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同時期華人會館的成立探討香港華人移民史

錄入： 　　來源：國家圖書館館刊一○三年第二期（2014.12）　　更新時間：2015年04月22日

從不同時期華人會館的成立探討香港華人移民史

邱淑如：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分組主任

林進光：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組主任

何展云：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助理

摘要：

移民社團刊物是研究香港華人移民史的一項重要來源，這些第一手材料包含了華人移民及其社團豐富的敘述。早期移民依其共同的方言群和祖籍在移居社會組成社團，他們的刊物流露出他們在客居地的歷史和發展，以及他們與中國僑鄉的互動。宗親會、同鄉會和地緣商會，自香港19世紀開埠以來便對華人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香港華人社團又是與東南亞和北美國家的海外華人溝通之樞紐，透過他們與不同地區的同鄉華人之互動，以及這些地區政治經濟的變化，可以看出這些「旅港」或「僑港」的移民社團在過去一個世紀多以來，在香港經歷了本土化、區域化和跨國化，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館藏顯示了旅港或僑港社團刊物曾分別在三個不同時期出現。本文將分析列舉香港中文大學特藏中的社團刊物，以檢視香港華人認同感在1840年至今的政經環境下之發展，及其刊物對研究香港華人移民史的意義。

一、前言

華人會館刊物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簡稱中大圖書館）的館藏，扮演著一份特殊且重要的角色，這種由華人移民組織出版的刊物是研究華人移民的原始資料。雖然中大圖書館特藏主要以其學術性刊物支援大學讀者的教學和研究，卻是相當重視發展第一手材料，而華人會館刊物正是含有豐富的華人移民本身及其組織的敘述。分布在香港、東南亞和北美洲的華人會館為數頗多，早期移民以其方言和地域群為認同在移居地形成他們的社團。他們的社團刊物不僅可以看出許多他們在移居地的歷史和發展，也可看出他們與中國僑鄉的互動，本文將列舉和分析這些對香港移民社會饒富意義的館藏。賴雅柔與柯皓仁（2013）認為圖書館因學校性質繼承具特色的資源是特藏緣起的主要因素，而香港中文大學（2013）正是稟賦東西文化交通的樞紐，矢志成為融會中國與西方知識的大學，自創校以來便致力將華人文化植基香港社會，圖書館也悉心發展出受中西方影響下的香港特色館藏，作為區域研究的中文資源，家譜、方志以及民間各種形式的出版品都是珍藏（邱淑如、嚴漢偉、陳亞寧，2001），華人社團刊物自然成為中大特藏的要項。

宗親會起源於中國，是同宗的後裔對其祖先表達敬意所成立的血緣組織。宗親會後來在異鄉興起，作為同宗華人間互相支持的社團，旨在服務具有同鄉血親背景成員的實際利益。香港諸多共同姓氏組成的宗親會即屬此類，如附錄所示。但是 Sangran（1984）認為需要進一步推究此一親屬修辭（kinship rhetoric）的衍生含義，探討這種血緣原型的後來發展。他覺察到，若用他們從中國的家鄉帶往東南亞和美國的同宗後裔和方言地域之組織原則，不足以解釋海外華人的移民社團和成功的經濟。 Sangran以他在臺灣對祭祀公業和神明會的崇拜組織之研究，指出華人「以形式和功能上十分類似血緣組織的非親屬基礎，建立起社團」，華人社團的這種華人性（ Chineseness）反映在他們運作規則上的彈性和適應性，這些公司包含了輪替、共商決議，以及委員會的階層組織等機制。筆者認為這些要素多半也被19世紀中葉以來香港華人社團的管理層所採用，他們超越了血緣的限制去徵集來自共同僑鄉的成員，並將他們的服務伸展至所有具備類似社會經濟背景和相同文化信念的會員，因而形成實質的同鄉會和地緣商會組織。

Sinn（2013）認為，自十九世紀中葉起，成千上萬的華人從珠江三角洲橫渡太平洋到加州開採金礦，由於香港是通往舊金山的口岸，為了配合華人出洋而興起客運和貨運、出入口貿易、僑匯和兌換、修理船隻行業等，造就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船運中心、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當時香港華人社團以同鄉會的組織形式，在這些海外移民與他們的中國家鄉溝通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歸鄉安葬的移民，直至1960年代，許多北美洲的宗親會和同鄉會，都以香港的東華義莊作為轉接站來安排其會員回中國原籍殯葬事宜，誠如葉漢明（2009）所指出，香港一向具有全球性的慈善網絡，長久以來也是銜接主要海外華人社團的樞紐，它與在澳門和海外國家同地緣的社團有著緊密的連繫管道。即使在1949年後至21世紀初，仍然有不少從中國內地經香港，再前往有海外親戚的國家移民（Tan & Chiu, 2007），憑藉著香港的社團，特別是廣東和福建的同鄉會和商會。筆者在整理此類華人社團刊物的同時，發現館藏的增加曾分別出現在 3個不同時期，而不同時期出版的刊物內容，不但反映香港和外界社會的政經變化，也反映了香港社團對中國僑鄉、海外華人和本地社會的認同演變。

二、19世紀至二次大戰前後成立的華人社團：旅港/僑港刊物的先驅

首批出版的這類型特藏來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至二次大戰前後成立的華人社團，社團名稱上冠以「旅港」或「僑港」字號（如附錄 1所示），是香港社團在這段期間的一項特色，一般以公司組織章程和成立周年紀念特刊的形式發行其刊物，內容講述社團歷史和成員活動。李培德（2009a, 2009b）認為香港位居中國內地和東南亞的中途樞紐，開埠以來便吸引地緣性商團，如廣東和福建商人在港成立會所，以利進出口貿易網絡。1841年後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口岸地位益加彰顯，但是港英政府重視的經濟組織並不接受華商，華商需要有互助合作的機制以保護本身的利益，據香港華商會所（2005）《會員錄，1897--2004》，參加者包括名譽會員、駐港會員、公司會員和外埠會員。另一方面，英政府的華人政務司是允許華人社團和公司登記立案，只要不干預政治，成為正式組織的手續方便，許多的香港華商於是紛紛在19世紀中葉開始成立了商會，或在購得會址後為早已成立的社團登記作有限公司。以旅港南海商會《三十五周年特刊》，特別是《八十周年紀念特刊》所述為例，有感於1842年以來廣東南海縣人士在港經商者日益增加，在1912年為逾萬人數的同鄉創辦「僑港南邑樂善公局」，到1927年「因已購得會址，為適應香港法律條例起見……辦理註冊手續，定名為旅港南海商會有限公司（旅港南海商會，1992，2002）。」

李培德（2009）又認為那些19世紀後半葉以來至二次大戰前在香港島上環、中環和西營盤區所成立的許多宗親會、同鄉會和商會，與東南亞和歐美的海外華人社團相較，別具特色。香港的一些商會較之海外華人成立的時間更早，由於不受中國政府諭示的自由度高，那些組織比新加坡的中華總商會、澳門、上海、廣州等城市設立的年代更早，顯然香港不受清朝北京官方和民國時期的政府諭令設立商會所影響，他們在這段歷史期間發揮了促進整個亞洲地區的區域化（regionalism）和越洋洲的跨國化（ transnationalism）之積極作用，例如潮州商團在1871年已有「聚和堂」組織，正式於1921年成立「旅港潮州八邑商會」，直到二次大戰前始終維持南洋僑匯的大量業務。成立於1912年的「旅港三水同鄉會」（原名三水商工務局）（1962），早從清光緒（1875--1908）年間開始便幫助旅港廣東邑人以及假道香港往東南亞經商者，特別是海外邑僑遺骸運抵香港的安葬。又如1909年由台山、新會、開平、恩平的旅港鄉親所設立的「香港四邑商工總局」，不僅與廣東四邑的僑鄉保持連繫，並且關心在美國三藩市、洛杉磯、紐約以及加拿大多倫多和溫哥華同鄉的社會和經濟活動，幫助華人爭取在美國生活就業的平等待遇。社團的經貿和慈善活動在二次大戰時曾一度受阻，日軍於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 8月15日占領並統治香港，期間為解決糧食短缺和人口壓力，實施歸鄉政策，強行將大量華人遣回中國大陸，華人人口驟減，活動受限，原有的社團要到戰後才逐漸恢復生機。

戰後至今由於加速了本土化（localization）歷程，社團從寓居到定居的心態反映在名稱由「旅港」或「僑港」改為「香港」。李培德（2009a，2009b）異於一般從政經洪流鳥瞰社團的學者，他自香港社團本身的角度來理解其發展。港島在1841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前，人口僅有7,450（Ng & Wong, 2007），九龍和新界的人口也不多，全港目前躍升至以華人占 95%的700 萬人口，華人多是自19世紀中葉後從廣東和少數鄰近的廣西、福建、海南、江浙和其他地區遷入香港的。直至1911年止，非香港出生的華人約占當時香港45萬 7,000總人口數的70%，直至1931年止，於廣東出生的華人仍占香港85萬總人口數的65%（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7）。由於出生內地，對中國僑鄉的懸念、建設、賑濟屢屢出現於這些宗親會、同鄉會和商會的刊物內容，加上英政府或排華或不以華人為重，令他們歸屬和認同感不以香港為最終居留地，故起初名為「旅港」或「僑港」，但香港位處東南亞和中國內地的中途站，當這兩地區的政治社會形勢都不穩定時，他們情理上又會以香港作為他們的安居地（李培德，2009a，頁95）。

如附錄 1所示，早期的這些香港華人社團（基本上成立於二次大戰前，由於倡議至籌備註冊到官方立案通常歷經數年的時間，因此會出現正式成立年份晚於社團本身所記述的年份），在戰後也更加本土化，其刊物傾向持續性定期地發行，內容以香港事務為主。例如成立於1937年的僑港余氏宗親會（1962），二次大戰抗日戰爭結束後便以香港為立足點，與世界各地的余氏聯誼，其《會刊》自50年代創刊以來即關心香港本島填海發展市區工程，有系統地加以報導，至第11期（1964，頁 45-47）仍繼續報導「九龍填海發展市區的成就」。特別是現實的商會需要安全的環境從事經濟活動，旅港潮州八邑商會（周佳榮，2002，2012），於1945年易名為「香港潮州商會」，創辦香港潮州商校和潮州會館中學等機構，並於1961年出版《香港潮州商會成立四十週年暨潮商學校新校舍落成紀念》。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香港四邑商工總局於1951年易名為「香港四邑商工總會」（1989），1955年開始發行《年刊》，戰後初年，於港九開辦義塾，1963年相繼開辦中學二間、小學二間和特殊學校二間，並致力香港多項慈善公益活動，為附屬機構出版會訊或期刊，例如《陳南昌紀念學校（特殊教育）家長教師會會刊》。

事實上，不少早年成立的地緣商會都在後來改為同鄉會，如成立於1918年的「旅港鶴山商會」，1946年易名為「旅港鶴山同鄉會」，後又易為「香港鶴山同鄉會」，以擴展對同鄉族裔在香港的服務範圍，發行有《會刊》和《通訊》。但根據 Yow（2013）對廣東傳統僑鄉的研究，1949年至70年代後期由於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拒斥政策，加上戰後東南亞和北美洲各國政府要求華人移民對移居國的效忠，海外華人多在居住國落地生根並發展，傳統社團與廣東舊僑鄉鮮有互動，更遑論成立新社團（如附錄 4所示），但香港由於和廣東接壤，兩地華人仍持續有跨境商業活動、探親，和社會性互動，這也造成了當中國於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雖然對海外華人積極採取捐助和投資僑鄉的多項措施，但80年代至今有效改變廣東經濟和內部結構的，主要是香港，而與海外華人無太大關聯。以下二個時期香港華人社團刊物，堪稱是具有香港特性的移民社團刊物，深刻地反映出香港與中國大陸，特別是廣東僑鄉的關係，有別於海外華人社團的刊物。

三、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後期成立的華人社團：本土化刊物的確立

香港在戰後曾經歷三次因中國政經時局的動盪而有大量的移民遷入，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8至1962年的大躍進，以及1976年「四人幫」的垮臺（Ng & Wong,2007），因此1949至1979年又有一波華人成立「旅港」或「僑港」社團，例如香港楊氏宗親會（2002）於其《金禧紀念特刊》所述，緣起於1952年時旅港殷商名流，有鑑於僑港的宗人已逾數萬，積極地籌備在1953年成立的。由附錄 2可以看出這期間興起的僑團仍是以移民的血緣和地緣為基礎自然形成的傳統組織，因此一開始即以宗親會和同鄉會社團為多，社址不限於港島，九龍和新界都有，不像19世紀至二次大戰前的許多社團起源於商工會且集聚於港島。

這一波的社團刊物是中大圖書館收藏最多的，其刊物以《會刊》和《族譜》形式為主，間或有詩文集。他們此時的區域化和跨國化活動較傾向和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從事傳統習俗和文化的交流，例如草創於1953年的僑港許氏宗親會（1959，1960，1964），其《會刊》內容有多篇幅報導與美洲、菲律賓、臺灣、泰國、馬來西亞和世界各地的許氏宗親會的互訪活動，雖有提及類如東華三院等相關的慈善機構，但不涉及與中國僑鄉的直接連絡，刊物有本身的欄目格式，即圖片、論著、會務彙輯、歷代前賢事略、世系改源、高陽藝苑、現代宗彥史略、新聞選錄、海外僑音，其新聞選錄常報導所屬的香港昭倫公所，以及三藩市、溫哥華、古巴等地的昭倫公所和海外華人近況，不見有中國僑鄉的報導。許氏和很多第二波成立的華人社團的情況相似，在香港自1960年代開始也逐漸本土化了。但是關於這類的宗親會刊物和香港本土化問題，必須和香港原居民的有關刊物加以區別。原居民華人在19世紀的香港開埠前早已定居香港，香港新界有世代深遠的原居民宗族大姓，數百年來在新界形成自己的姓氏村落，宋代末期移入大族鄧氏和文氏（1956）、元代末期廖氏，又有明代初期的侯氏和彭氏（蕭國鈞、蕭國健，1982），更多的原居民是在明代中期至清代初期移居香港（瀨川昌久，1996），他們無疑是香港最早本土化的族群，中大圖書館藏有這些原居民的姓氏族譜之微縮膠卷。他們的第一手族譜內容有別於1940年代末，因避中國戰亂而來港成立的同姓宗親會社團刊物，例如原居新界西貢的李氏（1956）《族譜》膠卷，有別於1947年成立的台山李氏旅港宗親會，後來在1949年易名為香港李氏宗親會所出版的刊物。另外一種情況是香港的原居住姓大族本身已有長久的海外移民歷史，他們也有興趣在20世紀中期成立自己的宗親會，例如廖氏宗親總會（1960）在1956年成立，實緣於1955年時其美國回港僑領的倡議及族人的支持。

一般學者都專注於香港在清代末期和民國初期作為運送中國華工到北美洲的研究，但新界原居民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就有移民海外到舊金山或南洋，瀨川昌久（1996）認為錦田和八鄉的鄧氏海外移民就是對本土認同的好例子，鄧氏移民匯款回香港，以助其族群在新界八鄉修建古廟，並跟村內後來港的華南移民械鬥，以保護宗族在本港的領導權。Watson（1975）研究新田立村的文氏族群，長久以來以宗親的網絡移居歐美國家，特別在1960年和1970年代往英國倫敦大規模移民，他們在海外餐館和其他的利潤，大力地支持香港的宗祠和村落傳統的慶典活動，以延續數代認同的宗族文化。但文氏族群在香港與歐洲和美洲的跨國活動性質卻在20世紀末期有了轉變，誠如Watson（2004）所觀察，來自香港文氏族群的海外華人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便在中國尋求他們的商業機會，他們試圖與中國內地的人士建立網絡，重塑祭祀儀式並將祭拜的祖輩世代推向無比深遠，還榮耀著名的歷史人物如文天祥（A.D. 1236--1283），即元朝蒙古統治者所弒的宋朝末年殉國英雄，來拉近與中國的關係。遠超過他們在香港七百多年的原居地，香港文氏宗親會把親屬修辭廣泛應用在全中國，以投資他們的房地產事業。我們不禁要問：香港在九七回歸中國前後的數十年間，其海外移民活動和香港傳統華人社團的本土化、區域化和跨國化是否發生了結構上的變化？

華人社團的數量實則有增無減，自1980年代以來又在中國的影響因素下出現了新一波的「旅港」、「僑港」或「香港」某特定僑鄉省份的同鄉總會，這是香港和海外華人社團最大的區別。香港此一時期成立的傳統社團及其刊物，政治上相當程度地受到中英主權交接的影響，經濟上又受到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市場的影響。

四、20世紀80年代以來至今成立的華人社團：跨國性質和刊物載體的轉變

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香港華人移民到歐美國家和澳洲、紐西蘭的人數大幅增加，但不同於以往的華工輸出，這一波的香港移民占有許多高學歷的專業人士，由於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接管存有疑慮，他們成為一批新的海外華人，溫哥華香港僑商會（1998）在加拿大出版的紀念特刊也顯出港商的活躍，不少學者探討了這一時期的移民性質（Hamilton, 1999; Skeldon, 1994）。

另一方面，自中國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來，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一直有著頻繁的商業活動，所謂的「前店後廠」是將勞力密集的製造業遷往中國內地，香港則保留重要的服務業，1997年後在「一國兩制」的基本法定義下，跨越兩區域邊界從原來的跨國性質轉變為次國級（sub-national level）性質，如Yang（2006）所指出，此一互動有助於香港維持國際港口地位，成為供銷全球的產品來源，粵東的東莞和深圳的生產線占很大的比例，此外許多歐美國家和臺灣的跨國投資企業，委任香港為中介公司，因為香港的地理位置加上其具備全球化所需的資訊、資金、人口和貨物自由流通條件。而這一時期的傳統華人血緣和地緣社團名錄中，竟悄悄地興起許多由新中國移民成立並名為「旅港」或「僑港」的宗親會、同鄉會或聯誼會（如附錄 3），至於原先的傳統社團及其刊物內容也產生了一些變化，中國僑務辦事處與香港同鄉組織有某種程度的合作，誠如吉原和男（1991）所指出，當中國僑鄉政府在改革開放時，想以恢復早先的僑鄉期刊與族譜的編纂來聯繫海外華人，不少香港的傳統廣東家鄉會組織居中協助。與前兩期的華人移民社團刊物比較，80年代至今的新舊社團及其刊物具有以下特徵。

新移民社團非常積極發行《周年會慶》和《會董就職》特刊，其活動受到中國新華報和官方網站，以及中國僑鄉刊物的大幅報導。將附錄3的血地緣社團與以下廣東省人民政府（2004）行政地圖加以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僑辦規劃的現象。不似以往的傳統社團由移民的共同語言暨祖居地文化自然地產生，新社團有規律性形成的傾向，重點發展的廣東僑鄉逐步地在香港成立社團，來自共同祖籍地的移民人口多寡不構成社團成立的因素，例如標示「 *」的非廣東移民社團，即使人口集聚不算多，也在數世紀來以粵語為主流的香港成立，成立於1995年的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1985年的溫州旅港同鄉會即為一例。而未標示「 *」的廣東宗親會和同鄉會如南海卻不斷成立新的社團，例如1993年成立的香港南海西樵同鄉會，1995年成立的香港南海平洲同鄉聯誼會、旅港南海羅村同鄉聯誼會，及2001年成立的香港南海里水同鄉聯誼會，與原有的同僑鄉舊僑團重複地產生。

圖1 廣東省政區地圖

而原本成立於19世紀末至二次大戰前的舊社團，其刊物也湧現了過去不曾有的內容，即中港交流的圖片和文字，如1912年成立的旅港南海商會（1992，2002）的《特刊》所載，80年代增加了接待中國積極來港拓展僑務的廣東官員和民間企業的活動，九十年代時更加主動地回鄉團拜，與廣東及鄰近的廣西的有關機構增強交流聯誼活動，這時的廣東僑鄉已陸續成立了類似「南海九江僑聯會」或「廣東南雄珠璣巷後裔聯誼會」等同鄉僑務機構。僑務機構是善於利用互聯網（Chiu, 2005; To, 2014）作文宣的，而這些與中方積極交往的香港舊社團，如上述的香港潮州商會（ http://www.chiuchow.org.hk/）皆設立本身的網站，將其會訊、特刊和各項刊物資料快速更新。中國政府並在擴充僑團數量之餘，參照現行的行政區在香港設立大地理範圍，以廣東周圍的省份為單位之社團聯合總會，如標示「**」的福建社團聯合總會，這些新僑團除了有印刷版的《周年特刊》外，多設有本身的網站以加強中央愛國愛港的政策宣傳，例如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http://www.hkgx.hk/）。甚至以香港的社團，如香港客屬總會（http://www.hkhakka.com/，詳見附錄3）為基礎，擴展到香港周遭地區和全球華人的社會，如標示「 ***」的全球客屬華僑同鄉會，又如以香港為基地的世界福清社團聯誼會（ http://www.iafqc.com/home.php），除了發行印刷版《世界融音》季刊外，也將電子版刊載於網站。

原本20世紀40年代末逐漸在香港沉默的社團名稱，又在70年代末開始重新被新移民所採用且納入其新成立的總會，例如香港潮屬總會（http://www. fhkccc.org.hk/，詳見附錄 3）。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至接管香港前陸續興起的新的地緣社團，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成立於1995年的「旅港普寧同鄉聯誼組」，後易名為「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據潮屬總會網站（2010）的報導，該社團「自1979年至1995年間，對團結同鄉支援家鄉公益事業作出重大的貢獻。1995年，為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迎接香港回歸祖國，進一步發揚愛國愛港愛鄉精神，以及團結互助、敦睦鄉誼，熱心公益的傳統，遂於1995年 8月23日正式註冊成立。一致推舉著名愛國僑領莊世平先生為創會會長並任首屆會長。17年來，會務發展迅速，廣泛團結旅港二十多萬普寧鄉親，支持擁護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方針和立法會選舉。參與香港公益活動和賑助內地災區，贊助家鄉興建醫院、學校與地方建設等，獲普寧市政府授予「鐵山蘭花獎」牌和「鐵山蘭花獎」盃兩項殊榮，以表彰該會長期以來對家鄉各項公益事業捐資出力的巨大貢獻」。足見最近的這第三波移民社團是較為接受中方授意表率的。

 Liu（2012）認為位於東南亞要衝的新加坡把握了全球化資金、通訊和人口流通的契機，其宗親會、同鄉會和商會展開區域化和跨國化的華商網絡，利用華人族群和文化認同，對中國的祖籍地和以外的地區進行投資。九七之後的香港雖在跨境的稱謂上有所改變，但在全球化華人商業網絡的文化政治策略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社團紀念特刊多有記載。香港潮州商會（2002）積極舉辦或參與亞洲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潮商」會議和潮州文化研討會，以及資助廣東汕頭大學的創辦等，與中國和香港政要的溝通一向強而有力。成立於1917年的香港海南商會（2012），也在2011年主辦第12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第 3屆世界海南青年大會暨海南（香港）經貿．旅遊．文化活動。

1996年成立的「香港廣東社團慶祝回歸委員會」，1997年易名為「香港廣東社團總會」（1998--），定期發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週年暨第…屆會董就職典禮特刊》，其成員視之為文化交流和經貿平臺以進軍中國市場，較之傳統社團更加有組織地與中港政要溝通，像是上述的要員香港潮州商會，除了具中國背景的新來港社團加入外，也有歷史悠久的社團像成立於1911年的香港中山僑商會，或者由香港原有的30個中山社團組成香港中山社團聯合會，再加入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成立於1956年的僑港南海同鄉會，在1997年被親中的成員接掌，並於2002年易名為香港南海同鄉總會。這時我們又不禁想問：在中國崛起為經濟大國的震懾下，香港社團會因中國化（Sinicization），而使得自19世紀中葉以來就全球化的香港（ McDonogh & Wong, 2005）改變動向嗎？或令香港二次大戰後不斷萌起的本土化意識變得薄弱嗎？我們則對香港本土化和全球化有信心，因為全球化是雙向進行的，並非只是商業層面的問題，還有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社會文化議題，當中國影響香港政經的同時，也如Chu（2013）所指出的，包括電影、音樂等流行文化和全球資本性（ global capitalism）一向高度發展的香港，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成為中國急速發展的各大城市模仿的對象，這只會加強香港居民對本土社會自豪的認同，只是香港長久以來作為中國和全世界重要的經貿和文化介面平臺地位，是否會因為社會主義的中國積極轉型為資本主義而失落呢？香港華人社團刊物提供了不少值得探討的實例。

Yang（2006）也發現九七後至21世紀初的兩地跨境活動不僅止於市場導向，還有更多經濟社會面的互動，到珠三角或中國內地的港人中， 40%是為了休閒目的，31%為了商業，20%為了探訪朋友和親戚，4.4%為了工作，但Yang（2006）也指出，雖然彼此都講粵語，也有密切的祖籍和文化關連，並沒有形成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珠三角整合的認同感和社區歸屬感，兩地通關嚴謹，各自獨立規劃，存在出入口貨櫃碼頭、機場等多項競爭，如前所示，到內地度假旅遊的港人遠多於去探親的人數，事實上，與香港接壤的廣東僑鄉政府，除了力邀港澳和海外華人到祖籍地投資建設外，也積極規劃適合港人短期休閒的度假區，粵西的江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和酒店、早期台山的美加華僑貢獻的建築設施、被納入聯合國文化遺產的開平雕樓，粵中的珠海、中山飲食購物，粵東的潮州功夫茶等，不勝枚舉。誠如旅港三水同鄉會（1978--）於其《春節懇親大會特刊》和網站（黎家治，2013）所述，自1977年以來，每年定期組團回鄉數日遊。

五、結語

香港華人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上有著本土化、區域化和跨國化的取向，這種取向可以從香港近一個世紀多以來的諸多同鄉會、宗親會和商會的名稱及其實務的演變看出端倪，以「旅港」或「僑港」命名的移民社團分別在三個時期興起，即香港開埠至二次大戰前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至文化大革命間，以及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第一波的社團對香港華人以及中國前往海外的移民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其社團刊物見證了他們昔日在世界華人網絡上所扮演的區域性和跨國性角色，和對中國僑鄉的賑濟和建設。前兩波的社團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香港社會都有本土化的傾向，有些也易名為「香港」，自1950年代以來的興學慈善活動主要以香港為重，其中不少在1980年代或1990年代開始與內地加強文化交流、贊助內地建設並探尋商機，與中國僑鄉頻繁的互動圖像充滿在他們今日的刊物中，他們也有一些成員再度移民海外至歐美國家和澳洲，或者擴展海外文化和經貿的交流，社團本身的演進自然成為香港移民史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而第三波的新移民社團又為未來的香港華人研究增添了一項挑戰，他們在香港回歸中國前後以傳統的宗親會、同鄉會和地緣商會形式成立組織，但由中國主導的僑務內容是否會令香港中國化，或減少以往在海外華人事務上所扮演的介面角色等都是在全球化加劇的今天值得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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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香港開埠始至二次大戰前後成立的僑團：發行《公司組織章程》和《成立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華僑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