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聖王‧道信仰 透視臺灣廣澤尊王 來源:書評:陳梅卿《說聖王‧道信仰 透視臺灣廣澤尊王》 臺南:臺灣 建築與文化㈾產出版㈳,2000年,173頁。 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陳梅卿教授的著作《說聖王•道信仰 透視臺灣廣澤尊王》共分九章,以田野調查資料為基礎,結合各種文獻資料和口述史料,對廣澤尊王信仰展開了集中探討。作者從廣澤尊王信仰的源流及確立;主祀廣澤尊王的廟宇、神壇及神明會的具體分佈、建築情況、組織管理、經濟狀況;聖王誕祭典儀式;信徒的性別構成及教育程度等層面對於廣澤尊王信仰展開了較為深入、系統的探討。 相傳廣澤尊王,姓郭、名福,或忠福,生於後唐時代的福建南安,被信徒稱為「聖王公」、「郭聖王」、「王公祖」、「王公」、「相公」。廣澤尊王信仰是由一早夭的少年因為產生靈異現象被祭祀,進而建廟,受到皇帝的冊封而逐漸建立起來的。崇拜神祇也由廣澤尊王一人慢慢發展到包括妙應仙妃、十三太保及陳欽差、黃太尉等在內的一組神祇。信仰者的地域空間範圍也在不斷擴大,先由福建南安詩山鳳山寺開始,漸次擴展到閩南和臺灣地區,至今早已流傳到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家。作者結合地方文獻及在信徒間流傳的各種傳說等對此進行了詳盡闡釋。 作者指出,福建泉州籍移民對廣澤尊王信仰在臺灣的確立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了建立廟宇、神壇外,福建泉州籍移民還組織創辦了主祀廣澤尊王的民間祭拜團體 神明會,又稱「聖王公會」。聖王公會有效地利用了血緣、地緣等多種社會關係,傳播並不斷強化着廣澤尊王信仰。 對廟壇經濟狀況的調查和分析是本書極具理論價值的部份,也是作者在田野調查中難度較大的部份。因為「有關錢的事,當然是最高機密」(頁94),對此,廟壇的負責人往往採取迴避的態度。然而,經過作者的努力,還是獲得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並在書中發表出來。不僅如此,作者還通過對廟壇土地、收支、吃會及會費等諸多方面的理論分析,剖析廟壇的土地來源、財政狀況以及信徒與廟壇之間的經濟聯繫。她發現各廟宇通過信徒的捐助、半送半賣和集資等途徑獲得土地,善於經營的信徒則又把剩餘的油香錢拿來作土地投資,將土地出租給信徒,收取租金,然後再用租金買土地。於是,廟產不斷累積。作者敏銳地察覺出:信徒人數多寡、信仰虔誠與否都和廟產有一些直接關係。 當信徒增加到一定數量、廟壇財產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廟壇的管理問題便凸顯出來。作者通過對廟壇組織管理的細緻考察,發現除了經濟原因之外,臺灣的政治民主風潮也對其產生重要影響。廣澤尊王廟宇的管理經歷了信徒志願管理、信徒輪流管理、聘請管理員管理、組織選舉管理委員會或財團法人代管四個階段,而組織選舉管理委員會或財團法人明顯是受臺灣政治民主化影響的結果,即實行代議制,通過選舉委員來管理廟務。而這樣一些方式對於廟壇組織管理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對廣澤尊王信徒的調查和訪問也是該書較為成功的部份。在研究民間信仰的過程中,最容易忽視的是對信仰內部差異和性別問題的研究,而該書則充份注意到對不同場所和地區差異性的研究和性別研究。廟宇、神壇雖然都是祭拜廣澤尊王的主要場所,但是兩者之間在信仰來源、組織管理、經濟狀況、信徒構成等方面存在着許多差異。作者把廟宇、神壇及神明會的信徒從來源、受教育程度、性別構成、職業背景等方面都做了比較,指出廟宇與神壇的信徒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廟宇的信徒有地緣上之關聯,即是居住在廟宇所在地域共同體中之民眾;神壇之信徒則來自各處(頁 161)。從性別構成的角度來看,主祀廣澤尊王的廟宇很少有年輕女性信徒,而神壇則有許多女性信徒。作者推測這可能與神壇的乩童以女性為多有關。神明會的信徒仍是以男性為主,會員之間多有血緣、地緣或姻親關係。就女信徒的受教育程度而言,廟宇的女信徒以高、初中學歷為多;神壇女信徒多數教育程度低(頁 160)。 至於為什麼在廟宇中較少見到女信徒,作者指出女性有生理期不潔之限制是一個因素;加上長期以來女性的權利被忽略,在廟宇事務中,女性依然無地位。另外,近年來管理廟宇的部份成員行為、舉止水準漸低,語言輕狂、低俗,造成未婚或年輕女性除了上香以外,裹足不前,更談不上參與廟宇事務之運作了(頁 149)。廟宇女信徒數量少,除了以上各因外,是否與廣澤尊王信仰本身有關呢?中國民眾所祭拜的神祇系統十分龐大,眾神各司其職,獨自或聯合掌管民眾生活的不同方面。女性往往青睞那些與女性生活密切相關如求子、保佑生育平安的神靈。廣澤尊王主要擔負保佑家族平安、地方穩定的職責,而緊密結合女性性別要求的部份似乎不夠充份。作者在書中提到,「多數的女信徒們永遠是沉默的,她們只是拜拜,永遠是不會有意見的」(頁160)。但是沉默並不代表沒有想法,只是由於訪問困難而無從得知她們的信仰動機。這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種遺憾。 對於廣澤尊王誕辰的慶祝活動,作者依靠田野調查得來的文獻資料,配合圖片,詳細而生動地再現了整個儀式過程。極為難得的是,作者曾經跟隨高雄鎮南宮聖王公會前往廣澤尊王信仰發源地--福建泉州南安詩山鳳山寺,參加並記錄了進香活動的全過程,為研究提供了詳細而鮮活的第一手資料。 臺灣擁有十分豐富的民間信仰資料,需要研究者盡其所能去搜集整理、分析、解讀。在日本佔領臺灣時期,日本殖民當局曾對許多寺廟進行過調查,留下了寺廟的由來、建築式樣、廟宇管理及寺廟財產等方面的資料。遺憾的是戰後雖然進行過一些類似的寺廟調查,但是卻沒有形成比較系統而詳實的調查報告。從1995年 8月起,作者對臺灣以廣澤尊王為主神的廟宇、神壇及神明會進行了分區調查,共調查了廟宇70座、神壇65壇、神明會 4個,調查範圍基本上覆蓋了整個臺灣地區。可以說,作者對廣澤尊王信仰較為完整系統的調查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理論貢獻。 更為重要的是,作者通過田野調查,修正和補充了某些傳統認識。在人們的印象中,神壇一般只有乩童、文案和扶助的少數信徒,而沒有信徒組織。但是作者通過田野調查發現其實神壇也有由信徒組成的管理組織,而且已經制度化(頁 113)。聯繫臺灣的社會現實,作者認為這一現象與臺灣政治環境的變化有關。臺灣自80年代以後,政府對結社的管制較少,民眾亦減少了結社可能遭到迫害的恐懼,因此神壇的運作較為活躍。人們脫離威權之後的無所適從,也引起宗教熱潮的到來。由於參加神壇活動,可有歸屬感,因此人們紛紛參與神壇活動,神壇亦因此趨向公眾化,成立管理組織成為歷史的必然。 儘管該書是陳梅卿教授關於民間信仰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但是作者提出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課題,其中對主祀廣澤尊王的場所的研究表明祭祀空間的轉移直接影響到信仰生活的變化。家庭—神壇—廟宇的發展過程實現了從私人祭祀空間向公共祭祀空間的轉移;廟宇的組織管理制度建立後,廟宇不僅是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成為公共議事的空間。但是祭祀空間公共性的加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政治對宗教生活的影響就不容忽視。臺灣社會泛政治化造成基層政治人物代替地方鄉老對部份廟宇的事務進行控制,祭政合一的現象造成廟宇社會教育功能的減退。而直接影響傳統民間信仰生存與發展的則是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快使廟宇等祭祀空間不斷縮減,並逐漸從城市或村落的中心區域轉移出去。祭祀空間的縮減,人際關係的疏離,導致信徒的聚合力、原有地域共同體的維繫力減低,廟宇曾經扮演的文化權威角色也慢慢失落。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侯傑 李淨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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