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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亡》：精神漂泊者的靈魂獨白
《滅亡》是巴金創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說，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在它發表的當年，就已“很引起讀者的注意，也極博得批評家的好感”（記者：《最後一頁》，《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十二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數十年來，它又一直是評論者最為關注的作品之一，榮辱毀譽，眾說紛紜。
最早撰文評論《滅亡》的是當時與巴金同屬無政府主義陣營的毛一波。由於《滅亡》是用“巴金”這一新的筆名發表，許多人對作者的情況並不瞭解。毛一波在指出“作者那種善於駕馭文學的手腕，和暢所欲言的魅力”的同時，也向讀者和批評界透露了巴金的有關情況及自己對作品思想傾向的判斷。他說：
我覺得《滅亡》作者所表示的這種思想，是他崇仰過往革命家精神的結果。也許，他是同樣綜合的接受了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阿爾巴綏夫式的虛無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也許，他從書本上，受到俄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年的革命潮流的影響，又加上他自己在中國從事革命的經驗，所以，他寫出這部《滅亡》來了。總而言之，《滅亡》中的主人公，是較接近於理想化的。也許，它還是一種主義的人格化呢（毛一波：《滅亡》，《真善美》第四卷第五號，1929年
9月）。
毛一波的批評，率先在作者和讀者間架起了橋樑，但同時也向讀者暗示了巴金思想的興奮點。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批評者，毛一波在其文章中表現了這樣的批評思路：作者崇仰的思想——人道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杜大心的思想。的確，《滅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傾向，但毛一波的批評過分地強調了這一點，從而在無形中造成了一種誤導。此後數十年裏，由於社會學批評的盛行，毛一波的這種批評思路也就一再被重複著，人們一直關注的仍然是作家的思想，杜大心的思想，以及作品的思想，《滅亡》被當成了巴金宣傳信仰的佐證。
和批評界的這種評價相對立的，始終是《滅亡》的作者本人。1930年年初，巴金就寫下了《〈滅亡〉作者底自白》初載《開明》第22期，1930年
6月，以圖改變人們對《滅亡》的誤讀。後來，在《寫作生活底回顧》初載《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開明書店1936年
2月版。等文中，他又多次談到這部作品。甚至到五十年代的《談〈滅亡〉》初載《文藝月報》1958年
4月號。裏，他還力圖進行最後的辯解。當然，面對集體的思維定勢，巴金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的，人們對他的反復解釋並沒給以充分的重視。緊接而來的“拔白旗”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使巴金失去了辯解的權利，對於上述那種流行的評價，巴金也逐漸趨於認同。80年代初，巴金曾表示不會讓14卷本的《巴金文集》再版。後來，他認真地為四川人民出版社選編了十卷本的《巴金選集》，他說：“我嚴肅地進行這次的編輯工作，我把它當作我的‘後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巴金選集｛十卷本｝•後記》，《巴金全集》第17卷第46頁）。但是，在這選集裏卻沒有選入《滅亡》這部作品。在一般的情況下，作家對自己的處女作和成名作都是格外珍視的，《滅亡》被漏選不正表明巴金對流行的評價的認同嗎。當然，後來出版的《巴金全集》又收入了《滅亡》，但作者對《滅亡》也曾一度失去信心卻是顯然的。
實際上，如能重視作者的辯解，轉換評論視角對《滅亡》進入更深入的研究，那麼，對於瞭解作家的思想實際，把握其創作個性無疑會有新的啟迪。因為《滅亡》不僅是巴金小說的處女作、成名作，同時也是巴金無意為之的文學作品，它所蘊含的價值，它所透露出的作者的創作心態，取材傾向、表現特點等方面的內容，遠比已被探明的要豐富得多。
一、創作的動機與心態
許多人都認為，巴金的《滅亡》宣傳了他的信仰，顯示了他對於無政府主義的狂熱。但是，巴金在《寫作生活的回顧》中說，他寫《滅亡》並不是為了發表，而“只想自己籌點錢把它印出來給我的兩個哥哥翻閱，還送給一些朋友”（《寫作生活的回顧》，《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五四一頁）。對寫作的動機和寫作時的心態，巴金在《〈滅亡〉序》中還有更詳細的解說。他說：“我有一個哥哥，他愛我，我也愛他，然而為了我底信仰，我不得不與他分離，而去做他所不願意我做的事了”。“我有一個‘先生’，他教我愛，他教我寬恕”，“為了愛我底‘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棄了他所教給我的愛和寬恕，去宣傳憎恨、宣傳復仇”。他又說：
我時時覺得哥哥在責備我，我時時覺得“先生”在責備我。親愛的哥哥和“先生”啊，你們底責備，我這個年輕的孩子實在受不下去了！我不敢再要求你們底愛，你們底寬恕了，雖然我知道你們還會愛我，寬恕我。我現在所希望於你們的，只是你們底瞭解，因為我一生中沒有得到一個瞭解我的人！我底“先生”已經死了，而且他也不懂中文，這本書當然沒有入他底眼簾的機會。不過我底哥哥是看得見這本書的，我為他寫這本書，我願意跪在他底面前，把這本書呈獻給他。如果他讀完以後能夠撫著我底頭說：“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罷，從今以後，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你底哥哥底愛總是跟著你們的!”那麼，在我是滿足，十分滿足了
！（《巴金全集》第四卷第三頁）
這篇《序》1928年
6月寫于法國，時值《滅亡》完稿後不久，可視為作者最為可靠的原初解釋。當時，作者並沒想到《滅亡》會正式出版，會公諸社會，所以這裏所表露的，也當與實際情況最為接近。巴金在這篇《序》中表明，自己創作的動機是尋求哥哥的理解，希望得到已經死去的“先生”凡宰特的寬恕。與此同時，《序》也透露了巴金當時所面臨的兩個苦惱，即來自家庭方面和來自信仰方面的苦惱。
巴金是1923年
5月離開大家庭到上海求學的。促使他和他的三哥出門求學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在成都“外專”讀了兩年半的書，由於沒中學畢業的文憑，將來仍然得不到“外專”文憑，所以想到上海求學，以改變這種狀況。他們此行得到了家人的同意，更得到了他們的大哥的全力支持。而大哥支持的主要原因則是希望他們學成後能“復興家業”（《答譚興國問》，《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五一四頁）。從大家庭出來後，巴金由上海而南京、由南京而北京，開始了他的求學生活，同時也開始了更為熱心的無政府主義活動。1927年
1月，巴金又踏上開往法國的郵輪，開始他的法國之行。據巴金在《我的哥哥李堯林》一文中的回憶，此行也是頗費周折的，主要原因在於需大哥資助路費和短期生活費，而當時成都老家的家境已大不如前。但大哥最終還是支持了巴金，他仍然期望巴金學成之後能“復興家業”。巴金的三哥這時也告誡他“到法國後應當以讀書為重，外事少管”（《我的哥哥李堯林》，《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四八三頁）。總之，大哥對巴金是寄以很大期望的，同時也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但是，巴金的法國之行卻有自己的打算，他實際上走著一條違背大哥意願的道路。巴金後來解釋說：“我的大哥希望我做工程師，我自己打算在巴黎研究經濟學”（《談〈滅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七九頁）。據法國記者雷米說，當時官方記載裏巴金此行的目的也是“攻讀經濟的”（《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四九二頁）。但是，實際的情形並非僅是當工程師和學經濟的不同，而是巴金選擇了一條大哥根本不希望他走的道路。巴金對這一問題的原初解釋，應該是出版於1927年
4月的《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中的說法：“我因感覺到對於主義缺乏深的研究，所以跑到近代無政府主義的發源地——法國來，專門研究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二一頁）。第二年四月，在《答誣我者書》中，巴金又一次談到：“我為了研究無政府主義運動史的緣故來法國”（《答誣我者書》，《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七六頁）。也就是說，巴金以赴法攻讀經濟為正式理由獲得了大哥的支持，而他自己實際上則另有打算。聯繫此前兩三年巴金對於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熱心來看，他的這種實際打算應該是存在的。所以，巴金到了法國後不僅沒“以讀書為重”，而且還以更大的熱情去鑽研、翻譯無政府主義的著作、去參加無政府主義的活動。
然而，緊接而來的是家裏破產的消息，是大哥那充滿著感傷和期望的信。巴金後來回憶說：“他不斷地談到他的痛苦和對我的期望。我們間的友愛越來越深，但是我們的思想的距離越來越遠。我覺得我必須完全脫離家庭，走自己選擇的道路。我終於要跟他分開。我應當把我心裏的話寫給他。然而我又擔心他不能瞭解。我又怕他受不了這個打擊”（《談〈滅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頁）。於是，青年巴金處於兩難選擇之中，對於理想和信仰，他的熱情還在不斷地增長，而他又無法割斷與家庭、與大哥的情感聯繫。從《滅亡》開始，巴金就以一個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批判者的姿態出現於文壇，但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卻一直無法消除對家庭、對大哥的負疚感。在《滅亡》之後的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大哥實際上成了家的代名詞，成了巴金聯結家庭的精神紐帶。而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像巴金那樣數十年來一直寫著關於大哥、關於家的文章的恐怕也並不太多，從這也可看到巴金與大哥、與家的深摯感情。所以，創作《滅亡》時的巴金面對著的是理想的召喚和大哥的期望。從感情上說他得“浪子回頭”，設法復興家業，以報答親人的期望；而從理性上選擇，他又必須斬斷與家庭的紐帶，義無反顧地走上信仰和理想之路。巴金處於兩難選擇的境地，處於心靈的折磨之中。
當然，巴金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決心完成《滅亡》這部作品，以此向大哥表明自己的人生選擇，向自己出生的家庭告別。但是，處於兩難選擇之中是痛苦的，斷然作出抉擇同樣也是痛苦的。這一切，也都將流露在《滅亡》之中了。
巴金這時的另一個苦惱來自于信仰與現實的矛盾。早在成都的時候他就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並且還積極地從事過組織團體、編輯刊物以及撰寫宣傳文章等工作。1923年出川之後，他把自己的精力更為集中地投入到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之中。1924年
5月，為“考察安那其主義者在中國運動的成績”，巴金在無政府主義刊物上登載“啟事”，公開向社會徵集無政府主義書報（《芾甘啟事》，《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六九頁）；1925年，他開始與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通信，並稱之為自己“精神上的母親”（《信仰與活動》，《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四○四頁）；到法國之後，他仍然撰寫、翻譯和介紹大量的無政府主義著作和文章。可以說，巴金把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自認為可為之獻身的事業之中。
然而，巴金為之傾注全部熱情的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卻不能不令他失望，他時時流露出悲觀與困惑。他曾經覺得：“革命的前途，實在是黑暗極了，危險極了！民眾熱忱的希望空虛極了！”（《〈俄羅斯的悲劇〉譯後》，《民鐘》第一卷第十二期，1925年
7月）他還感歎過：“雖然有這許多的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實際無政府主義者內部的現象卻不能令人滿意”（《無政府主義的階級性》，《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二頁）。後來，巴金到法國從事無政府主義理論的研究，但在內心世界中卻又有了“在中國革命的時刻像一個逃兵一樣地跑出來”的痛苦（《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二一頁）。另外，到法國之後，巴金還積極地參加了全球性營救無政府主義者薩珂和凡宰特的鬥爭，但在強大而殘忍的國家機器面前，善良者的抗議聲雖然遍及全球，這兩位牽動巴金心靈（巴金與監獄中的凡宰特有過聯繫）的工人領袖，最終還是被送上了電椅。這件事連同稍後發生的杜魯底等人的絕食事件是那樣地震撼著巴金，使他感到“整個的西方世界幾乎都沉淪在反動的深淵裏了，到處充滿著壓迫、苦惱、流血，我們就看不見一線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們的年輕的心被寂寞，被離別的情緒所苦惱著”（《亞麗安娜•渥柏爾格》，《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頁）。
總之，巴金憑著一腔的熱情選擇了無政府主義的信仰，以為找到了可為之奮鬥終身的事業，但是自己的信仰在黑暗的社會現實面前是那樣的蒼白無力，那樣的難以把握，有了信仰後的巴金仍然處於困惑和苦惱之中。
另外，巴金後來在為《滅亡》，為杜大心辯解時曾多次談到杜大心的肺病。巴金說：
他之所以憎恨人類，一是由於他的環境，二是因為他的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發展的肺病。……人是一個複雜的，有機的東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一個憎惡人類、憎惡自己的人，結果不是殺人被殺，就是自殺，並沒第三條路可走。何況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復仇還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開始覺得這長久不息的苦鬥應該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滅亡〉作者底自白》，《巴金全集》第
十二卷第二三九頁）。
二十幾年之後，巴金又這樣解釋道：
杜大心並非一般人所說的“浪漫的革命家”，他只是一個患著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因為孤獨，因為絕望，他的肺病就不斷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動，更容易憤怒，更不能夠冷靜地考慮問題（《談〈滅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九頁）。
如果考慮巴金的全部小說就不難發現，除杜大心外，作者在他的作品中還寫過一系列的肺病患者：如陳真、熊智君（《愛情的三部曲》）、劍雲、梅、蕙、枚（《激流三部曲》）、汪文宣（《寒夜》），等等，而且，在描寫這一系列患者時，巴金顯示了對於肺結核症狀的極度熟悉。在《寒夜》中，巴金不僅對肺結核病不同時期不同症狀的把握十分準確，而且，他對後期病人汪文宣那空洞的乾咳、嘶啞的呼號，以及無聲的慘死的描繪更是令人觸目驚心。總之，巴金對肺病症狀的諳熟程度令人歎為觀止，同時也令人深思。
其實，這一切與巴金的經歷、與他自身的健康狀況不無關係。在童年的經驗中，巴金的二姐死于肺病。她死時巴金已經十一歲，這種少年時代留下的死亡恐懼是很難於消除的。十年之後，也就是1925年
8月，巴金赴京報考北京大學，體檢時醫生說他的肺不好，巴金後來回憶說：“這對我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我並未接到不讓參加考試的通知，但是我不想進考場了”（《我的哥哥李堯林》，《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四八一頁）。從因肺病而放棄入學考試這件事不難看出，恐懼是怎樣地折磨著巴金的心靈的。於是，他急速南下，在南京由二哥陪同去找同鄉的醫生檢查身體，接著又到上海養病。赴京報考之前，巴金在發表《俄羅斯的悲劇》的譯後記中就已提到，由於患病和時間關係，只能節譯。這時的病恐怕就與後面談到的肺病有關。巴金到法國之後不久，又於1927年
7月因病離開巴黎，遵從醫生的建議到馬倫河畔的小鎮沙多——吉裏休養。《滅亡》也正是在這期間完成的。
現在看來，肺結核並非不治之症，但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在落後的舊中國，結核的病菌卻時刻向人們顯示著它的兇殘，這在魯迅的《藥》及其它作家的筆下都有過真實的描寫。所以，創作《滅亡》之前的巴金，甚至一度“也頗有意皈依佛教”，因為他受到了“生與死的苦悶壓迫”（《兩封信》，《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五十二頁）。後來巴金還談到：“我寫杜大心患肺病，也許因為我自己曾經害過肺病，而且當時我的身體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動，容易憤怒”（《談〈滅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九○頁）。
由此可見，創作《滅亡》之時的巴金身心都處於痛苦之中，對於家庭的負疚、對於信仰的迷惘、以及對於死亡的恐懼像三片陰影籠罩著青年巴金的心靈。因此，創作成了巴金向大哥表露心跡的手段，《滅亡》成了作者靈魂的獨白。此後，家庭、信仰與死亡的困惑也一直是巴金難以消除的心理積澱，關於家庭與社會、理想與實現、生與死的思考，也由此而成了巴金小說中訴說不盡的話題。
二、心靈的表白與苦悶的流露
如果排除批評者的思想偏見，或者對作者當時的思想信仰不甚了了，那麼，《滅亡》給人的印象似乎與當時流行的普羅小說並無兩樣。都以年輕的革命黨人的活動為主要內容，表現愛情與革命的矛盾、感情與理智的矛盾，字裏行間充滿著對社會現實的激烈批判，同時又都充滿著革命的羅曼諦克情調。甚至杜大心最後因憤激的行刺而滅亡的結局，也和蔣光慈筆下的菊芬(《菊芬》)、王阿貴(《最後的微笑》)等人的結局相似。所以，如果僅僅因為巴金的思想信仰而斷定《滅亡》宣傳了無政府主義則似乎過於武斷，過於主觀化和簡單化。既然作者的創作動機並不在於發表而在於向大哥表白，那麼宣傳之意從何而來？值得注意的倒是這部小說表現了作者怎樣的人生選擇，流露了他怎麼樣的思想矛盾。
《滅亡》所講述的故事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即杜大心過去所經歷的故事，杜大心與李冷、李靜淑兄妹的故事，以及杜大心與張為群的故事。其中，杜大心過去所經歷的故事的主要情節是他與表妹的愛情悲劇，同時也包括了小時候為大花雞被殺而傷心、荒年裏人吃人的記憶等內容。這一切大多以作者過去的經歷或見聞為素材，所以具有較強的寫實性。杜大心與李家兄妹的故事包括了偶然的相遇，杜大心與李靜淑的戀愛，以及他們之間關於“憎”與“愛”的激烈爭辯。杜大心與張為群的故事則包括工會中的鬥爭，張為群犧牲，以及杜大心的行刺與滅亡。
從時態上看，小說後兩部分故事發生的時間是一致的，但情節卻是平行發展的，杜李故事的中心情節是愛情，杜張故事的中心情節則是革命。但除了杜大心作為紐帶之外，兩個故事的內容幾乎處於隔離狀態，它們分別以各自的人物情節同時展開。結合巴金的生活經歷來看，這同時發生的故事在作家的人生經驗中並不是同時發生的。杜大心與張為群的革命，實際上只是作者想像中的、將來的故事。所以，這一部分在描述時就帶有理想主義的浪漫色彩。而杜大心與李家兄妹的故事，特別是他們之間關於“愛”與“憎”的爭辯，則恰恰是作者這時候思想中正在發生的。
因此，巴金在《滅亡》中講述的應該是過去的故事、現在的故事和將來的故事。過去的故事充滿著血淚，充滿著不平，它是寫實的、批判的。將來的故事充滿著熱情，寄託著希望，帶有理想化、浪漫化的特點。而現實的故事則是矛盾的、痛苦的、憂鬱的，是作者苦悶的流露，心靈的表白。從巴金的創作歷程看，《滅亡》所體現的這種取材傾向和表述特點，在《滅亡》之後很長一段時期的創作中還是保存著，只不過有時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如《激流三部曲》、《春天裏的秋天》、《憩園》等作品都屬於“過去的故事”，《愛情的三部曲》、《海的夢》、《砂丁》、《萌芽》等小說大致屬於“將來的故事”，而《火》、《第四病室》、《寒夜》則完全屬於“現在的故事”。
《滅亡》中，巴金通過過去的故事和將來的故事，向大哥表明了自己與過去、與舊家庭告別的決心，表明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生追求。這樣的思想傾向、採用這樣的表達方式，對於巴金來說是鮮明的、自覺的。而敘述現在故事時關於“愛”與“憎”的困惑，表現將來故事時對於革命的茫然，以及整篇小說所覆蓋著的憤激與苦悶的情緒，這一切的流露對於巴金的創作來說則是無意識的、自然的。
從表面上看，巴金在表現“愛”與“憎”、“生”與“死”的矛盾時是處於自覺狀態，他的思想傾向似乎也與杜大心相一致。面對李靜淑那情理並茂的“愛”的勸說，杜大心曾分辯說：“我底病並不是在不知道愛，不曾愛，不曾嘗過愛，不，決不。我也曾知道愛，也曾愛過。”是的，是記憶中的一切，無情地破滅了杜大心的“愛”的夢想：大花雞慘死刀下，他知道了人的愛是不能及於動物的，但他“還想著人一定能夠愛人的”。然而荒年又來了，“有錢人把米堆在自己家中的穀倉裏。窮人們吃草、吃樹皮、吃泥土，到後來真正吃起人來了。”他愛過母親，但“母親因為沒有了人間的愛死去了”；他愛過表妹，但“表妹被人強迫做奴隸去了”。是現實中的一切，使杜大心產生了“憎”的憤激：戒嚴司令的秘書的車子壓死了人，但圍觀的卻“儘是一些帶笑的、蠢然的臉”，“有的用手指著，有的用口嚷著，各人自由地大聲說話。有的怪死者自己不小心，有的說車夫太不把人當人，有的說這是命該，有的歎死者可憐，也有的在罵那殺人的機器。然而並沒有人罵那秘書長”。一個窮人家的小孩因為餓的緣故偷了一段蘿蔔，招來的卻是賣菜的大腳婦人的毒打，而圍觀的那些人，“大家底臉上現出了滿意的微笑，好像在看一場滑稽戲似的”。杜大心在這些人生記憶、人生畫面中看到了同類的仇視與冷漠，這怎能讓他再相信愛的福音，怎能不使他產生憎的憤激?因此，他憤怒地宣稱：
至少在這人掠奪人、人壓迫人、人吃人、人騎人、人打人、人殺人的時候，我是不能愛誰的，我也不能叫人彼此相愛的。
在生與死，反抗與滅亡的問題上，作者的傾向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杜大心患有肺病，顯得格外的敏感和易怒。而敏感與憤怒帶來的又是病情的加劇。“他知道他自己在向著死亡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因此，“他正要拿這樣的工作來戕害他底身體，消磨他底熱情，消耗他底精力，把他弄成麻木不仁，那時候他便可以不再感到那種難堪的銳敏的痛苦了。”而且，杜大心十分清楚：“凡是曾經把自己底幸福建築在別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對於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滅亡一定會降臨到他底一身”。所以，當自己陷入情網時，杜大心馬上告誡自己：“他自己底命運是決定的了：監禁和死亡。他決定要做一個為同胞復仇的人，如果他不能夠達到目的，那麼，他當以自己底壯烈的犧牲去感動後一代，要他們來繼續他底工作。所以對於他，命運愈悲慘愈好。”在張為群犧牲之後，他馬上選擇了滅亡，在復仇中結束了自己長久不息的戰鬥。
但是，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作者既歌頌了杜大心崇高的獻身精神，同時又客觀地、冷峻地展現了他那毫不為民眾所理解的結局；既塑造了一個懷著“憎”的憤激，為理想而獻身的革命黨人的形象，同時又描寫了一個充滿著“愛”的情懷的天使般的白衣女郎李靜淑。
在作品中，與杜大心相對照的是充滿“愛”的理想的李靜淑。她在作品中一出現就帶上了聖潔的光輝。她年輕、美麗，酷愛音樂，喜歡文學而又善解人意。她具有才女般的聰敏與機智，又具有多情少女的溫柔。而且，作者還賦予她“愛”的博大胸懷。在她面前，杜大心艱難地進行著“憎”的抗辯，艱難地拒絕她那“愛”的誘惑。當杜大心決心行刺戒嚴司令而與她訣別時，她從杜大心的眼裏猜到了他內心的鬥爭，李靜淑慢慢地收住自己的眼淚，向杜大心作了最後的進攻。那長達七百餘言的勸說，構成了整部小說中最為優美的抒情樂章。這樂章，是一個多情少女為挽救戀人生命的呼喊，同時又是神聖而又動人的“愛”的詩篇。
另外，當杜大心決定以行刺為張為群復仇時，作者用崇敬的筆調描寫了杜大心那消瘦的面容在月光底下看起來是不可思議的美麗，世俗的愛和憎也已經完全退遠了。“他似乎全然沐浴著崇高的理想底光明。在純潔的月光之下他仿佛成了一個光輝的聖像。”但是在作品最後，巴金又用不無諷刺的冷峻筆調敘述了行刺後的可悲結局：戒嚴司令並沒有被打死，杜大心的子彈使他得到了
二十萬的現款，他的幾個姨太太也添了不少的首飾，“然而杜大心底頭逐漸化成臭水，從電杆上的竹籠中滴下來，使得行人掩鼻了。”
所以，儘管巴金最後給《滅亡》安排了一個光明的尾聲：“憎”的象徵杜大心滅亡了，“愛”的天使李靜淑覺醒了。在杜大心精神的感召下，李靜淑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幾年後，她參與領導全市紡織工人的大罷工，並且取得了勝利。但是，整部小說所暴露出的矛盾已經反映了巴金的困惑，光明的尾聲也無法掩蓋其內心的矛盾。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應該高頌人類愛的福音，但面對黑暗的現實，他又不能不張揚復仇與反抗；作為一個有著崇高信仰的青年，他覺得自己該具有崇高的獻心精神，但作為一個肺病患者，在潛意識裏他又有著比一般人更強的求生欲望；他也渴望愛情，渴望家的溫暖，但他不能不抑制自己的情懷而去選擇一條反叛家庭的道路；他嚮往革命，確信光明的未來必定實現，但在嚴酷而複雜的現實面前，他又還未找到通往理想天國的大道。這一切就是青年巴金的苦悶。在《滅亡》中，巴金毫無隱瞞地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矛盾。
三、廣采博取中的文學嘗試
由於《滅亡》並非刻意創作的小說，由於作者急於向大哥表白而匆忙成篇，這部作品在藝術上也就不可能是上乘之作。但作為巴金的處女作，仔細研究其表現特點同樣具有特殊的意義。
巴金晚年時自認為是中國現代作家中最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一個。實際上，在以前的許多文章中，他也喜歡談自己創作與外國文學的關係。關於《滅亡》所受的外來影響，巴金有過很詳細的介紹，他說：
我寫《滅亡》之前讀過一些歐美“無政府主義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傳或傳記，例如克魯泡特金的《自傳》；我也讀過更多的關於俄國十二月黨人和十九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或別的革命者的書，例如《牛虻》作者麗蓮•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羅斯》和小說《安德例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爾的《回憶錄》。我還讀過赫爾岑的《往事與回憶》。讀了這許多人的充滿熱情的文字，我開始懂得怎樣表達自己的感情。在《滅亡》裏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響是突出的，雖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並不是一類的人。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高出我的《滅亡》若干倍。我記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裏也有“告別”的一章，描寫科茹霍夫在刺殺沙皇之前向他的愛人（不是妻子）告別的情景（《談〈滅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九一頁）。
許多作家在學習寫作，在接受外來文學影響時，一般都有一個從簡單模仿到高層次接受的發展過程。創作《滅亡》時的巴金對外國文學的接受也還處於一般性的模仿階段。正如他所說的，《滅亡》中有杜大心與李靜淑告別的情節，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裏也有“告別”的一章。而那幾句關於“滅亡”的詩，也是自己“根據俄國詩人雷列葉夫的幾句詩改譯成的”（《談〈滅亡〉》，《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九四頁）。杜大心在詩裏寫道：
對於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 滅亡一定會降臨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這樣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運卻是早已註定！
告訴我：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沒有犧牲，而自由居然會得勝在戰場？
杜大心的詩的確與雷列葉夫筆下的納裏瓦依科的自白極為相似：
如果有誰首先站了起來， 去反抗壓迫人民的人們，
我知道毀滅將等待著他；命運已經註定我應該滅亡，
但是告訴我，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曾經不需要犧牲就贖回了自由。（雷列葉夫：《納裏瓦依科的自白》，參見布羅茨基主編，蔣路、孫瑋譯《俄國文學史》上卷第
二二五頁，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九月。
其實，如果深入探討，《滅亡》所受的外國作家作品的影響遠比這些還要多。汪應果在其專著《巴金論》中，就以將近四頁的篇幅令人信服地論述了巴金在創作《滅亡》時對阿爾志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的模仿（汪應果：《巴金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然而，在格外注意巴金與外國文學關係的同時，學術界卻忽視了巴金的創作對本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以及巴金與同時代作家之間的相互影響等問題。或許，一個作家的創作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是無意識的，但是這種繼承一般都是存在的。巴金雖然讀過大量的外國書，但從根本上說，他並不是一個完全西方化的知識份子。考察巴金的全部創作將會發現，中國傳統中重親情、重友情等觀念在巴金的思想中不僅沒有消失，而且還是根深蒂固的；在家庭婚姻、倫理道德等方面，西方一些現代觀念最終也無法取而代之。當然，傳統對於一個人的影響就好像孩子從父母處接受的遺傳一樣，有時候簡直難以確認其從父母處接受了什麼。正因為如此，找尋現代作家創作的傳統影響也才別有意義。
在由話本演變而來的中國傳統小說中，作者或敘述者大多採用全知全覺的敘述觀點。有時，為了照顧講話的現場氣氛，或為了達到勸惡從善等效果，敘述者就跳出故事之外發表與故事內容有關，同時又帶有哲理或說教意味的非敘事話語。這種非敘事話語到了以閱讀為主要目的的文人小說中，就變成了“看官知道……”之類的模式。巴金小時候讀過《施公案》、《彭公案》、《說岳全傳》之類的小說，傳統小說中這種敘事筆法在他的《滅亡》中也就落下了痕跡。如第三章裏，當表妹表示不忍違抗母親的意願時，杜大心不僅不說一句安慰的話，一句哀憐的話，而且還不停地用語言去刺傷這無辜而軟弱的少女，於是作者寫道：
實在他底悲哀太大了。本來一個男人如果真正愛一個女人，他可以為愛而犧牲自己底一切，只要這個女人是屬於他的時候，然而如果他明白她不再是屬於他的了，那麼，他底對於她底愛，就會驅使他向她作種種殘酷的報復。杜大心這時候就處在這樣的境地。
在這裏，作者忽然從敘述的故事中跳出來，對筆下人物的舉動、對故事本身進行一番分析，並發表自己的議論，很有點類似於“看官知道……”之類的敘事模式。在第十一章也有類似的話語：
在李冷看來，他底妹妹似乎在微笑了。然而這微笑是不尋常的，這是靈魂的微笑。這少女底全身似乎都在光明中間。李冷有點詫異，他從沒有見過他底妹妹是如此美麗的。這時候他自然還不能瞭解為什麼會是這樣，但在後來他卻懂得了。每個革命者在懷著崇高的理想立誓獻身於人民的一瞬間都是如此的。
作者敘述了“這時候”的故事，又跳出當時的境地，談到了“但在後來”的情形，最後又拉開更大的距離，就這件事發表更有概括意味的議論。在《滅亡》中，這種帶有傳統敘事痕跡的地方還很多，如：
愛情這東西是生長得最快的，只要它發芽後不曾受到阻礙，那麼它在很短的時期內，就會很快地發育到成熟的時候。（第八章）
愛情固然能使人變傻，但它也能使人變純潔。（第八章）本來中國人有一種特別長處，就是顧面子；工會辦事員因為……（第十二章）
本來抑制久了的愛情，要是一旦到了爆發的時候，便成了不可克制的激情了。（第十四章）
本來女人底愛雖然常常是專制的，盲目的，誇張的，但其中也含得有很多母性的成份。
（第二十章）
有趣的是，這些類似於“看官知道……”，帶有為讀者指點迷津的非敘事話語還多與愛情有關，而巴金當時似乎還是一個沒有愛情經歷的青年。從這裏更可看出，巴金在這些地方並非真的有感而發，而只是對傳統小說或傳統的才子佳人小說的敘事技巧的模仿。
前面談到，《滅亡》帶有二十年代中後期流行的普羅小說的一些特點。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中、對巴金創作影響更大的是魯迅。巴金後來曾談到自己接觸魯迅作品的一些情形。在談到自己二十年代到北京報考大學時巴金說：“在北京我只有兩三個偶爾來閒談的朋友，半個月中間始終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讀過了它，我在成都就讀過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過的《狂人日記》和別的幾篇小說。……以後的幾年中間，我一直沒有離開過《呐喊》，我帶著它走過好些地方，後來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詩集《野草》，更熱愛地熟讀著它們。我至今還能夠背出《傷逝》中的幾段文字。我有意識和無意識地學到了一點駕馭文學的方法。”“沒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許不會寫出小說”（《憶魯迅先生》，《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六頁）。在《滅亡》中可以明顯看到魯迅小說，特別是《阿Ｑ正傳》、《風波》等描寫辛亥革命時期生活的作品的影響。如第十五章關於“赤黨”與“長毛”的議論，第十七章關於殺頭示眾與夜間槍決的議論，不僅採用了魯迅小說那種幽默反諷的筆調，而且大量運用了諸如“那時的革命党好像穿白的”，“長毛本是用紅緞子裹頭”，“凡事總是古已有之”，“大概因為世風日下的緣故”，“從不肯讓小民來觀光觀光的”，以及“也在歎人心之不古”等等魯迅式的話語。在《滅亡》和魯迅小說裏也不難找到一些較為接近的描寫片斷，如《滅亡》中有這樣的片斷：
至於人群底感覺，當然和杜大心底不同。而且各人有各人底想法。不過他們都覺得有點掃興，本來在他們底想像中，所謂“赤黨”，至少也是一個面目猙獰可怕的壯夫，卻料不到這只是一個快進棺材去的垂死的病人。
這一片斷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阿Ｑ正傳》中的一段描寫：
至於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的，……而城裏的輿論卻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槍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啊，游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滅亡》中還有這樣的描寫：
一代不如一代，這話真有道理！一個有經驗的老年店主惋惜地說：從前的劊子手，哪里像這樣！……
這更容易使人想起《風波》中的語言：
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夠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麼？……
一個作家創作初期對於前輩作家的模仿本是常見現象，也無可厚非，這裏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這些，就在於說明巴金的創作不僅受外來文學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本民族文學傳統的影響。從《滅亡》開始，巴金的創作就表現出博采中外、雜取各家的接受傾向，隨著創作上的成熟，就必然形成一種難以模仿的獨特風格。
還應特別注意到的是，《滅亡》雖然帶有明顯的模仿痕跡，但也已透露出作者寫作上一些獨自的特點。如第十二章、第十五章，以及其他章節的一些片斷，都顯示了巴金善於通過對夢境、幻覺、日記等描繪，揭示人物不同層面的心理活動的特點。
在第七章中，對生日慶祝會上李靜淑唱歌時的那段描寫，更是充分地體現了巴金出色的描寫才能。在這段精彩的描寫中，作者充分地運用了比喻、通感等修辭手段細膩地描摹了李靜淑那聖潔的形象、整個身心投入歌曲境界的神情，以及那優美動人的歌聲。在這前後，還通過對其他人神情的描寫映現李靜淑的形象。一開始，大家“凝神地望著她，眼光裏含得有讚歎和驚異的表情”。後來，“李冷微笑地閉著眼，一面聽著，一面點頭，表示他底滿足。袁潤身顯然是著了迷，林秋嶽不轉睛地望著她。陳冰伯滿意地撫摩他底短短的八字鬍，……”。不同視點的觀照，更為真切地寫出了李靜淑動人的神采與丰姿。如果說第二十章中李靜淑對杜大心那情理並茂的長篇勸說是《滅亡》中最為動人的抒情詩，那麼，這一段的描寫則是最為成功的肖像畫。而那常常被人指責為自然主義描寫的第17章，實際上也恰好反映了作者在細節描寫和場景描寫上的才華。它生動逼真，有條不紊，充分體現了作者豐富的想像力和形象的描寫才能。
另外，巴金行文上那種描繪時細膩、抒情時優美、論辯時酣暢的特點，在《滅亡》這部小說中也已露出端倪。
選自《巴金創作綜論》第二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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