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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宗族教化中“家”與“國”的會通
錦湖家祠位於湖南省桂陽縣蓮塘鎮錦湖村。2017年 7月，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田野考察組在當地開展田野調查時，在錦湖家祠內發現了大面積的清代宗祠壁畫遺存。壁畫構成形式獨特，文化內涵豐富，對其形式與內涵的研究對厘清清代地方宗族教化的核心內容、國家主流價值觀在鄉村推廣傳播的途徑與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壁畫概況
家祠始建於乾隆九年（1744年），建成於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新建傅氏家祠碑》中明確記載：“茲下彩繪方畢問記於予，予不揣庸陋記數言勒石以存永遠雲”。錦湖家祠整體長30.7米，寬14.8米，面積約 460平方米，中軸對稱，沿中軸線依次為前廊、入口門廳、戲臺、內院、祠堂。在祠堂的前廊兩側、連廊、享堂正面和側面都曾經繪製有精美的壁畫。作為禮儀建築的一部分，壁畫與建築是同時完工的。壁畫整體遺存 230平方米，辨識度較高的壁畫有9幅，面積67平方米；辨識度中等的有6幅，面積為29平方米，主要位於享堂左右側壁及側壁上之山牆。
以享堂方位為准，左右壁山牆繪有龍虎圖案。左邊牆壁靠內約 1/3處書有“孝弟忠信”四字，仿自朱熹法書，字右繪有壁畫。第一幅圖主題為“閔子騫單衣順母”；第二幅圖是戲曲《大保國》（又名《二進宮》）中的一幕場景；第三幅圖表現了“岳飛大敗金兀術”之典故；第四幅圖內容是“梁灝借書”。
與左壁格局相似，右壁書“禮義廉恥”，同為摹寫朱熹法書，並仿摹朱熹款識。書法左側四幅壁畫保存完好，每幅高2米，寬1.3米，尺寸與左邊相等。第一幅圖表現的是“程門立雪”的典故；第二幅圖畫是“千里走單騎”的場景；第三幅圖主題為路銀試廉；第四幅圖表現的是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典故。
通過上述描述可知，錦湖家祠壁畫無論形式構成抑或內容指向，都具有自身特點。首先，壁畫的題材都是圍繞“忠孝節義”等儒家倫理價值觀展開的。其次，與壁畫相配套的文字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題款，而是仿朱熹法書的“孝弟（悌）忠信，禮義廉恥”。再次，壁畫與文字有嚴格的對應關係，每一幅壁畫在內涵上都與一個文字對應，二者共同指向儒家道德倫理觀念的某一方面，建構了一個完整的儒家倫理價值觀念象徵體系，成為闡釋儒家義理、傳達倫理觀念、實施宗族教化的重要手段。
圖式象徵與宗族教化
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後，儒家教化思想實現了“從個人道德成長層面到個人道德與國家社會發展相統一層面的跨越。”其中，“孝悌”是根本，“忠”是孝的進一步擴大與闡發，而禮義廉恥則為“國之四維”；“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共同構成了一個貫穿於個體、國家的道德規範，成為人們處理自我與他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基本原則。
在錦湖家祠壁畫中，享堂兩側每一幅壁畫都與對聯的一個字相呼應。壁畫將文字所要傳達的抽象義理轉換為直觀的視覺符號，使其更易於為人們所理解；而通過文字的錨固，明確了壁畫深層次的意指，避免圖像多意性的產生。通過這一獨特的圖—文象徵體系，指明了畫面所要傳達出的深層次的意指——“孝弟（悌）忠信、禮義廉恥”，就“義理”來說，它們完整闡述了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理學的人倫價值理想與追求。
法國學者瑪蒂娜，喬麗認為：“一幅圖像並不是根據一種視覺經驗來再現，而是根據一種模式結構來重新建構，這種建構的實質是人們借用最恰當的再現形式來滿足人們為自己確立的目的。”作為繪製在家祠享堂中的壁畫，在選擇繪畫圖式時，傅氏先祖除了關注畫面本身，必然也會關注畫面明指層次上所表現出的內容之外的東西。因此，這些壁畫除了圖式的文學性本身，也潛藏了它們內在的倫理價值追求。或者說，壁畫所體現的對儒家倫理價值的追求是傅氏先祖有意為之的。
通過圖文之間的互動與轉換，抽象的文字與具象的圖式共同建構了一個完整的儒家倫理觀念象徵體系，指明了傅氏宗族的倫理價值取向。同時，從一個更廣闊的視域觀察，傅氏宗族所尊崇的儒家倫理價值觀念，無論其外在的表現形式抑或是內在的價值指向都不是宗族自身的意願所能決定的，它還受到國家主流價值觀的影響和制約，是宗族自身與國家意志相會通的結果。
“家”與“國”的會通
作為鄉村社會共同的道德禮俗標準與措施，鄉約在宋代開始產生，後為朱熹及其學生所推崇與實踐。明清時期，儒家理學思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其所宣導的鄉約也同時進入統治者的視野。由於其所具有的社會教化功能，國家開始介入鄉約的推廣，借助鄉約宣講的方式，把官方認可的教化理念傳達到民間社會。在明清兩朝，官方對理學的推崇達到極致，理學所推崇的儒家道德倫理成為指導人們待人接物以及處理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間關係的道德規範和基本原則。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頒發聖諭六言，指定專人宣講聖諭。清朝承繼了明代的鄉約制度，順治九年二月，朝廷頒佈“六諭”，順治十六年，正式設立鄉約，設專人“於每月朔望日聚集公所宣講”。康熙九年，國家頒佈“上諭十六條”，其宣講的核心內容可以歸納為儒家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新建傅氏家祠碑》中記載：“朔望宣聖諭，合族眾而家喻戶曉，禮讓之俗秩然而成。”更是直接點明了此事。
明清時期，以敘述性圖像實施教化是非常重要的宣教方式。康熙和乾隆尤其熱衷於具有教化意義的敘述性圖畫的製作，委託畫師繪製了大量這一題材的作品。作為繪製於乾隆年間的作品，錦湖家祠壁畫以及由壁畫所體現的儒家倫理觀念毫無疑問是這一風氣影響下的產物，其所體現的傅氏宗族“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宗族教化理念，正是官方直接推動與影響的結果。
同時，在壁畫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傅氏先祖對儒家倫理規範的闡釋充滿了自我個性的表達。例如對“孝”的闡釋，從壁畫表現上看，他們著意于閔子騫跪求父親原諒母親的孝，某種程度上忽略了閔子騫受的苦，也沒有強調圓滿的結局。從中可以體會出，與官方“敦孝悌以重人倫”強調“倫常秩序”不同，傅氏先祖通過壁畫傳達出希望後世子孫要忠恕待人、心胸寬廣的教誨。再如對“忠”的解讀，壁畫選取了“岳飛大敗金兀術”的畫面，透露出傅氏先祖眼中的忠不僅僅是君臣之間的倫常之忠，更是一種家國之忠。這些文字與圖畫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傳達出了傅氏先祖對宗族教化價值指向的思考，這種對儒家倫理的個性闡釋也是地方宗族對官方意志的融匯與變通。
作為家族祭祀先祖的場所，祠堂是一個家族重要的精神活動空間與教化子孫之所在。處在宗祠建築內的圖像，都是經過先祖精心選擇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通過宗祠壁畫，傅氏先祖與後世子孫實現了另一種形式的互動與交流。鄉村宗族的教化指向受到國家總體價值取向的影響與制約。國家確立了整個社會文化價值取向的基調，並採取種種措施，使其影響能夠達於鄉野底層。宗族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國家“人倫教化”的社會功能，通過宗族教化，“家”與“國”之間的文化精神信仰在鄉村社會實現了會通交融。
作者：龍明盛、胡彬彬，分別系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中南大學教授、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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