安的代表座談時的講話：“一個愛國的人，沒有一個不愛家的。愛家是愛國的起點，瞭解家譜、鄉情，是懂得國家的開始。只有瞭解了鄉情，懂得了國情的人，才能真正熱愛祖國。”
“愛家是愛國的起點”，這話說得多好，多麼符合普遍的人性！那些天我們正在議論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為什麼要辭職。他自己說是要回西雅圖與家人團聚。這不是因為他是華裔才這樣講，重視家庭價值其實是美國選民對政客的期許。而周恩來應該非常重視家庭與家族的價值，他是靠伯父與堂伯父幫助才受到了較好的教育。1975年初雖仍屬“文革”後期，反傳統已不那麼狂熱，他在小範圍內對家鄉人講這樣的話很是自然。
第三塊是毛主席語錄：“收集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提供寶貴資料。祖宗都不敬，談何愛國。”
資料圖：漳州市博物館裏展示的毛澤東語錄；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毛主席講過這樣的話嗎？打過“語錄仗”的我們這一代，都曉得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講過互相尖銳對立的觀點，可以各取所需選擇“最高指示”來反駁對方。他可以剛講過“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隨著就抓“右派”。這按照“人民民主專政”的邏輯也是可以自圓其說的，因為是給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你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就是敵我矛盾了，應該鎮壓！問題只在於認定誰是敵人誰是人民不需要法定程式。
毛主席語錄前一句說族譜可以當研究資料，這話很正常：“文革”高潮時，毛主席曾很輕蔑地說可以不打倒某些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養著他們可以告訴我們中國有多少烏龜殼（指殷商甲骨文）。而後一句“祖宗都不敬，談何愛國”，很不像毛的口吻。
他是什麼時候講的呢？那塊語錄牌說是“在成都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談到研究歷史問題時的講話”。查中共黨史上有名的這次“成都會議”，在1958年3月8日召開，主要是通過1958年的規劃，繼續批評“反冒進”，會議通過了37個文件，為大躍進和建立人民公社準備了政治條件。——但是，我相信漳州博物館的同志必有所本，他們也沒有膽量偽造一段毛主席語錄。
說到1958年，我就想起，那一年建立人民公社後，歸攏和平整土地，生產隊劃定公共墳地，我祖父的棺材被挖出遷走；想起我秋季上小學，校舍就是原萬家祠堂，隨後這祠堂也被扒了，我們搬到富裕中農姚家的大屋裏上課。
1995年我南下廣州成了“撈仔”（改革開放早期廣東人對外來者的蔑稱），發現嶺南沿海與我們“北佬”地區最大的不同——此地傳統民俗遺存甚多：比如，對重陽等舊節就很當回事；把一年一度的合族祭祖當作很重大的事項，外出者也要盡可能返鄉參加；而宗族祠堂（家廟）居然都還存在，不僅像梅縣葉劍英元帥這種大人物的祖廟尚存，一般族姓的祠堂也沒有被摧毀。
這次漳州行，在市區因為時間緊促，沒有看成林氏家廟（又叫“比干廟”，林氏以比干為始祖）；看得最壯觀最典型的祠堂是南靖縣塔下村的“張氏家廟”（又名“德遠堂”），此處乃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廟依山臨水單獨建在一塊平地上，我特別欣賞它的地理環境之美和屋脊上的漳州瓷雕——即所謂“交趾瓷”，其制法源頭不在越南在漳州，花鳥禽獸模樣的瓷雕系剪拼而成，曆千百年而鮮豔如初——整個結構和風格很有閩南建築特點。
資料圖：南靖縣塔下村張氏家廟，又名“德遠堂”。圖片來源於網路。
張氏家廟門前有客家圍屋慣有的半月形水池，還矗立著24根高大的石龍旗杆。多是清代張姓後人有功名者光宗耀祖立的；也有為百歲老人立的，有福有壽者家必有孝道值得彰顯；還有幾根是在海外成為僑領了回祖籍來立的，可為族人勵志吧。據說，在台的張氏後人也依樣建了一座“德遠堂”。
漳州南靖縣土樓有1500多座，其中田螺坑、河坑兩地的土樓群，懷遠樓、和貴樓，這“兩群兩樓”共20座土樓，於2008年
7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些土樓都是聚族而居，或一姓獨建，或多姓共建。以“東歪西斜
700年”為特徵的“裕昌樓”，就是劉、羅、張、唐、範五姓人家合股而建。這些土樓都建有類似今天高檔社區會所的公共場所，也當然有家廟和神堂。
合族而居，在農業社會本來再正常不過。文明社會都是經過部落時代進化而來。《詩經》裏有不少是部族史詩，如《大雅．公劉》上承《大雅．生民》，下接《大雅．緜》，構成了周人（姬姓）史詩的一個系列。《公劉》篇就是講姬姓始祖由邰遷豳（今陝西旬邑和彬縣一帶）開疆創業的，而《緜》則寫古公亶父自豳遷居岐下（今陝西岐縣），以及文王如何繼承遺緒，發展了姬周的基業。
從《水滸傳》宋江家的莊園和祝家莊，我們可以瞭解大戶的生存狀況，包括依附其家族的雜姓莊客的活法。陳忠實的《白鹿原》則展現了民國關中平原的家族自治情境（包括小戶雜姓在這個社區生存的情形）。如果一定要用“封建”這個詞，秦漢以來，中華大地的民間社會，就是這種沒有朝廷分封而宗族自建的星羅棋佈的“土圍子”。所以，“解放前”從事鄉村建設的梁漱溟說在中國：“倫理關係始於家庭。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關係特重，人人皆知。”
作為客家人聚居的土樓，傳達的最明確的資訊是，它不但是本族人的生產、生活共同體，更是平民家族的防禦性工事，不是城堡就是雕堡。土樓都是瞭望台和瞭望孔，還有箭道或槍眼，從外面看孔管很小，裏面是漏斗型的寬底部，齊眉高，各個方向都有，便於實戰。一個家族要生存，不僅要防野獸襲擊，更要防山賊、海盜、流寇、潰兵，甚至可能要防別的宗族的攻擊。
而就積極的方面講，可以辦私塾供合族孩子上學，創義田救濟本族孤寡，乃至開枝散葉後建立同宗同族人的聯繫互相提攜。這也是修族譜、建宗祠、辦祭祖等活動的意義所在。
這次我們在長泰縣連氏大酒店住了一晚上。它是福建連氏宗親會會長、長泰漂流公司董事長連文成投資興建。連文成和這個公司，不僅把漳州把福建的連氏後裔與臺灣連氏宗親聯誼，而且聯絡到大陸各地的連氏宗親，在湖北廣水建了一座“連舜賓處士陵園”（因為閩南連氏祖先曾在湖北該地為令，其子連舜賓至仁至義深得當地人敬重，北宋文豪歐陽修的文集中有為之作頌的《連處士墓表》），由連戰夫婦領銜，兩岸連氏族人在此祭祖。這未嘗不是一件弘揚優秀中華文化傳統的盛事。
連文成先生還在他的公司和酒店裏辦了一個“海峽兩岸將軍連緣書畫院”，辦了幾屆“海峽兩岸將軍連緣文化節”，遲浩田將軍和馬英九、吳伯雄等人都為之題詞捧場。這就不止于連氏宗親聯誼了。
由此，我忽然想到，沿海一帶之所以與內地不同，曆文革最瘋狂的年代，祖墳沒有被挖、宗族祠堂猶在，並不是我原先所認為那樣——天高皇帝遠，歷次政治運動和“破四舊”之類暴行被消極抵制的結果。而是對臺胞及海外華僑統戰工作的需要。即使“文革”最烈時，浙江奉化蔣氏祖墳和故居不是也沒有被毀掉嗎？那年頭，如果沒有上頭的嚴令，即使本地紅衛兵不動手，北京等地的紅衛兵也會南下毀掉宗祠之類的“污泥濁水”！
毛澤東對蕭統的《文選》爛熟於胸。他對其中梁朝文臣丘遲勸投降北魏的將軍、故人陳伯之反正歸來的書信《與陳伯之書》，曾表示激賞。我們讀這種書信一般只欣賞“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等詞句文辭之精美，而毛澤東看到的是“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祖墳上的）松柏不剪，親戚安居，（將軍舊府的）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的統戰策略。事實上，在那個年代，“海外關係”雖有通敵嫌疑，但海外華人對國內親人物資上的支持，是幫助大陸度過“三年困難時期”等難關的重要財源之一。
大陸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從沿海開始，除了交通運輸便利，更重要的是當時沿海居民有海外關係，對外部世界瞭解較內地人多，也因多海外宗親而招商引資有血緣與文化紐帶，拉近了心理距離。在珠三角，起初發展“三來一補”加工產業，主要靠境外宗親的投資；在長三角，鄉鎮企業發展衰落後，個私經濟大發展，很多人把店子開到歐美，靠的就是親友帶親友滾雪球。現在，福建沿海建立“海峽西岸經濟建設特區”，不也是要發揮兩岸的宗親血緣與文化優勢嗎？
這樣看來，家，家族，宗族，它（們）的作用與功能是兩面的：對於個人而言，你要融入一個共同體，就必須接受其規訓，這樣肯定有束縛個性的一面；同時，它（們）又有提供保護和互助的一面。這就是家族功能的一體兩面，利弊相生，應該說利大於弊。在一個法治尚未建立，教育、醫療和養老的社會保障體系很不健全的社會，尤其是這樣。
有人說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家庭與家族何嘗不是中國人的宗教呢？“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宗接代是一種人生責任；光宗耀祖，至少不讓父母丟臉，也是一種激勵後代向上的人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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