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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巴金學術研討會散記
就學術研究而言，維繫研究者與研究物件的，本是一種客觀、不帶個人情感因素的單純關係；而就這二十幾年間的情況而言，雖然巴金及其家人刻意與“巴金學術研討”保持相當的距離，不少研究者在論及巴金及其創作時也自覺地保持客觀的態度，但大部分的巴金研究者與巴金仍然不僅僅是一種純學術的關係。因為在參與巴金研究的人員中，既有巴金的讀者、學生和後輩，也有巴金的崇拜者，巴金以他的作品征服了讀者，同時也以他的道德人格影響了許多研究者。所以這二十年間的巴金研究領域，研究者與研究物件之間除了通常的學術關係之外，無疑還隱含著情感的聯繫和精神的聯結。或許可以說，正是巴金精神的感召，一個雖無統一組織但卻相對穩定的巴金研究群體才得以形成，三兩年召開一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才得以長期堅持，而文革之後的巴金研究也才得以不斷的深入。
一
文革之前的巴金研究以1949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研究以零散的巴金具體作品批評為主，並未形成規模。後一階段雖然有過全國性的“討論”，但很大程度上為政治所左右，帶有非常明顯的社會政治目的，所以對許多實質性問題的探討也未深入和展開。文革之後伴隨著巴金複出和現代文學研究熱潮的興起，報刊雜誌上陸續出現了巴金研究的論文。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雖然一些研究者間已有了聯繫，全國性的巴金研究群體卻未形成，許多研究者都還只是單兵作戰。所以，首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前的四川“四老”研討會才顯得非常必要和及時。
最遲到1983年年底，國內的許多研究者都已得到1984年將在四川成都召開巴金、沙汀、艾蕪、陽翰笙創作學術討論會（後被簡稱為“四老”討論會）的消息。四老中巴金、沙汀和艾蕪都是1904年出生的，陽翰笙（1902年生）則年過八旬，為這四位川籍現代作家召開學術討論會當然意義非同一般。文革結束，在經歷了密集的為大量現代作家、藝術家平凡昭雪、骨灰安放儀式或追悼會的時期之後，80年代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氣象正以不同作家的研究為重點全面深入地展開。1979年10月，全國郭沫若學術討論會在樂山舉行，11月，魯迅研究協會成立。1980年
3月，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撰稿座談會在京舉行，10月，柔石研究學術討論會在寧波舉行。1982年蕭紅學術討論會、老舍學術討論會、艾青詩歌研究學術報告會分別在呼蘭、濟南、杭州等地舉行。1983年，全國茅盾研究學術討論會、瞿秋白研究學術討論會、聞一多研究學術討論會分別在北京、南京、黃石舉行。一九八四年六月，全國首次丁玲創作學術討論會在廈門召開，同樣是1904年出生的丁玲本人還出席了開幕式與閉幕式……。但是，從1983年轉眼到了1984年，人們一直沒等到召開“四老”會日期的具體消息，一直到1985年
4月中旬，代表們才等來了
5月22日至28日在成都舉行“四老”會的正式通知。
05月22日“四老”會如期在成都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一百余人，收到論文八十多篇。四川省委副書記聶榮貴以及任白戈、張秀熟、艾蕪等出席了開幕式，任白戈就四位作家的創作道路、創作成就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作了專題發言，聶榮貴、張秀熟、艾蕪等也講了話。在開幕式後的大會發言中，匆匆從北京趕到的陳丹晨系統地介紹了海外巴金研究的動態，先期到達的李存光則重對1977年以來國內巴金研究狀況進行了回顧與展望。
大會後按研究物件分組交流討論。巴金研究一組不僅人數多、論文也最多（三十多篇），且交流討論得特別熱烈。大家比較集中關注的論題是巴金早期的思想、巴金創作的藝術特色，以及《家》、《寒夜》等主要小說。劉思久的長篇論文《談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依據較為充分的資料，提出鮮明、尖銳的觀點，特別引人注目。巴金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在這次會議上也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單就《激流三部曲》與《紅樓夢》進行比較的論文就有三篇。參加巴金研究的小組討論的，還有來自日本方面的學者，據說因為不是國際性會議，他們只是以旅遊者的身份來成都列席會議，參加討論。這次會議論文的一部分，後被編為《巴金研究論集》出版。
在這次會議之前短短的幾年內，現代文學研究界已經先後成立了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作家的研究會，所以，巴金研究一組中也有不少代表提議成立全國性的巴金研究會。但後來大家取得共識，認為學術研究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全國性的研究會，而在於有沒有不斷拓展、深入的實際成果；所以不必急於成立什麼研究會，而應加強學術交流與聯繫，爭取兩三年開一次學術研討會，以推進研究工作的深入展開。因此，除了大會的代表通訊錄之外，巴金研究一組的代表們又特意另外簽名一份“巴金研究工作者通訊錄”，並且初步商定，爭取兩三年後在巴金的祖籍地嘉興召開首屆研討會。
巴金研究一組的代表們還有一個共同的心願是參觀巴金的故居。雖然據張耀棠發表於《當代文壇》第四期上的文章《巴金故居考實》，大家都知道故居已不存在，但按張耀棠繪製的《巴金故居復原略圖》尋找，那株僅存的桂樹還是成為不少代表攝影留念的背景。大家也格外期待巴老能回四川，期待能在閉幕式上見到這位仰慕已久的作家。山東曲阜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牟書芳老師是連續坐了幾天火車趕來的。在小組會上她說，上火車前的那個晚上一直在床上翻來翻去，老伴說明天要出遠門，怎麼還不快點睡？她說，一直在想就要到巴老故鄉開會，巴老一定也會回成都，很快就可以見到巴老了。所以那一夜她根本就沒睡著。牟老師說著說著，眼裏還飽含著激動的淚花。許多代表的心情都和牟書芳老師一樣，所以雖然從各方面的資訊看，巴金一定不會回成都了，會議期間《成都晚報》也已發表了專訪巴金的文章《我很想回成都》，但代表們總還是期待奇跡的出現。因為26日下午，沙汀不顧體弱多病，從北京專程飛回成都，並且將於28日上午出席了的閉幕式。
但這一次巴金還是沒回成都，研究者們最終還是沒見到巴金。巴金最後是在1986年回成都的，而這次會上醞釀召開的“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最終也不是在嘉興召開。
二
1989年11月，經多方努力，“首屆巴金學術研討會”終於在上海舉行。會議的預備通知，代表們在春夏之交前就收到了。在經歷那場政治風波之後，大家心中都在擔心會議能否順利舉行？最後總算在
11月之前等到了會議的正式通知。
11月21日上午，開幕式如期在上海青浦賓館會議廳舉行，與會代表五十余人。開幕式由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賈植芳主持，錢谷融先生、徐中玉先生以及滬上許多著名作家都來了，剛參加完在蘇州舉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五屆理事會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王瑤也抱病出席。當主席請王瑤先生講話時，王先生只抱歉地說身體不好，等閉幕式時再好好談談。又一會兒，王先生實在支持不住，就由吳福輝等陪同去了醫院。王瑤先生50年代的拓荒之作《中國新文學史稿》以及長篇論文《論巴金的小說》都是大家所熟讀的，所以代表們都希望能聽聽他對巴金研究的意見。但沒想到短暫參加的這個開幕式竟成為王先生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絕唱，12月13日他病逝于上海華東醫院。文革之後的十幾年間，王瑤先生雖然沒專門發表過關於巴金研究的文章，但他對這一領域的工作始終是關心和支持的。1984年10月15日，他就“四老”會致信張挺說：“至於研究會，可暫緩成立，因現在已無法弄到經費，除非‘作協’出錢，且巴金也反對……至於我個人，則以為首先應重視論文品質，以期於研究工作確實有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四期）。後來“四老”會的論文結集出版，他與賈植芳先生共同出任主編。而據王先生夫人記敘，11月27日，孫玉石、吳福輝等將拜望巴金，已多天不能言談的他還用筆告訴他們：“表示我專誠來滬祝嘏。最近十年，巴金學術研究收穫頗大，其作者多為我的學生一輩，如陳丹晨、張慧珠等，觀點雖深淺有別，但都是學術工作，不是大批判，這是迄今我引以為慰的”（杜琇：《王瑤年譜》，《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三期）。可以說，王瑤先生的逝世是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不幸，同時也是巴金研究的重要損失。
出席研討會的除已相互比較熟悉的國內研究者外，還有樋口進、山口守、阪井洋史等五位日本學者及加拿大籍華人、第一本華文巴金研究著作《作家巴金》作者余思牧。此前成立的福建泉州黎明大學巴金研究所的方航仙、蔣剛等也帶著剛創刊不久的幾期《巴金文學研究資料》（後更名《巴金研究》）出席了會議。
這次議的中心議題是“巴金研究的回顧和展望”，但在會上交流的40餘篇論文及與會者的發言則主要涉及了“巴金的思想與創作道路”、“巴金小說的美學價值和藝術成就”、“《隨想錄》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巴金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等幾個方面的論題。陳思和對巴金研究進行了系統的回顧與展望，與會者們又熱烈地探討了深入展開巴金研究的新思路。進一步開拓研究視界，引進多學科成果以及採用多樣的研究方法成為與會者的共識。對如何評價巴金與無政府主問題，代表們仍有較大的分歧；《隨想錄》受到了普遍的關注，但對其藝術性的認識也仍有不同的看法；劉慧英以女權主義批評方法解讀《寒夜》，日本的島田恭子從個人接受的角度談論《寒夜》也都引來了不同意見的討論。代表們各抒己見但又心平氣和，熱烈而融洽的氣氛甚至使大家忘記了休息的時間。二十二日上午的討論進行到接近下午一時，以至於電梯裏的服務員小姐不解地問開的是什麼會，並且驚奇地感歎：現在還有人這樣開會的！
這一年的11月25日是巴老八十五歲壽辰，從未見過巴老的研究者更是渴望這次有機會拜訪他。但巴老年初不慎摔倒，住院治療了八個月後回家，身體比較虛弱，所以會議本沒安排這一活動。後不少學者再三向會務主辦方表達自己的心情，有關人士只好把這一情況向巴老轉達。據說他聽後非常理解，一口答應說：“他們要來，就讓他們來吧”。
11月24日上午，代表們懷著喜悅和激動的心情到武康路寓所拜見巴老。從福建來的潘人和老師雖已年近花甲，還特意換上一身筆挺的西服，紮上鮮紅的領帶，仿佛過節似的。當代表們走進一間小會客室時，滿頭銀髮，身穿深灰色中山裝，腳登咖啡色輕便鞋的巴老已拄著手杖從樓上緩步走下來。他在一把籐椅裏坐下後，大家紛紛上前握手問候。來自巴老故鄉的譚興國對巴老說；“大家特地來探望您，向您祝壽。這次研討會開得很不錯，今後還要進一步將研究工作深人開展下去”。巴老用帶著濃重四川鄉音的普通話謙遜地答道：“我不值得研究，我做得很少”。好幾位研究者異口同聲地說：“巴老，您已經做得夠多了”。巴老又說：“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現在文學創作隊伍的新人不少，還是很有希望的”。會見即將結束時，巴老起身相送，邁了幾步後，又由小林和其他幾位學者扶著，緩慢地走到堂屋前，坐在一張剛搬過來的椅子裏，讓大家合影留念。
11月25日上午會議舉行閉幕式，同時由餘思牧等人代表參加研討會的中外學者，再次前往武康路寓所，向巴老獻上致敬信、花籃、生日蛋糕，以及由青浦畫院畫家所作、有全體與會學者簽名的巴老畫像。下午，與會學者集體乘車前往上海美術館，參觀“巴金文學創作六十年展覽”。
三
1991年
9月12日至16日，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以及日本、韓國、法國的專家學者再次聚集四川成都，就巴金與中西文化這一中心議題舉行第二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的規模較大，出席的正式代表就有一百餘人。會議收到論文七十餘篇，專著三部。巴金與外來文化、傳統文化的關係受到了較多研究者的重視，而巴金的藝術良知、精神特徵、人格力量等創作主體精神方面的論題也廣泛引起研究者的關注。稍後，這些論文以《巴金與中西文化》為題結集出版。
12日的開幕式上宣讀了巴金致大會的信，他說：“我有病，不能出席討論會，非常抱歉”；“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祖國和同胞我有無限的愛，我用作品來表達我的感情”。針對當時一些無端的揣測和“真話並不一定是真理”之類的攻擊，巴老在信中回應說：“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我講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發現錯誤，可以改正，我不堅持錯誤，騙人騙己”。接著又播放籌備組譚興國等就這次研討會事宜訪問巴老時的對話錄音。巴老用帶了濃重的四川口音，輕微、短促、斷斷續續，但細聽又很清晰的聲音談到：“我寫字有困難，行動也不便，身體也不好，精力也不夠，以後寫東西恐伯不行了。但最主要的是，我不能白活，我要用行動來證明，我所說的，所寫的，我這一生到底幹了些什麼，到底是真是假，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最佩服列夫•托爾斯泰，他最後的追求。他到八十歲的時候從家裏出走，得病死在火車站。我以前不大瞭解他為什麼這樣做。最近才懂得了，他也是為了做個言行一致的人。自己寫的，自己用行為證明，說的是真話……”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大家似乎都在與這位善良正直的老人進行心靈的交流。
會議期間，代表們又興致勃勃地到正通順街九八號尋訪巴金舊居的歷史遺跡，並且參觀了根據小說《家》中的高家庭園為藍本建造的“慧園”。
在北京，1994年04月14日至16日舉行了“巴金與二十世紀”（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一屆會議恰逢巴金90華誕和26卷本《巴金全集》出齊，所以14日上午開幕式極為隆重。全國政協副主席萬國權與首都文學界、學術界、新聞出版界人士，國內十七個省、市及日本、韓國的專家學者，共
250多人出席了大會。大會由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華文學基金會副會長兼總幹事張鍥主持，中國作協副主席馮牧代表主辦單位致開幕詞。先後在開幕式上發言的有著名作家荒煤、林默涵、臧克家，復旦大學賈植芳、中國社科院楊義、中國現代文學館舒乙，以及日本學者山口守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賽福鼎打來電話，對研討會表示祝賀，對巴金表示敬意。文化部部長、中國文聯、冰心、夏衍、曹禺、艾青、馬烽、張光年等也分別寄來賀信或為研討會題詞，借此表達對德高望重的巴金老人真誠的敬意。
這次的會議組織得非常嚴謹。本著節儉辦會、集中研討和講究實效的原則，會議的正式代表嚴格控制在六十名之內（實際報到五十九名，蕭乾、陳荒煤、梅志、王仰晨、張兆和、文潔若特邀代表除外）；三天的會期安排了四次大會研討交流。幾次的交流分別由陳丹晨和張民權、汪應果和劉慧貞、譚興國和牟書芳、陳思和與吳定宇等研究者輪流主持。在“巴金與二十世紀”的總議題下，大家分別就“巴金創作與二十世紀”、“巴金人格精神與二十世紀”等專題進行了熱烈的交流和討論。主辦方還圍繞總議題，組織與會學者參加在北京圖書館舉行的大型圖片展覽《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一巴金》開幕式並參觀展覽；利用晚間組織觀看上海電視臺祁鳴帶來的巴金最新生活影像資料。同時組織“文學老人談巴金”的專場報告會，請蕭乾、梅志、張兆和、王仰晨、李濟生以及賈植芳、陳荒煤等講述他們同巴金的交往以及對巴金人格、文學的看法。
會議的總議題顯示了學術界力圖把巴金的文學活動放在整個世紀的時空背景上進行全方位考察的研究趨向。在收到的四十餘篇論文及許多研究者發言中，大家明確地注意到，巴金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上的價值與意義已絕非文學成就所能涵蓋，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研究視角擴大到諸如人文精神、時代精神、人格精神等方面。巴金的人格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專門探討這一論題的論文就有四篇。巴金與世界語運動的論題在這次會議上開始為人們關注，有關這方面的四篇論文填補了巴金研究的一個空白。周立民的《巴金與二十世紀中國青年讀者》通過相當規模的調查，考察巴金在當代青年讀者中的影響，為後來的巴金接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照。日本學者山口守的《二十年代巴金與外國革命家的通信》則首次公開了十幾年間遍訪歐美各國所獲得的巴金英、法文書信，為研究巴金早期思想提供了的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這些論文，連同會後陳思和與汪應果之間圍繞“巴金時代”論題的討論信，一併結集為《世紀的良心》一書出版。
四
承接北京會議的學術命題，“巴金與同時代人”成了第四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中心議題。這研討會於1997年
9月1日至4日在蘇州大學舉行，來自國內及韓國、日本的71名研究者出席會議。會上共宣讀論文四十余篇，范伯群、楊益群、汪應果、趙俊熙、欒梅健、袁振聲等分別從家庭背景、地域文化、美學素養以及創作特質等角度，比較論述了巴金與冰心、魯彥、無名氏、曹禺、張恨水、茅盾等同時代作家之異同，集中顯示了巴金研究界同人力圖以同時代人為參照，進一步探尋巴金在二十世紀文壇上的獨特價值與意義的努力。韓國學者朴宰雨的《韓國巴金研究的歷史與動向》則系統介紹了韓國巴金研究的全貌，指出巴金在韓國也是最受重視的中國現代文學大師之一。
兩年後的10月11日至13日，第五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湖北襄樊召開。因為這是二十世紀最後一次的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巴金研究”成為大會的總主題。會議收到論文34篇，蒞會的學者包括國內24名，日、韓、美等國九名。三天的會議中，大家先後圍繞“《隨想錄》的文化、思想意義”、“新世紀巴金研究展望”等論題展開研討。香港《大公報》資深編輯潘際炯介紹了巴金《隨想錄》當年撰寫、發表過程中的若干內情，為相關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王友貴的《巴金文學翻譯初探》通過對巴金譯作與原著之對照，探討巴金的翻譯藝術與風格，拓展了巴金研究的學術空間。加強文本精讀、重視美學分析，把巴金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中認識和思考等也成為研究者對新世紀巴金研究的共同期待。
2001年11月1日至3日，第六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福建師範大學舉行。巴金與福建有著特殊的關係。他曾三次踏上福建的土地，創作過《春天裏的秋天》、《電》、《南國的夢》等以閩南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他還一直是泉州黎明大學名譽董事長，先後十幾次向黎明大學圖書館、廈門集美圖書館贈送珍貴圖書。黎明大學也有全國唯一的“巴金研究所”和《巴金研究》季刊。此前的1992年09月22日至23日，泉州曾召開過黎明大學首屆巴金學術研討會。應邀出席討論會的包括上海、安徽、江西、福建以及日本的專家學者43人，圍繞“巴金與泉州”以及“巴金研究的現狀與趨勢”兩個議題，交流了24篇論文。閉幕式上，當時黎大的校長曾表示，如果條件成熟，希望1994年的第三屆國際巴金學術研討會能在泉州召開。1996年11月24日至27日，福建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又在泉州國立華僑大學召開九六年會暨巴金學術討論會，省內13所高校的代表30人出席，樊駿、楊義，陳思和等應邀蒞會指導。11月25日喜逢巴老93歲華誕，代表們還一致給這位共同崇敬的作家發了致敬電。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第六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福建舉行自有其特殊的意義
。
由於是新世紀第一次的研討會，“巴金與現代文化建設”、“面向廿一世紀：再讀巴金”成為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出席會議的作家學者50余人，收到論文30餘篇，而熱烈的爭論和頻繁的交鋒則是這次研討會的主要特色。
針對巴金思想的主導面問題，有代表認為巴金的思想和實踐活動具有超越國家這一人為制度的壁壘，追求整個人類的心靈溝通以及實現全人類自由平等生活的根底。也有代表對巴金前後期思想是否一致的問題產生疑問。但另有代表認為巴金晚年的思想是對前期道德理想之夢的回歸。對於巴金創作的藝術性問題，有代表在充分肯定《隨想錄》的文化思想意義同時，也為很難找出完整的“美文”而遺憾；還有代表認為巴金的散文過分平直，缺少“闡釋的的空間”。但也有代表認為，衡量散文的優劣不能僅僅以“美文”為唯一的絕對的標準，《隨想錄》中的許多篇章都有特殊而豐富的內涵，也不能說它沒有“闡釋空間”。分歧和爭議最大的是關於巴金的經典性問題。有代表提出，巴金的文本不具備超民族、超時代、超階級的經典性特徵。但有代表則認為，巴金的作品貫穿的是一種精神，是對一切扼殺、扭曲健康人性的制度、觀念發出強烈的抗議，以及對一切被侮辱、被損害的“小人物”悲劇命運的同情。這是最普遍性的人性主題，因而它也一定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被注入新的內容。還有代表認為只要有壓迫，有不公正存在，巴金的作品就永遠是鼓舞人們爭取尊嚴的力量源泉。另外，對如何面向二十一世紀再讀巴金，有些代表認為應深入學術領域，走出學術領地，面向一般讀者，吸引專門讀者，以便使巴金在新的歷史時期再度走向大眾。但也有代表認為，巴金作品的閱讀不大可能再度走向大眾，就目前的巴金研究來說，防止學術深化過程中任何公開的或隱蔽的“時代利益化”的企圖，對建構巴金文學世界的“意義與價值”有特別的意義。等等。
這次研討會的論文連同前兩屆的部分論文，以《巴金：新世紀的闡釋》為題，於2002年
9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閉幕式上，專程趕來的四川文藝出版社社長表達了四川方面爭取籌辦下一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意向。幾天後，浙江嘉興市文聯也與會務組聯繫，希望承辦第七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
2003年11月20日至22日在巴金的故鄉四川省成都市舉行的“巴金論壇•第七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是慶賀巴金百歲華誕的系列活動之一。此前，四川方面已經主辦過兩次的巴金學術研討會，這次經多方爭取和努力，巴金百歲華誕之年的研討會再一次在巴老故鄉召開當然格外引人注目。
出席這次研討會的國內外學者五十余人。除共同祝賀巴老百歲誕辰、參觀《世紀巴金》展覽以及觀看成都市川劇院演出的川劇高腔《激流之家》外，與會學者在“慧園”就巴金及其創作進行了熱烈的探討。
針對世紀之交興起中國現代文學史重寫熱潮、巴金在文學史上被不同程度移位以及所謂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悼詞”等現象，“巴金的意義”成為與會學者共同關注的主要論題。大部分代表從道德情操、人文關懷或思想精神價值肯定了巴金的時代意義和永恆的價值。但有的研究者則認為應當從作家的創作個性特徵人手，在文學發展的宏觀背景中考察巴金創作的文學史意義。也有研究者對巴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人格呈現出的複雜性、多變性和矛盾性的特徵進行分析，認為他的文化人格的變遷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精神史和人格史變遷的縮影。在作品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指出巴金的愛情描寫，不是為愛情而寫愛情，而是為了寫人，寫性格，更有研究者認為巴金的愛情描寫是無性化愛情話語，缺乏愛情本身所應提供的豐富的生命體驗，在崇尚社會理念的時代讀者能夠接受，進入當代後就自然產生接受隔閡。還有新進的青年研究者從敘述學的角度，分別探討巴金小說敘事的“延宕”特徵或“二度敘事”模式。
在這次會議上，文獻資料的收集搶救工作，再度引起與會者注意和重視。大家一致認為，有關巴金文獻資料的收集雖然已具一定規模，但仍有待於更深入和系統的挖掘與整理，收集是當務之急，整理也刻不容緩，這方面的工作是保證巴金研究深入、持久進行的重要基礎。
這一年的11月25日是巴金百歲華誕。在這前後，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了“巴金百歲喜慶藝術大展”，四川成都巴金文學院新館開館，上海舉辦“巴金在上海”圖片文獻展，中央電視臺的“藝術人生”、上海教育電視臺的“世紀講壇”等分別推出專題節目。這一天，巴金研究會也在上海宣佈成立。
上海巴金研究會成立後，除著手《巴金研究集刊》等的編輯出版工作外，還開始積極參與籌備2005年的第八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2005年10月17日前的很長一陣子，許多巴金研究者私下都在期望著：在途經上海往嘉興參加第八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可以到華東醫院看望巴老。因為由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市作家協會、嘉興市人民政府、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聯合主辦的這屆研討會通知即將與會的代表，到達上海後，10月24四日下午可以到上海作協集中乘車往嘉興。雖然大家都大致清楚巴老身體的狀況，都很瞭解巴老及家人不願多事張揚的為人，但既然到達上海，既然有“集中”，看望巴老的請求或許能得到滿足。但是，10月17日19時11分新華社的快訊徹底破滅了許多與會者的期待，10月24日成為與巴老的遺體告別的日子。
24日下午參加巴老遺體告別儀式後，代表們連夜趕往浙江嘉興；25日，滿蘊著悲傷氣氛的第八屆研討會如期在巴老的祖籍地舉行。
開幕式上，金炳華代表中國作協發言時提議全體起立，為巴金先生默哀一分鐘。在緊著的議程中，邵燕祥、郁風、黃苗子、丁聰以及吳福輝、陳思和、李輝、周立民等先後發言，就巴老生前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未了心願，巴老倡議成立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設，以及三年前國家圖書館流失巴老贈書等話題闡述了各自的意見。出席會議的中國、韓國、日本、法國、俄羅斯等國的70多位巴金文學研究者也爭相表示自己的意見。
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巴金與當代”，具體研討主要圍繞“巴金的創作和思想對當代文學發展的作用和意義”、“經典化的巴金創作與當代思想文化的溝通”、“新發現的巴金文獻資料與當代思想文化關係”三大議題展開。其中，關於巴金的當代意義的討論和新發現的巴金文獻資料成為會議的兩大亮點。有學者認為魯迅之後，傳承魯迅精神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風和巴金，巴金是魯迅精神在當代傳承的代表性人物。也有學者從文學史線索中的巴金與魯迅談起，認為巴金的作品正是在繼續五四一代作家的未竟工作，這樣的作家也才是中國新文學的真正代表。還有學者從“科學”和“民主”兩個關鍵字入手，闡明現代文化中的反封建主題是魯迅開創的，但巴金是進行的最全面堅持最持久的。各地的研究者還分別交流了近期收集整理的文革時期與巴金相關的文獻、巴金與三十年代福建泉州的民眾運動的有關史實、巴金與朱洗交往的情況以及巴金祖籍情況等的相關資料，來自俄羅斯的漢學家羅季奧諾夫全面介紹了巴金作品在俄羅斯出版和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在法國巴黎第一大學任教的劉秉文簡要介紹了巴金研究在法國的情況，而李存光則梳理了2003年巴金百歲以來相關的文化活動和出版物。
為鼓勵優秀青年學人參與巴金研究，加強巴金作品與當代讀者的溝通，推動巴金研究的持續發展，這屆研討會還委託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設“青年論壇”，圍繞大會主題，于半年前向在校大學生、研究生及社會上的青年學人公開徵求論文，並對論文進行評獎。研討會期間，獲獎代表應邀出席，並與參會研究者進行了專場的交流與對話。
從1984年的“四老”會開始，有關方面就一直熱切期望著能在巴老的祖籍地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隨著2005年10月至27日第八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20年的夢想終於完全成為實現。但是，精神上聯結著全國以至世界各地研究者的巴金老人卻在幾天前逝世，這一屆的研討會難道是為了魂歸故里的夢想？或者，是應了落葉歸根的古訓？真是說不盡的巴金。從1989年到2006年，一個作家持續八屆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美談。在巴老精神的感召下，這個美麗的傳說還將繼續下去。但一個月後，就在巴老
102歲生日的那一天，“巴金、蕭珊骨灰撒放儀式”在東海舉行，人民的作家已經坦然地走向大海。或許，五四新文學的最後這位耆宿就像他七十多年前所描述的青年覺慧那樣：“他最後一次把眼睛掉向後面看，他輕輕地說了一聲‘再見’，仍舊回過頭去看永遠向前流去沒有一刻停留的綠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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