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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姓氏文化
古人雲：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追根溯源、尋根問祖的傳統，體現了華夏兒女的民族自尊、歷史自重和文化自信。這種傳統有許許多多的表現，其中一項就是對姓氏文化的重視。在中國，姓氏不僅是社會成員稱呼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標明家族來源和血緣關係的一種文字符號；不僅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與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緊密相連。
中國姓氏文化的悠久歷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國家。在距今約3400年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經有明確的姓氏文字。如果從古史傳說算起，華夏先民開始使用姓氏時間可往前推到原始社會後期，歷史至少在5000年以上。相比之下，其他文明古國如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的人們都只有名而無姓；英國的貴族到11世紀開始使用固定姓氏，平民到16世紀才普遍使用姓氏；義大利各城邦國家在19世紀開始使用，日本平民在19世紀70年代開始使用，泰國、土耳其等國家甚至在進入20世紀後才開始使用。
中國姓氏的出現，是原始社會後期社會發展的產物。在原始社會的舊石器時代末期，華夏先民開始擺脫原始群狀態，進入氏族社會。當時的人們對種族繁衍規律有了一定認識，為制止亂倫、亂婚等現象，氏族實行族外婚制，並確立了區分各個氏族的圖騰符號。後來，圖騰符號逐漸演變成了能夠更直接表明氏族世系的稱號——姓氏。伏羲“正姓氏，通媒妁”、女媧“定姓氏以判萬民”等傳說，就是對姓氏起源的描繪。在氏族社會，姓和氏是分開的。姓用於指稱源于同一始祖、具有共同血緣關係的人，而氏用於指稱某個具體氏族中的人。由於最初的氏族社會是母系氏族社會，因此正如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所說，“姓，人所生也……從女從生”，中國最古老的姓大都帶有“女”字，如姬、薑、姒、媯、姞、妘、婤、姶、嫪等。氏則通常按其居住地或某種動植物、無生物來命名，如作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黃帝姓姬，號稱軒轅氏、有熊氏、天黿氏，炎帝姓姜，號稱連山氏、烈山氏。
約西元前21世紀，夏王朝建立，中國開始進入奴隸社會。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文明日臻繁盛並形成獨特風格的歷史時期，也是中國姓氏快速發展和逐漸成熟的歷史時期。特別是西周以後，隨著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實行，形成了一套嚴格的姓氏制度。當時，姓氏只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奴隸主貴族才有，平民、奴隸往往有名字無姓氏。姓和氏仍然分開使用，姓的功能在於“明血緣”、“別婚姻”，配合實行“同姓不婚”制度。姓的數量比較有限，而且主要用於稱呼女性貴族。男性貴族雖然有姓，但更多的是用氏來稱呼，氏的功能在於“標身份”、“別貴賤”。相傳周公旦兼治天下，先後分封了71國，其中姬姓有53國。同姓貴族通過氏來標明宗法身份，即《左傳．隱公八年》所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氏的命名方式有許多種，有的以世系為氏，如諸侯之子以公子為氏、公子之子以公孫為氏、公孫之子以祖父之字為氏；有的以封國為氏，如姜太公因被封于齊國而稱齊氏；有的以采邑為氏，如商鞅本姓姬，按世系稱公孫鞅，被封于商地後按采邑稱商鞅；有的以官職為氏，如司馬氏、司徒氏；有的以居住地為氏，等等。因此，氏的數量明顯超過姓的數量，《左傳》稱春秋時期“某氏”者有654處，而據明末清初顧炎武《日知錄》所載，春秋時期的姓卻只有40多個。
西元前
221年，秦王朝結束戰國分裂局面，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隨著奴隸主貴族宗法統治的解體，與之相應的那套姓氏制度也被廢除。姓氏不再作為標榜貴族身份的標誌，一般平民也開始有了自己的姓氏。姓與氏之間的區別逐步消失，合而為一。到了漢代，中國姓氏制度基本趨於穩定和普及，每個家族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孫後輩代代相傳。此後各個時代，中國姓氏在數量上增減損益，在稱謂上承變相交。據統計，漢代王符《潛夫論．志氏姓》、應勳《風俗通．姓氏篇》各收姓氏
500個，唐代林寶《元和姓纂》收姓氏1404個，宋代鄧名世《古今姓氏辨證》收姓氏2101個，鄭樵《通志．氏族略》收姓氏2288個，邵思《姓解》收姓氏2568個，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收姓氏3766個，明代淩迪知《萬姓統譜》收姓氏3557個、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姓氏4657個，清代張澍《姓氏五書》收姓氏5129個。2010年祖國大陸出版了一本《中國姓氏大辭典》，收錄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絕大多數漢字姓氏，數量竟達
23813個。其中，單字姓6931個，複姓和雙字姓9012個，三字姓4850個，四字姓2276個，五字姓
541個，六字姓 142個，七字姓39個，八字姓14個，九字姓
7個，十字姓 1個。
中國姓氏文化的豐富內涵
回顧中國姓氏文化史，可謂浩瀚無垠、頗為壯觀。每一個姓氏背後，都有年深月久的歷史和極其豐富的故事。中國姓氏文化，不僅直接地體現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特點，而且也形象地記載了中華民族交流融合、生成生長的歷程。
中國姓氏文化是中華社會發展的生動寫照。姓氏是各個時代的產物，因此反過來也可以用於考察各個時代的情況。早在原始社會後期，華夏大地上就開始了姓氏創制。姓氏的出現，反映出華夏先民們對“同姓相親，其生不蕃”規律有了正確認識，標誌著婚姻制度的巨大進步。到了周代，姓氏數量迅速增多，反映出周朝統治者實行大規模分封的史實；同時，姓氏命名和使用的嚴格規定，又說明了周朝社會各個階層森嚴的等級制。秦漢時期，姓氏合而為一並且得到普及，反映出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大一統的需要。此後各個朝代，姓氏數量總體上呈現持續增多趨勢，創制命名方式更趨多樣。按照宋代鄭樵《通志．氏族略》歸納，宋代姓氏的來源已達32種之多，或以封國為姓氏，如虞、夏、商、宋；或以采邑為姓氏，如崔、盧、鮑、晏；或以居住地為氏，如嵇、蒙、橋、潁；或以世系為氏，如公子、公孫；或以官爵為氏，如王、侯、太史、司馬；或以技藝為氏，如巫、卜、陶、屠；等等。分析姓氏的來龍去脈，猶如品讀一部百科全書，可以直接間接地瞭解各個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情況。
中國姓氏文化是中華民族融合的有力見證。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大家庭，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從未間斷。這在姓氏文化的發展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以中華民族的先祖之一黃帝族為例，相傳黃帝族早先是居住在今陝北黃土高原上的一個氏族，後來發展為一個包括25個氏族、12個胞族的龐大部族集團。在此期間，黃帝族的姓氏從單一的姬姓擴大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等12姓。不難看出，在中華民族起源階段，民族融合和姓氏發展就如影隨形、關係密切。在此後的數千年裏，中華民族的融合更加頻繁、更加緊密，姓氏在其中的作用更加凸顯。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賜姓、改姓等現象。據傳，“賜姓命氏”在虞舜時就已出現，不過大規模的使用還是在後世。在封建社會，賜姓是歷代帝王維繫統治的一種慣常手段，客觀上有效促進了民族融合。如在唐代，文武大臣因功受賜國姓李氏的，不僅有徐、安、杜等漢族姓氏，而且有鮮于、阿布、阿跌、舍利、朱邪等少數民族姓氏。又如明代七下西洋的鄭和，本是姓馬的回族人，因隨明成祖起兵有功而被賜姓鄭。改姓的情況也很常見，如北魏孝文帝在鮮卑等少數民族內部推行姓氏漢化政策，帶頭將自己的國姓拓跋改為漢姓元，又將早期追隨拓跋氏開創北魏王朝的99個鮮卑部落姓氏改為漢姓，包括烏蘭石氏改烏氏、步陸孤氏改陸氏、獨孤渾氏改杜氏等。可以說，中國姓氏發展是中華民族融合的結果和佐證，也是其載體和媒介。不論是漢族還是各少數民族，都對中國姓氏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據統計，目前仍在使用的中國人姓氏超過7000個，漢族姓氏和少數民族姓氏大約各占一半。
海峽兩岸姓氏文化的深厚淵源
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其他許多方面一樣，海峽兩岸的姓氏也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關係。臺灣的絕大部分姓氏都來自祖國大陸。據統計，臺灣目前有姓氏1989個，其中單字姓1417個，複姓533個，三字姓34個，四字姓5個。臺灣人數最多的十大姓氏為陳、林、黃、張、李、王、吳、劉、蔡、楊，除林、蔡
2個姓氏外，其餘
8個姓氏也同樣位列祖國大陸的十大姓氏（王、李、張、劉、陳、楊、黃、趙、吳、周）。在臺灣前
100個姓氏中，則有75個位列祖國大陸的前
100個姓氏。因此，海峽兩岸的姓氏不僅在具體稱謂上存在高度的重合性，而且在人口分佈上也存在很強的同構性。
海峽兩岸姓氏的密切關係經過數百年的積澱，已經牢牢鑲嵌在臺灣同胞的精神深處。在臺灣，許多姓氏都建立了宗祠，用於記錄本姓的發展歷史、紀念同姓的傑出人物，而且通常都撰有姓名聯，如臺北市陳氏大宗祠的“三君翊漢光喬梓，二阮扶唐駕竹林”，台南市吳氏大宗祠的“八閩孝子裔，三讓帝王家”。臺灣的不少人家凡遇紅白喜事，就在門口掛出標有本姓出處的燈籠，如潁川陳、南陽張、天水趙、太原王、汝南吉、京兆杜之類。臺灣的鄉村大多按照以姓冠村的方式命名，如謝厝寮、三姓寮、劉厝、張厝、錢厝坑、江厝店、許厝港、何厝莊等，村名直接體現了該村的姓氏結構或來源……如此種種，都體現出臺灣同胞對祖國大陸淵源的認同、尊敬和懷念。這種情感曆久彌堅，即使遭遇外敵入侵也是不會輕易割斷、中止或轉變的。19世紀末日本侵佔臺灣後，強令臺灣人民改漢姓為日本雙字姓。臺灣人民竭力保留自己的民族傳統，或用堂號取代原姓，如陳改為潁川、王改為太原；或採用歷史典故改姓，如劉改為中山；或採用名人佳句，如李改井上(出自孟子名句“井上有李”)。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由此可見一斑。寶島光復後,
臺灣人民不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都迅速恢復了原來的漢姓。
姓氏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又是現實存在的紐帶。海峽兩岸同胞名同姓，姓同源，源同宗。人人皆有、代代相傳的姓氏符號，根同一系、本自一源的姓氏文化，把海峽兩岸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不僅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必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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