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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鏗鏘集：歷史的補白》受訪者對本土史觀的質疑
在2016年四月初，香港電台《鏗鏘集》討論香港本土史的議題，拍得十分精彩。四位受訪者中其中一人為劉智鵬教授，他於訪問中表示對本土史觀有點保留。他提出了兩個觀點：1）新界宗族的歷史，是香港的源流史。2）新界的宗族都看重族人與嶺北中國的連繫，是以難以否定香港的中國根源。
在此先回答第二個觀點。劉教授似乎採信新界宗族族譜的論述，認為其祖先乃是自北方南遷香港，而且與宋帝國皇室有淵源。然而，宗族族譜的記載，能夠反映歷史真實嗎？
據歷史人類學研究，嶺南族譜都有著類似的敘事模式。通常族譜會指宗族的祖先於宋代因故南遷，先在原居地（通常是指南雄縣珠磯巷）取得官方批文，到達現居地時再獲官府批准安居樂業。有一些族譜則像新界鄧族那樣，聲稱祖先有皇族背景，為避禍而遷居嶺南，同樣也是獲得現居地官府批准定居。然而，這些敘事所提及的，其實是明帝國的戶籍制度。而皇族後人之傳說，除東莞何族外，都是道聽途說。
明帝國開國後，採用蒙古人發明的戶籍制度，並推行戶籍登記。在此之前，嶺南除廣州等大城市、以及鄰近中土的粵北之外，皆還未漢化（曾華滿博士稱之為「嶺南發展的核心性」）。嶺南原住民，多為百越後人，被嶺北中國視為化外之民。由於一直只有身為漢人的編戶齊民須為官府服役交稅，原住民也一直沒有漢化的經濟誘因。是以漢人稱原住民為「莫傜」，之後再簡稱為「傜」。
然而，到明代因水利技術之進步，時人已能於珠江口沿岸引沙造陸，最終填出今時今日的珠三角。而明初天下太平，明帝國經濟趨向穩定，並逐漸發展出商品經濟。這樣於珠江口填海造陸，就成為一項潛在利益豐厚的投資。
然而，只有漢人才能夠有資格購置田產。利益的天秤，因而向漢化那一邊傾斜。原住民於是紛紛善用明帝國的戶籍登記制度，杜撰族譜以虛構其漢人根源，令家族能有資格參與圈地競賽。而官府著重的，是徵稅以及社會秩序，既然原住民願意接受儒家禮教的規範，也無謂計較其漢人身分之真偽。反正自宋帝國容許平民編寫族譜後，藉族譜讓邊民歸化乃是慣常做法。
而原住民在漢化後，還可以參加科舉，若是族人中舉，則可憑官蔭庇護家族的圈地事業。在嘉靖年間，霍韜等嶺南出身的官員於大禮議時，因維護皇帝的立場而獲褒賞。他們的族人就趁機以「廢淫祠」的名義，侵吞寺廟的田產。在此以後，嶺南宗族又透過族譜，攀附為同姓官員之同宗，而各家族合併為大宗族，亦能夠整合資源，或是投入填海工程、或是資助子弟讀書應試、以至是武裝族人透過械鬥搶地。而按照《朱子家禮》的規定立祠堂、祭祖先，則是維繫宗族的儀式。
當然，在這場殘酷的圈地競賽中，總有失敗者。他們在陸地再無立錐之地，只能舟居。他們被發展為廣府族群的大宗族岐視，被眨為賤民，並被稱為「蜑」。他們之後因其弱勢，投身於沿海走私貿易，最終與英國人結緣，意外成為協助香港開埠的第一批華人。
詳細的歷史發展，可參考科大衛教授《皇帝和祖宗》一書，亦可見蕭鳳霞、劉志偉等人之歷史人類學研究。而於明末清初遷往香港附近的客家族群，一直都被視為北方漢人之後代，但實情此乃羅香林等客家學者為應付廣府人之針鋒相對，而建構出來的歷史想像。而事實上客家族群之祖先，是粵閩贛交界之畲族，受小群南遷漢人的影響漢化而成。這可見於梁肇庭、瀨川昌久以及湯錦台等人之研究。
說到底，嶺南各族群與嶺北中國之連繫，並非自古已有，而是出於後世的想像。並沒有血濃於水這回事，有的只是形勢比人強而已。
誠然，廣府族群之後努力比嶺北人更貼近華夏正宗，且成就斐然，但此乃後話了。而且，自命正宗，其實最終也會是標新立異、區隔我他之舉動。朝鮮在崇禎登天後，自認比中國更加中華，是為正宗華夏。然而滿清鞏固了在中國之管治後，北伐復明之路不通，朝鮮人也只能著眼於鴨綠江以南保存心目中的正統華夏文明。既然中土已無望光復，就只能以區別華夷之心態應酬中國，並立足本土，於朝鮮重建華夏。如吳政緯同學於《眷眷明朝》所言，朝鮮人在此歷史背景下，建立起朝鮮本位的身分認同。
在同時期的德川日本，知識階層更是一邊鑽研儒學、一邊歌頌大和魂。比如德川光圀在明遺民朱舜水的協助下，借用儒家的春秋筆法，寫出日本本位史觀的《大日本史》。葛兆光教授於《宅茲中國》云，自明清以來，朝鮮、日本與中國發生「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原本在華夏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近世臺灣之自立，香港之抗爭，也是此大趨勢之延續。
香港之所以能順利開埠，乃蜑民等海洋族群在英國人帶來的制度空間下，在不受清帝國豁制下努力之成果。之後雖然有大批廣府以至是嶺北移民湧入，但他們之所以到香港安居，是因為香港已經成為一座處中國之外、位中國之旁的準城市國家。而在九龍山脈以北，宗族勢力龐大的新界地區，初時與香港並無太大的交集。
而英國人租借新界，主要是因應甲午戰爭後清帝國國力衰退的形勢，以新界為防範其他列強入侵香港的緩衝地帶。而在租借初期，英國與新界宗族打過六日戰爭，英國更無意直接管治新界。他們除了把宗族勢力較弱的新界南端，亦即九龍山脈與界限街的地段「偷雞」劃入新九龍外，便將新界與香港分開管治。
是以新界「併入」香港，其實是戰後發展新市鎮期間的事。在某程度上，是香港「入侵」了新界。不過在發展新市鎮時，新界宗族取得大批換地權益書，之後又遇著香港地產業暢旺，就誤打誤撞的在「加入」香港的同時，晉身為香港的新興特權階層。是以新界的原居民，與他處備受欺壓的原住民絕不可同日而語。
那我們再回到劉教授的第一個問題：新界史是香港史之「正朔」嗎？在《創世紀》中，亞伯拉罕之次孫雅各煮了窩紅豆湯。長孫以掃想要喝湯，雅各就說：「用長子的名份換吧。」以掃饞咀，竟答應了。之後反悔已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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