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今中西」的漫長爭論 ——「文化：中國與世界」三十年
導讀：「古今中西之爭」，不僅是三十年以來中國知識界未竟的思想課題，也濃縮了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學人關於中國文化價值、中國未來道路的爭辯與糾葛。當今天重新回顧80年代「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所作出的思考與努力，其根本宗旨和核心關切仍然沒有改變，中國文化要實現現代化，要在重新認識西方、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古典和現代的基礎上重建中國文化的自主性。而正如作者所說，過去數十載中國學人的困惑與掙扎使我們認識到，文化自信的獲得和自主性的建立，不只是單純美好的意識和意願，這需要幾代中國知識人不斷拓展視野，在自我反省中艱難探索、砥礪前行。
小引：80年代的關鍵詞
如果用一段話來濃縮80年代知識界的共識，當年頗有些意氣風發、顧盼自雄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在他們的思想陣地《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開卷語」大概比較有代表性：
中國要走向世界，理所當然地要使中國的文化走向世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理所當然地要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這是80年代每一個有識之士的共同信念，這是當代中國偉大歷史騰飛的邏輯必然。
這是帶有深刻時代烙痕且富共感性的「宏大話語」：自信，高揚，充滿對未來的確證。其中的四個關鍵詞：「文化」、「中國」、「世界」、「現代化」，對它們不同的取捨和排列組合及其相互關係，似乎或明或暗地規定了其後30年中國思想文化和話語體系的轉型和變遷。只是有些概念與範疇根據當下的處境和狀況進行了調整，擴展了內涵，比如文明、傳統、西方、現代性在新世紀以來似乎更受青睞，它們背後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立場也為激烈分化後的知識界各取所需，重新結構了90年代中後期以來逐漸形成的以所謂自由派（以西方和現代為關鍵詞）、新左派（以中國和現代為關鍵詞）、文化保守派（以文明和傳統為關鍵詞）為主要代表的思想論爭。
一言以蔽之，「古今中西之爭」，它既是過去30年中國知識界並沒有取得一致共識的思想課題，大概也會是未來30年中國人必須要解決的有關價值和道路抉擇的方向性問題。
1986年12月10日，三聯書店與「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聯合在《光明日報》刊登如下半版書訊廣告：
為了適應當今文化開放的形勢，有選擇地引進有益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外學術文化，有成效地促進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將推出《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
這套系列叢書由「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主編。編委會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部分青年學者組成，旨在促進中國學術發展、推動中國學術文化研究腳踏實地地走向世界。
「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將包括若干子系列。目前先由三聯書店出版其中三種：《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意在為海內外學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學術園地；「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有選擇地譯介國外重要學術文化成果（前者著重為專業工作者服務，後者面向廣大讀者）。為了廣泛聽取意見，尋求海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參與，現在發表《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頭三期目錄，以及「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的第一批選譯書目。
書訊廣告中的集刊和兩套叢書從1986年開始陸續出版，加上編委會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青年學者的「人文研究叢書」，到1992年編委會的著、譯出版近百種。其中《悲劇的誕生》《存在與虛無》《存在與時間》《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我與你》等西方近現代學術思想名著的譯介，以及編委會核心人物和主編甘陽為集刊撰寫的三萬字發刊詞《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讓這個由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學者以「知青交朋友」的方式陸續組成的編委會如璀璨星辰般橫空出世，不僅以其被標籤為「全盤西化」的激烈主張名震海內外思想文化界，把「文化熱」的討論從「中國文化熱」和「東西比較風」引向對西方現代人文哲學的深度思考；而且通過營造一種人文思想共同體的文化氛圍、創造一系列新的知識話語，尤其是扎紮實實的以「會通中西」為宗旨的學術組織工作，對整個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學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即使在90年代之後編委會星散，他們大量高水平的學術工作和思想文化立場依然澤被後生學者，編委會成員也大多成為了各自學科領域的中堅力量。
30年後回頭重審那份編委會及其作者、譯者名單，我們會驀然發現他們與三十年來當代中國學術思想的深刻關聯。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80年代產生的眾多「文化圈子」中，「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雖然在當時的「眾聲喧譁」中也只是「獨樹一幟」，在社會尤其是現實政治層面並沒有什麼實際影響，但以其專精的學術研究和超前的文化立場為90年代之後的整體轉型和尋找新的方向儲備了充分的能量，這讓他們成為了新時期以來學術生命力最持久、後續影響力最大的民間文化團體。
編委會核心成員的陳來，在1987年描述「在近年思想文化活動中引起較大反響」的三個「文化典型」的文章《思想出路的三動向》中，對編委會的文化立場和思想傾向有著鞭辟入裏的批判性分析：
「文化：中國與世界」重視人文，特別是哲學、社會學、倫理、宗教等領域，它的現代學術文庫是以研究所以上的學術界從業人員為對象，而不是針對一般知識界，表現出「學院派」的風格。研究伽達默爾、利科出身的甘陽，試圖用解釋學方法解決中國文化現代化問題，致力於引入西方文化來發展中國文化。從解釋學出發，使「文化：中國與世界」既可避免科學主義的誘惑，並可與傳統和現代的問題接頭，因為自狄爾泰以來解釋學明確區分自然與歷史，經驗分析性與歷史詮釋性知識，把「理解」為核心的解釋學作為人文學科的基本方法，伽達默爾更對傳統問題有精闢的論述。
不過，從目前來看，「文化：中國與世界」的文化取向較偏於西方文化，而且帶有某種反傳統的色彩。如伽達默爾講的解釋學，本來堅持我們的預設不必是理解的障礙，毋寧是理解的前提，但伽達默爾講解釋的預設主要指歷史傳統造成的視界，但解釋學到了甘陽手裏，把伽達默爾本來強調的傳統的連續性意義儘量降低，而強調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和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在發展傳統上的意義，因而提出「繼承傳統的最好方法就是反傳統」，而近於哈貝馬斯的批判性解釋理論，把對傳統的批判意識作為解釋的基本預設，引出批判傳統文化也是發展文化傳統的途徑的結論，是「文化：中國與世界」整個活動後面隱藏的觀念內涵。
在對傳統的態度上，作為同道人的陳來對編委會的激烈主張既有相當的理解和同情，顯然也有著隱隱的不安。他一方面認為「青年知識分子迫切要求現代化導致了反傳統情緒」，因為「國家的強盛是知識分子的首要關切，強烈否定民族文化傳統正是基於急迫要求復興民族國家的危機意識。這種心理幾乎支配著五四到今天的每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但另一方面他對由「具有開放心靈的傳統文化研究學者」組成的中國文化書院在對傳統的闡發和繼承上的努力頗有敬意，並且預判隨著文化體驗的加深，這種「反傳統傾向」可能會逐步減弱，「走向較為圓熟的境地」；而且在全面西化的時代大潮中，認同傳統的學者的聲音「必然」會顯得軟弱無力，這種格局一旦「到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後」，將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30年後重讀陳來的這篇文章，會震驚於他當年的思想信念與歷史洞察，也感嘆於他在對待傳統立場上不隨波逐流的30年一貫，如此來看待他近些年對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大力宣揚和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闡發，才會獲得具歷史縱深感的內在同情性理解。這篇文章被甘陽收入1988年10月編定的《中國當代文化意識》之中。這本書的編定意在「文化熱」退潮之際，對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反思」運動進行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並將此定性為「不成熟的過渡性時代下面所流動著的一般『意識』及其所蘊涵著的可能趨向」。
收入陳來的這篇「相當客觀、平實」的文章，目的是補充「本文集的片面性」，以呈現這一場前後僅四年（1985〜1988）的「文化熱」討論在總體對現代化國家轉型的共同追求之中，思想文化層面的不同立場和多元進路，即使同是編委會的成員，因學科背景、文化氣質和思想傾向的相對差異，尤其是80年代後期整體社會政治氛圍的日趨緊張，編委會內部成員之間也開始出現思想的分裂，形成一個個自為的「小圈子」。
90年代以後，因為國際國內整體局勢的風雲變幻，雖然編委會總體性的思想意識與文化立場一直延續到了1994年的「人文精神討論」，但編委會作為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已經星散。隨著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激烈轉型，80年代的「文化熱」與人文思想論爭已經由90年代的「學術規範」與社會科學所取代。編委會成員紛紛在專業領域中深入耕耘，開創出各自新的學術領地與思想天空。
從「兩面作戰」到「通三統」——以甘陽為例
1994年，王曉明和陳思和在《讀書》發起的「人文精神」討論，昭示了80年代文化意識悲壯性地退出歷史舞台；同一年，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初稿寫成，這篇在1997年正式發表，並引起此後長達十餘年、迄今仍餘波蕩漾的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爭的文章，註定是當代中國思想史尤其是90年代重要的思想文獻。2004年，貴陽陽明精舍的儒學會講（即坊間所謂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峰會」）則標誌著大陸新生代儒家正式群體性地登場。
至此，以激進、自由和保守三分天下的思想分化格局大體確立。其間的論爭涉及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如何看待傳統思想文化的基本價值及其現代命運、如何評價20世紀中國，尤其是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成敗得失，如何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等所謂普世價值進行歷史化和處境化地理解和還原等方面分歧嚴重。思想觀點的尖銳對立所造成的知識界的裂痕至今難以彌合，古今中西之爭依然籠罩著近二十年來的精英話語場，只是真正的思考某種程度上似乎已被立場和站隊所架空。
在當下有關左、右的立場界定已變得曖昧和失效、思想變得混沌不明的時勢和狀況下，我想以編委會的核心人物甘陽的思想軌跡為例，通過這套叢書主編甘陽所踐行的思想圖譜，粗線條地來梳理一下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思想文化的變化軌跡和「內在理路」。當然，甘陽不能代表編委會，即使在最有共識的80年代，他們之間的分歧也是明顯的；甘陽更不能代表整個知識界；甚至他的立場也無法用簡單的左或右來界定。以甘陽為例，只是因為他30年一貫的思考，始終與我們時代的大課題緊密相關。
平心而論，甘陽是30年來大陸思想界具有創造力和影響力，同時也富有爭議性的人物之一。從以旗幟鮮明的觀點參與80年代的「文化熱」討論，到1989年率先在大陸介紹伯林的兩個自由說，到90年代倡導向社會現實的回歸、引介政治哲學與列奧·施特勞斯，再到新世紀以後引起很大反響的對「儘快結束中國的留學運動」的倡議、「通三統」論、「健康閱讀西方」說，以及近十年來身體力行的通識教育實踐，甘陽每一次思想轉折的背後都是這30年歷史與現實的風雲激盪，是他對中國當下性的再認識和對時代基本問題的大判斷。甘陽30年思想中的「變」與「不變」是當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課題，他曾在《八十年代訪談錄》裏說：「八十年代的問題在我心裏從來都沒有放掉過。」這句話最堪耐人尋味，它昭示的是甘陽思想真正的30年一貫。
2000年，甘陽在《十年來的中國知識場域》一文中，對80年代的文化反思運動有一段總結性的表述：「文化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所謂中西文化問題⋯⋯中西文化問題的思考和討論乃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積習』，它由近世西學東漸以來就必然出現，而且在今後仍將長期糾纏中國知識分子。」
從清末民初的中西新舊之爭，到五四時期的東西文化論戰，再到80年代迄今的古今中西之爭，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之路，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有著深遠家國關懷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心心念念所系。其間的所謂激進和保守，以及在兩者之間的猶疑和調適，甚至為應對新的複雜狀況，「不惜以今日之是否定昨日之非，不惜以今日之新我否定昨日之舊我」（康有為、梁啓超、嚴復等人在思想的不同時期都有在激進與保守之間的調整甚至翻轉），都是在拯救家國危亡之際「處境化」的立場選擇，有著不得不然的歷史因緣。
但在後人的歷史敘述之中，很容易根據各自時潮的思想傾向與意識形態需求，把複雜歷史階段「處境化」的立場選擇進行標籤化和化約化的簡單處理，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嚴復、胡適、魯迅等近現代思想人物的評價一再「與時俱進」，便是很好的例子；這幾年「新康有為主義」的出現及其背後的論爭，昭示的毋寧只是當代中國思想狀況的不同面向和複雜機理，而康有為及其他思想人物在歷史劇變時代思想和文化選擇的連續性和內在統一性則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和理解。
在80年代紛繁複雜的思想圖譜中，編委會一般會被賦予「全盤西化」的標籤，甘陽也確曾有過「繼承發揚傳統的最強勁手段恰恰就是反傳統」這樣的說法，但如果細細檢索他們的各種言論與思考就會發現，在對待傳統和西方的態度上，他們的複雜、矛盾和糾纏要遠遠大於通常所謂的「新啟蒙立場」，也有別於中國文化書院及海外新儒家所選擇的從傳統尋找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從而服務於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建設的主張。他們是通過在氣質和知性上沉潛於德國浪漫派、席勒、海德格爾、韋伯、馬爾庫塞等人對西方文明的反思和「對現代性的詩意批判」，從「文人文化」和「詩化哲學」的維度悖論性地追求「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並期望建立「中國現代文化系統」——用汪暉的說法，這是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立場。
這種陰差陽錯與80年代整體性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是背道而馳的，他們也因此遭到了「反改革」和「反現代化」的誤解與批評。這一純粹文化性和非政治性的立場一方面使他們對傳統採取相對虛無化和懸空化的處理，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有著不可避免的歷史衝突」，「傳統絕不可能只等於過去已經存在的東西」，而是「流動於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時間性中的一直過程」，它首先意味著「未來可能出現的東西」；因此，「繼承發揚傳統就絕不僅僅是複製過去已經存在的東西」，而是要創造出「過去從未存在過的東西」（甘陽，《傳統，時間性與未來》）；但另一方面他們對西方的現代文明，也即對所謂的「技術時代」、「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又充滿超前於當下具體處境的思想上的懷疑和隱憂。在1988年為《中國當代文化意識》所寫的前言中，甘陽如下的文字表明了他們深刻的思想和情感矛盾：
儘管「反傳統」確實是當時青年一代的基本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主張把傳統文化統統扔光，更不意味著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就沒有任何感情瓜葛。相反，我們實際上在當時就相當清醒地意識到，「倫理本位的文化（傳統文化）必然是更富人情味的，知識本位的文化（現代文化）則必須削弱人情味⋯⋯也因此，現代人幾乎必然懷有一種若有所失的失落感」。換言之，我們對於傳統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時也有肯定的、留戀的一面，同樣，對於「現代社會」，我們不僅有嚮往、渴求的一面，同時也有一種深深的疑慮和不安之感。我以為，這種複雜難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將會長期地困擾著我們，並將迫使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至少是其中部分人）在今後不得不採取一種「兩面作戰」的態度：不但對傳統文化持批判的態度，而且對現代社會也始終保持一種審視的、批判的眼光。如何處理好這兩方面的關係在我看來正是今後文化反思的中心任務，今後相當時期內中國文化的發展多半就處於這種犬牙交錯的複雜格局之中。
在編委會中，對於傳統的認知，既有詩人哲學家們對魏晉風骨的嚮往，也有人文沉思者對於孔子和儒家以及充滿人情味的「倫理本位的文化」的興趣。1988年在新加坡召開的「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前景」的國際會議上，甘陽發表《儒家與現代》一文，在批評海外新儒家將傳統工具理性化的同時，旗幟鮮明地提出，儒學與現代工商文明沒有關係，也沒有轉化為現代自由民主的功能和任務，它在現代世界中的位置乃是在於「毫不動搖地繼續堅持價值理性的關懷，維護人文文化的傳統和活力，並全力向著精神科學和人文研究的方向去開掘新的形態、新的境界」。這一被他稱為「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不僅與他和編委會深度浸淫於西方人文哲學從尼采以降對現代性的深刻反省與批判有關，也與他們共同的「人文心性」和「文人氣質」密切相關。
這種思想與情感的矛盾與糾纏在20年後得到了階段性的緩解和安置。2005年甘陽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題目是「三種傳統的融合與中華文明的復興」，其中提到，21世紀最大的問題是要重新去認識中國，重新認識整個傳統中國的歷史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要檢討我們以前對自己對中國的看法」，因為中國漫長的獨特文明傳統對於中國的現代發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提出新時代的「通三統」，認為「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通三統」的提法顯然是對他當年把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做斷然切割的糾偏，傳統的實體化和連續性在古今之變中得到了辯證性的重視。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這一80年代以來的根本宗旨和前進方向並沒有改變，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換一個說法可能內涵更為貼切，即實現「中國文化的自主性」。
重新認識西方與文化自主性的建立
「文化的自主性」問題是80年代知識界共同的核心關切，只是實現的思路和方法各有不同。編委會在西學和文化的基礎上進入，希望從西方現代人文哲學中尋找到解決中國文化現代化難題的真經和武器；90年代，隨著國際國內整體局勢的風雲變幻，和全面商業化時代的來臨，知識界的自我調整和隨之而來的思想分化就變得不可避免。
1992年，甘陽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主編了「社會與思想」叢書，叢書的「緣起」表達了他對80年代的自我反省和思想調整：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
對哲學、文化、精神的高揚，對政治、經濟等世俗層面的鄙薄⋯⋯經過大時代的洗禮，知識界終於在90年代真切而具體的現實面前發生了深刻的調整和轉變。
與90年代「思想淡出、學術突顯」和社會科學的顯學化同時發生的，便是「國學熱」和「中學」研究尤其是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迅速升溫。這一方面是國人文化自信的增強在知識界的積極反映，另一方面卻有著視野收窄、知性封閉的風險。而在全新的時代課題和知識場域中，如何自主地面對西方和西學，則成為了一個需要鄭重思考的挑戰和問題。
2003年，在圍繞北京大學教育改革的激烈論辯中，甘陽在《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中提出了「華人大學的理念」，認為中國大學如果走上「留美近親繁殖」的道路，就是放棄學術的獨立自主，有成為西方大學「附庸藩屬」的危險。中國學術界接下來的要務是對中國、對西方展開大規模的互為借鏡的重新研究。2006年，甘陽與劉小楓一起主編「西學源流」叢書，在總序中鄭重提出要「重新閱讀西方」：即擺脫以往去西方「抓藥」的病態閱讀心理，倡導從西方本身的脈絡去深度研究西方的健康閱讀；2007年甘陽主編「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叢書，此套叢書的重要之處，即在於提出「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西方，重新認識古典，重新認識現代」的新的問題意識和努力方向。
提倡對西方的深度閱讀是甘陽30年一貫的態度，而現在的「重新閱讀西方」，則是為了更好地「重新認識中國」，重建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中國學術文化的自主性有賴於中國學界對西方學術文化大共同體基本旨趣的批判檢討，也有賴於中國學界對西方和西學的深入研究。他因此對90年代以來的中學和中國研究熱抱持著一定的懷疑和警惕，對海外中國學也抱持了相當冷靜的批判態度，正如其在《十年來的中國知識場域》中所言：「西方的中國研究乃是西方學術文化大共同體的從屬而非主導，其問題意識、興趣方向以及理論方法大多都不是自生的而是外來的，亦即是西方學術文化大共同體基本旨趣的派生。」甘陽歷來認為「大國崛起的關鍵在於思想、學術、文化的崛起」，因而這樣的擔憂顯然並非杞人憂天，尖銳批判的背後是深切的憂患和警示。文化自信的獲得和自主性的建立，不只是單純而美好的意識和意願而已，它可能需要幾代的中國知識人在不斷地拓展視野和自我反省中艱難摸索，砥礪前行。
古今中西之爭，濃縮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30年的思考和努力，也濃縮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學人內心的困惑與糾纏、沉潛與掙扎。重新認識西方，是為了更深入地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古典，是為了更好地重新認識現代，從而重建中國文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編委會80年代的理想「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從來沒有過時，也從來都沒有改變，它依然是下一個三十年中國知識人努力的目標和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