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寺廟和民間信仰

——以寺廟為中心看閩人移民的傳統民間信仰

李志鴻

寺廟是宗教文化的載體。本文以寺廟為中心，通過對閩人移民地區寺廟的建築形態、所奉神明及社會功能的分析，探討其對維繫閩人移民的故土情結、推動閩人移民“在地化”運動的重要歷史意義，並進而說明福建傳統民間信仰在海內外移民地區的傳承、互動與變遷狀況。

世界各地的文化除了相異，還有相似。那麼，相似性是從何而來呢？目前學術界有兩種看法：一種主張，人類文化的相似性是“全人類心智的一致性”所致；另一種主張，人類文化的相似性是傳播的結果。在文化傳播論者看來，一種文化現象從中心地產生後必然向周圍擴散傳播，進而形成以該中心地為核心的文化圈及文化區。文化傳播論主要關注的是文化在地理空間的分佈，而這種傳播分佈其實是動態的時間發展的結果，因此也離不開歷時性研究。文化傳播有多種方式，遷移擴散便是其中一種主要方式，亦即文化隨著人群的遷移而擴散。文化在傳播擴散的過程中一方面傳承遷出地原有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由於遷入地人地因素的不同又會產生某些差異與變化。中原漢人的民間信仰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歷史上經由北方漢人的南遷而傳播至福建，後由於閩人對外移民進而延伸至臺灣及廣大海內外地區，其本身也經歷著文化的移植與再生過程。以下我們就此展開探討。

福建在歷史上是一個移民社會，至宋代方完成從移民社會向定居社會的轉變。中原漢人南遷至福建，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而且也帶來了中原地區的民間信仰。南遷至福建的漢民在福建特殊的地理環境及社會人文條件的基礎上，于隋、唐、宋三代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民間信仰體系，包括巫道崇拜、禪師崇拜、鄉賢崇拜、醫神崇拜、女神崇拜，等等。明清之際，福建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海外貿易也頗為興盛，再加上社會動盪不安，閩人開始大量對外移民。這場移民浪潮風起雲湧，它包括多條線路，覆蓋多個海內外地區，總的來說，可以分成兩大類型：一是國內移民，主要遷移至臺灣地區；二是國外移民，主要遷移至東南亞、日本本土及琉球等地。閩人大舉向海內外移民的同時也再次把中原地區的民間信仰以及經福建本土化後的民間信仰傳播到臺灣、東南亞等廣大海內外地區。由此，以中原為源頭、以福建為中轉進而延伸至臺灣、東南亞等海外地區的民間信仰圈就此形成了。

研究福建海內外移民的民間信仰，自然離不開他們在海內外移民區所建立的寺廟。這些寺廟一般是由各個不同祖籍地移民分別興建，如在日本長崎，漳州移民建福濟寺，福州移民建崇福寺。也有不少是家族寺廟，如臺灣彰化鹿港施氏家族建有真如殿；有的族廟與祠堂合而為一，如臺北李適家祠在五層樓，而六層樓為玄元殿，祀太上老君。由於民間信仰的自發性和分散性，閩人移民在家中多備有香火或神像，在固定時日或隨時都可以祭拜。然而，作為民間信仰活動的聚集場所，寺廟在福建海內外移民區扮演著重要功能，不能不令我們認真加以審視。

 

一、閩人移民區寺廟——維繫故土情結、傳播中華文化的紐帶

讓我們先把目光投向臺灣。閩人對臺灣的移民，自宋朝就已開始，至明末清初之際進入高潮階段。閩人移民從故鄉等船下海前，往往先到當地神廟膜拜，繼而恭請一尊故鄉的神像上船；也有的移民只恭請故鄉神明的香火袋或神符上船。一旦安全抵達目的地，因有感於故鄉神明的庇佑以及在新的惡劣環境中戰天鬥地的需要，閩人移民往往在生活安定後便為故鄉神明立廟建寺。這樣，福建民間信仰便以遷出地神明“分身”、“分香”等形式移植到遷入地來了。在臺灣，福建民間神靈的“分身”、“分香”過程貫穿于閩人向臺灣移民的始終。早期移民將家鄉的媽祖、保生大帝等神像帶入臺灣，建立各神靈在臺灣的開基廟，而後，隨著移民臺灣浪潮的到來，閩人或從福建祖廟恭請神像、香火，或直接從先前傳入臺灣的開基寺廟分靈，帶到他們新開墾的土地奉祀。多少年來，福建海內外移民區的寺廟一直是維繫閩人移民與故土聯繫的精神紐帶。各海內外移民區寺廟均注重與福建祖廟的聯繫，在神明誕辰　升忌日，常要回福建祖廟進香朝拜。這樣，福建海內外移民區大大小小的祠廟、祠神與原籍祖廟、祖廟神明便有了一種“血統”上的承襲關係，圍繞祖廟、祖廟神明，形成了種種福建及其海內外移民區的民間信仰圈。這裏尤其要指出的是，在福建民間信仰向海內外傳播的同時也存在著海內外移民區的宗教文化向福建傳播的事實，最典型的例子是晉江深滬寶泉庵的保生大帝神像是從臺灣學甲請回來的。而從海外移民來看，他們往往在事業有成時，便返回故鄉為故鄉祖廟捐款或者捐資修建寺廟，這同時又強化了遷出地的民間信仰。

福建海內外移民區的寺廟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傳播著中華文化，反映了福建民間信仰的特點。就寺廟供奉的神明來看，這裏有中原漢民流傳下來的信仰，比如關帝崇拜、城隍崇拜、土地公崇拜；這裏有自福建產生而後成為普遍信奉的神明信仰，比如媽祖崇拜；這裏也集合了福建各地尊奉的地域性神明信仰，比如漳州移民奉請入台的開漳聖王陳元光、閩西移民奉請入台的定光古佛、潮汕移民奉請入台的三山國王。在福建海外移民區，許多寺廟供奉的神明蕪雜，常常是一廟多神以至佛、道、釋合一，地方神與祖先牌位共設。這充分反映了中國民間信仰的功利性、多元性、區域性、融合性與家族性。就寺廟建築來看，閩人移民區寺廟與福建寺廟建築也有極深的淵源，表現在：閩南匠師成為臺灣傳統建築營建的主要流派，臺灣傳統建築材料多來自福建，等等。另一方面，福建海內外移民區的寺廟除繼承遷出地的文化傳統外，其宗教文化也必然要與遷入地的地理、人文社會條件相結合，產生文化上的變遷。就寺廟供奉的神明來看，一部分遷出地的民間信仰經本土化改造、融合進當地宗教信仰之中。比如，在印尼，原住民去三保廟祈福；在日本，日本人到關帝廟膜拜，而媽祖被融合為日本神道神，奉祀在神社裏面，有的地方則由媽祖衍化出日本女海神；在菲律賓，描東岸市媽祖廟所供奉的媽祖，是一尊全然天主教服飾的神像。同時，閩人移民在遷入地也開始創造本土神明。比如，臺灣漢民對開台聖王鄭成功及有應公的崇拜；東南亞華人對大伯公、三保公、“昭應一百有八兄弟公”的崇拜。就寺廟建築來看，福建海內外移民區的寺廟建築在吸取中國傳統建築文化與移植福建傳統建築特色的同時，也在尋求當地地域建築文化的特徵。比如，臺灣寺廟建築在傳承閩南寺廟建築的基礎上，強化了建築細部裝飾，追求均衡對稱美，圖案具有吉祥象徵意義。

從文化構成理論來看，狹義的文化是一個包括有思想傳統、民俗習慣和流行觀念三個層次的同心圓的概念。以上我們透過福建海內外移民區的寺廟建築、所供奉的神明以及與祖廟的聯繫來把握海內外移民民間信仰所寄託的思想傳統，亦即對故鄉根文化的深厚情結以及對中華文化的傳播發揚。接下來我們繼續透過福建海內外移民區的寺廟來瞭解閩人移民民間信仰的民俗層面。思想意識層面的民間信仰總是要借助於一定的宗教儀式方能長久傳承。福建民間信仰之所以能夠在閩人移民中代代相傳、經久不衰，正是由於民間信仰與民俗相融合，深植根于海內外移民中。與寺廟相聯繫的宗教民俗活動最典型的莫過於迎神賽會。在臺灣，每逢神誕日或祭祀日，常常舉行盛大的遊神賽會活動，如“台南郡城好尚鬼神。遇有神誕期，斂費浪用。當賽會之時，往往招攜妓女，裝扮雜劇，鬥豔爭妍，迎春大典也。而府縣各書差亦或招妓裝劇，騎而前驅，殊屬不成事體”。迎神賽會活動包括神明的繞境巡遊、儺事活動及歌舞戲劇，其功能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娛神及娛人外，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在賽會活動中的廣泛參與也獲得了歸屬感和平等感。游神賽會有時也與墟市貿易相連。到廟會那一天，各地商人紛紛帶來各種各樣的貨物，供人們選購，因此，也具有經濟的功能。而且遊神賽會多由鄉族或若干家族聯合協調組織，客觀上也起著增強社區凝聚力的作用。

 

二、閩人移民區寺廟——重建基層社會、推進“在地化”運動的中心

福建海內外移民區的寺廟對於滿足閩人移民精神慰藉需要的功能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它在推動閩人移民在遷入地重建基層社會的“在地化”運動中又扮演著何種角色呢？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美國當代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曾經提出社會顯功能和社會潛功能概念。他指出，那種行動者主觀上追求而得的結果叫做顯功能；行動者主觀上沒有追求而卻真實、客觀地存在著的社會後果，叫做潛功能。那麼，閩人移民區的寺廟是否也具有這種社會潛功能呢？

閩人移民歷經艱難險阻抵達目的地後，逐漸形成了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移民區。移民社會的建立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一定數量的移民聚居在某一固定區域；二是移民在聚居區內建立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形成固定的社會結構。閩人移民抵達目的地後先是按照各自的祖籍地分類聚居，而後隨著家族的發展，地緣性村落逐漸與血緣性村落合而為一。隨著移民的增多，閩人移民在移民區內的社會關係也逐步發展起來，包括地緣關係、血緣關係、業緣關係等等。而這種種社會關係的建立都和移民區寺廟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閩人移民為加強聯繫、共同奮鬥，成立了種種社會組織，而最早的社會組織往往依託於寺廟。為加強各祖籍地移民的固有聯繫，閩人移民成立了同鄉會，建立了同鄉會館，他們或者在會館內供奉神明或者直接將會館設在寺廟中；為加強血緣上的聯繫，閩人移民成立了宗親會，設有公共宗祠（祖祠、祖廟、祖堂、宗祠、公祠、義祠），這些宗祠也往往與寺廟合而為一。隨著移民的日益增多，移民區的社會分工也日益分化，業緣組織應運而生，同業人員在寺廟中供奉共同崇拜的神明加以膜拜。總之，以神緣關係為紐帶，以寺廟為中心，閩人移民區的基層社會重新構建起來了。那麼，閩人移民區寺廟在推動移民“在地化”運動中究竟發揮著哪些具體的功能呢？廈大顏章炮老師通過對清代臺灣寺廟碑文的研究，提出早期移民寺廟具有不同於內陸的特殊的社會功用，即：移民自治的中心、官府發佈示渝的場所、戍台士兵的公館。一般說來，早期移民區寺廟除了滿足閩人移民懷念故土、神明崇拜的精神需要之外，也具有很多現實職能：

（１）教化職能。寺廟通過雕塑、壁畫等形式反映的宗教故事，客觀上起著道德教化作用。而某些祭祀、紀念活動，往往夾雜著一定的社會習俗和民族習俗，移民後代在寺廟的宗教活動中耳濡目染著民族民俗文化。

（２）聯誼職能。閩人移民來到陌生的環境，迫切需要加強聯繫、彼此互助。寺廟為同籍、同宗移民提供了交換資訊、討論公共事務、互助聯誼之所，起著文化認同和群體組合的功能。

（３）組織職能：如民國32年，泉州爆發鼠疫，政府無能為力。後來，泉州通淮關帝廟在制止瘟疫的蔓延上則起到很好的組織作用。

（４）公益職能。閩人移民在異土的開拓墾殖生活是異常艱辛的，由於生存條件的惡劣，不少移民難免陷入困苦、疾病、死亡的悲境，這時，寺廟承擔起了救苦恤貧、辦理移民喪葬祭奠事務的職能。

（５）仲裁職能。閩人移民到達遷入地後，他們不僅面臨著與原住民爭奪生存空間的矛盾，而且不同祖籍地乃至同籍移民之間也面臨著爭奪生存利益的矛盾，這時，寺廟有時起著仲裁糾紛的功用。

（６）教育職能。閩人移民一般都有重視子女教育的傳統。在福建海外移民區，許多華僑學校或者建在寺廟旁邊，或者直接創辦於寺廟場地，經費不足時由寺廟公款支補。

以下我們結合新加坡恒山亭的發展演變對早期移民寺廟的社會功能略加說明。一八二八年，漳泉人士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一座華人廟宇——恒山亭，亭中供奉福德正神，並用以辦理華僑喪葬祭奠事務。同時，這裏也是閩籍僑民的總機關，其時比較嚴肅的閩僑集會和議事均在這裏舉行。隨著華僑人口的激增和社會問題日趨複雜，恒山亭適應不了時代的要求，一八三九年，漳泉華僑又擇址興建天福宮，供奉天上聖母。一八四二年，福建幫總機構由恒山亭遷往天福宮。一八四九年，福建華僑于新加坡創辦的第一所華僑學校——“崇文閣”，即座落在天福宮西邊。一八六二年，福建會館成立後，初也附設在天福宮內。一九○七年，福建華僑創辦道南學校之前，在天福宮福建會館開會，議決逐年經費不敷之數，由天福宮公款支補。以上我們通過對新加坡恒山亭發展演變的歷程的分析對於早期閩人移民區寺廟的社會功能已一目了然了。

在探討閩人移民區寺廟對於推動移民“在地化”運動的正功能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其負功能。漳、泉之民素以“輕生喜鬥、善聚黨”而著稱，民間經常發生械鬥。臺灣人口主要由漳、泉移民構成。這股械鬥之風隨著漳泉百姓的遷徙而傳入臺灣。不同的是，閩南地區的械鬥多在不同族姓或不同房派之間進行，稱作宗族械鬥；而臺灣地區的械鬥多在不同祖籍地的移民之間進行，稱作“分類械鬥”。每每械鬥發生之時，各祖籍地守護神為分類械鬥者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而平日作為祭奠、議事場所的寺廟此時也成了分類械鬥者的自衛中心。寺廟在械鬥中的中心地位不僅體現在那些民間號召團結、共抗外籍移民的立于寺廟所在地的碑刻上，而且也體現在寺廟的軍事防禦設施上。

 

三、問題與討論

寺廟是宗教文化的載體，閩人移民區寺廟對於維繫移民故土情節及推動移民“在地化”運動的重要意義亦反映了福建民間信仰在閩人移民社會的傳承、互動與變遷狀況。時代在發展，閩人移民社會的民間信仰也在發生變化。今天，臺灣地區的寺廟數量之多、規模之大、香火之旺，著實令人驚歎。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臺灣民間信仰在受到日據時期的短暫壓抑之後，又迅速發展起來，而且更為興盛。而福建民間信仰在東南亞等海外移民地區的發展狀況則比較複雜，發展也不平衡。華人社會某些傳統民間信仰逐漸受到冷落、拋棄，其寺廟也日漸衰敗。原因何在？我們認為，閩人移民的傳統民間信仰作為其所在地區或所在國文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發展狀況必須置於所在地區的社會歷史大背景之下方能得到有效說明。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閩人移民占臺灣人口的絕大多數，其後代亦深受與中國大陸一脈相連的中華文化的教育與影響，況且，閩人移民一般與原住民分開聚居、通婚較少，因此，福建民間信仰在臺灣得以較好地保存下來。再從歷史上看，臺灣人民曾經飽受荷蘭、日本的殖民統治之苦，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又與大陸隔絕半個世紀，傳統民間信仰作為臺灣人民懷念故國、認同民族文化的象徵意義格外重大。反觀東南亞等海外華人移民地區，閩人移民的人口數量在所在國大都不占主體地位，而隨著與原住民的互動日益頻繁，其傳統民間信仰勢必受到當地經濟、政治、社會的變遷以及當地政府的宗教政策的深刻影響。此外，閩人移民與原住民的通婚日益頻繁，移民後代接受的是所在國本土文化教育、其生活環境也與祖輩大為不同，因此，年輕一代有不少已改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迅猛推進，各國、各地區之間的政治、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西方文化似乎處於強勢地位並愈發顯示其征服性。在這股浪潮之中，福建傳統民間信仰乃至中華傳統文化在閩人移民地區將何去何從？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