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團與華人華僑文化認同探析
華人華僑的足跡遍佈全球,是全球不可或缺的群體,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華人華僑這個族群的研究。儘管由於居住國的文化同化,部分華人在某些習慣與語言、政見上會有別於國內人,但是其與生俱來的族群認同使得他們仍保留著以群己為本位、以家庭為中心、人際關係重倫理上的核心價值觀。正因為根系的相依相屬,使得無論是在過去或是現在,華人華僑對於國族的認同仍保持高度的同一性。而其中,華人社團是華人華僑民族主義延綿的支柱和橋樑。
一、華人華僑認同情感的雙重性
旅居國外的華人華僑必定會同時遭遇祖籍國與居住國兩種文化的衝擊,這種衝擊其實也就是兩種文化對於特定群體的搶奪,即華人華僑認同情感資源的爭奪。所謂認同情感資源的爭奪源于華人華僑居住國的同化與祖籍國的呼喚之間的情感爭奪。一面是華人華僑的居住國,尤其是那些強大的政治經濟一體化國家,它極強的政策號召力能有效地同化部分的華人華僑;另一面是華人華僑骨子裏血濃於水的鄉土情結讓他們又自然而然地接受著祖籍國的情感召喚。在文化價值觀的雙向吸引下,誰能真正把握天平的重心,這與該國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手段的應用不無關係。
一)文化與認同間的結構分析
很多人認為,經過幾十年的磨合,海外華人華僑已經逐漸消磨自我的文化個性而被居住國同化。事實證明,這個判斷並不準確。文化與認同間有著千絲萬縷、不可或缺的關係。首先,在文化的認同上,並非所有的文化因數均可以被同化與融合的。至少某些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不能被完全同化的。例如
:在馬來西亞華人歷史上,“芭芭”和“娘惹”不會說華文但卻保持傳統的中華文化習俗,那些不尊崇民間信仰而改信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人卻依然說華文,那些更願意以英語為媒介語言的年輕一代,也許不再堅守傳統文化習俗和信仰,甚至很少參加宗廟鄉團組織的活動,卻在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態度觀念上依然不放棄孝道、人情、面子、勤儉、報答、秩序、中庸、和睦、分享等中華文化價值觀念。[01]所以,即使顯在的文化因數在文化融合的進程中消失,但核心的文化價值觀———這種植根於個體內心深層的精神卻可以長期保存下來。其次,認同包含不同的層面內容,如:
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這兩種認同並不完全統一。國家認同傾向於政治認同,它是對於居住國政治權利與義務的遵守與執行;
而民族認同則是一種文化認同,它是對祖籍國民族情感的保留與潛藏。相比較而言,國家認同具有可變性,因為居住國的不同,每個國家的政策操守不同,華人華僑會有不同的國家認同選擇;
而民族認同則具有內生性,即使政見不一的華人華僑,其對於祖籍國的民族情感確是同一的。
二)認同祖籍國文化中面臨的情境作為一個華人華僑,他們無論是過去或是現在,內生的民族主義是一直無法割捨的,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表達方式。通常來說,人的情感認同會在兩個時期變得很強烈:
一是祖籍國處於弱勢之地或遭遇外來勢力的侵入之時,認同者會由內迸發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這種情感源於外界刺激促成內化情感迸發,進而再演變為行為體的外在行動———認可並支持祖籍國。如革命年代,華人華僑捐錢捐物,甚至自己投身革命來支持一些先進中國人的行為,都可以看成他們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真實表達。在現代,北京奧運火炬在傳遞時,由於遭遇來自他國勢力的干預,導致聖火幾次熄滅,華人華僑組織堅決抵抗當地政府的惡劣行徑亦是此種情境的表達。第二種則是祖籍國處於上升期或者昌盛之時,華人華僑是真實地表達自己對於國族的認同之感,並為之自豪,且願意積極投身國家的建設之中。這種認同源自祖籍國本身所帶來的價值和利益的吸引力,所以此種認同會持續得長久些。
二、華人社團源于文化的歸屬與現實環境下的群體選擇
首先,一個人的情感訴求力量往往是弱小的,可是如果將一群有同樣情感訴求的人凝聚起來,借助一個媒介表達出來,這樣的力量就會異常強大。作為少數族群的華人華僑僑居異鄉時,力量的薄弱使其更加迫切尋求利益同盟體來維持彼此的聯繫。顯然,官方的機構並不容易且適合介入,民間的組織能很好地融合一群相對弱勢的個體資源,使得他們的聲音更容易讓官方聽得到。早期的“行會”均借助於中華民族宗法制的框架,得益于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強烈的內聚力,其目的是在異質環境中,團結互助,防範欺淩,聯絡感情和互通資訊,以求得立足、生存和發展。
其次,從心理學上來說,人隸屬於一個易於確認的群體,這是人類的一種基本需求。與其他民族相比,華人更固守著這個傳統。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裏的地域性結合,實際上是建立在命運共同體關係上的社會性結合,由父子、夫婦、長幼的血緣家庭關係延伸出的君臣、朋友的社會關係。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德伯雷在《海外華人》一書中寫道:
“正是這種對大陸共同的依戀使他們依然是中國人,極為謹慎地甚至暗中延續一種中國社會的結構,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有等級的組織,一種內部法律,一種道德以及在漫長的流亡中所獲得的商業傳統。”[02]
濱下武志在分析華僑的這種心理特點和行為方式時指出:“華僑基於空間認識所產生的身份認同,首先是對出生地和故鄉抱有強烈的鄉里意識。這種意識,既是個人對於故鄉所抱有的歸屬意識,更是在移民國家的生活空間裏,不可缺少同鄉之間的相互扶助,因而這種歸屬意識得以不斷再生。”[03]
在華人華僑社會裏,這種關係的實現可以通過這種擬制的家庭關係,使移民聯繫的網路得以擴大。所謂擬制的家庭關係指的是一種非血緣的,但是由於共同的祖先、風俗、傳統、記憶而構成的一種獨特關係。雖非個體真實小家庭,卻勝似大家庭大家族的關係。最初的同鄉會的產生便是這種文化的結果。華人社團的出現擴大了華人華僑社交的圈子,作為一種更為確實和安定的關係網,加強了彼此之間及與外界間的團結互助與合作。特別是早先的華人華僑,懷有強烈的民族歸屬意識,這種民族歸屬意識不斷強化著他們自我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當擁有此種情感的移民越來越多,形成勢力時,各種以地緣、血緣、業緣關係為紐帶的“行會”就應運而生了,社團組織儼然成為其認同情感的橋樑與歸屬之處。
三、華人社團與華人華僑文化認同的建構
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事件,華人社團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盡相同的,但是其起到的凝聚人心以及溝通交流的功能卻是同一的。
一)近代民族主義思潮是早期華人社團活動的催化劑,反之,華人社團的存在也是近代華人華僑民族主義情感的依附所在近代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源起於西方列強的侵入,是中國人抵抗外侮的精神動力,亦是國家爭取獨立、主權和尊嚴的強烈訴求。樸素的愛國、愛鄉感情,以及在海外新式知識份子鼓動下的現代民族主義思潮充當了早期華人社團活動的催化劑。當時社團中一些肩負使命責任的精英人士做了大量的“開啟民智”工作,通過教育培訓的手段,喚醒當地華人華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情結,使得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到社團中來。所以,華人社團最初形成與發展是以民族主義為原動力,由睿智先進的中國人引導建立的一群關注國家命運的共同體組織。近代先知先覺的許多華人華僑,其對於中國政治命運的關切,便是經由革命黨人的推動形成了一種群體的自覺。
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黨人在海外華埠成立保皇會。保皇維新論在華埠風靡一時,各埠保皇會數以百計,成員數十萬。如康有為所言,“凡百七十餘埠,遍於五洲,會眾以數十萬計,豈吾所及料哉!”[04]1905年,孫中山等興中會成員流亡日本,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其分部組織相繼在東亞各埠建立。數年間,迅速取代保皇會,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社團。
利物浦是華人僑居英國的最早落腳點之一。利物浦的致公堂就曾與孫中山合作,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突出貢獻。抗戰前後,英國華人的社團活動進入一個高潮。以留英學生和知識份子為中堅,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和平組織、以巴黎為中心的歐洲華僑抗日組織,以重慶為中心的中國民間抗日團體,都紛紛在英國華人當中設置分支機搆及吸收會員,使英國華僑投身于廣泛的抗日動員當中。一些老的華僑團體,如四邑會館、互助工團、致公堂等,也紛紛在抗戰中出錢出力。英國華僑社團的早期歷史說明,家國同構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使建立在血緣、宗族、地緣關係上的華僑社團構成英國華人社團的主流。
而處於英國社會的底層地位也很自然地使華僑將個人前途與祖國命運相聯繫,“中國政治”是刺激英國華人社團活動的出發點,民族危機空前提高華人社團在華僑當中的凝聚力與號召力,民族主義是英國華僑團體得以產生和發展壯大的精神動力。[05]從這個意義上說,跨國政治動員的有效性基於具有民族國家意識的華僑社團———這一海外民族主義載體,若失卻了與祖國政治、法律、情感聯繫的華僑社團的存在,海外華僑的民族主義便無所依附。[06]
二)當代華人社團成為培養新一代華人華僑民族情結、傳播中華文化、傳遞鄉音鄉情的基地如果以“拓荒史、革命史”來形容老一輩華人華僑的歷程的話,那麼新一代的華人華僑則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強盛而獲得相應的尊重。隨著華人華僑在海外生存環境的變遷以及華人華僑自身構成的變化,一些以政治、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為紐帶的新型的海外華人社團也應運而生。與前輩相比,新生代華人華僑對祖籍國的感情漸趨淡化。如果說老一輩華人華僑對於祖籍國保持著的是一種濃烈愛國情結的民族認同感的話,那麼新一代華人華僑對於祖籍國有的只是殘存的模糊認知。所以,尊重並重視傳承以血緣、地緣、業緣的組織尤為重要,因為這類的華人社團仍是凝聚海外華人華僑,尤其是新一代華裔的核心紐帶。一項調查表明,在考察新生代華人華僑具備的祖籍國認知性上,對於中華文化的認知程度是其祖籍記憶的重要參考指標。例如,在東南亞各國中,馬來西亞華裔新生代對中華文化的認知程度最高,他們基本上都見過舞龍舞獅,知道劃龍舟、祭祖先等帶有祖籍地傳統文化色彩的活動,對于中華文化所包涵的內容,如傳統歷史文化、民間民俗風情、民族器樂、書法國畫、民族服飾、飲食茶藝、武術象棋等等,90%
的人表示有興趣而想瞭解,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了“很有興趣”,不瞭解也沒興趣的人僅有
5%一10%。[07]這些對於中華文化的強烈認知,除了家族式血緣論的倫理思想灌輸外,顯然與華人華僑在中國繁榮強盛的大環境下,表達出的民族自豪感不無關係。雖然,只是殘存的“祖籍記憶”,可是這種記憶卻與“國族認同”互為表裏。一方面,華裔族群的形成其實就意味著華人華僑將自己類別為同一性質的人。這些人都保留著對於祖籍國的記憶和想像;
另一方面,這類的記憶和想像促成、維持甚至強化成員的國族意識。“祖籍記憶”其實亦是新一代華裔構建其國族認同的基礎。所以,當代的華人社團除了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與祖籍國構建聯繫外,仍應重視以傳統的親緣、地緣為主組成的社團在傳播傳統文化,傳遞鄉音鄉情,建構華裔族群的愛國情結上的價值,且這種價值更需要在當代社團組織中延續發展。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曾言:處理海內外同胞要研究“根”文化。“根”文化是一種涵括語言、鄉情、民俗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綜合體,“根”文化的本質其實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運用。
首先,漢字語言文化是海外華人華僑文化精神的基礎。漢字作為中華民族最主要的文化載體,幾千年來始終流傳並經久不衰。漢字不僅以會意的形體特徵影響著中國人直觀的思維方式表達,而且作為承繼久遠的交際符號維繫著中華文化的綿延不絕。在華裔社會的現實生活中,新一代華裔被泛稱作“香蕉人”。這樣的一群“香蕉人”在中西文化的“夾縫”中苦苦掙扎,成為兩頭夠不著的“邊緣人”。
要尋找到迷失的“自我”,就需要找到自己的根。而弘揚中國文化,營造學習中國文化的機會,讓“學習中國文化”成為年輕華裔的理性選擇,這些都需要華人社團通過積極推進傳統文化、華語修習教育來維系華人華僑中華文化的傳承,讓更多華裔從“香蕉人”的迷茫中找回自己“芒果人”的身份。當代華人社團已認識到華文教育不僅是華僑華人維繫與祖籍國聯繫的紐帶,而且漢語作為一種語言工具,在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提高競爭能力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為此,海外華人社團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興辦各類學校,學習漢語,通過漢語學習來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各社團還積極推動所在國和中國開展文化教育的交流合作,使華文教育獲得更大的發展。
其次,以“五緣文化”為紐帶激發新一代華裔對祖國的情感認同。所謂“五緣文化”,就是對以親緣、地緣、神緣、業緣和物緣為內涵的五種關係的文化研究。比如有了宗緣關係就有了宗親會、校友會等海外社團;
有了地緣關係就有了同鄉會等海外社團組織;
有了業緣關係就有了茶文化、酒文化、葡萄節、信鴿協會等海外社團組織;
有了信緣關係就有了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海外社團組織。這些社團組織的覆蓋面不僅是一個地區、某個國家的範疇,許多組織已經遍佈全球。“五緣文化”是中國人社會結構和人際網路的客觀存在,並潛移默化為大國小家統一融合的粘合劑。“五緣文化”雖是歷史的產物、屬於一種舊式的傳統型組織,甚至夾雜些封建迷信、因循守舊之處,可是其於新一代的華人華僑的影響力仍是
異 常 強 大。這與它的積極變革不無關係。
如,這類社團認識到社會化進程中,需要更多的新鮮血液,於是他們從全球化視野的角度考慮,涉足經濟領域,積極吸引越來越多的新一代華裔,促進新老領導層交替等等。新式的社團以“五緣文化”為依託,適應社會的變革,不僅開拓了華人華僑經貿交流的管道和途徑,更為強化了新一代華人華僑的民族自豪感。
“敘鄉親、增友誼、談合作、謀發展”,這是海外華人社團加強同祖籍國聯繫的宗旨。在全球化的今天,海外華人社團不僅是華人華僑與祖籍國經貿交流的橋樑,更成為華人華僑海外民族情結的歸依之處。重視華人社團,對於今日的海外統戰工作的開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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