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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家與記者見面會文字實錄
2006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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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
請陳章太先生介紹一下國家語言規劃制訂的有關情況。
陳章太：
記者朋友你們好。五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國務院作出很重要的決定，並且發布了《漢字簡化方案》，也就是我們后來常說的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同時，發布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這兩件事情，回過頭來看，我們可以看出，這就是標志著我們國家整個的語言規范化，包括歷史上的長期以來的語文革新運動，進入了一個很重要的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最重要的標志是，一九五五年同時召開的兩個會議，也就是中央和國務院決定的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學術會議，國務院這兩項重大決定以及這幾件大事標志著我們國家進入了整個語言規劃工作進入以政府為主導，有計劃、有領導、有目標、有步驟、有措施地全面展開，這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在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中，是一種很杰出的重大事件。
我們國家語言規劃工作大致到現在五十年，分成兩個階段。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是我們國家語言規范化，文字的標准化蓬勃發展的時期，是建立在我們整個國家建立新中國，建設新國家這麼一個大背景下，為這麼一個國家前提來服務的。所以從五十年代中期，我們的黨中央和國務院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央成立了專門的機構，政府有專門的機構，專門研究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准化的問題，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所以當時決定著五十年代中期所確定的進行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和加強現代漢語規范化，這麼三項重大的語言規范化的任務。
就文字改革來說，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文字簡化其中包括對漢字進行整理，還有推廣普通話。就推廣普通話方面來說，當時確定了一個基本方針，也就是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當時採取一系列措施，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毛澤東主席發出號召“一切干部要學普通話”。周恩來總理親自做文字改革工作報告，提出在一個時期之內，要使普通話在我們全國范圍盡快地推廣。同時很明確規定，各民族語言一律平等，每個民族都有學習和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要相互學習語言。國家推廣普通話是當時確定的一項基本政策，也可以說是我國最主要的語言政策。
就普通話來說，也進行了規范。用普通話這個名稱，當時這一點當時有很多爭論，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從秦代以來，歷朝歷代都有推行一種共同語言行為，最早是“雅言通語”，后來是明清時的官話，再后來推廣國語，我們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九年，台灣以及一部分海外僑胞還在說這個是國語。據我聽說原來有三種，一部分主張是使用漢民族共同語，這種標准語是作為普通話來推廣。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是不是還沿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民國政府時期定下來的國語。另外，還有少數人主張可以沿用更早的官話，當然有很多人說，甚至我也見到文章說、甚至有人說，普通話這個詞是用日語借過來的。后來說這個說法不准確。自明清以來，社會上“普通話”已經使用了。特別是在清代，“普通話”這個詞在民間用得多一些。當時是指不標准的“國語”，比如說周有光先生曾說過，他小的時候，常常聽人家說，你會說國語嗎？有人說，我不會，我隻會說普通話。那就是把普通話作為不標准的國語。
我們可以在文獻裡找到，文革改革先驅朱文熊最早提出“普通話”，有人提出他是從日本引進來的。后來在五十年代採用普通話，就將它很明確地作為專稱。作為我們漢民族共同語，這是一個專門的稱呼，意思很明確，說得非常清楚，這個普通話是“普遍通行”的意思，不是“普普通通的話”。這是有專指的，有專門定義的。決定用“普通話”名稱是開了兩個會議，也就是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決定下來的。
特別是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這個會議，給普通話作出明確定義，作了一個很具體的定義。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准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這三條在規范標准裡全部包括。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從歷史上，幾百年當中，或者從國語以來，雖然在某些規范中提出了一些標准，但是還沒有這麼系統、這麼明確、這麼全面，所以這個意義重大。
推廣普通話，經過十幾年時間，六十年代普通話推廣已經取得相當大的成績。譬如說學校裡已經基本上使用普通話教學，宣傳機構使用的傳媒語言也基本上是普通話。
在前一段時間，普通話的普及率沒有統計這是事實。但據估計，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有百分八十以上的文盲，到六十年代，我個人估計，可能大概文盲率是在百分三十左右。這些數字都是不准確的。因為不光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一九四九年以前也已經有了，從清末以來推廣國語，再加上早期的“官話”已經有長期的積累過程。所以當時取得這部分成績是有一定基礎的。但是五十年代這段時期，是我們蓬勃發展的時期、成績最大的一個時期，這是不可否認的。我們老一輩人都經歷過，一九四九年以前，基本上我們國家的語言生活是單一的，基本上以方言、母語或者少數民族語言為主。能夠使用方言又使用普通話的很少。在少數民族地區，能用使用自己母語，又使用普通話更少。所以基本上是一個“單一制”。
經過十幾年發展，普通話在社會上使用的人越來越多，逐漸向“雙語制”發展。既會說方言或民族語言，又會說國語（普通話），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五十年代，當時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整個宣傳媒介比現在宣傳力度還大，從中央到地方全國成立了專門的機構，相關一系列工作都跟得非常緊。文化大革命后半階段，一切推廣工作都停止，受到很大影響，當然普通話推廣工作或其他的語言文字工作也受到很大影響。我們想要說的一件事情，是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一九七七年倉促公布的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不夠成熟，而造成社會用字的一些混亂局面。現在社會上使用漢字，有時還會把曾經出現過的第二批簡化字混在一起。我為什麼在這裡要說這件事？因為我想要說，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國家語言文字工作方針任務的一些情況。
國家前一個階段是以建設新中國為背景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整個國家加強現代化建設、全面發展革新事業，整個語言文字工作都要服務於這個大局。所以，黨中央、國務院從八十年代開始醞釀考慮制訂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方針任務。作了幾年調查研究，總結過去的工作后，准備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式推廣的時間應該是一九八六年年初，確定了我們國家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方針任務。在這個任務制訂過程中，我們經過了相當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反復地對一些問題作了討論和研究。
新時期的方針任務很明確，就是貫徹執行國家語言工作的法令方針，促進語言文字標准化，繼續做好語言文字工作，使語言文字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這一方針和五十年代中期的方針已經大大地發展。任務之一是做好現代漢語規范化工作，大力推廣和積極普及普通話，研究和調整現行漢字，制訂各項有關標准，進一步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研究並解決實際應用中的問題，研究漢語漢字信息處理問題，參與鑒定有關成果。加強語言文字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做好社會調查和社會服務工作。核心就是推廣普通話和加強語言文字規范化、標准化，為現代化服務，這是改變之一，即把推廣普通話作為首要任務。第二就是提出加強語言文字規范化、標准化。第三提出對語言信息進行處理，為現代化社會服務，與信息化社會結合得更加緊密，考慮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我想簡單說一個事實，當時制訂新時期語言文字方針任務時，黨中央、國務院進行了非常認真的研究和討論。譬如說中央書記處、當時的國家語委均提出了一些根據中央的指示、意見來提出新時期方針任務的草稿。並報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審批。當時中央推廣文化教育也包括語言文字工作，反復寫報告、進行審視。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對方針任務中是不是提在五十年代，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拼音化的方向”，就這一問題就向書記處匯報不止一次，並進行研究。當然這一新的方針任務當中沒有提到這點。其中有一個解釋，就是因為我們考慮到當前我們要做的工作。要留待以后解決。包括五十年代時也說明，要繼續研究討論。譬如說，曾經提出要廢除“第二批簡化漢字方案”，這一方案於一九八六年廢除。一九八六年廢除“二簡”並向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反復請示匯報。
當時總書記、當時的總理以及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中央書記處都討論過，對新時期方針任務政策也都是進行了討論和審批。所以也可以說，從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段時期，我國對語言工作是極其重視的。我們現在取得這麼大的工作成績，很慶幸的是當時制訂《漢語拼音方案》，因為這是五十年代的一個任務。因為當時有一、兩千個方案，到底用什麼方案？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有中文，還有羅馬字，還有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等。但是最后決定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方案的字母體系。現在看來極其正確。因為當時有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包括有一部分專家提出來，建議我們使用別的字母，但現在看來，中央的決策、國務院的決策非常正確。因為拉丁字母在世界上相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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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有一位記者朋友提到“保衛方言”的問題，最近這個問題我碰到很多，也討論過很多。我到上海參加《語言文字法》實施辦法草案討論時，也碰到這一問題，現在不光是上海，杭州、廣東、東北、西北都有人提到這個問題。可能有一個誤解，就是認為現在方言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他們覺得推廣普通話的結果是受普通話的影響。我說這個事應該這麼看，剛才周先生說，方言的變化是一種社會進步的結果，事實上也是語言文字演變的一種結果，是很正常的現象。小時自己說的方言，跟老家人說的方言，或者跟我們老輩說的方言差別很大，歷來如此。
方言的變化很正常，但是另一方面，誤解普通話推廣的影響是不確切、不全面的。我是研究方言，研究語言規范化的，我覺得這個事看法不全面。為什麼？因為推廣普通話，從五十年代一開始時就說明得很清楚，就是說，推廣普通話是為了克服語言障礙，使方言區的人能夠多掌握一種使用范圍更廣的語言，而不是企圖消滅方言。二○○○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很明確地給方言使用留下必要的空間，並作了明確規定，哪些情況下可以使用方言，甚至執行公務需要時也可以使用方言，包括司法，都作了一些明確的規定，而且法的起草說明當中也很明確地規定，方言有其自身的價值。五十年代，周總理的報告也講到這一點，對方言應該採取的態度，我們講得很清楚，方言有自身的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
關於方言，從我們國家政策上來說，一開始到現在幾十年，一直是採取保護的態度，但是不是“保衛”？“保衛”是講受到侵犯才需要“保衛”，方言的變化不是普通話的“侵犯”，而是自身演變，是社會需要的結果。所以我們要全面看待這個問題。而且一種方言的瀕危，方言活力的萎縮，甚至消亡都是很長時期的。我們現在看看德國的南、北方言，德國那麼發達，標准德語已經普及一、二百年，可是現在南北方言仍然差別那麼大。日本東京和大阪的方言差別也那麼大，北京和天津這麼近，天津話仍然保有天津味那麼濃，所以關於方言不用擔心，不是受普通話的擠壓，所以我們應該全面地看待這個問題。
王旭明：
您可以預測一下，比如若干年后，某一個地域的方言，會不會像現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樣保護起來了。我的意思是，某一種方言，因為交際有限，經過幾十年演變之后，沒有人用它又要讓它成為人們對歷史的記憶，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
陳章太：
這是必然要發生的。因為方言的演變速度很快。但有些強勢方言，譬如說上海話、廣東話，閩方言，事實上活力還在增強，十幾年前有一個口號說“普通話南下，粵方言北上”，就是受當時港台文化的影響。包括電視、播音都有一點港台腔。方言一方面向普通話靠攏，另一方面又從普通話吸收有利的成份，比如大批現代化的詞語，方言沒有詞匯表達，隻能吸收普通話，豐富自己方言的詞匯，用方言發音。使方言的活力增強了。譬如說，有的方言，過去沒有的語音成份，現在在方言裡吸收普通話一些語音成份，例如“我是閩南人”，閩南人就是讀不准音，比如健康的“康”，讀成“坑”，現在把普通話的“康”音吸收進去了。也就是是表達活力增強了，需要用這個音時，就用這個音，所以強勢方言活力在增強，弱勢方言在萎縮，這是自然規律。
尤其是“方言島”，尤其是“邊界方言”，現在我們最近搞一個“瀕危方言”的調查研究，大量記錄包括錄音記錄下來，比如東北的“站話”，就是古代驛站的官員和家屬使用的“站話”，現在這種話在萎縮，基本上瀕危了，現在正在搶救。比如海南島、廣東、福建的“軍話”，北方軍隊到戍邊保衛邊疆的軍隊，留下來的人說北方話。比方說杭州話，南宋朝廷到杭州以后，帶去了北方話跟吳方言結合。杭州話從南宋到現在多長時間？現在杭州話本身既有受普通話的影響，可是還在受周圍吳方言的影響。所以強勢方言會保持很長很長時間，弱勢方言會逐漸逐漸萎縮，其中有一部分方言就會瀕危，甚至消失。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聯合國有一個估計，現在世界上6千種左右的語言，大致一百年左右至少消失一半。這很正常。所以我覺得對方言應採取保護措施，包括瀕危方言，我們要採取搶救。這跟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的。本來這是一、二百年以后要做的，比如英國的一些少數民族語言消失以后，重新搶救進行保護，現在採取一些培訓。我覺得這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是我們國家預示到這種情況，抓得比較早，我們政策上預測率比較高。這裡涉及到語言權益問題，即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包括各式各樣人的權利，其中語言權利也是我們國家要關注的。自己的方言母語是受到國家保護的，但是我們國家提倡推廣普通話，這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國策。並不妨礙你自己。要求你教學、公務、傳媒、社會公共服務這四大方面使用普通話，但你方言完全可以自己自由地在方言區裡使用，這是我們國家採取的措施和政策。
我們可以提供一材料。根據聯合國最新調查公布的一個二○○五年世界主要語言的分布，跟它的實力和調查報告，二○○四年以前漢語排在第三，第四位。二○○五年排在第二位，也就是說它的分布和實力，就是使用的人口數量、使用的領域，排在英語后面，在德語前面，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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