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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范仲淹老先生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江湖的一年內，我沒有放棄任何學習的機會，想盡辦法搜羅報紙書籍，注意收聽廣播，時刻關心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程。
一九六九年秋，聽說全國都要複課，好同學們再三敦促我回來續學。父親本來就不贊成我學習漆藝，他一直認為學這玩藝沒有出息也沒有前途，同樣主張我回來繼續讀書。母親則非常矛盾，不上學，我無疑已是一個壯勞力，可以減輕她的重負，但在生產隊勞動，又怕我不服管理，惹事生非。我向母親保證，除讀書外，早晚、週六周日，還有農忙假、暑假寒假，一年也有百來天，我一定會自覺幹農活、掙工分，兩不耽誤的。我沒有食言，在此後的三年多里，我每年都能掙來一千多的工分，同時也承擔了分配給父母親的那些名目繁多的義務工。
就在那個金風蕭瑟的深秋時節，我在“江湖”、在外地他鄉晃蕩了兩年有餘之後，又重新邁入了校門。
“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然而然地導致了“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教育大革命。即使是複課，也必須是學工、學農、學軍。課本里已經取消了物理、化學等課程，取而代之的是“工基”（工業基礎知識）、“農基”（農業基礎知識），保留語文、數學、政治。沒有辦學條件的仙夾公社只能因陋就簡，在原“仙夾農業中學”的基礎上更名為“仙夾中學”。
仙夾農中創辦於一九五九年，其初衷是僑辦公助，原名為“仙鄉民辦中學”，後又更名為“仙夾華僑中學”，文革剛開始時又叫“仙夾農業中學”，沒有固定校舍，沒有正規的師資。學生們到處打遊擊，以僑眷空宅作為校舍，與抗戰時期頗為相似。六十年代中葉，由旅菲華僑捐建兩座平房、一幢三層樓，仙夾農中才算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場所。
我們複課時，辦四個初中班，六六、六七、六八三屆的學生都合併在一個年段裏上課。我與大妹都同在一個班級里。老師大多是從永春六中調撥過來的。剛開始，校長由陳其銳代理，陳玉尊代理副校長，語文老師李育熾、數學老師陳淑英、政治老師洪振強、農基老師黃文賢、工基老師林國昌、體育老師鄭明地，後面又來了音樂老師周秉育。
大約上了一個學期，原農中校址被統籌作為公社辦公場所，原仙夾中心小學被騰出來作為仙夾中學校舍。此時的仙夾中學可闊氣多了，正式任命的校長呂文仁上任了，縣教育局又從六中平調了一批教具、教育儀器過來，華僑又捐建了圖書館（後更名為“振華樓”），還有食堂，加上原來的禮堂（當時叫“會場”，因為叫禮堂有封資修的味道），占地也有四十多畝。
複課伊始，我仍然被推選為班長，很快又被指定為校宣傳隊長和全校的壁報總編輯。在社會上晃蕩了兩年多，大部分的同學如同久旱逢甘霖，如饑似渴地吸吮著知識的乳汁；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學在社會上自由散漫慣了，紅衛兵、造反派的劣根性未改，調皮搗蛋，擅反潮流。我這個班長起著平衡、協調，“和稀泥”的作用。團結著愛讀書的骨幹，也努力、主動地與調皮、活潑、講義氣的同學交朋友，我這個班長也算是左右逢源、遊刃有餘。
此時的老師依然心有餘悸，講課時不敢越雷池半步，大多是照本宣科，真的是味同嚼蠟、枯燥無味。我們就利用課餘時間互相借閱圖書，也曾學寫古體詩，互相唱和；學寫古體章回小說，自我欣賞；也曾燙地瓜酒品苦味茶縱論古今英雄，展望未來、暢談理想。真可謂“恰同學少年，揮斥方遒”、真有一股“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書生意氣。
從初中到高中，雖然只有三年半，卻也留下了很多難忘的往事，直至今日，同學們一旦談起，都不勝唏噓。
老師印象
這是一個千萬人寫過，而且還將被千萬人繼續寫下去的永恆的題目。用這個題目做文章一般地都抱有感恩戴德的心情，我自然不會例外，但我會儘量客觀地，用現在的眼光，實事求是、平心靜氣地去看待五十年前、處於文革之中的老師們。
當時被正式任命的校長叫呂文仁，是原泉州紅星中學校長，不知何故發配到我們這個窮山僻壤。每天都是正襟危坐，一幅道貌岸然、不拘言笑的樣子。仙夾農中改稱仙夾中學時的負責人叫鄭振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從來不洗背心。運動後汗濕了的背心都脫下晾上，換上先前晾乾的。我們一上教師樓，老遠就能聞到一股濃烈的汗腥味。不洗背心的鄭振昭、道貌岸然的呂文仁，自從七二年離校後再也沒有了他們的訊息。同學們聚首，鮮有提起他們的。
語文老師李育熾，是值得一提的。李老師是我們初中至高中的班主任，永春蓬壺三角街人，是原《中國少年報》文藝版編輯，回鄉後在六中任老師，文學功底甚是深厚。由於他也怕成為“專政對象”，上課時照本宣科、平淡無奇，同學們都煩他，以打瞌睡來對付他。但我從他的板書、從他的不經意間偶爾閃射出來的深厚功底的文學光芒，我逐漸地欽佩其學識、膽氣和為人。於是我成為了他的忘年交。他在課外向我介紹了很多古今中外名著，指導我寫了一些作文。通過他的板書，我學習了他的硬筆書法，當我在他的授意下替他用紅筆在同學們的作文本、考試卷上批改、寫評語時，由於書法難分伯仲，竟然沒有一位同學懷疑這段批語出自陳姓班長之手。我在課外系統地閱讀了他珍藏的、從不示於他人的書籍。當時，我曾立志要成為一個文學家。課餘，我在完成母親分配的活計外，便是趴在煤油燈下，拼命地抄寫從老師那裏借閱來的唐詩、宋詞、左傳等。至今，我仍然珍藏這些手抄本。李老師是班主任，我是班長，我也得到了他的充分信任。不僅讓我代替他批改作業，偶爾也讓我上講臺分析課文，我成為了當然的文科代表。
一九七二年冬，在我即將遠赴戎機之前，我與同學在老宅的那間土屋書齋里略備了些菜蔬薄酒答謝師恩。之後，一直書信不斷。一九七六年，我首次返鄉探親，第一個想起的也是李老師，遂赴蓬壺拜訪。彼時他已退休，在永春三中擔任代課老師。我們相見甚歡，是夜，他邀約幾位文學知己為我接風，徹夜長談。一九八一年，我結婚返鄉，想見的還是李老師，這時他已到永春一中代課。我與新婚妻子從達埔徑奔五里街，在校園的石凳上暢談良久。
最令人意外的是一九八六年隆冬的一天，天降大雪，雪深數尺。正輪我在司令部值班，哨兵報告說，有一位自稱姓李的老師來訪。因事先沒有得到任何資訊，我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竟是年過七旬的李老師。當李老師深一腳淺一腳雪人似地出現在我面前時，我驚喜莫名。當晚即喚來鄉友數人，燙酒歡聚。然此時之李老師與彼時之李老師已不能同日而語了。他雖兩鬢斑白、古稀之外，卻能乘上祖國改革開放的春風，秉承祖上遺風，也經起了商，賺到了一筆數量不少的錢。我們所談者己不再是文學與時政了，而是賺錢與讀弦（師母時已離世），我們共同的語言明顯少了，我感到，他變得現實了，而我仍是那樣的書卷氣，可見市場經濟改造人，真的是時局弄人呀！
記得李老師在部隊的那個夜晚，他先後拿出兩幀照片，讓我給他當參謀：其中有五十多歲的江蘇女和四十余歲天津女，他毫不隱晦地表示心儀天津女，說年輕漂亮；我力主五十多歲江蘇女，結果是誰也沒有能夠說服誰。一九九一年我轉業回到福建後，四處打聽李老師的動靜，先是聽說娶了天津女，天津女又帶來一小女兒，騙走了李老師的錢財後回了天津；再後來又聽說，子女們與李老師皆反目，結局是誰都不管他了；再後來，就聽說李老師己過世多年。悲哉，歎哉！李老師！
代理校長陳其銳嚴肅而有文采，後來當了六中的副校長，我轉業後到省委機關任職時，為了評職稱之事曾找過我，其子當了副縣長的秘書，可見晚景不錯。二〇一五年岵山南陳祖祠冬祭時，我有幸巧遇其銳老師。老師其年己七十有六，然而仍精神瞿爍，文思敏捷,侃侃而談,樂而不疲。其銳老師曾是老北師大的高材生，退休後仍任六中校董會的副董事長、永春退教協副會長。寶刀不老，寫作不輟，曾出版
6部指導青少年寫作的著作，發表詩詞
900餘首，尤其在楹聯寫作上獨步桃源，曾獲國家級一、二等獎和金獎、銀獎。據稱有《陳其銳詩詞選》和《〈紅樓夢〉吟嘯集》傳世。過後，我獲贈《福興堂璀璨人文光華》一書。
代理副校長陳玉尊，中規中矩，從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常是同學們的出氣筒。我常勸同學們，老實人，不要難為他。同學們說，沒有咧，逗他玩！回到福州，沒想到原省煤炭總公司副總經理愛人競是他的胞姊。
副校長陳清圖，後來當了校長，七六年探親時我回校訪過他。之後聽說到六中繼其銳老師當了校長。年輕，有文采又有魄力，應該是一位稱職的校長。他是我的入團介紹人，是他指定我任共青團的團小組長。
幽默詼諧的農基老師黃文賢，從來都沒有擺老師的架子，一直與同學們打成一片，我們與他是平等的朋友。他講課樸實無華，從不忸妮作態，與他教授的科目很相稱。後來到永春師範任教。回福州後，有一次聽說他到通湖路的公安招待所開會，即刻前往見了一面，瞭解到了很多老師、同學的情況。我到省政府機關上班後，一天有急事找我，說有人強佔他的房產，要我主持公道。老師的事就是大事、是急事，即令永春局速查、辦妥，沒承想，強佔老師房產者競然是老師胞弟。
精明強悍的體育老師鄭明地，在當時興起針灸熱時，專攻針灸，初衷是籍此緩解同學們上體育課的扭摔之苦，不想竟成名家，退休後，在安、南、永一帶聲名鵲起，家父八十多歲時，扭傷了腰久治不愈，竟想起三十多年前明地老師一根銀針手到病除的往事，囑同學約來明地老師針灸之後方才心安。明地老師後來信奉了基督教，每週定期到我的家鄉傳經佈道。
音樂老師周秉育，畢業于福建師範大學音樂系。剛到仙夾中學時，每逢公社集會，必去獻唱，尤其是毛主席語錄歌，真是聲若洪鐘，振人發聵、餘音繞梁，曾名振一時。聽說退休後潛心鑽研易經與玄學，算命預測，除病怯災，曾使一些人趨之若鶩，粉絲不少。
政治老師洪振強，不拘言笑，同學們心目中的正人君子。他是老師里唯一拖家帶口的，數學老師陳淑英是其愛人，兒子洪樹人，很活潑很可愛，住在一個大教室裏,中間掛一布簾，算是隔開了臥室與廚房、書房。七二年舉家回到廈門，住在蓮阪。二〇〇一年，我受省委委派到廈門考核市四套班子，考核組名單見報後，他竟找到考核組，兩位老人家就是想證實一下這位陳華珍是不是那個聽話的、對老師一直很尊敬的班長陳華珍。見面之後，我們都喜不自勝，兩位老師一定要我到家看看他們現今幸福滿足的晚年生活。當晚我讓戰友出面宴請了老師全家，也見到了己成中年人的洪樹人。二〇一二年我退休到廈門定居，凡同學來廈，我都會叫上兩位元老師一起聚聚。兩位老師皆年過八旬，精神瞿鑠、紅光滿面，每次見面，都要教我些養生秘方。可就在二〇一七年八一建軍節那天，原本覺得比淑興老師的身體還要健旺一些的洪振強老師卻溘然長逝，享年八十六歲。
挖洞備戰與種糧備荒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之後，民間瘋傳蘇修要對我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林副統帥發佈了“一號命令”，傳達偉大領袖關於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全國軍民要“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當時，公社經常試鳴防空警報器，淒曆的聲音聽得人們撕心裂肺、驚魂動魄，大家一致的感覺是戰爭一觸即發，中國危在旦夕。於是，全國軍民，工農商學兵，都自覺地、積極地回應“深挖洞”的號召，夜以繼日地挖戰壕、掘地道。
公社多次組織放映《地道戰》、《地雷戰》影片，作為科教片進行指導，據說，縣里還派來了技術員。學校作了戰前動員，大家熱血沸騰，摩拳擦掌，紛紛寫了請戰書。我們利用課外時間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挖地洞、掘戰壕的戰鬥之中去。最早是把原仙夾農中旁邊的龜山挖得溝溝坎坎，學校搬到原仙夾中心小學以後，又將白霧山挖得七零八落。我們中學生不僅在學校要挖，還要求放學後協助各自生產隊，也得挖。
我們生產隊在老宅的後山，挖了大約有五、六十米深，還按要求拐了個彎，說是防原子彈。防空洞有一米多高，彎著腰可以進去，里面還鋪了稻草。後來發現有青年男女鑽進洞去搞名堂，生產隊長怕有傷風化、鬧出什麼事來，讓人用石頭把洞口堵了。沒過多久，下了幾場雨，洞也塌了、溝也平了。況且，大家一直眼巴巴地等蘇修往我們這山頂上扔原子彈，等了好久又不來，大家的精神就一下子鬆懈了下來。尤其是，挖洞屬於強體力勞動，後勤保障跟不上，肚子太餓力氣不濟，也挖不動了。全民挖洞掘壕熱持續了不到倆月，瞎鬧了一陣子，又不知道什麼原因，終被喊停。
但緊接著，則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說是要全面理解毛主席指示，不僅要深挖洞，還得廣積糧啊！怎麼積，要種田呀！沒有地，怎麼辦？要挖掘潛力呀！學校里如何挖掘潛力？還是有辦法的。既然福州的西湖可以種稻子，那麼，學校的操場怎麼不能種菜種稻子呢？於是，全校唯一的大操場，在農基老師黃文賢的指導下，教職員工齊努力，挖了一米深，要求每位學生提供一擔熟土，通過挖土再填上黑土，又號召同學們揀豬糞、牛糞，終於改造成為了高品質的大寨田，作為我們的學農基地。很快，先後種上了水稻和蔬菜，以班級為單位進行管理，年終以產量決出名次。因為我們班都是農民子弟，回鄉又當了一陣子農民，種田經驗豐富，莊稼管理得很好，被評為第一名。
當時，不知誰還發明了窟薯種植法，又以班級為單位，將白霧山劃為多個片區，挖一米見方深坑，讓同學們從家中帶來肥料，填上熟土，栽上紅薯，到秋天，紅薯果然碩大無比。為防止被偷，同學們在山上搭窩棚輪流值班看護。
直到今天我都沒有想明白的是：那些稻穀、蔬菜和紅薯，最終到哪去了。過了若干年後，我問起同學，都說，當時只在乎名次了，豐收的果實到了哪里，真的都不在意了：以交戰備糧的名義上繳公社，讓公社幹部吃了？還是被老師們私分了？無人在意了。
在革命水庫的難捱時光
革命水庫位於東里村與美寨村的交界處，文革前開始設計，一九七〇年動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建成，號稱永春縣四大水庫之一，現稱仙夾水庫。
革命水庫的興建，是作為“抓革命、促生產”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重大工程來抓的。舉全公社之力，完全靠所有勞動力的義務勞動來完成的。公家只管一頓午飯，每週有一次加菜，可以吃到肉。義務工按年齡劃分，十八歲至六十歲，在校生除外。我家父母兩人都符合條件，每年必須各做滿二十個勞動日，父母均屬於副勞力，相對于全勞力，需要做滿五十天，才能抵這四十天。父親手無縛雞之力，全靠母親一人了。替母親完成義務工，就成為了我應盡的義務。我必須利用農忙假和寒暑假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在革命水庫，我做過填土方、打夯等工種。尤以填土最為艱苦卓絕。我一直與陳海寬配合。陳海寬既是堂親、又是同學，其父早故，他是替母親的義務工。我倆輪流挖土、運土，兩項工種都不輕鬆，特別是運土。板車上是一個長方型木廂，滿滿一車土足有半噸重，先上坡再下坡，半噸重的土，下坡最為危險，重量加慣性，逼迫你必須小跑，而上坡更需助跑，早晨從家裏喝的兩碗稀粥，一趟車再加上一泡尿早就消化殆盡。每輛板車按統一編碼，到目的地時領取一支竹簽，晚上算總賬，以車為單位算土方，再折算工分，兩人平分。運土方是最消耗體力的工種，最受不了的是饑餓難忍，拉兩車土，就腿腳酸軟，眼冒金星；但車在坡上，必須全神貫注，不進則退，稍一懈怠，輕者被撞傷，重者掉下溝壑，車毀人亡。早上一上工，就眼巴巴地盼望著中午那頓香噴噴的米飯啦，腦袋瓜子里靜晃悠著黃橙橙米飯的影子，大家互相打招呼、議論的、打賭的也是中午有幾個菜？有沒有肉？
做一星期後，我們倆人實在是受不了啦，我跟海寬說：“我帶你去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補充一下體力。”海寬不相信，我說明天一起請假跟我走。次日，我把海寬帶到離水庫有十五華里之遙的南安縣蓬華公社華美大隊我二姑母家。當兩位灰頭垢面、面黃肌瘦的小夥子出現在姑母面前時，姑母驚詫不己、也心酸不已。立刻傾其所有，讓我們飽餐一頓，洗了臉，讓我們精神煥發地重新出發。這頓飯是我倆畢生難忘的美味佳餚。
我們幹一陣子後，也混熟了，指揮部照顧知識份子（高中生），讓我打夯。打夯算技術活，當時己有打夯機，象只小青蛙，我們稱為電蛤蟆。這是一個多少人羡慕的工作，比起運土方輕鬆多了。壩基上有十幾部打夯機，每人負責二十平方米的地塊，有人平整，你就負責夯實，合格與否，技術員釘樁檢驗。
由於工地上在校生不多，又是識文斷字的，指揮部又指派我與海寬赴縣城修電機，並說明一天頂兩天的工分，即每人二十分。
天剛放亮，我倆用板車拉著電機就出發了。工地距縣城有二十三公里。中午時分趕到縣城，吃完自帶的午飯，修好電機，已是下午四點半。我們必須仍然步行循原路回到工地，指揮部來時交待第二天等著急用，假如因為我們的原因誤了工期將扣除我們的工分。
回去的路大多是爬坡，當我們走到小岵嶺時，天色已開始暗黑下來。此時的小岵嶺，暮藹四起，夜色闌幹，晚霞由紅變白變黑，幻化著各種奇形怪狀的圖形，月牙掛在山顛上，放出冷冷的光輝，暗黑的天穹上星兒眨著眼睛，高低錯落、漸漸變黑的樹叢隨著微風搖曳，蟲兒在樹林深處鳴叫，小動物偶爾竄過樹叢發出“悉悉”的聲響，讓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下冷戰。當我們步履蹣跚地爬到半山腰時，回眸岵山公社，只見塘溪村、潘溪村、和林村燈火閃爍，偶爾還能聽到雞叫、犬吠，遠處的縣城上空則是一片輝煌。過嶺頭進入家鄉時，已是深夜十一點許，農舍里偶爾還有一兩處閃爍的燈光，偶爾一兩聲犬吠，田野一片蛙鳴，從公路上可以望見老宅的屋脊，想著祖母、母親，她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仍在途上奔突，想到這，我竟也不禁一陣心酸。爬上牛屎嶺進入觀音媽宮時，已是子時，月亮早就下山了，大地極其的寂靜，天地一片漆黑，此時已沒有了蛙鳴和蟲叫，偶爾可以聽到貓頭鷹發出的一兩聲淒厲的叫聲，只見磷火夾雜著螢火在墳堆上方飄忽，陳海寬膽怯了，害怕極了，一會兒讓我在前面拉，一會兒又讓我在後面推，我說我還是在後面吧！我們不停地說話，我說我給你講故事吧，我還說，我屬龍，什麼都不怕。就這樣，到淩晨四時許，當天空出現第一抹早霞時，我們終於疲憊不堪地到達了水庫工地，領導見我們漏夜趕到，沒有誤工，非常高興。
這一段經歷,也是我們有生以來遇到的感到最為恐怖也最為刺激的一夜。三十年後，與海寬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他仍心有餘悸。
寒磣的土屋書齋
在動盪和困窘的歲月里，在寂寞而憂鬱的少年時代，唯有書籍能夠給我帶來精神的慰籍，帶來些許的希望與快樂。而擁有一個書架、一間屬於自己的書齋，成為了我的夢想。
老宅的右正房是我當時的居室，篳壁為牆，抹之以草泥，標準的土屋，我決意將之改造為書齋。書桌據說是當年祖父母結婚時用過的木桌，油漆早已斑駁脫落，桌面也已磨得丘壑縱橫、青筋暴露，我鋪之以塑膠紙，竟也平整如新，用兩塊木板做了個書托，靠牆碼上幾本書，競與書架毫無二致；裁了一節竹筒，削去青皮，畫了一枝淩雪寒梅，一個實用又不失雅致的筆筒就這樣躍然於書桌之上。當時最為崇拜的是魯迅先生，書桌上方，我用炭素畫了一幀魯迅肖像中堂畫，臨摹魯迅手跡、《自嘲》詩中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名句作為兩側聯對。後來，又撿到一個舊鏡框，我用隸書自題“書緣”兩字，權作齋名。
書齋著實寒磣，但卻不乏靜雅、不乏書卷氣，更不乏秀才們的光臨。這間土屋成為了我與同學們讀書的場所，與同學們探討學問、議論時政的沙龍。每當夜幕降臨，室內那盞唯一的煤油燈亮起來後，這小小陋室裏居然響起了李白和普希金的詩韻，梁山好漢和哥薩克騎兵的馬蹄聲，以及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吟……這時，我自覺很富有。
書是買不起的，當然，更買不到，唯一的途徑只有借。古人雲：“書非借不能讀也。”借來的書要還，且有時限，便趕緊抄錄。我有很多書是從李育熾老師那裏借來的，唐詩宋詞，普希金詩集，還有從同學處借來的屈原《離騷》、郭沫若的《凰凰涅槃》，等等，等等，借著煤油燈那微弱的燈光，我抄了幾大本，認真地裝幀起來，至今仍免不了找出來把玩、欣賞一番。
夢想當畫家
跟父親學漆藝，首先是學畫花鳥，但主要素描，以線條為主。我找出了祖父遺存的花稿，除花鳥外，還有飛龍神獅麒麟等瑞獸，也有人物，主要是三國故事，記得有“三英戰呂布”，還有八仙，即“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我把祖父的花稿臨摹一遍後，仍感不滿足，又把連環畫中的“孫悟空大鬧天宮”等也製成花稿。別人學漆藝，都要先從基本功學起，補泥、煮桐油、磨漆，學一年後，才能進入畫漆畫、牽金錢、蓋漆等技術含量高的技藝。我則直接進入畫畫環節，畫花鳥、畫人物、畫動物。別人畫人物故事都要先臨摹，即把畫稿鋪在畫板上，用鵝毛杆劃出痕跡，再用漆筆描摹、鑲上金鉑。我完全可以省掉這道工序。畫花鳥，構圖已在心中，直接畫就是；畫人物故事，看著畫稿畫。畫著畫著，我能隨機應變，變些花樣，爭取東家的人物故事與西家的不重複。
畫多了，讚揚也多了，自信心大增，興趣也濃厚了。閒暇之際，都忘不了比比畫畫。先學炭精畫，買了放大尺，用炭粉畫了魯迅、孔子，老虎等，受到大家肯定之後，又比照著祖父的遺照，畫了祖父的畫像，老祖母看後，說真像。並要求我也為她畫一張，說以後你們可以留作紀念。
再後來，上中學，當了壁報編輯委員會主任，成了所有大字報、壁報、黑板報刊頭畫的天字第一號美編兼美工。當時，一個心思，想當個畫家，終極目標是能夠像著名畫家一樣，能畫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畫像。
----陳華珍《杖藜行吟》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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