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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四老”研討會
那一次，我們沒見到巴金——關於“四老”研討會的記憶
我是由於投稿得到四川將召開有關巴金的研討會的消息的。1982年春，我把已提前完成的大學本科畢業論文《關於巴金與無政府主義的問題》寄給了四川省社科聯和四川省社科院主辦的《社會科學研究》雜誌；同年秋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福建北部山區新辦的南平師範專科學校當教師。到南平師專不久，我收到了從母校轉來的刊物採用通知以及編輯部萬本根先生的信。但大約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論文一直未見發表，我寫信與萬先生聯繫，他回信說，有關的論文比較多，所以擬另結集出版（《四川現代作家研究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12月版）；並告訴我1984年將在四川成都召開巴金、沙汀、艾蕪、陽翰笙創作學術討論會（後被簡稱為“四老”討論會），並邀請我屆時參加。四老中巴金、沙汀和艾蕪都是1904年出生的，陽翰笙（1902年生）則年過八旬，選在1984年為這四位川籍現代作家召開學術討論會當然意義非同一般。
文革結束後，在經歷了密集的為大量現代作家、藝術家平凡昭雪、骨灰安放儀式或追悼會的時期之後，80年代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氣象正以不同作家的研究為重點全面深入地展開。同是1904年出生的丁玲的學術討論會1984年
6月已在廈門召開，丁玲本人還出席了開幕式與閉幕式……。但是，從1983年轉眼到了1984年，我一直沒等到會議確定具體開會日期的正式通知。情急之下寫信向萬先生瞭解詳情，萬先生說會議推到1985年。
之所以急切希望參加這次會議，是因為我從普通的大學生變成了小大學的新老師，但同時也由繁華的都市沉入到寧靜而偏僻的山村；讀大學時可以不經意瞭解到的各種社會文化資訊，一下子全沒了，文壇動態、學術資訊、清除精神污染形勢以及圍繞《隨想錄》發表等等的相關資訊都只能從報刊上瞭解。另一方面，在上海讀書時沒見到巴金，這時卻特別想見了。既然在四川召開討論會，他應該也會像其他作家一樣出席。
好不容易到1985年四月下旬，總算等來了
5月22日至28日在成都舉行四老會的正式通知。但學校方面對剛從大學出來兩三年的年輕教師參加這樣的會議似乎很不支持。幾經周折，領導最後總算簽字同意。那時福建沒開成都的直達列車，又由於時間緊迫買不到臥鋪車票，我只好買一張四六次快車的站票到上海站中轉，在經三個白天四個夜晚的火車行程後總算到達成都。
05月22日四老會如期在成都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一百余人，收到論文八十多篇。在開幕式後的大會發言中，匆匆從北京趕到的陳丹晨系統地介紹了海外巴金研究的動態，先期到達的李存光則重對1977年以來國內巴金研究狀況進行了回顧與展望。
大會之後按研究物件分組交流討論。巴金研究小組不僅人數多、論文也最多（三十多篇），而且交流討論特別熱烈。大家比較集中關注的論題是巴金早期的思想、巴金創作的藝術特色，以及《家》、《寒夜》等主要小說。劉思久的長篇論文《談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依據較為充分的資料，提出鮮明、尖銳的觀點，特別引人注目。巴金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在這次會議上也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單就《激流三部曲》與《紅樓夢》進行比較的論文就有多篇。
我提交的論文是後來收到《巴金研究論集》中的那篇《〈激流三部曲〉與〈紅樓夢〉異同論》。到達的當天晚上，負責會務的四川省社科院文學所的廖全京、李慶信到我住的房間找我，說是想安排我大會交流時發言，問我能否用普通話而不是福建話到臺上講講（那時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一切比較閉塞，不同地方的人交流不多），我說我只能用這種帶福建腔的普通話發言，他們說按我們交談時說的話讀論文，他們能聽懂。但最終，我還是由於膽怯沒上臺。這事連同第三屆研討會時，我和周立民兄一起參加搬桌子，後來都曾被李存光老師當成笑談，告訴了和我一起參加第七屆研討會的我的學生。
在這次會議之前短短的幾年內，現代文學研究界已經先後成立了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作家的研究會，所以，巴金研究一組中也有不少代表提議成立全國性的巴金研究會。但後來大家取得共識，認為學術研究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全國性的研究會，而在於有沒有不斷拓展、深入的實際成果，所以不必急於成立什麼研究會，而應加強學術交流與聯繫，爭取兩三年開一次學術研討會，以推進巴金研究的深入發展。因此，除了大會代表的通訊錄之外，巴金研究一組的代表們又特意另外簽名一份“巴金研究工作者通訊錄”（那時沒複印的條件，通訊錄後經複寫，人手一份）。並且初步商定，爭取兩三年後在巴金的祖籍地嘉興召開首屆研討會。
巴金研究小組的代表們還有一個共同的心願是參觀巴金的故居。雖然據張耀棠發表於《當代文壇》第四期上的文章《巴金故居考實》，大家都知道故居已不存在，但按張耀棠繪製的《巴金故居復原略圖》尋找，那株僅存的桂樹還是成為不少代表攝影留念的背景。
許多與會者既是巴金研究者，又是巴金讀者、崇拜者，所以也都很關心巴金為什麼沒回四川，會不會在閉幕式時趕回參加。山東曲阜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牟書芳老師也是坐了幾天火車趕來的。她說，上火車前的那個晚上一直在床上翻來翻去，老伴說明天要出遠門，怎麼還不快點睡？她說，一直在想就要到巴老故鄉開會，巴老一定也會回成都，很快就可以見到巴老了。所以那一夜她根本就沒睡著。牟老師說著說著，眼裏還飽含著激動的淚花（後來我讀到她的《巴金研究縱橫觀》一書的後記，又想起她這一次的發言，印象真是太深刻了）。許多代表的心情都和牟書芳老師一樣，所以雖然從各方面的資訊看，巴金一定不會回成都了，會議期間《成都晚報》也已發表了專訪巴金的文章《我很想回成都》，但代表們總還是期待奇跡的出現。因為26日下午，沙汀不顧體弱多病，從北京專程飛回成都，並且將於28日上午出席了的閉幕式。
但這一次巴金還是沒回成都，我們最終還是沒見到巴金。
巴金最後是在1986年回成都的，而這次會上醞釀召開的“巴金學術研討會”最終也不是在嘉興召開。1989年11月，經多方努力，“首屆巴金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許多研究者終於在這次會議期間拜訪了心慕已久的作家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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