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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
作者王善軍，1966年生，河北大學出版社副編審。
“古代中國普遍的宗教即是家族社會之宗教”，宋代作為宗族組織的奠基階段，在宗族祭祀方面逐漸形成並確立了適應當時社會世態的新體系。主要表現是，祭祀物件重在始遷祖以下的歷代祖先，祭祀方式則以祠祭和墓祭為主。宗族祭祀的核心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決定了宗族祭祀，宗族祭祀又加強了祖先崇拜觀念。因而，宗族祭祀具有收族的功能，起著強化族權的作用。同時，宗族祭祀還對宗族文化產生重要的影響，從而也是影響中國傳統社會基礎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影響古代人們精神生活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宗教。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祖先崇拜從人類早期的一種原始信仰，經過儒家的理論闡釋，又經過歷代統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宣導和扶植，無論從儀式形式，還是從思想內容上，應該說都具有了宗教的特徵。所以，早在半個世紀之前，高達觀在他的著作中即已指出：“古代中國普遍的宗教即是家族？社會之宗教，全族人眾均崇拜共同的祖先，所以家族是一個宗教的團體。”當然，如果與其他的宗教相比，中國古代的祖先崇拜並不完全符合它們的模式，而是具有自己的特點。這主要是由於各宗族有各宗族的祖先而沒有共同的崇拜物件，儀式形式也難以完全一致，因而這種“古代中國普遍的宗教”是紛雜多變的。也許正因如此，這一問題長期以來並未引起學術界的深入研究，其研究現狀與它在人們精神生活中的廣泛影響很不相稱。有鑒於此，本文擬以宋代為例，從宗族祭祀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以期能夠拋磚引玉。
一、宗族祭祀的物件宗族祭祀是建立在祖先崇拜基礎上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又是加強祖先崇拜的一種很重要的手段。在宋代理學家看來，祭祀是社會性的人不可缺少的一項標幟。程頤就說：（《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正中書局1946年版。）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雖然祭祀物件以祖先為主，但人的祖先是無窮無盡的，如果沒有世代限制或其他限制的話。所以，宗族祭祀的祖先，是有選擇的祖先，而不是所有的祖先。
這個選擇，首先就是世代的選擇。宋儒關於宗族祭祀世代的議論很多，但卻是各有主張，極不一致的。李覯主張：“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程頤主張根據祭祀的情況區別對待祭祀的世代：“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常祭止于高祖而下。”而朱熹的主張則是，祠祭只能祭及四世，即高祖、曾祖、祖、禰。有人曾經問他：“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只祭四代，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他回答說：“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拋開宋儒的議論和主張不管，讓我們來看一看宋代現實社會的具體情況，問題就會更？為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薦獻飲福。”加清楚。光澤縣的李呂宗族，“聚族千指，這個宗族合族祭祀的物件是遠祖。俞氏宗族，“每歲寒食，主祭者率子弟各執事，自始祖而？下合祀焉。”
南宋人陳藻曾敘述過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今人”嘗未始有田者，古墳一丘，而十數代子孫歲醵以祭。”十數代子孫在一起共同祭祀，其物件也必定以十數代以上的祖先為主，這是毫無疑問的。宋末元初遷居剡源的戴氏宗族，其新建祠堂的情況則更能說明問題：“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從宋代的這些實際情況可以看出，宋代宗族祭祀物件的世代一般是始遷祖以下的歷代祖先。宋代宗族除了要祭祀自己的祖先以外，還要祭祀其他的一些神靈，如土地、山川等自然神。另外，各宗族還往往有自己宗族的發家神話，在這些神話中對宗族發家起過重要作用的神靈，往往也成為宗族祭祀的對象。如周密所記其宗族的情況：其祖先遭靖康之難，為金人所追，藏于一古祠的佑聖神像下得生，又賴佑聖神的保佑，全家不失一人。因而周氏“世事佑聖甚虔。凡聖降日，齋戒必謹。蓋以答神庥詔子孫。”不過，這些祭祀只是宗族祭祀的陪祭而已，說明宗族信仰具有一定廣泛性的特點。
《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李覯：《李覯集》卷一三《教導第四》。《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朱熹：《家禮．附錄》。周必大：《文忠集》卷七五《澹軒李君呂墓誌銘》。《洪慶庵記》。陳藻：《樂軒集》卷八《大宗小宗》。戴表元：《剡源集》卷二三《遷奉祠堂文》。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二《事聖茹素》。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
3期
宗族祭祀的方式宋代由於是建立在長期戰亂的唐末五代之後，許多封建禮儀已被紛亂的社會生活所衝垮。因而，在宋王朝建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宗族祭祀在各地各族之間顯得很不一致，並且大多很不“完備”。北宋中期以後，由於社會穩定，各宗族逐漸講究祭祀的儀式，也由於士大夫們致力於重整封建禮儀，所以逐漸形成了以祠祭和墓祭為主的宗族祭祀形式。一祠堂與祠祭。我國古代的祠堂，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專祀歷代有功德於當世或後世的先賢名臣。“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為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于人心之去思。”唐代大詩人杜甫所吟“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指的就是成都的武侯祠。宋朝時，這種祠堂甚多。為保衛宋政權堅守城池而戰死的武將文臣，“事平得即祠其所”。
宋代許多有惠政的地方官，也得到了當地百姓的建祠祭祀。范仲淹“凡宦遊，人懷其惠，莫不有 祠”。韓琦判大名府，當地人民“相與立祠于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
另一種是專供宗族祭祀的祠堂。這在宋代資料中又叫宗廟、家廟、影堂等等。司馬光對歷代宗族祠堂的發展演變曾有過如下的論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
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複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廟制遂絕。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在宋朝，祠堂的興起有一個過程。宋仁宗慶曆元年郊祀，為推恩百官，頒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但“舊式”是一種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清楚。所以，“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直到皇祐二年，才在宰相宋庠的請求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
儘管如此，士大夫們仍感到沒有具體的模式可依。至和年間，文彥博知長安，訪得唐代杜佑的舊廟，並于嘉祐元年“仿而營之”，才算是高級官員按朝廷規定建立家廟之始。在此之前，民間根據自己宗族實際情況創立的祠堂卻已經陸續出現。據《穆參軍集》記載，任載的兒子康懿公為了祭祀其先，特建一堂供奉任氏先人，取名為“家祠堂”。“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煌遺像，堂堂如生。宗屬以之視瞻，精爽以之馮憑附，祀有所不漬。”任氏的家祠堂一返“前代私廟並置京師”的做法，“而複設于居裏”。
穆修稱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八《韓魏公祠堂記》。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一六《歐陽監丞祠堂記》。范仲淹：《範文正公集．褒賢祠記》卷一《池州範文正公祠堂記》。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八《韓魏公祠堂記》。司馬光：《傳家集》卷七九《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文公先廟碑》。
贊此家祠堂說：“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雖然它的建立時間記載欠明確，但從《穆□□□參軍集》作者生活的時代，穆修為大中祥符二年進士，卒于明道元年以及文□中的“今上之元年”、“六年春”等語詞來看，這個祠堂不是建于宋真宗咸平六年，就是宋仁宗天聖六年。
石介在慶曆元年以“庶人”的身份，“緣古禮而出新意”，“推神道而本人情”，“自為之制”，“于宅東北位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郭夫人、馬夫人、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人居焉”，名之曰“祭堂”。由此可見，早在宋仁宗下詔許立家廟之前，宋代社會上的宗族祭祀已由士庶皆祭于寢向建立祠堂祭祀過渡。
北宋中期以後，祠堂逐漸在社會上推廣開來。至南宋時期，朱熹撰寫《家禮》，將祠堂列入了首要的地位，這就更使其在社會上日益普及了。在祭祀時節方面，祠堂興起前的寢祭和祠堂祭祀都是以四時祭最為重要。所謂四時，是指採用唐代周元陽《祀錄》中的說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為四時祭之節。”
除了四時祭之外，平常的祭祀或儀式也十分繁瑣。如朱熹《家禮》中對祠堂所作的規定：“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從南宋時期開始興起的浦陽鄭氏宗族，其《規範》中的第一條，即是：“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俗節必薦時物，四時祭祀，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可見，朱熹《家禮》的規定對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
有關各種祠堂祭祀的具體的繁文縟節，北宋大臣韓琦晚年時曾“裒取古今祭祀書”七種，“研詳累月”，“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後人稱為《祭儀》”，由於它“最為得中”，在當時“識者多用之”。可惜現在已不得其詳。二族葬與墓祭。中國古代盛行土葬。宋儒認為：“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子孫者，父祖遺體之所傳也；墟墓者，父祖遺體之所藏也。”“孝子之事，莫重於葬。”土葬的地點，往往是宗族成員所共同具有的墓地，這就形成了族葬制度。
族葬制度的起源很早，原始社會的氏族組織即已有之。至周朝時期，隨著宗法制度的發展，族葬制度既嚴格又完備，昭穆分明。秦漢以後，在周朝宗法制度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唯有族葬制度得以較好地沿襲下來。誠如元人趙炳所說：“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逖屬，宗法之遺意也。”
宋代穆修：《穆參軍集》卷下《任氏家祠堂記》。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九《祭堂記》。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韓琦：《安陽集》卷二二《〈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避暑錄話》卷上。司馬光：《傳家集》卷六五《葬論》。劉宰：《漫塘集》卷二二《洮湖陳氏義莊記》。□劉：《彭城集》卷三七《故將仕郎郡守太子中允致仕賜緋魚袋蔡君墓誌銘》。謝應芳：《辨惑編》卷二《擇葬》。趙炳，原書作“趙忠湣公”。查《元史》卷一六三《趙炳傳》，趙炳諡忠湣。可知，“□”為“炳”之誤。
民間雖“有所謂火化者”。但在宋政府的禁止和宋儒以葬為孝的宣傳下，社會上盛行的仍是聚族土葬。如，“開化縣宇之北有丘墟隱然，域以垣塹，江氏族葬其中。”四明汪氏，“俞村之墓，始於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于左右者，凡十餘所，迨今百七十餘載矣。”族葬對宋人有著很強的吸引力，他們或是世代相聚，保守祖墓，或是遠遊在外，死後亦不辭千里，歸葬先塋。如，永樂姚氏，“族聚百餘口，曆三百年，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想離散。”“金鄉縣民李延家，自唐武德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結廬守墳墓。”
夏縣司馬氏宗族“祖墓迫隘，尊卑長幼前後積若干，喪久未之葬”，司馬潔悉舉而葬之。”李植曾“隨範文正公西征，官至右侍便“履行祖墳之西，相地為新墓禁”，死後仍“葬于澤州晉城縣五門鄉，從先塋也。”張方平在論“不孝之刑”時說：“雖父母亡沒而鄉里有宗族墳墓，輒於別所立產而居者，無問尊卑，並削其官爵，投棄遐繳，雖經霈澤，不在原釋。”
族葬不僅僅是宗族成員葬在一起，而且還必須按一定的組合規則來埋葬。也就是宋人所說的“以昭穆序葬”。具體情況究竟如何呢？金末元初人趙炳曾“參酌時宜”，繪有《族葬圖》，並作《圖說》一篇，可供參考。文中曰：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為始祖。不別嫡庶，孫不敢即其父。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以其班也。昭與昭、穆與穆並，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
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其夫，崇正體也。妾從，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系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為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夭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正因為宗族對其墳墓是如此地重視，所以一般都派專人看守。
永樂姚氏，“專以一人守墳墓，雖度為僧，亦廬墓側。”從宋人的記載來看，宋代最盛行“守墓以僧”。
《宋史》卷一二五《禮志二十八》。程俱：《北山集》卷一九《江氏小山祖墓記》。樓鑰：《攻集》卷六《汪氏報本庵記》。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四《忠孝》。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己巳。司馬光：《傳家集》卷七九《贈衛尉少卿司馬府君墓表》。李俊民：《莊靖集》卷八《李氏家譜》。張方平：《樂全集》卷一二《不孝之刑》。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二。 謝應芳:《辨惑編》卷二《擇葬》。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一七。陸遊：《放翁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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