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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譜牒文獻的歷史價值
一、譜牒文獻的形成、發展與現狀
“譜牒”源于誕生于戰國末年，帶有家譜性質的《世本》，是以表譜形式記載一個血緣關係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蹟的文獻，又名家乘，包括族譜、宗譜、家譜等。“廣泛涉及到一個家族的發展歷史、理想模式、價值標準、經濟狀況、禮儀習俗、文化層次等等，其形式和內容集中了社會學、歷史學、檔案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要旨”。⑴正如梁啟超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提出：“我國鄉鄉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能盡集天下之家譜，俾學者分析研究，實不朽之盛業也”。
先秦時代《禹本記》、《牒記》、《世本》等，就已開始利用記述帝王、諸侯與名人世系的譜牒寫成。《史記》的“本紀”、“世家”、“列傳”，相當一部分材料取之於家譜檔案。兩漢以後的許多豪門望族，憑藉譜牒記載炫耀門第，坐取官爵。北魏太和中，更以門第優先，以舉選為次，“凡有司選舉，必稽譜牒，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從而促進了世家譜牒的興盛。唐代，由政府主持編撰《氏族志》、《姓氏錄》，推動譜牒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宋代，私家修撰譜牒興起。“明清時代，盛行私家修譜。這時期，幾乎姓姓有譜，族族有譜，家家有譜，而且家譜一修再修，不僅漢族修譜，各少數民族亦是如此”。⑵譜牒資料所影響到的深度和廣度幾乎使其成為中國古代的一種全民性文化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譜牒編修基本停止。“文化大革命”中，民間舊存譜牒相當一部分遭焚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臺灣、港、澳地區及世界各地宗親尋根問祖熱的興起，民間修譜再現高潮。
二、譜牒文獻的歷史價值
清代學者章家誠在《文史通義》中說：“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郡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譜牒、方志、正史構成中華民族歷史學的三大支柱。譜牒中保存的大量原始資料，發揮的是一種史料憑證作用，在經濟史、社會史、移民史、民俗史、歷史人口學、地方誌等歷史學研究領域中，正可以作為可靠的參考工具。
（一）譜牒文獻是史學研究的有益參考
譜牒資料中人物家世，如皇帝封贈的誥命、敕命、墓誌和碑文等記載，正是正史之外的有益補充，二者相互印證。“族產是宗族存在的經濟基礎，譜牒中對族產的記載佔有相當篇幅，如對祠田、墳田、義田、義莊、族祠、墳塋、山林等私家財產的數量、形成、經營、收支狀況均有詳細記載。譜牒檔案中所記載的族產形成過程中的房契、地契，可用以研究古代的土地交易關係；對於經營收支情況的記載，則是研究古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珍貴資料”。⑶家族小社會，譜牒具體、詳細地記載了家族成員科舉中第、技藝詩文、族規、婚喪禮儀制度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但是的社會風貌，可為社會史研究提供參考。先輩遷移的時間、地點及緣由，譜牒一般都會詳細記載。移民是自發還是官方，規模是大是小，正史中往往缺少具體而詳細的記述，分析同一歷史時期遷移的若干份譜牒資料，採用計量史學研究方式，可以為移民史研究提供佐證。許多譜牒對服飾、飲食、居住、生產、婚喪、節慶、禮儀等當地的民俗風情都有所記載。這些有關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史料，同樣也在正史中往往不予記載，民俗史研究需還原的一個時期、一個地區的真實歷史面貌，可以在譜牒中找到依據。譜牒完整記錄了家族世系，成員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狀況、子嗣狀況等，據此可推測人口的平均壽命、出生率、死亡率、性別比等資訊，可作為歷史人口學研究史料來源。
（二）譜牒文獻是編纂地方誌的重要資料來源
譜牒文獻對於地方誌編纂作用，是其他歷史資料無法替代的。二者關係密切，顧頡剛先生曾經說過
：“我國歷史資料浩如煙海，但尚有兩個金礦未曾開發，一為方志，一為族譜”。
1957年，毛澤東在談及研究歷史問題時說：“搜集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寶貴的資料”。在首輪修志具體實踐中，王復興、來新夏、林衍經、劉光祿等修志工作者已認識到譜牒“對於研究地名、風俗、方言、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借鑒譜牒資料，對於當前開展的第二輪修志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編纂人物傳，具有相當權威的資料價值
我們知道，查考古代人物，主要是通過正史中的傳記、古代的文集、筆記和方志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物，在這些資料中就很難找到，如果有，也只是寥寥數語，即使是一些著名人物，有時也是如此。“譜牒的核心是世系，每一部家譜都用連線、圖譜或橫豎表格的形式，將一姓一族的始祖及其以下各世子孫上下左右地布列起來，給人一覽便知的清晰印象”。⑷詳細家族人物名、字、號、行第、生卒年月日時、享年、妻室、子女、墓地，尤其對功名、官階、傳記、墓誌銘等資料。多數內容還是可靠的。利用家譜資料，糾正了過去歷史人物研究中的很多疑點。如陳泗東先生通過泉州《清源林李宗譜》，考證出明代思想家李贄（李竹吾）原姓林，名載贄，他父親、祖父都信奉伊斯蘭教，其本人也有阿拉伯或波斯血統。
2.編纂地名志，提供基礎資料
在歷史長河中，地名屢屢變更，尤其是關於一些小地名的記載，為史書、方志所不及。因而，譜牒對研究地名學的資料彌足珍貴，可以說是舍此莫屬。近日，泉州市區地方誌學會秘書長薛祖瑞先生查詢先祖遷台事宜，在大陸多份族譜中均有薛氏開族在臺灣“東港街”一說，而“東港街”在臺灣的具體位置，卻無從知曉。後從臺灣《薛氏族譜》（1989年修）中查有“道光年間，薛添祿徙居屏東縣東港”，由此確定薛氏遷台最早到達今臺灣省屏東縣東港鎮。某一家族在某地開枝散葉，那麼居住地往往與家族姓氏關聯，類似“象峰陳”、“舊館驛龔”、“西門阮”等姓氏與地名相結合的現象，多不勝舉，有助於瞭解地名沿革。
3.編纂藝文志，豐富資料來源
首輪修志藝文志過於隨意地處理，不夠重視，達不到“反映了一個地區某個時代學術發展的趨勢；反映了某個地區在斷限內的各個時期藝文發展的動向。也體現出這一地區文化教育是否發達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這一地區人才狀況的具體體現”⑸要求。譜牒中的《藝文篇》收錄族人或與家族相關的各種著述詩文等，涉及政治、軍事、生產、經濟、文化、風土等諸多方面，可供參考。如“南靖《莊氏族譜》，收載有壽文、挽文、祭文、詩歌等數十種，以及族人、進士莊亨陽遺著《秋水堂集》的許多篇目”。⑹第二輪修志過程中，發掘譜牒中豐富的藝文資料，舊資料可在“糾錯補遺”中呈現，新發現應設“藝文志”專章，以豐富志書的學術性和可讀性。
三、譜牒資料正確運用
譜牒文獻反映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特點，有助於我們全面地掌握一個時代的狀況，正如章學誠“將史志比作日月，那麼家譜則猶如遍撒九州環球，密如繁星的燈火。燈者，補日月之不足也”。譜牒與方志、正史相互參證，可匡史志之錯，詳史志之略，補史志之闕，續史志之無。但譜牒中的記載往往會有不實之言，誇大之辭，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採用譜牒資料，必須謹慎核實、求證。
參考文獻：
⑴王雲慶，劉振華.譜牒資料的社會意義及文化價值芻議.圖書與情報，2007.5.129.
⑵鄧達宏.從文化層面探析譜牒檔案文獻的社會價值.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3.38.
⑶⑷王雲慶，劉振華.譜牒資料的社會意義及文化價值芻議.圖書與情報，2007.5.131.
⑸饒展雄.第二輪修志要重視藝文志——兼評《惠州志·藝文卷》.中國地方誌，2005.5.21.
⑹陳支平.福建族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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