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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他的教師朋友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一輩子沒有當過教師的恐怕為數不多。特別是在1949年以前，作家單靠稿費是很難生存的，一些作家即使沒長期在學校擔任教職，有時也得到學校兼點課，從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沈從文等大師以至於一般的作家無不如此。而巴金則是個例外，他“不善於講話，也不習慣發表演說”，一生沒當過教師。據一些回憶記載，1936年間，巴金曾被請到上海愛國女中演講，他深知自己不善於在許多人面前講話，便邀請能說會道、演講生動的李健吾同去。演講時，李健吾果然大受學生歡迎，而巴金只講了並不流暢的幾句，而且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毫無關係的“我是四川人”。但是，巴金雖然沒當過教師，卻有許多教師的朋友，而且，巴金對於那些默默無聞、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的人也始終抱著崇高的敬意。
巴金那些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中，和他最親近的是三哥李堯林。李堯林1903年出生，比巴金長一歲多。在童年、少年甚至年時期的一部分，巴金和他的哥哥總是在一起，1925年以前，不論是在四川的廣元、成都，還是在上海、南京，他們總是住在同一間屋子裏。年輕時三哥性情開朗樂觀，對巴金人生道路起關鍵作用的離開大家庭到南京上海求學，還是他先想出主意並向他們的大哥提出，巴金才跟上去的，巴金說自己“當時還沒有這個打算”。後來巴金到法國也是首先得到了他的支持。1920年，他們一起考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1923年春又一起離開成都外出求學，先是考取上海南洋中學，後又一起轉入南京的東南大學附中。1925年夏天一起從東南大學附中畢業後，李堯林先是考入蘇州東吳大學，後又轉到北平的燕京大學，1930年從燕京大學畢業考進天津的南開中學當英語教師。1930年春大哥自殺後留下妻子和五個孩子，留下一個破碎的家，李堯林就主動挑起大哥留下的擔子，“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而且“放棄了自己的一切”，“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因此他終身未娶，一輩子過著清貧的生活。1939年李堯林從淪陷後的天津到達上海孤島從事文學翻譯，同時在智仁勇女子中學兼課，1945年11月病逝。
李堯林逝世後，巴金把他安葬在上海虹橋公墓，智仁勇女中的五個女生在他墓前種了兩株柏樹。後來連續幾年，在清明和他忌日時都有人（學生）在他墓前插滿鮮花。甚至到八十年代初，在香港、上海、北京的李堯林生前的學生還希望巴金能寫文章談談他們的當年的老師。巴金曾專門寫過《紀念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李堯林》等文，表達自己對三哥的深切懷念。李堯林的教師生涯雖然短暫，但巴金卻從他的身上看到了一個優秀教師那顆“發熱、發光的善良的心”，“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看電影是他唯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在《紀念我的哥哥》一文中，巴金由衷地讚美了李堯林這種平凡的教師工作：“你做過十年的中學教員，不少的學生得過你的益處，他們常常帶著敬愛談起你，但是你自己卻喜歡謙遜的平凡生活，始終不讓人把你看作青年的導師。你象一根火柴，給一些人帶來光與熱，自己卻卑微地毀去。你雖然沒沒無聞地過了一生，可是你並沒有白活。你悄悄地來到這個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願意驚動別人，但是你卻播下了愛的種子。再過四十年你的紀念也不會死的。……”
為巴金所敬重的另一位教師朋友是中國早期著名的教育家匡互生。匡互生曾在“五四”運動中因“火燒趙家樓”而聞名，後來成為上海立達學園的創辦者之一，他提倡人格感化教育，主張教育與勞動生產結合。在他創立的“立達學園”中，學生一面讀書一面從事生產活動，與教師一起參加學校管理，平等地討論學問。鄭振擇、朱自清、葉聖陶都曾在這所學校教過課。巴金與匡互生並不熟，認識的時間較晚，交往也不多。但是他的不少朋友是匡互生的學生或崇拜者，他們經常在他面前談起“匡先生”的的事情，於是巴金也才逐漸瞭解到匡互生是“一位把畢生精力貢獻給青年教育的好教師，一位有理想、有幹勁、為國為民的教育家”。
匡互生的家巴金去過一次，但卻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半個多世紀後巴金在文章中回憶說：“互生先生生活簡樸。他的家我去過一次，是一個安徽朋友帶我去的。房裏陳設簡單。學生們常來找他談話。他對他們講話，親切、詳細。我在旁邊也感覺到這是一位好心的教師，又像是一位和藹的長兄”。而那兩天巴金還剛剛聽到關於匡互生對待小偷的故事：學校廚房捉到偷煤的賊，送到他那裏，他對小偷談了一陣，給了兩塊錢，放走了，勸“他”拿這筆錢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學生宿舍捉住一個穿西裝的賊，他讓賊坐下來，同“他”長談，瞭解“他”的生活情況，好好地開導“他”，後來還給“他”介紹工作。他常說：“不要緊，他們會改好的。”後來還發生過一件事，巴金的朋友伍禪（也是一位教育家）被法租界巡捕房當做“共產黨嫌疑犯”誤抓，巴金等人找到匡互生設法營救，匡互生一口答應，馬上找他的在國民黨政府中任高職的朋友李石曾寫了一封保信，終使伍禪及同時被捕的兩位朋友無罪交保釋放。
立達學園不是匡互生一個人創辦的，可是他一個人守著崗位堅持到底。他經常為學校經費四處奔走，自己生活卻十分簡樸。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戰爭中，學園毀於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戰火一停，巴金與匡互生一起趕到被炸的江灣立達學園。巴金是去找尋侵略戰爭的遺跡的，而匡互生則是去準備落實重建學園的計畫。同年七月學園重建恢復，但年底匡互生就住進了醫院。1933年春天，巴金動身去南方之前曾特意到醫院看望匡互生，但匡互生的病已經很重（腸癌，動過手術，但效果不好），幾乎處於昏睡狀態。他們之間已經無法交談，巴金只好望著那張帶著痛苦表情的瘦臉與朋友作最後的告別，然後咬著嘴唇悄悄地退出了病房。得到匡互生去世的噩耗時巴金在廣州，所以他在不久後寫的散文《南國的夢》中匆匆地加進了一段表示自己悲痛心情的話：“對於這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用什麼話來表明我的悲痛。他的最後是很可怕的。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下面，躺在醫院裏等死，竟然過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許多人的眼淚都不能夠挽救他”。在文章中，巴金把匡互生以及追隨他的學生一併稱作“獻身一個教育理想的人”。
巴金與教育、教師發生更為密切的關係則是在福建的泉州和廣東的新會，因為三十年代這兩個地方有幾所特殊的學校。首先是泉州的黎明高中，校址在泉州城內的關帝廟（武廟）。這所學校創辦於1928年10月，梁披雲任第一任校長，後來巴金的朋友衛惠林、吳克剛等都曾到該校任教。在泉州的另一所學校是平民中學，為當地熱心教育的人士蘇秋濤創辦，劉青山、陳范予、伍禪等先後擔任過校長，地址在城內的孔廟（文廟）。當時在黎明高中、平民中學兩校的教師中有許多曾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甚至包括了日本、朝鮮、越南的一些流亡革命者。1930年八月，巴金接友人吳克剛信，南下赴黎明高中度暑假，與當時任校長的吳克剛一起生活、工作。後來吳克剛患傷寒，巴金還幫他料理了一些學校事務。除了黎明高中，巴金還於1932年
4月到平民中學小住。在三十年代初的那幾年裏，巴金先後幾次踏上泉州的紅土地，在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結識了在那裏教書的陳范予、葉非英、郭安仁（麗尼）、陸聖泉（陸蠡）、伍禪、吳朗西等人，並且成為好友。1934年05月，黎明高中因演出宣傳革命的話劇《出路》，被國民黨當局強行關閉；不久平民中學也被勒令停辦。八十年代初，原黎明高中、平民中學等校的校友發起創辦黎明學園，一九八四年又在此基礎上創辦黎明大學，巴金一直擔任學校的名譽懂事長，並先後為學校捐贈自己的藏書十餘批六千多本。
除了泉州，三十年代在廣東新會縣的篁莊鄉也有一所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學校西江鄉村師範。這所學校1932年春由上海勞動大學畢業生陳洪有等人創辦，校董事會成員中的林直勉、黃淩霜、譚祖蔭、黎百強等人早年皆為無政府主義者。這所學校按照陶行知、匡互生的教育思想實踐鄉村教育，貫徹知行合一、手腦雙全的學說，提出教育革命化、科學化、勞動化、藝術化的口號。1933年五月巴金曾在陳洪有的陪同下到學校參觀小住五天，他十分欣賞和佩服陳洪有等人的獻身精神、教育方式。1934年底西江鄉村師範也因辦農民夜校而受到國民黨迫害，後於1936年初被迫停辦。
巴金後來在《南國的夢》中曾這樣稱讚泉州、新會著些教師朋友的：“他們在極其貧困的環境裏支持著兩三個學校，使得許多可愛的貧家孩子也嘗到一點人間溫暖，受到一點知識的啟發。他們的那種犧牲精神可以使每個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的眼淚”。“沒有充足的飲食，沒有充足的睡眠，沒有充足的休息，他們沉默地把那沉重的擔子放在肩上，從沒有一個時候發出一聲怨恨。他們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們只知道一個責任，給社會製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他們也許不是教育家，但他們並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上面，做一個尊嚴的先生。他們生活在學生中間，像一個親愛的哥哥，分擔學生的歡樂和愁苦，瞭解那些孩子，教導那些孩子，幫助那些孩子”。當時巴金甚至表示願把自己“的心放在他們的腳下，給他們做一個柔軟的腳墊。不要使他們的腳太費力”。半個世紀之後，巴金又在《懷念非英兄》一文中懷念道：“那個時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會兩地辦學校。他們的年紀和我相差不遠，對當時許多社會現象感到不滿，總覺得“五四”運動反封建沒有徹底，封建流毒還在蠶蝕人們的頭腦；他們看見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我們國土上耀武揚威，仿佛一塊大石壓在背上使他們抬不起頭來；“金錢萬能”的社會風氣又象一隻魔手掐住他們的咽喉。他們不願在污泥濁水中虛度一生，他們把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個比較乾淨的環境，創造一種比較清新的空氣，培養一些新的人，用愛集體的理想去教育學生。他們中有的辦工讀學校，有的辦鄉村師範，都想把學校辦得象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關上學校門就仿佛生活在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
泉州、新會之行後，巴金在許多文章中談到了那些新結識的教師朋友。他讚美他們的獻身精神，也讚美他們所獻身的教育事業，其中，給巴金留下最深刻印象、他後來談的最多、最詳細的恐怕要算是葉非英。葉非英是廣東人，巴金本來與他並不認識，1930年08月到黎明高中後的第三天，葉非英也從廣州到該校任教，據說開始時還是個非正式的“兼課教員”。這一次見面巴金和葉非英接觸不多，葉給巴金留下的印象是“喜歡同年輕學生交談，對文學似乎並無特殊興趣”；“總是穿著藍色西裝上衣和翻領白襯衫”，“服裝乾淨整齊”。一年多以後巴金再到泉州時，葉非英已是平民中學的“主持人”（據說葉非英注重實際的工作，始終不願意擔任什麼校長之類的職務）。巴金看到的是“他那微駝的背，他那凹進去的兩邊臉頰，他那一頭亂髮，還有他那一身骯髒的灰布學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他患了病，卻不認真治療，只是把全身心撲在學校的工作上。學校辦得有生氣，但這成績是他的健康換來的。這一次離開之後，巴金應葉非英的要求，還捐了兩箱書給平民中學。又過了一年，巴金第三次到泉州，學校又有了發展，但葉非英的健康更差了。巴金在從廈門乘船回上海時，把未用完的旅費托朋友轉交葉非英，希望他一定治病。但不久後巴金得到的消息是葉非英把那筆錢拿去幫助一個貧苦的學生。第二年又聽說他帶了20幾個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正因為這樣，巴金很佩服他對事業的獻身精神，在《黑土》一文中戲稱他為“我們的耶穌”。解放後葉非英加入了民盟，在廣州從事中學教育工作，生活依然很節儉。他終生未婚無子，1957年被錯打成右派後被送到勞教場勞動，六十年代初在服勞役時死在田頭，死時口中還咬著充饑的豬食地瓜藤。1986年，八十多歲的巴金在《懷念非英兄》中充滿深情地寫到：“病中無眠，經常看見那張瘦臉，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無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沒有收入的一生，將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慚愧”。
在泉州結識的教師朋友中，還有一位對巴金的思想與創作產生過交大的影響，他就是生物學家、教育家陳范予。陳范予原名陳昌標，“五四”時期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愛好文學，曾與汪靜之、馮雪峰等人組織“晨光社”，從事詩歌創作。1926年在廈門任《民鐘日報》副刊編輯，後來參加立達學園的工作，曾在上海國立勞動大學勞工學院、江灣立達學園高中部任教。1930年春到黎明高中任校長，後到平民中學任校長。1932年到立達學園任農教科主任。著作有散文《生命之快樂》《戰士頌》等、譯著《科學與人生》《達爾文》《科學方法精華》等。巴金是1930年在黎明中學認識陳範予的，巴金在黎明中學住了一個月，一次發燒，是陳範予照料他，才得以康復。陳范予崇尚科學，他的生活哲學與科學、宇宙是分不開的。巴金和他在一起，白天在顯微鏡下觀察動植物，晚上在露臺上看星空，暢談人生理想。陳範予的知識面很廣，巴金從他那裏懂得了不少生物學知識和怎樣務實地工作。後來二人互相關心、鼓勵、期望、扶助，友誼達12年，直到陳1941年
2月去世。陳範予一生熱愛生活，歌頌美、愛、人生，臨終還在寫《理想社會》的文章。陳範予是患肺病貧困而死的，病中受到很多的折磨，這成為巴金以後創作《寒夜》時塑造汪文宣的素材。1941年
6月14日，巴金在病中作了《憶范兄》，
8月又作《死——紀念范予兄》，對陳範予工作、思想給予了高度讚揚。在《憶范兄》一文中，巴金充滿深情地寫道：“在你這裏我看見了那無窮大的世界，在你這裏我也看見了那無窮小的世界。我知道人並不是宇宙的驕子，我知道生命無處不在，我知道生命綿延不絕。你的生活哲學影響了我的。你的待人的態度也改變了我的。倘使我今天從我的生活中完全抽去了你的影響，則我將成為一個忘恩的人而辜負了亡友的期望了”。
當然，巴金對泉州、新會兩地的教師朋友的讚頌之中包含了他的某種社會理想寄託的感情因素，但也帶有對他們那種崇高人格和敬業精神的崇敬。如果失去這種人格與精神，巴金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崇敬。在那些教師朋友中，曾經有人後來到河南任教，“有一次他從河南帶了他自己教的一班學生，到江浙來參觀，那些師範學校的學生拿了教育廳和縣裏的津貼在蘇州買了大量的香粉，回去打扮他們的妻子”，造成很不好的影響，巴金就在文章中表示了對他的不滿。
原載《教育世界》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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