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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譜“攀附”、“杜撰”現象探析與辨偽
筆者在相繼參與《中國家譜總目》、《浙江家譜總目提要》的編目過程中，對那些曾經秘不示人且散藏在民間的家譜得睹真容。毋庸諱言，一些家譜中攀附、杜撰的現象較為突出，因而被指稱為“天下最不可信之文藉”，為後世研究者所詬病。一般而言，各宗族修譜的原始動因雖有差異，但是由於家譜功能取向的一致性，兼寓激勸教化之義，家譜纂修通常“稱美不稱惡”。如一些家譜中的始祖與始遷祖多為帝王列侯或名賢顯貴，這在一定程度上其實都是家族選擇的結果；而“攀附”與“杜撰”現象，既是家譜體例服從其“尊祖敬宗收族”功能的畸形產物，也是植根于中國宗法社會的迎合家族光宗耀祖和風化宣教的心理使然，皆有其歷史根源。民間家譜中也不乏治譜嚴謹者，清代王棻續修的《柔橋王氏宗譜》即是一例。因其博覽群書，講明譜學，古能自成體例。更為可貴的是對本族老譜世系人物的考辨，能“詳其居址，核其自出”而正其舛誤，克服了家譜中常見的“攀古人之顯者而祖之，系無所承，即向壁虛造不可知之人”
的弊端，亦為譜學研究提供了“辨偽”範例。
一、家譜纂修的特點與歷史回顧
1． 民間家譜纂修將始祖追溯至黃帝的發軔
司馬遷《史記》中的《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和《三代世表》等篇目，較為詳細地記錄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自始祖以下的歷代世系。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在司馬遷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他記載夏、商、周三代世系是以當時的“譜牒舊聞”為依據的。從《史記》中世系追溯的最早人物來看，《五帝本紀》起自黃帝，《夏本紀》的前溯也至黃帝止，這與司馬遷所說的“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相符，表明司馬遷所依據的譜牒資料的終極追溯人物應該就是黃帝。
不能否認，家譜除了具備對血緣關係的認定這一最基本的功能以外，另一個意義還在於家譜具有溝通個人及家族與漢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文明歷史的功能，有利於增加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通過這種系譜的追溯，使自己及其族群的存在，認同於傳說時代就已經起步的中華文明輝煌的歷史。這就是中國家譜中所記錄的得姓祖，或者說對系譜的終極追溯往往直指黃帝或遠古時代先賢的發軔。如吳姓家譜大多奉太伯或季劄為始祖。有季劄可前溯到太伯，而太伯是周文王長子，姬姓，與黃帝同姓，由太伯可前溯到黃帝。至明代，淩迪知認為“五帝三王，無非出自黃帝之後”，應該是“萬千一本，萬派一脈”，於是就編了一本《古今萬姓通譜》。在他看來，天下萬姓都是黃帝一人所分，天下萬姓皆出於黃帝一人之身。家譜對系譜的這種終極追溯，使得家譜成為個體作為中國人，作為華夏民族成員的正統性的依據。
家譜在姓氏探源上，不少家族將姓源上溯到黃帝軒轅氏或炎帝神農氏。且不說黃帝、炎帝是傳說中的兩個歷史人物，即使存在的話，這種溯源也是姓氏探源上的誤區。所謂“人文初祖”或“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只是一種文化認同，而並非存在血緣上的關係。中國古代的姓氏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各個家族在不斷地遷徙繁衍，分化集合，再加上民族的融合，姓氏上的血緣關係已經淡化，要想從血緣關係上找到近現代某個家族的姓氏與遠古時代某個家族的姓氏之間的聯繫則是不可能的。
2． 周代宗法制度是一種建築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等級制度
出於維護宗法制度的需要，記載血緣關係親疏、嫡庶長幼的家譜在周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周代家譜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國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譜的制度，設立專人負責周天子王室家譜的記錄與管理。據《周禮
．春官》的記載，小史是掌管譜牒的官員，專門負責訂立王室的世系、區分王室成員的長幼次序與嫡庶親疏。各諸侯國也都設有專門的官員管理諸侯國王室的譜牒和家務事務。
周代還出現了我國最早的譜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禮記》中的《帝系篇》。《世本》分為《帝王譜》、《諸侯譜》、《卿大夫譜》、《氏姓篇》、《諡發篇》等十五篇，記載了自黃帝至春秋戰國歷代帝王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遷居本末等其他事蹟，是一本萬姓統譜式的譜牒著作。相傳為荀子編修的《春秋公子血脈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譜”為名的宗族史籍（已佚），其中“血脈”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譜作為血緣系譜的特點。西周時期確立的宗法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建築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等級制度，我們至今還可以從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的清代玉牒中看出這種遺存。清代玉牒的纂修體現了嚴格的等級尊卑觀念與封建綱常倫理，它表現在皇族命名、排列順序及編修方法等多方面。如玉牒以努爾哈赤之父塔克世為本支，稱為宗室，入于黃冊；以塔克世的叔伯兄弟為旁支，稱為覺羅，入於紅冊，分別用黃、紅綾包裹皮藏。除了記載帝系及皇族繁衍脈絡外，更是體現出皇室不同等級所享有的權力。
3． 魏晉以來以維護門第為主要任務的官方譜學的形成與消亡
魏晉至隋唐時期是中國家譜發展的繁盛時期。鄭樵《通志．氏族略》稱：“自隋唐以上，官為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當時從選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譜為憑，家譜在社會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見一斑。
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譜發展的重要標誌便是國家設立了譜局和譜官，專門從事譜牒的編修和保管工作。他們掌修的譜牒有二種，一種是屬譜，這是皇帝的家譜；另一種是諸王世譜，收錄的是同姓諸侯的世系譜籍。譜局對百官族姓呈送的私修家譜加以考核、審定後，收藏在譜局中，成為官方承認的官籍，稱為“簿狀”。如清代史學家錢大昕所說：“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于史部。”
家譜受到如此重視，與當時門閥士族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自東漢以來，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強大的勢力，長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職，如袁紹、楊震都是一門四世三公，其結果使門第觀念開始形成。曹魏建立後，在選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由於評定人物等級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擔任，本應以德、才為考核標準的評定演變為以門第高下為評定標準的流弊，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加速了門閥士族勢力的形成。門閥士族憑藉自己的出身門第，逐漸成為擁有強大的政治權力並享有經濟和文化優越地位的特權階層。門閥士族所擁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對門第的追逐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庶族以士族為榮，想躋身士族，採用合族通譜的方法，或用權勢或金錢收買士族成員，以達到成為士族的目的。為了維護門第，士庶族之間是絕對不允許通婚的。凡是談婚論嫁，須查看家譜，只有閥閱相當，才能通婚。由於譜牒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當時一些庶族為了提高門第而不擇手段，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偽造家譜世系、冒充士族。
鄭樵說：“譜系之學，莫盛于唐。”唐朝是官修家譜最發達的王朝之一。唐代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先後組織編修了數部大型譜牒著作，之所以多次編制官修譜牒，其原因也還是出於對門第的追逐。唐朝建立時，由於科舉制的實行，士族的政治特權已經失去，但依然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勢力猶存。貞觀五年（ 631），唐太宗命令高士廉等編撰《氏族志》，並不諱言“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的意圖，經修訂後的《氏族志》，將李姓皇族列為第一等，外戚列為第二等，使原列為第一等的山東崔氏屈居第三。武則天統治時期，朝廷又下令編撰《姓氏錄》，新修的《姓氏錄》將原為庶族的武姓列為第一等，其餘的以官職高下為等級標準，使得大批庶族都升為了士族，因此《姓氏錄》也受到了山東舊士族的抵制，且嘲笑其為“勳格”。
唐末五代時期，戰亂頻繁，門閥制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大批舊士族成員被殺，譜牒也遭到焚毀，魏晉以來以維護門第為主要任務的官方譜學也隨之而消亡。
4． 宋代以來的家譜向“尊祖敬宗收族”的倫理道德教化功能轉變
宋代的家譜是在一片廢墟上重新建立起來的。蘇洵稱“蓋自唐衰，譜學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即為當時寫照。由於沒有譜牒的記錄，家族世系易造成“失憶”或“斷層”，正如宋代大理學家張載所說：“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加之魏晉時期“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官員的選拔也無需再查看譜牒。因此自宋以降，家譜逐漸從官府、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家譜的編纂亦由過去的社會政治功能向“尊祖敬宗收族”的倫理道德教化功能轉變。即如歐陽修所稱：“族譜之作，所以推其本，聯其文，而尊尊親親之道存焉。”宋朝統治者把家譜視為“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大力提倡私修家譜，這在客觀上推動了當時私修家譜的發展和繁榮。歐陽修、蘇洵分別編修了《歐陽氏譜圖》、《蘇氏族譜》，總結前人修譜章法，創立了較完整的修譜體例，成為影響後世修譜的最基本的體例格局。
明清時代，盛行私家修譜，很多家譜仿正史、方志的體例進行編修，家譜的體例更趨於完整。從“歐蘇譜例”所包括的譜序、譜例、世系圖、世系錄、先世考辨等五項內容，擴展為得姓源流、遷徙情況、世系圖錄、祠堂墳墓、族規家訓、傳記藝文等類目。明清家譜，不少採用“大宗之法”，出現了追溯世系動輒幾十世的統譜。隨著修譜的普及與人口的增加，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家譜纂修中編造世系、攀附遠祖、冒認歷代同姓名人的現象時有發生。清代乾隆時期的“譜禁”與《四庫全書總目》刪並譜牒類目，應該說與防止宗族通過遠引祖先而通譜聯宗以危害社會穩定的動因有關。
以上通過對家譜發展歷史的扼要追溯，可以看出植根于中國宗法社會的家譜中“攀附”與“杜撰”弊端產生的一些端倪。
二、家譜世系人物中“攀附”與“杜撰”現象探析
《禮記．祭統》雲：“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也。唯賢者能之。”可見，隱惡揚善的寫法在歷史上早已有之。反映在修譜上，即是“行賤名惡有玷家聲者不書”的規則。家譜凡例中都規定了“不書”的標準，諸如不道、亂倫、亂宗、絕義、辱先等等，其結果是使得家譜中只見正人君子而沒有奸邪小人。許多家譜為了炫耀家族的聲望以提升家族的地位，甚或不惜杜撰世系、攀附顯貴而“自誣其祖”，以致在譜序上經常可以看到口誅筆伐的現象。如宋汪逵《玉山汪氏族譜序》：“或者妄引名族，自表於世者，誣祖之罪大矣！”元洪模《洪氏大宗譜序》：“嘗歎近世故家大族，不知追崇本始，譜牒不修，至宗族貧賤者棄之而不顧，附會門第，以他人為己祖，誇耀於世。”明周尚文《周氏宗譜例》：“近世作譜者，好高門第，妄援古之聞望為族。殊不知作譜本以尊祖敬宗，卻援他人之祖宗為祖宗……。”清孫鏘鳴《鯉嶴重修陳氏宗譜序》：“然以餘所見今日之譜，無法殆甚。不考源流，棄是其祖，一也；濫引華膴，冒非其祖，二也；多張官閥，不應古制，三也；虛列傳贊，半歸贗作，四也。”
家譜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得姓、遷徙、分佈、派別、世系、人物、事蹟、藝文等家族發展史的綜合記錄。家譜中攀附與杜撰現象通常圍繞世系人物展開，如恩榮錄、世系圖等，而偽託名人序跋亦為常見。
1． 偽託名人序跋
譜序主要記述修譜的意義、緣起、目的、家族的歷史淵源及遷徙經歷、修譜人員構成、歷次修譜概況等內容。在譜序中，常可見到名流碩彥撰寫的序文，如歐陽修、蘇洵、朱熹、文天祥等人的序文在各姓家譜之中最為常見。在為數眾多的名人譜序中，有相當數量其實並非出於名人之手，而是編譜者的假託與偽造。如民國《義門陳氏大同宗譜》收錄了一篇朱熹的序文，署“龍圖閣大學士朱熹晦庵氏拜書”，然而朱熹並未當過龍圖閣大學士。幾乎同樣的序文又分別出現在周肇豐《周氏合修宗譜》和泉州《劉氏宗譜》之中。與《義門陳氏大同宗譜》相比，《周氏合修宗譜》和《劉氏宗譜》的所謂序文在最後加了一句：“噫！世之去祖未遠，問其所自而懵然者，有愧于周（劉）氏多矣。”此外最大的不同，就是序文中提及的姓氏的不同和落款時間的差異了。這些偽託的名人譜序，往往會在年代、官職、稱謂等處顯現出假託的痕跡。
2． 杜撰“恩榮錄”
恩榮錄又稱告身、誥敕、賜諭等，內容主要是歷代皇帝對家族成員的褒獎或封贈文字，如敕書、詔命、賜詩、禦制匾聯、諡文等，此外還包括地方官員的贈諭文字。編輯恩榮錄的目的，是通過炫耀朝廷對家族及家族成員的表彰和獎勵，顯示家族的地位和身份。因此，修譜過程中，各家族都盡力搜羅相關內容。對帝王、顯貴文字的過度追逐，亦使得“恩榮錄”出現了造假現象。如民國《潘山頭洪氏宗譜》首例“宋駙馬顯宗公遺像”。所附“駙馬洪顯宗敕命一道”，題為“大宋鹹淳乙丑年十月十五日詔下之寶”雲：“洪顯宗才貌無雙，朕以嬌娥宮主賜配，招為駙馬之職。”並將其列入外紀始祖。按“鹹淳乙丑”，即咸淳元年（1265），為宋度宗年號。景定五年（1264）十月二十六日，理宗去世，趙禥即位，是為度宗。次年改元，趙禥年僅26歲。史載宋度宗於鹹淳十年（1274）七月去世，僅留下三個尚未成年的兒子，又何來“嬌娥宮主賜配”？《潘山頭洪氏宗譜》將“公主”改作“宮主”，稱謂不明，于史無據；所指“才貌無雙”的駙馬“洪顯宗”，更是子虛烏有。
3． 世系中攀附名人
世系是家譜的主體，分為圖、錄兩部分。圖又稱世表、世系表、世系圖等，是以圖表形式記錄家庭成員的世系並反映家族成員的血緣關係。世系中的攀附、冒認歷史名人為祖先的現象在家譜中最為常見。不少家族尊奉的“外紀始祖”，遠者追溯三皇五帝，甚至奉盤古、雷震子等神話人物為始祖；列為“始遷祖”者，亦多為忠臣顯貴，或是在社會上有良好聲譽的名士，平民百姓則很少見載。歷史上的大奸大惡之人如秦檜之流，家譜中根本沒有他們的名字。如朱姓皆以朱熹為先，包氏皆拜包拯為祖；凡王氏者所稱始祖，不曰派出琅琊，即曰支分太原，並溯源于周靈王太子晉。有的家譜甚至將前代的同姓名人一概網羅，都納入本家族的世系之中。如貴州《清河張氏宗譜》中，張良、張飛、張九齡、張載等歷代名人都納入世系之中，如此之多的簪笏蟬聯的體面先祖，牽強附會，常令後人難以置信。
三、晚清學者王棻的譜學理念及世系人物辨偽示例
杭州圖書館館藏稿本《柔橋王氏宗譜》，為清咸豐九年（1859）王棻纂修。王棻，字子莊。號柔橋，浙江黃岩人。其為清代晚期知名學者，著述頗豐。王棻治譜嚴謹，不但遵循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這一史則，尤其是對本族世系人物的“辨偽”，更為中國傳統宗族社會修譜活動所鮮見。
1．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史則在家譜纂修中的應用
第一，“無考者略之，疑者闕之”，“必據實直書，使後人有所考”
概言之，即對記載家族世系、先祖遷徙行跡的文獻史料，務必鑒別真偽信疑。凡證之鑿鑿、據實可信者，方可確認為家族信史傳之後世，此謂“信以傳信”；若文獻不足征信，傳聞頗多疑問，則當闕如存疑。王棻在《柔橋王氏家譜》卷末中的“辨誤、存疑”，正是為歷來史家所稱道的“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遺法在家譜中的應用。
第二，“本族世系遞傳，不紀遠祖，不附名門”。不少姓氏家族的始祖追溯到漢晉甚至夏商，以後子孫繁衍、支分派別形成蔚為壯觀的姓氏家族，這也是造成遠祖牽引，附會失據的原因之一。鑒於此，王棻在纂修《柔橋王氏宗譜》時，“五世以上旁遷者，略不備載。五世以後，始據實詳書”。實際上採用的是“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為家族的始祖，避免了家譜中常見的“徒矜閥閱，自紊其宗，自誣其祖”的弊病。
第三，“不以地望為高，不以聲華為貴，不以寒微為恥，不以攀附為榮”。王棻在《譜序》中批評了民間宗譜“失其本系，輒攀古人之顯者而祖之，系無所承，即向壁虛造不可知之人，以實之傳、贊、志、銘、誄之屬，必假當世之名人以榮之，用相誇耀於流俗”之風；對自己本族《蕭奧王氏族譜》“遠附三槐之胄，兼誇貳室之榮”的現象，指出其“敘述不明，未可依據”。王棻的《柔橋王氏宗譜》，即是在這種譜學理念下完成的。
2． 王棻對本族老譜世系人物辨偽示例
王棻在確定本系始祖時，沒有簡單地沿襲舊譜陳說，而是對舊譜的世系人物進行了質疑與辨偽。他在《柔橋王氏宗譜》卷末“辨誤、存疑”的“始遷考”中，對纂修於乾隆十三年、道光十五年的《蕭奧王氏族譜》提出了“四疑五誤”的嚴密考證。
《蕭奧王氏族譜》將“王右嶽”列為第一世時曰：“右嶽，字彥靈，號寄安。兵部侍郎晉國公祐之侄，宦游于台之南，卜居蕭奧。生於晉天福丙申二月三十日午時。娶三坑盛提學公女。合葬聖水山。”王棻的考證是建立在史籍基礎上的。按《宋史
．王旦傳》曰：“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王棻綜核史文上下七世一十五人，並無王右嶽其人，此為疑點之一；王右岳既為晉國公王祐之侄，則必系唐左拾遺王徹之孫，但老譜不稱其祖而稱其叔，此為疑點之二；老譜中的花信風《譜序》又以王右岳為晉國公之從侄，此為疑點之三；既雲宦游必有名爵，而老譜未錄其官，此為疑點之四。繼而王棻又進一步考核其年代，通過檢閱《通鑒綱目》得知“天福丙申”系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史載“天福丙申，僅有十一、十二兩月”，而老譜稱王右岳“生於晉天福丙申二月”，其誤一；老譜稱王右嶽“娶三坑盛提學公女”，王棻通過查考《黃岩縣誌》及《太平縣誌》，得知所謂“三坑盛提學公”，即“盛象翁，字景則，號聖泉，三坑人。延佑間薦為平陽學正”，而“延佑”則為元代元仁宗年號，以致“今以宋初之人而娶元人之女，亦可笑甚矣！”其誤二。此後，他又對第八世王成子的駙馬身份提出質疑。舊譜載：“成子，字廷玉，號金峰。宋甯宗時，恭聖仁烈韓皇后之公主敕為慧明恭順駙馬。”合葬聖水山。”王棻曰：“案《宋史》高、孝、光、寧四朝女皆早亡，惟理宗一女周漢國公主嫁楊太后侄孫鎮。甯宗既無公主，成子安得為駙馬哉！此尤可笑之甚者也。”
限於篇幅，王棻“四疑五誤”的考據不能一一列舉。
四、結語
清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巨鹿姚氏族譜序》稱：“宋元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支離傅會，紛紜跨踳駁，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徒為有識者噴飯之助矣。”家譜本以傳信，反以傳疑，這正是根源于中國宗法社會的封建糟粕。譜牒研究者把始祖、始遷祖視作一個獨立的血緣集團的起始，從而便於考察宗族本身的起源、遷徙、分支以及繁衍發展的過程。而一些家譜中所載錄的宗族世系人物資料，往往通過攀附顯貴、杜撰世系來顯示家族的出類拔萃，演繹其遷徙源流，充斥著裝飾門第的色彩。究其原因，除了限於譜匠學識的，還有一部分錯誤則是沿襲老譜而來，而因上述所舉攀附與杜撰現象，屬修譜者有意為之者，則更使得家譜的史料真實性大為降低。
隨著《中國家譜總目》的編纂與問世一度沉睡的家譜將進入公眾視野，在為海內外人華人提供尋根問祖資訊的同時，譜牒研究與利用也隨之升溫。譜牒研究，既要充分肯定家譜的史料價值，確定它在歷史文獻中的地位，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家譜“鑿鑿精實，白無二三”。王棻續修的《柔橋王氏宗譜》，對本族老譜所載的世系人物不盲從，而是從世系人物的虛實、關係、稱謂、名爵、姻親、年號等，利用存世文獻進行一番爬羅剔抉、去偽存真的考證，這有助於後世譜學研究者避免武斷，正確認識家譜世系人物中史料的真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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