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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東南亞華人文化與族群關係
戰後東南亞華人文化的保持與族群關係的演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東南亞華人所處的情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為明顯的是，華人加入當地國籍，政治認同轉向當地，有的乃至在文化上也完全當地化。然而，幾乎在東南亞各國，華人仍是一個具有自己種族上與文化上鮮明特色的社會群體。進入90年代，東南亞華人雖然已解決了政治認同問題，但在文化認同上卻仍然處於“十字路口”。①華人究竟選擇怎樣的文化價值體系才有利於自己在當地的生存與發展？客觀環境對於這種選擇施於怎樣的影響？這是華人所面臨的一個十分重大而亟待回答的課題，而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以及這種文化的保持對於族群關係演進的影響如何，這又是華人文化選擇過程中之關鍵所在。本文擬對此略加探討，以期抛磚引玉。
一、中華文化之于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華人文化”這個概念已為人們所廣泛使用，一般都將它視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同義語，其理由在於：[01]海外華人除了秉承中華傳統文化源之外，不可能另創一種新文化。[02]華人文化是由華僑文化轉變而來，而華僑文化又是地道的中國文化。[03]中華傳統文化確實是構築華人民族（或種族）特性的重要因素。從這些意義上來講，將華人文化等同于“中華傳統文化”不無道理。然而，華人文化是一個較之“中華傳統文化”內涵更廣的概念，因為前者可以包容後者，而後者不能涵蓋前者。不過，要理解華人文化，還得從它的基本內核之一即中華傳統文化說起。
一般來說，華人社會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的華人文化與種族群體。本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華僑向華人的轉變，政治認同的當地化，華人社會逐漸形成，而原有的華僑文化也為華人社會所繼承，成為華人文化的核心內容。這種前後的承繼對於一個尤為強調傳統的華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華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中華傳統文化是華人之間具有較多經濟、文化、政治等聯繫的不可或缺的粘合劑。在華人經濟、社團的國際化趨勢，以及華人謀求在當地全面發展的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華人傳統文化在華人經濟的國際化與當地化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具體來說：
1.華人傳統文化對華人當地化的影響
在華人切斷了自己在政治上的中國歸屬感之後，特別是隨著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日益緊促的全面當地化的進程，華人傳統文化也面臨著挑戰。這裏我們先不論華人之于傳統文化的態度，而是來看看華人傳統文化對華人社會發展的作用。
東南亞各國是否存在著一個華人社會，人們看法不一。巴素（
V.W.Purcell）所著《東南亞的華僑》（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施堅雅（ G.W.
Skinner）的《泰國華僑社會》（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和《泰國華人社會之領袖及權力》（ Lead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等都持“華僑社會”或“華人社會”之說，且影響至今。已故菲律賓學者施振民在研究了菲律賓華人文化的持續問題之後，認為菲華人社會“不僅是以馬尼拉華人為活動中心的社區，而且是靠華人文化體系整合的全菲華人族群”。②但也有人對“華人社會”說提出疑義。③這種不同的認識是與他們各自的理論分析和實際判斷的角度有關。然而，只要我們冷靜、客觀地進行考察就會發現，在東南亞許多國家是存在著一個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的華人社會文化群體，或者說“華人社會”。作為文化意義和種族意義上華人的存在是華人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重要標誌。④基於這種理解，可以認為，華人文化是華人社會存續的關鍵因素之一。
一種觀點認為，華人要實現自身與當地社會的全面整合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放棄自己的文化。中華文化要在當地生根發展，“就必須能切合本地華人的實際需要，並能充分顯示出其令人信服的優秀之處及其有利於華人的生存和發展之處。”⑤對中華文化的優秀之處表示懷疑。這種觀點的偏頗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一方面華人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新加坡除外）應當保有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要看到在過去華人文化是華人立足于當地的一個基礎，在今天華人文化會在華人當地化的過程中更加豐富多彩。或許，華人會因為有其自己的傳統文化對這種文化之源有一種自豪感，乃至較多的趨同，但這並不意味著其政治認同的搖擺不定。菲律賓中正學院院長邵建寅先生認為：“華文教育的目的應是在栽培具有華人氣質的菲律賓公民；”“政治上認同所居國家與文化上認同祖國並無衝突。”⑥這是頗具見地的。華人傳統文化與華人當地化之間並不存者二者必定擇一的問題，相反，二者應是相輔相成的。
2.華人傳統文化對華人經濟與文化活動國際化的影響
雖然不同國家的華人所處的環境及其自身的特點有較大差異，但華人在謀求其經濟活動與文化活動的國際化時則往往較之與其他種族之間有更多的吸引力。這種引力就在於歷史所形成的血緣上與文化上的某種聯繫。這是誰也難以改變的，即使是對華人採取一種孤立環境中的同化政策，也是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的。
如果中國人移居海外從唐宋時算起，迄今也有近千年的歷史。近代華工出國後東南亞華僑數量大增。這些華僑先民最初從南部中國南下時就帶有兩種耐力持久的遺傳因數，即種族特徵與文化特徵。而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隨著華僑民族主義意識的喚醒與高漲，華僑還強烈地感染著中國政治的脈博，積極參與其中。儘管如此，華僑由於其主要生存環境是在海外，因此又不得不利用其種族上與文化上的特徵來形成某種組織，如血緣與地緣團體，或私會黨組織，來加強同文同種之間的團結、互助與凝聚力。有些人將這種海外華僑華人社會視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實驗室”。⑦這裏我們先不論這種觀點的正確與否，僅就它所強調的中華文化對華僑、華人的巨大影響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早期華僑的這種建立在血緣與地緣基礎之上的組織為後來的華人社會所沿襲。而這正是華人的經濟、文化活動具有國際化傾向的支柱之一。祖籍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地的華僑、華人常召開一些跨國性的聯誼會，共同的鄉誼成為聯結他們的紐帶。在此，有兩點需要加以說明：
其一，華人傳統文化是華人之間具有較多（也比較容易有）經濟和文化聯繫的促成因素，但它並不必然導致東南亞不同國家和地區華人之間的聯合。如果說現代東南亞華族已經形成的話，那所謂“東南亞華族”，並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都有一個華族（或稱種族）。有人提出，要從民族學研究世界最大的跨境民族—華人。⑧這種把華人看成一個整體民族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這是因為一方面華人的發展更多的是受所在國政治、社會環境的制約，而不是華人之間所具有的文化與種族源流上的共性制約；另一方面在事實上東南亞各國的華人是各成一體，而非結成跨國界的共同體。無疑，如果我們將新加坡的華人與印尼的華人看成同屬一個整體則是不恰當的。正因為如此，那種把東南亞華人視為一個整體，乃至東南亞華人社會為“第三中國”的做法也是錯誤的。⑨華人與中國的分離及其全面當地化的趨勢，使華人在所在國家加速演化，並成為一個頗具自身特徵的整體，原本具有的文化與種族特徵也在經歷著轉化。今天，面對東南亞許多國家的華人文化我們很難說它是純中國式的，因為它們都經歷了變異、改造與轉換。其實，有許多人已經看到了這點，並在努力進行個案的探討。⑩
其二，華人經濟、文化活動的國際化趨向是一件對於當地發展有益的事情。僅從1988年以來，在東南亞召開的國際性宗鄉大會就有：世界廣西同鄉聯誼會（1988.5泰國曼谷）；世界賴羅傅宗親聯誼會（1988.6.新加坡）；世界林氏懇親大會（1988.2.馬來西亞沙撈越）；世界潘氏總會（1989.10.新加坡）；世界福清同鄉聯誼會（1989.11.新加坡），等等。而東南亞華人召開的以宗鄉為紐帶的會議更多。1991年
8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世界華商大會，盛況空前。這些華人區域性與國際性的活動都有濃厚的經濟意義。如成立於1980年的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目前已舉行了五屆，其宗旨除聯絡鄉誼外，還在於“溝通貿易，促進文化，繁榮經濟，互相交流”。與會期間既舉行鄉誼研討會，也有商品展覽會。顯然，華人之間的這種經濟溝通與聯合是以其傳統文化為媒介的。在共同的文化價值觀的支配下，在同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氛圍中，人們會體感到心靈的親切，縮短國界的距離，在經濟活動中互相信任。然而，東南亞華人在這種傳統文化聯絡中的經濟活動並非出自種族排斥的需要，而是因為它確實是一種有效的發展經濟的手段。華人自己也頗有同感：“物以類聚，人類的天性也是這樣。對於那些和自己相似，和自己具有相同語言、文化和歷史背景的人，往往會感到興趣，喜歡和他們認同”。“民族、文化的親切感能促進聯繫和信任”。[11]華人的這種“類聚”感，文化認同意識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經濟合作趨勢，與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的華僑民族主義思潮是根本不同的。這是因為：首先，華僑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中國歸屬取向，政治意味濃厚；而華人之間的文化認同與親近已失去了曾一直與之相聯的政治聯絡的意義，對於當地其他民族並不存在什麼危害。其次，東南亞華人之間文化認同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它的經濟方面。由於華人已解決了政治認同問題，因此這種文化認同的經濟意義對於華人所在國的經濟發展具有愈來愈深遠的積極影響，而不是相反。事實上，華人之間文化、經濟的區域化與國際化趨向，其根本出發點還在華人文化、經濟的當地化。這種區域化與國際化是來自不同國家華人之間的合作，它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更多的受惠者是華人所在國家，正因為如此，東南亞一些國家政府越來越重視華人之間的合作，並積極創造條件以利於這種合作，其中包括對華人保持自己傳統文化的讓步。
目前，在亞太地區，有關“華人經濟圈”的爭論甚是熱烈。也有人稱之為“華人經濟共同體”、或“大中華經濟圈”、或“中國系人經濟網路”，[12]等等，其核心內容就是華人之間經濟合作的國際化趨向。然而，事實上，華人資本之間不可能有超越各自國家利益而進行單獨的國際間合作，故單純的華人經濟圈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如印尼的林紹良財團、馬來西亞的郭鶴年財團與李萊生財團、新加坡的黃祖耀財團、泰國的陳弼臣財團等，都有著比較廣泛的華人之間的國際商業聯繫，但它們都是所在國的資本，同時華人資本也與其他國家資本合作，有人認為，東盟各國華人資本的增長是與所在國國民經濟增長相一致的，而且它對所在國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3]可以肯定，中華傳統文化對於華人資本的國際化發展是有其可觀的作用。換言之，華人經濟的國際化既然是以其當地化為基礎，因而，其國際化程度越高，對當地經濟發展的促進也就越大。
應當正視的是，戰後東南亞華人文化的保持走的卻是一條坎坷不平、荊棘叢生的道路。隨著戰後東南亞民族獨立國家的形成，種族排斥的情緒與日俱增，諸如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和越南等國都曾或多或少地推行過排華政策，在驅趕華人的同時，對於居住在當地的華人採取全面同化的政策。雖然各國在同化的類型和程度上存在著差異，但其實質都是使華人全面當地化，有的甚至要消滅華人社會，將他們完全同化於土著社會之中去。這種同化政策的主旨並不在於華人與當地社會的融合。因為它更多的是為了培植和增強土著民族的力量，用種種優先的政策來提高土著民族的地位，特別是他們的經濟力量；同時，壓抑華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發展。在有的國家，當華人的政治認同轉向於當地化以後，華人仍未能與當地土著民族享有事實上同等的地位。
我們看到，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同化政策並不只是迫使華人政治認同于當地。而且還在於限制或禁止華人文化的發展。文化同化是同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華人傳統文化又是同化的焦點之一。其主要措施有二：[01]隔斷華人與其文化源的聯繫，不再接納來自中國的移民。[02]嚴禁中華文化的傳播，包括華報、華校、華團的限制或禁止。這樣，力圖使華人逐漸將中華文化淡化，而接受當地文化，進而徹底當地化。如果這種文化同化政策成功，並且通過種族通婚等手段使華人的種族特性退化，其結果必然是華人社會的消亡。當然，從事實來看，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同化是多類型的。如泰國屬於自然同化型，政府雖然限制華文、華校的發展，但對於華人能平等看待，給予公平參與的機會，並鼓勵華人與原居民和睦交融。印尼屬於強迫同化型，從60年代中期起陸續下令關閉華文學校、僑團、華文報刊，一切與中華文化有關的載體或傳播方式都受到禁止。雖然後來有所謂特種民族學校，允許少數慈善、宗教和宗親社團的存在，但中華文化隨之迅速折損下去。新加坡屬於多元文化型，政府允許並鼓勵華人保留自己的文化。
凡此種種的文化同化政策直接導致了中華文化的衰微。對於這種文化政策，人們評價不一。特別是由於所處立場的不同，所論往往大相徑庭。施堅雅在考察了泰國的華人社會之後認為，同化是解決華僑問題最理想的辦法，也是華人的唯一出路。事實上，東南亞各國的同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如：華人子女多接受當地教育；土生華人比例日漸增多；華人效忠當地政府；“落地生根”觀念普遍化，等等。既然如此，東南亞各國的華人同化政策是否會繼續執行下去呢？一般來說，這應當是毫無疑問的，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不會有實質性的轉變。其主要原因在於當地政府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恐懼（新加坡除外）。在他們看來，中華文化會加強華人與中國的感情，會使華人社會和主流社會格格不入，會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也意味著要維持華人傳統文化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與此同時，華人自然同化的趨勢也在某種程度助長了華人傳統文化的衰落之勢。所謂自然同化實際上就是民族融合的過程，即民族相互交往中的彼此吸收對方優良特性的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過程。每一個理性的民族都是願意這樣做的。歷史上形成的所謂“明鄉”（越南），“土生華人”（印尼），“峇峇”（馬來南亞），“華菲混血兒”（
Mestizo，菲律賓）等莫不為民族融合的產物。在他們身上中華文化的因數越來越少，如果沒有“再華化”的過程，他們最終將為當地文化所包容與融化。即使是新加坡這樣一個華人占
76.9％[14]的國家，中華文化也是危機四伏，很不景氣。最主要的表現在於：華文教育的式微和年輕一代中華文化觀念的淡薄。在新加坡，以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華語）為第二語言，這在客觀上大大降低了華語的實用價值；同時，英校能供給較好的就業機會和高等教育升學機會，使得華校生源銳減，據統計1954是英校與華校學生人數的一個分水嶺，此後華校生年年減少。1968年，華校生只有英校生的一半，1974年僅13％的小一學童入華校。80年代初降至6%。[15]眾所周知，語言並不只是一種簡單的交往手段，而且還是文化傳遞的重要媒介。學講華語的人數銳減意味著華人越來越失去其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執著。新加坡尚且如此，遑論其他？總之60年代以來，東南亞各國華入傳統文化的日趨衰落已成為一個鐵的事實。這種衰落有政府政策、華人社會地位、華人價值取向的轉變等主客觀諸種原因。
華人傳統文化是否會從此一蹶不振呢？
目前來看，似乎未必。我們看到，儘管華人傳統文化有日趨衰微之勢，但在華人同化或認同於當地的過程中，保持華人傳統文化的動力並沒有衰竭，華人有著多種多樣保持其傳統文化的方式。例如：在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政府對華人傳統文化的重視，以及多數華人對傳統價值體系的認同，使得這裏的傳統文化保持行之較好。政府所宣導的國家核心價值文化實質上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它包括中華民族所具有的節儉、刻苦耐勞、重視教育、社群的信任和相互扶持等優秀品質。為此，舉國上下從80年代以來漸漸興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保“根”運動。如：推廣華語；舉辦華族文化節；制定儒家教育課程；多方位、多層面地研究華族文化，使之實現新形勢下的轉化；華人社團也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了“協助保存適合現代新加坡的華族文化價值觀和傳統”[16]上來。新加坡宗鄉聯合總會成立的宗旨之一即是保持與發揚華人傳統文化。在總會的領導下，各會館已開展了多種形式的保持華族傳統文化活動。可以這樣認為，新加坡的華人文化將會有一個新的復興。
在馬來西亞，馬來人優先的政策使華人文化受到了嚴重的限制。《1961年教育法》的頒佈使華文學校受到了國民學校的限制。但是，華人為了維護華文教育的權利始終進行著不懈的鬥爭。從《董總三十年》和《教總三十年》所記載的“董總”與“教總”兩大組織的歷史來看，馬來西亞華族將華文教育視為“整個華族文化興衰的命脈”，[17]並力圖使華族文化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由於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意識較濃，且華人人口占全國總人數的33.1％，以及政府和原著民對華族的日益容納，華人傳統文化將保持和發展下去。
在印尼，近20餘年來，雖然華人越來越當地化，但華人文化並沒有銷聲匿跡。中華文化除了通過家庭代代的潛移默化外，宗教是中華文化得以承傳的重要方式。在東南亞華人中，印尼華人可以說是信教最積極的族群。孔教在印尼近80年的發展史表明，它是華人信奉的重要宗教，據稱，1987年該教擁有
300萬名教友，制度化的孔教向華人傳遞著中華文化的資訊。[18]還有不少華人為佛教徒。在宗教的聖光下尋覓著靈魂的慰籍和文化的溫馨。
泰國是公認的華人同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高度“泰化”的華人也並沒有全然褪去華人的文化秉性。華人多奉佛教，也有不少信“孔教”，華族在泰國是最大的少數民族，其傳統文化仍在一定程度得以保持。
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以來東南亞華人更加重視“根”的追尋與保持，不繼掀起的“華文熱”即是一例，這裏的“根”不僅是血緣上的，而且還是文化上的。隨著華文國際地位的提高，諸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等國政府顯現著有條件地弛禁華文之勢，有人甚至認為華文教育已“重現生機”。（19）不管怎樣，這意味著用同化的方式使華人傳統文化消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種文化的存在、發展或消亡是有它自己的運行軌跡。
可見，華人文化之于華人社會是不可或缺的，華人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有利於華人群體的健康發展；而尊重、理解這種文化又是華人融入主體社會的重要動力。華人文化的保持與發展對於主體社會的進步與繁榮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二、中華文化的保持之於族群關係的發展
華人能否順利地保持自己的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這種保持對於族群關係的發展起一種怎樣的作用。政府制定對華人的政策、主體社會對華人的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華人文化的認識。與此同時，華人保持自己的文化也只有遵循一定的法則才會收到較好的效果。
首先，平等應是處理族群關係的一個原則。一方面華族與當地其他民族之間應當遵循其自然、和諧發展的規律。歷史上的“峇峇”、“土生華人”、“明香”和“華菲混血兒”等的形成即是族群之間自然融合的表徵，說明了這種和諧發展的可行性及其深遠意義。華族，要正確地看待自己，既不要自卑自賤，也不要自高自大，任何“文化沙文主義”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土著民族也要擯棄偏見，客觀、公允地評價華族對當地社會發展的貢獻，不要由於文化的或經濟的自卑轉而為對華族歧視。在印尼，有一種觀點認為：“印尼民族現在在經濟發展中，必須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把‘原住民’支那化，即教育他們改變他們的文化態度（農業、文化）……”。[20]這裏，不乏對華人的偏見，（如稱華人為支那人），但它也說明民族之間更多的是需要彼此的切近瞭解和吸取對方的長處，而不是盲目的排斥。
另一方面，或許更重要的是，政府應當在當地積極地創造一個有利於各民族共同繁榮與發展的環境，平等地對待境內的所有民族，無論其大小。在此，我們不贊同同化是解決華人問題唯一的、也是最理想的途徑之說，因為從理論上來說，每個民族都有保存自己文化的權利；從實際來看，同化作為一種政策都帶有強迫的性質，而一旦這種同化的出發點是建立在對華人的錯誤認識之上，則同化必然具有歧視的色彩。
平等的民族政策實際上就是一個多元文化政策的問題。文化的多元有兩種情形；一是多元文化並存，誰也不統屬誰，文化也無高低之分；一是國家文化下的多元文化，即有限的多元。目前，在東南亞，不管是事實上的多元文化還是口頭標榜的多元文化，基本上都屬於後者的範圍。新加坡的國家文化就是要塑造具有共同理想的新加坡人的形象，這種國家文化包容了華族文化、馬來族文化和印度族文化。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化則與新加坡的國家文化不太一樣，這主要表現在：前者排斥華人文化，它是以馬來文化為國家主體文化，即所謂“必須以本地原有人民的文化為基礎”，並要求其他文化的服從，盡力縮小其他文化對各自族群的影響力。
1982年 5月
6日，馬來西亞霹靂中華大會堂向國家文化、青年及體育部提交的塑造“國家文化”《意見書》是關於“國家文化”的一份頗具典型意義的檔。該意見書指出：“我國是一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國家，在塑造國家文化方面，應以瑞士為例，堅持多元化原則，貫徹各民族同等對待的精神，將現階段各族文化互相揉合，互相溶化，形成一種融匯各民族文化優點，別具風格的國家文化”。換言之，“現有的各族文化都是‘國家文化’的組成部分”，[21]即國家文化應包容華人文化的精華。馬來西亞華人這份聲明也可以說是東南亞華人（具有種族與文化上華人意識的華人）對於“國家文化”的基本態度，它反映了華人對自己文化越來越理性的認識。可以想像，如果華人文化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保持這種文化的道路也就要相對平坦多了。應當承認，華人文化的保持具有豐富當地民族或國家文化，促進民族平等與理性的發展等作用。
其次，華人傳統文化是華人社會的基本特色之一，這種文化並不必然導致華人的孤立性。在當地政府和原著民眼裏，華人社會有如“國中之國”。中華文化及其載體構築成的無形壁壘阻隔了華人與當地社會的融入，使華人難以同化。有人認為，人們習慣于把華人社區或華人群體稱之為“華人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華人和居住國長期隔閡的一種反映”。[22]在此，準確地判斷華人文化與華人的“孤立性”問題有無聯繫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筆者認為：
（1）早期華人社會是一個移民社會，為了在新環境中的存續，來自同一文化源和血親的人們往往結成具有較多聯繫的共同體，從而使得華僑社會成為當地社會中特色鮮明的一群。作為從華僑社會演變而成的華人社會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這種特色，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匆庸置疑，這一群體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然而，一種人的存在，並賦有其文化的特色，這並不是件壞事情，同時也沒有必要要求他們磨滅自己的文化鋒芒。
華人不願割捨自己與傳統文化的聯繫，這一行為應該得到理解與尊重。事實上華人在政治認同於當地之後，並且新的一代日益當地化，他們希望能夠全面地參與到所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去，而往往是主體社會的一些障礙使得這種參與或融入十分艱難。
（2）歷史上華人與其他族群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華人傳統文化的作用。早在戰前長達幾個世紀西方殖民統治時期，華僑遭到了多次慘痛的屠殺；殖民者有意挑撥華人與土著民之間的關係，製造民族緊張氣氛。戰後許多國家實行過驅逐華僑的政策，更加深了土著民對華人的偏見與嫉恨。在這中間，華人傳統文化成了受打擊的物件，這是因為政府整合（有的試圖消滅）華人社會于主體社會之中，以及適應緩和某種社會矛盾的需要，而不是因為華人文化而導致華僑、華人社會的孤立再招來政府的限制或打擊。在一定程度上東南亞華人較強的經濟地位也是種族矛盾的潛因之一。王賡武教授認為：“沒有什麼文化上或種族上的重大差異阻礙著華人和本地人民之間的廣泛的相互影響”。恰恰是由於華人在經濟領域中的優越地位“是把他們和當地人分隔開來的主要因素”。[23]這一論斷是有道理的。民族之間的文化矛盾通常是經濟矛盾的曲折反映。但這種矛盾的緩解並不是以剝削華人的經濟力量為前提，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下的馬來人優先的政策，印尼的原著民與非原著民、“經濟強大集團”與“經濟薄弱集團”的劃分，均非解決民族矛盾的良策。相反，應當扶持已成為當地經濟一部分的華人經濟的更快發展，這才真正具有遠見。
（3）戰後，尤其是80年代以來，華人融入主體社會的熱情日趨高漲，勢頭不可阻擋。突出的表現之一是，原維繫華僑、華人之間，華僑與祖國之間密切聯繫的社團一變而為全力促進華人融入主體社會的組織。這種趨勢及其所反映的華人與當地其他民族之間加深相互瞭解與信任的主動精神，更表明了華人文化並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如果說華人群體有所謂“孤立性”的話也會因此大為緩解。
再次，正確地保持華人傳統文化有利於族群之間關係的發展。在華人群體中，雖然不同的年齡層，具有不同政治、經濟地位和不同教育背景者對於華人文化有著不同的要求，但建立一種新型的華人文化已成為時代賦予華人的使命。
當代東南亞的華人正處於劇烈的變動之中，一方面許多華人越來越理智地看待自己的文化，並要求保持和振興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華人文化正處於一種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之中，有人稱之為“混合型文化”。[24]對於這種華人新型文化的構成要素，一般認為中華文化仍是其主體，爾外還包容了西方文化和當地文化等。不管怎樣，有一點應是肯定的，即中華文化在這種新的華人文化態系中仍是一種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應當繼承而不是拋棄。
華人保持其文化，不僅是因為中華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與博大的胸懷，而且還在於中華文化的精髓，有助於鑄造完美的人格，也有益於當地文化的豐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我們的歷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時才開始，它早在五千年前中國文明創始時就開始。這種歷史是我們的一部分，因為我們繼承了這個傳統和文化。”[25]近來已有不少學者認為，儒家傳統文化對“工業東亞”的興起作用甚大。[26]既然保持華人傳統文化是華人的普遍心聲，積極意義如此之多，並且華人已採取了種種“保持”行動，那麼，現在的急務應是如何正確地保持。然而，迄今為止仍沒有那一個華人群體提供了理想的保持華人文化的范式，即便是新加坡也是如此。所謂“正確地保持”並不是絕對的，而是處於一個不斷探索和修正的過程之中。筆者認為，要保持好華人文化，應當注意如下幾點：
（1）明確“華人文化”的內涵，並找到影響文化特質的關鍵性因素，綱舉才能目張；同時使人們積極地參與到文化建設之中去，並且清楚自己的奮鬥方向。中華文化不是華人文化的全部，但華人文化又必然包含著中華文化。在此一方面，文化不僅僅表現為文學、藝術、民俗風情、飲食、武術和中醫等，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所反映的一種價值體系。華人之外的其他族裔，如白人、黑人，他們也學習中華文化，有的甚至還可講一口流利的華語，但能說他們是華人嗎？不能，因為他們與華人既有種族上的區別，更有文化上的差異，他（她）們有自己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反之，如果一個華人在文化上土著化，他（她）就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華人了。因此致力於文化保持的華人必須認識到，他們需要保持的不僅僅是文化的載體，而且還有文化的哲學精神，即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儒家思想核心價值觀。
另一方面，文化的保持既需要有力的組織，也需要華族的共同參與。只有讓廣大華人都認識到它的重要，才會形成一股力量。講華語也好，辦華文教育也罷，莫不如此。如果華族普遍認為應該保持自己的文化，並將它視為自己的一項基本權利，則他們的呼聲必將受到政府的重視，華人文化也會子孫相沿，代有發展。
（2）作為具有幾千年歷史的中華文化有其精華，也有其糟粕，而去粗取精應是華人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這點，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對儒家傳統的反思仍具有借鑒意義。那種認為只要是中華文化就盲目地加以繼承的做法是錯誤的。華人社會的賭博、幫派乃至黑社會組織，不能不說是中華文化中消極一面的產物。如果讓糟粕代替精華，那這種文化的保持將是民族的不幸。
（3）與（2）相聯繫的是中華文化必須經過創造性轉化才能在新環境中長久地發揚下去。華人文化的保持不可能是一種靜止不變的保持，而應當是文化變異中的保持，是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保持。在這種變異中，華人能否形成一種新型的文化，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中華文化能否實現其創造性的轉化。[27]這點在新加坡相對做得比較好。新加坡的儒家教育課程，各種類型的儒家研討會，政府積極提倡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等等，都表明政府在有意識地實行華人文化的正確保持和自我更新，使中華文化當地化。美國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在談及新加坡的儒學課程時說：“儒家思想如果要想作為一門學校課程在新加坡有成功的機會的話，它就必須有一個轉變的過程，以適應新的社會和政治現實，以及新加坡的文化傳統”。[28]這是十分中肯的。“新儒學”已越來越引起東南亞華人社會的重視，這是華人文化轉型中一件可喜的事情。在華文教育上，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看來將成為東南亞華人保持自己文化的過程中可供選擇的一條路。[29]
可以設想，如果華人能通過文化的保持，並在這一過程中融合其他文化的優秀成分，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再形成一種適應新環境、新形勢的華人新型文化，這對華族與當地其他民族相處、交融，民族關係健康、理性的發展是十分有益的。在此，雖然海外華人文化從來就不等於中華文化的翻版，而是有它自己的創造與內涵，但新型的華人文化遠沒有形成。目前正處於分化、組合、剝落、承繼的變革之中。這種變革是華人文化認同的再定型過程。在華人文化的轉型過程中還會有種族關係的緊張，乃至衝突，但是這並不可怕，因為華人與當地其他民族之間關係的緩和與融合，彼此吸收對方長處，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過程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
總而言之，華人文化是華人社會的重要基石，華人傳統文化應是新型華人文化態系中的重要成分；正確地保持華人文化是有利於族群關係的發展。
注釋：
①許多學者對戰後華人的文化變遷與文化選擇做過專門研究。如施堅雅：《海外華人文化的變化與持續：爪哇與泰國的比較》（G.William
Skinner,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王賡武和珍尼弗·庫什曼編：《二戰以來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變化》（Wang
Gunwu and Jennifer Cushman edited,
Chans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施振民：《菲律賓華人文化的持續》，等等，即為其中上乘之作，有人用“十字街頭”（Crossroad）來形容目前菲華社會的處境，見洪玉華編：《十字街頭：菲華社會文集》，但迄今仍無專論華人文化的著作。
②施振民：《菲律賓華人文化的持續》，見李亦園等編：《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第164頁。
③［泰］江白潮：《論泰國華僑社會非實際存在》，《東南亞》1990年第1期：《對泰國華僑華人現狀的探討》，《東南亞》1991年第2期，他認為泰國華人社會“在理論上是立不住足的實際上並不存在”。
④關於華人傳統文化對華人社會的形成問題可參見拙作：《關於華人社會是否實際存在之我見》，《八桂僑史》1991年第2期。
⑤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編：《融合：菲律賓華人》，第177頁。
⑥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編：《華文教育》，第1卷第2期。
⑦李亦園：《一個移植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以及李，郭振羽主編：《海外華人社會研究叢書·總序》，五六十年代有關華僑問題的研究都是從文化移植這個角度出發的。如陳達的《閩粵社會與南洋華僑》、巴素的《東南亞之華人》（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施堅雅的《泰國華人社會：一個史的分析》、莫里斯·弗雷德曼的《中國東南地區的宗族組織》（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以及他的論文集：《華人社會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⑧《從民族學研究世界最大的跨境民族-華人》，《東南亞研究》1990年第4期。
⑨如賈思·亞歷山大：《看不見的中國：華僑與東南亞政治》（Garth
Alexander, The Invisible China: the
Oversens Chinese and the Politices
of Southeast
Asia），紐約麥克米蘭出版公司1973年版；弗茨傑拉德：《第三中國：東南亞華人社會》（C.P.FilzGerald,
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墨爾本1966年版。
⑩如李·威廉：《東南亞華僑之未來》（Lea E·William, The
Futu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ntheast
Asia），紐約麥克格拉威爾公司1966年版，即已力圖分析東南亞華人的多樣性，並批評了那種把東南亞華人不加區別地作為一個整體的做法。
（11）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1991年8月召開的世界華商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12）游仲勳：《亞太時代華族的經濟發展》（Yu Chung-hsu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Ethnic Chinese in the Age of Asia
Pacific），見《日本國際大學亞洲發展研究所社會學報》，第3卷，1991年3月。
（13）梁英明：《從東盟看華人經濟國問題》，北京大學亞非所編《亞非研究》第1輯。
（14）參見廖建裕：《中國與東盟：華人關係》（Leo
Suryadinata,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The Ethnic Chinese
Connections），新加坡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頁。
（15）劉惠霞：《華校與英校的教學：過去與未來》，《南洋商報》1981年9月16日。
（16）新加坡貿工部長兼第二國防部長李顯龍語，見［新加坡］《聯合早報》1989年8月24日。
（17）《董總三十年》（上），第18頁。1977年董總主席林晃升《關於董事會的備忘錄》中指出：“母語教育是基本的人權”；“是促進國家人民團結的要素”，此類呼聲，不絕於耳。
（18）參閱廖建裕：《孔教在印尼》，《亞洲文化》第6期，1985年：及《印尼華人近況》，《亞洲文化》第8期，1986年。
（19）周聿峨：《東南亞華文教育重現生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0）［印尼］《希望之光報》社論，1984年2月28日。
（21）［馬］《光華日報》，1982年5月15日。華族人士希望“國家文化將通過各族群文化自由及自發的涵化過程而逐漸發展起來”；“國家文化將以國內各族文化為組成部分，各族文化是平等的”（見陳祖排編：《國家文化的理念》，馬來西亞華社資料研究中心叢書（二），第71頁。
（22）吳文煥：《經濟利益的日趨一致：從生產方式看戰後菲律賓華人經濟的變化》，見郭梁主編：《戰後海外華人變化》，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版。
（23）參閱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93-210頁。不過，那種認為華人控制當地經濟（如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的70％以上的觀點是難以成立的，同時，如前所述，即使是華人經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也是一件對所在國國民經濟發展有利的事情。因此，在實際生活中，只要當地政府和原著民認識到這點，由於華人在經濟上一定的優越地位而引發的種族矛盾也會有所緩解。
（24）黃昆章：《戰後印尼華人社會的演變》，《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89年第1期。美國耶魯大學余英時教授認為：“從事實上說，無論我們多麼想擺脫原有的文化影響，離開我們的根，都是很難成功。”同時，“要求保留純粹的中國文化是不實際的，應該只吸取中西文化的精華，從中再創造出自己的獨特文化來。”（餘：《誰都無法擺脫原有文化的影響》，載《亞洲文化》第6期，1985年）。
（25）［新加坡］《聯合早報》，1991年2月18日。
（26）杜維明先生認為：“儒家傳統在工業東亞的五個地區日本、南朝鮮、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發揮了導引和調節的作用。儒家傳統所體現的勤勞、沉毅、堅韌及勇猛精進的優點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杜維明：《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上、中、下），香港《明報月刊》1986年1-3期。同類論述還可參見黃光國：《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年版）。
（27）近些年來有關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爭論較多。海外的“新儒學”思潮更引人注目。林毓生：《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三聯1989年版）一書可資參考。
（28）杜維明著、高專城譯：《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三聯書店1989年，第28-29頁。
（29）在新加坡之外，菲律賓華人提出了以作為第二語言的華校華語教學為“華語的教育革命”的大膽設想，參見［菲］《華文教育》第1卷第1-4期。這種華校華語教育體制一旦形成。將會導致當地華人社會文化觀念的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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