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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修養是做人的根本
老子認為，注重修養是做人的根本。
一個人活在世上，如何對待功名利祿？或者說如何認識和對待權欲、物欲、名譽地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專為自己升官而不擇手段，還是為廣大民眾謀福利？我們讀一讀老子充滿樸素辯證法的慧語，體味一下他對人生修養和處世的見解，可以感覺到他的許多話語，啟迪心靈，不時在敲打，長鳴警鐘，使人醉之複醒。做人，是一個古老常新的話題，但反映了一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老子認為，注重修養是做人的根本
（“我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老子‧二十章》）。
（一）“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老子認為，人是自然界的產物，所以，要順其自然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子‧八十章》），他不主張去欲、無欲、絕欲。但是，對於自然之外的人為欲望，即人們常說的身外之物，如聲色犬馬、財物名利之欲，就必須減少到最低程度，根絕了私欲就可以得到安靜
（“不欲以靜”《老子‧三十七章》）的地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四十四章》
）。老子提出，名譽與生命，哪一個重要？生命與財富，哪一個珍貴？得到與失去，哪一個更有害？過分的吝嗇必定會付出更大的耗費；聚財過多（過多的收藏）而不施以濟眾，必會引起眾怨，最終會招致更慘重的後患和損失。所以，知道滿足就不會受到屈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遭到危險。這樣，就可以長久平安。
因而，老子高度概括了人與財物名利的辯證關係：“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這就是說，罪惡沒有比貪得無厭更大，禍患沒有比不知道滿足更大，災殃沒有比掠奪侵略更慘。所以，知道滿足的富足平衡心理，是永遠的富足。
古往今來，多少貪夫殉財，常常由貪得無厭，不知足，不知止，而栽進了罪惡的泥潭。清朝的和珅就是典型一例。和珅少時即在鑾儀衛當差，19歲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由於他巧言佞色，曲意奉承，又辦事俐落，幸得乾隆帝歡心，官職屢升，充戶部尚書、四庫全書館正裁、兵部尚書，後為軍機大臣，其子豐紳殷德與和孝公主結婚。和珅位高權重，他借乾隆之名作威作福，凡是對他有意見者則設法誣陷之，而且貪心無限，所以給他送禮者無數。他安排乾隆帝遊江南，沿途借機撈取金銀珠寶以飽私囊；又奉旨去雲南，將不送賄賂的雲南總督參奏革職；對於陝西撫台送來的20萬銀兩，和珅連正眼也不看便吩咐家人收下；南方各省和海外各國送事的珍寶禮品，和珅總是設法占為己有。嘉慶四年
（1799）正月，乾隆帝去逝，嘉慶帝根據給事中王念孫的揭發，逮捕了和珅，查明他執政20餘年結黨營私，貪污受賄，後詔令和珅自盡，宣佈和珅20大罪。據不完全統計，和珅家產為 8萬萬銀兩，超過當時朝廷十年收入的總和。難怪，嘉慶皇帝即位抄了和坤的家後，民間流傳“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笑談。
再說現代，當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物欲橫流，特別是一些處於“一把手”位置的領導幹部，把權利當作為個人、家庭和小集團牟取利益的手段，最後私欲膨脹，貪污受賄，成為階下囚。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廣西自治區主席成克傑、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原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等不少省部級領導墮落為腐敗分子，相繼落網。這不是印證了老子“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的告誡嗎？
（二）“聖人不積”——“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一個人如何避免成為金錢財富的俘虜？老子認為，應該保持平凡，堅持樸實；減少私念，降低欲望。（“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
在物欲橫流、燈紅酒綠的大千世界，如果不能保持一種平凡樸實的心態，其思想和精神世界就必然會偏離正軌。莊子說得好：“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寥寥數語，道出了欲望與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乃至與其人生觀的關係。
為什麼要“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呢？老子認為，繽紛的物欲世界使人目盲，靡靡的音樂使人思想麻木，鮮美的滋味使人每天想念，縱馬打獵行樂使人心性浮躁發狂，稀有難得的貨物使人行為不軌。
（《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莊子也認為，那些貪財、追名、迷權者，整日戰慄不安，悲苦不堪，還無休止的追求，這算是被大自然所刑戮的人。“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監，以門規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莊子‧天運》
）。這是說，把貪圖錢財看作是正確的人，不會讓人利祿；把追求顯赫看作是正確的人，不會讓人名聲；迷戀權勢的人，不會授人一點小權利。掌握了利祿、名聲和權勢，以唯恐喪失而整日戰慄不安，而放棄它們又悲苦不堪，捨不得，心中一點鑒別力也沒有，還在不停止、無休止的追逐。最終，利祿、名聲和權勢將會變成工具而殺戮了自己。
所以，老子提倡，“聖人”不要多積蓄，自己的財富要用來濟眾，完全為人民；給予別人越多，自己越感富足充裕。按天道行事，就是利於萬物而不為害；按聖人之道行事，就是只施濟於民眾，而不與相爭奪。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八十一章》）。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名人要人的清正廉明美德，值得後人學習，它是中華民族精神優良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發揚光大。
著名史學家司馬光（1019～1086）進士出身，官至禦史中丞、尚書左僕射，除主編歷史巨著《資治通鑒》(294卷，300余萬字)名世千古外，還以勤奮工作，生活簡樸而傳為美談。他為了實現著書立說以資治國借鑒，近20年不分日夜，廢寢忘食，經常抱病工作。朋友勸他說“宜少節煩勞”。他回答說：“死生命也”。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精神，使《資治通鑒》的主要助手范祖禹、劉恕、劉攽和司馬康深受感動。司馬光生活節儉純樸，“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從不購買並穿戴華貴衣服以擺闊顯赫地位。
為了教育培養兒子崇尚儉約的美德，司馬光以家書的體裁寫了一篇論儉約的文章。其中詳細列舉歷史上的史事以為戒。他說：西晉時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時，“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因此，歷史上有“富不過三代”之說。司馬光文中“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兩句話，已經成為人們傳誦的名言。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歷任校書郞、著作郎兼任侍講，也以博通古今和為人廉潔而稱譽於世。
這裏，要著重講一下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的故事。司馬光以石崇的史實來提醒兒子，是有其典型意義的。
石崇這個人聰穎，有悟性、才氣，能辦事，但品德低下，貪污、受賄、吃喝、嫖賭、搶掠，五毒俱全。他在出任荊州刺史時，劫掠客商，積財無數。據史書記載，石崇的財產豐饒山積，居室屋宇宏偉富麗。他的後房的姬妾就有數百人，個個穿著都是絲綢繡花的長裙拖地，戴的都是黃金翡翠等珠寶耳環首飾。他家的絲竹管弦樂隊選盡了當時的名家，一日三餐都是山珍海味。
石崇有一個與皇親貴戚王愷等人“爭豪鬥富”的癖好。他經常與王愷等人以生活的奢侈、靡費比高低。王愷用蜂蜜涮鍋，石崇就用蠟燭當柴燒；王愷用紫色的絲綢布做了40裏長的步障，石崇就用錦緞做50裏的步障與他匹敵；王愷用紅色脂玉石末作塗料，石崇就用香料椒末塗抹屋內牆壁。貪財、鬥富，石崇為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
石崇被殺時年僅52歲，連同他的母親、兄長、妻室、子女共15人全部被殺害。有關部門在查抄石崇家產時發現，在冊的水磨房有3011處，奴僕 800多人，其他的珍寶財物、田產房宅不計其數。直到晉惠帝永甯元年平息趙王司馬倫叛亂後，才重新下詔改用對九卿的禮儀改葬石崇，從而得到平反。
石崇因貪財而喪命的教訓，印證了老子“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這句話的因果關係，和“少私寡欲”的正確性。無數事實說明，一個人的私念越少、欲望越低，就能樸實儉約，看淡一切金錢名利，內心世界就能平靜似水，精神境界就越高尚。這正如諸葛亮在《誡子書》中所言：“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孫中山（1866～1925）是民主革命的先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奔走呼號，艱苦卓絕地奮鬥了40餘年，功勳昭著。但他一生廉潔奉公，清正耿介，從未追求過高薪厚祿，從未給自己和親屬置辦過任何家產，私謀過任何特權，真正實現並承諾了“天下為公”的誓言。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由於胡漢民
（廣東都督）要隨孫中山北上南京供職，廣東都督的職位空缺。當時不少廣東紳商、百姓聯名舉薦孫中山的大哥孫眉出任此職，並要求孫中山委任。
孫眉多年來一直扶持其弟弟的革命活動，數次捐獻鉅款支援起義，為民主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出任廣東都督一職，也無可厚非。但孫中山得知後，立即致書廣東各界團體及其兄予以勸阻。孫眉聽從孫中山的勸告，沒有出任廣東都督一職。
1925年 2月24日，孫中山病危時留下一份《家事遺囑》：“餘因盡瘁，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志。此囑。” 3月11日，孫中山在遺囑上簽字，第二天便溘然長逝。孫中山留下的遺產只有生前的一些衣物、2000餘冊書籍，以及華僑為他捐資購買的一所住宅，竟此而已。因而，後人評說：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實際上是“沒有存貯私產的平民”。
（三）領導者自律——“不欲以靜，天下自正”
孰人無欲望？只要是人，渴要飲，饑要食，繁衍需要性。但是，人不能有太多或過度的欲望。過之，必然會失去理智而妄為，偏離正途。老子叫人保持恬淡、虛靜的心境，就是不要使人走向罪惡的泥潭。為官者尤應引以為鑒，一個時期的社會風氣惡化，道德淪喪，主要源於掌握公共權利者，特別是處於高層領導者，他們地位高，權力大，影響面廣。好與壞，都影響非常大。古人說，上樑不正下樑歪。
“不欲以靜，天下自正”（《老子》三十七章）。這就是說，當官的根絕了私欲，社會就自然會風氣良好。“不欲以靜，天下自正”八個字，老子精闢地道出了為官者節制個人欲望的社會意義。因此，如何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是擺在每一位領導幹部面前的一個嚴肅課題和長期任務。
“紅塵一下拘名利，不聽山間午夜鐘”。“如何獨得百丈索，直上高峰拋俗羈。”唐、宋以降，很多士大夫對老子的清心寡欲理論表示讚賞，應該說，這是老子的這一理論充滿了生活的辯證法所使然。《容齋隨筆》中說：“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蓋謂上場有下場時也。老去、病去、降職去、升遷去，終有一去”。清代學者汪輝祖解釋這段話時說：士人立身處世，對於富貴利祿應該看得淡薄一點，得到一官半職，只當是唱戲的演員在戲臺上扮演參軍一樣。有上臺的時候，也有下臺的時候。因衰老離職因疾病離職，因降黜離職，因升遷離職，不管怎樣，終歸是要離職的。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老子從“聖人”即德才兼備最優秀的主政者、名士的人格高度，提出的理想人格的要求。官也罷，民亦罷，完美的氣節、人格，是絕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也是人生的一大要事。淡泊明志，肥甘喪節，這是被無數史實所證明了的真理。一個人的志向要在物欲面前經受考驗，而一個人的節操則會從貪圖享樂中喪失。生活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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